前言：本文出自挪威登山家 Peter Wessel Zapffe 之手，原作为挪威语，于1933年被译成英文版，本文完全由英文版转译而来。

Peter Wessel Zapffe

I

一个往昔的长夜里，一个男人醒来，审视自己的存在。

他看到自己在天穹下赤身裸体，困在形躯中无处可去。一切事物都在他的审视下分崩离析，思虑叠着思虑，惊惧伴着惊惧，在他的脑海中融化开来。

然后女人也醒来了，说他应该去杀戮饮血。于是他带上弓和箭——这是他慧心巧手的造物，在星夜下离开。但当野兽到达他意料之中的饮水点时，他不再能感应到这猛虎与他血肉的羁绊，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链接所有生命的苦难，如手足情谊般情感的伟大赞歌。

那天他没有满载而归，当他们在下一次新月找到他时，他已经坐着，在那个水塘边死去。

II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是一次对生命整体的僭越，一个生物学上的悖论，它令人作呕，荒谬至极，对天地的不仁言过其实。生命冲出了它的轨道，把自己炸得稀碎。一个物种被其精神武装得过于沉重，精神同时又是他存在的威胁。这武器如同一支无柄无把的利剑，其双刃能砍断世间的一切。但试图挥动这把宝剑的人只能紧握它的剑刃，也必然将两锋之一对准他自己。

尽管有了崭新的眼光，男人依然困于红尘，他的精神打着旋抵达这个世界，屈服于世界盲目的戒律之下。他可以把尘世当作一个局外之人，将他自己与一切现象作比，又看穿它们，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他是天地间的不速之客，徒劳地伸出双臂祈求与上天和解：天地不再回答，它先为他展现神迹，又对他素昧平生。他失去了在世上安身立命的权限，他吃下了智慧之果，被逐出了伊甸园。他在能在近似的世界中驱使力量，但他用灵魂和谐、清白纯真、内心平和来换取力量的同时，也受到了力量的报应。

于是他站立着，伴着他的所见，被宇宙所抛弃，陷入思虑与惊惧之中。野兽也懂得恐惧，那恐惧来自暴雨雷电和狮子的利爪。但男人的恐惧指向生命本身——确切说来，是指向他自己的生命。生命——这让那个野兽得以发挥它的力量，它是体温，是竞争，是冲突也是饥饿，最终也要屈躬于自然之律。对于那个野兽来说，苦难是闭环的，对于那个人类来说，苦难戳穿了这个空洞，让他进入对世界的恐惧与对生命的绝望中。

即使是一个孩童走入生命之河，死亡瀑布的咆哮也会穿过千岩万壑，朝他扑面而来，以满足的姿态撕裂一切。男人俯瞰大地，俯瞰这个吐雾吞云的巨兽；当大地呼气时，愉悦的生命从它的各个毛孔涌出来，追逐着日光，而当大地吸气时，撕心裂肺的呼啸穿过万物，尸体如冰雹一般溅落。他不仅可以看到今时今日，他的墓地也在凝视下扭曲变形，沉没千年时光的哀诗以苍白腐坏的形态在他面前哭号而过，地球成为了万物母亲的梦。未来的帷幕落下，揭示着它自己不过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噩梦，一种有机质料无意义的浪费。亿万人的痛苦以他的同情心为门户一拥而入，嘲笑着他对公义的要求，嘲笑他最深邃的，对道义的渴望。他看到自己在母亲的子宫中涌现，他朝着天空举起手，看着手掌上伸出的这五个分叉；这分叉的恶魔数“5”从何而来？与我的灵魂又有何关系？他的身体对他来说不再一目了然——他以极度的恐惧触摸自己，这就是你自己，这是你横向而非纵向的延续。他的身体盛着他昨天的一餐，这顿饭昨天还是一只横冲直撞的野兽，被我吃下之后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那我又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呢？所有事物都被因果联系起来，所有他想要触及的，都在他审视的目光下消解。

很快，他在爱人身上也看到了宇宙的结构，在他爱人的笑容中——也包括其他的笑容，比如被脚趾磨破而开口大笑的靴子中。

最后他发现，他看到的事物特征只是他本人的特征。没有他，万事万物都不存在，每一个因果都回归于他，世界不过是他话语鬼魅般的回响——他呼天抢地，想要让他和他不洁的一餐都回归地球表面，他感到疯癫的迫近，他想要在失去自尽的能力前死亡。

但正当他抵达死亡之前的一刻，他也掌握了死亡的本质，宇宙向他揭示了未来。他的想象力在死亡的帷幕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可怖的前景，他甚至看到了庇护所不存在时会是怎样的结局。他能辨识出他宇宙生物学的轮廓：他是宇宙无助的猎物，在无名可能性的深渊不断下坠。

自此之后，他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中。

这样的“宇宙恐慌感”对每个人的意识都至关重要。事实上，当这个种族每个个体的精力和体力都消耗在忍耐，传递恐慌情绪，消耗在种族内灾难性的高压中，而一切有效的保护和延续生命的手段都失效时，这个种族似乎注定要灭亡。

一个物种因为过度发展某种能力而变得不适于生存的经验并不与人类绝缘。对于思想来说也是如此，例如有一种远古时期的鹿被认定由于生长了过重的角而灭绝。突变绝对是盲目的，突变可能生效，可能失效，不会对环境有丝毫的眷恋。

在抑郁的状态下，心灵也与鹿角无异，不过都是将它们的堂而皇之的携带者钉在地上而已。

III

那么为什么，人类没有在千年以前，就因疯癫的肆虐而灭绝呢？为什么只有相对较少的一群个体无法承担生命的重担——这压迫是认知所给予——而早夭呢？

从文化历史，也从我们审视自身和他人的角度来说，能给出这样的答案：大部分人学会了依靠人工限制意识边界的方式而存活下来。

如果那只巨鹿能以适当的频率折断它高耸突兀的鹿角，那它或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随之而来的则是感染的炎症，持续的痛苦，因为它背叛了先天的理念，背叛了它的独特性，背叛了造物者之手所赐予它的，那只有角野兽的原型。它在生命的延续中所得到的不义之财，也必将在其生命的意义与伟大中所失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绝望的延续，一次不走向肯定，而走向不断重建的废墟的行进，一个自我毁灭的，违背其天性的径赛。

对于巨鹿与人类来说，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其存在的终结，这即是生命悲剧的悖论。在献身于“认定（Bejahung）”的过程中，最后的“擎天鹿（Cervis Giganticus）”把它血脉的纹章带到了它的终结。而人类自我保全，活了下去。这种保护表现为一种——一言蔽之就是——或多或少的，自我意识对意识过剩所造成损害的压抑。这个过程在我们清醒活跃的时段是持续不变的，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对社会的适应性和一切“日常”得以实现的要求。

精神病学甚至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需要从每个个体的最佳状态来进而确定“健全”和可存续的状态。抑郁，对“死生亦大矣”的恐惧，拒绝饮食等等状况都被视作病态的，也因此需要被治疗的病征。然而，这些现象往往只是冰山一角，它实际要展现的，是对生活更深也更直接的感知，一种根植于反生命天性的思想或感触的苦果。这不是精神生了病，而是精神的保护机制失效了，或者说，是被拒绝了，这个保护机制之娴熟辜负了自我意识的最大潜力。

我们今天放眼可见的生活，由内及外，都陷入了压抑的机制中，社会和个人都是如此；甚至可以从那些家常流俗中追溯到这种压抑。它虽然会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现象，但我们至少能列出四种基本情况，以此组合出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隔离、锚定、分心、升华。

之于“隔离”，我这里的意思是对意识中所有令人惶恐和自毁性的思想或感受进行完全非理性地抛弃。（正如Engström所言，“人本不应思，思考使人痴”。）这个机制有一种完美，甚至是残酷的变体，某些医生的自我保护机制能让他们只见到其专业对应的那部分机理（而非病人的全貌）。这个机制也会退化为纯粹的暴力和混乱，就像在小混混和医学生中一样，以暴力为手段来消除生活中的一切苦楚（如用尸体的头部当足球踢，等等。）

在日常的交流中，隔离表现为一种广泛的，相互缄默的习惯：主要针对孩童，这样孩童便不会一出世就被他们生命的无意义吓退，而是保留其童真的幻想，直到他们的思维能力足以抛弃这样的幻想。作为回报，成人也得以从孩童不合时宜地，对性，厕所和死亡的提问中解脱出来。成年人则自有一套“城府”，有人在公共场合大嚎啕大哭而被警察带走时，这个“城府”的机制展露无疑。

锚定机制也适用于早期的孩童；父母、家庭、街坊自然让孩童无所适从，也因此给予孩童一种保证感。这是我们最初能经历的，也或许是我们对抗这个无可抗力的宇宙时，最开心的体验，这也是争议纷纭“幼时情谊”一个无可争辩的解释；至于这个现象是否被性所“玷污”已经无关紧要。当孩童发现自己的锚定点与其他点一样“未经三思”，又“譬如朝露”时，就会处于一种困惑且焦虑的危机中，这危机迫使他立即环顾四周，寻找下一个锚点。（孩子会说）“到了秋天，我就该上中学了。”如果锚点的转移过程失效，那这样的危机就可能变得致命，或者变成一种我称之为“锚挛”的情况：他抱持着已死的价值观，向他自己和所有旁人极力隐瞒他已经是不可雕琢朽木的事实，这样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其结果就是持续的不安，“自鄙”，过度代偿，坐立不宁。只要这个状态陷入某个特定的种类，就要依照精神分析的方法，完成向新锚点转移的过程。

锚定过程可以被表征为在心灵中找到一个支点，或是建立起自己的心理防壁，行云流水地磨去自我意识的棱角。虽然锚定一般是无意识的过程，但也完全可以是有意而为的（如某人“找到了目标”。）对公众有益的锚定常常让人感同身受，一个人为了其锚点（他的功名事业）而“舍身取义”的故事被社会所崇拜。他筑起了防止自己生命解体的堡垒，而旁人则被建议从他恢弘的堡垒的建设经验中获益。以一种不加三思的形式，也作为一种刻意之举，这种锚定也存在于对那些“放荡”花花公子的劝诫中（“及时结婚，然后尊夫妇之伦”）因此人们为自己的生命建立起了一种必须，虽然这是将自己置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之下，但也得到了神经的缓释，其围城中的自我意识也变得愈加麻痹。在易卜生的作品中，他借《野鸭》中雅尔马•艾克达尔和莫尔维克之口，表现了两个对应的案例（所谓“生命之谎言”）；他们的锚点与社会支柱的锚点除前者在经济上不可能实现外毫无区别。

所有文化都是一个庞大且全面的锚索体系，被基本文化概念构成的穹顶而笼罩。常人的人生与集体的穹顶相伴，他要为自己建立人格，而他建成的人格又或多或少的，与集体的穹顶有沿袭的关系（如神祇、宗教组织、国家、道德、命运、生命戒律、人民、未来）。一个事物其内含的文化概念越是靠近这个穹顶的基础，触犯这些天条就有越大的危险。这个层面一般通过建立刑法典和以诉讼威胁（如审讯、审查、保守的生活取向）来加以保护。

天穹每个部分的承载能力要么取决于它虚伪一面未被公之于众的程度，要么取决于这部分对于社会建构必要性的大小。因此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会支持在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将孩童迎入社会。

每当人们意识到这些构件的虚伪或无必要的时候，人们就会竭力用新的构件（“这稍纵即逝的毕露原型”）取代它们——并由此激起所有精神与文化上的冲突波澜，与经济上的竞争一起，构筑了动态的世界历史。

对物质（亦即权力）的渴望并不主要来自与对财富欢愉的追求，因为没人可以坐两把椅子，也没人可以比他饱腹时吃得更多。相反，财富之于生命的价值存在于其能为拥有者提供丰富的锚点和分心的机会。

对于集体和个体的锚点所在的文化构件而言，当这个构件失效时，如果它的位置越接近穹顶的基础，那个体和集体要面临的危机就越严重。在被外部文化围城所保护的个人内心中，如此的危机是日常而无痛的常事（所谓“沮丧”）；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用锚点耍把戏的现象（调侃、黑话、酗酒）。但在这样的把戏中，一个人可能会戳穿穹顶，跌入现实，场面就会一下子从诙谐变得可怖。我们害怕被他人直视双眼，在这些致命的对谈里，我们能察觉到思绪如何被开动的脑筋所诱惑，而地狱般的后果就潜藏于其中。

如果社会没有巨大的震荡与完全解体（如改革与革命）的风险，那文化天穹最基础的构件就几乎不会被替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会越来越被孤立于其锚定的那个文化构件上，而锚定失败的危险也会趋于增加。后果则是蔓延的沮丧、放纵和自杀。

这个锚索体系的另一个缺陷，就是各种危机实际根植于差异极大的构件中。由于逻辑的上层结构需要以这些构件为基础相互依存，因此就存在不同感受和思想不可调和的冲突。绝望的情绪就可以乘虚而入。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沉湎于毁灭的快乐，他会抛弃他生命中所有的人造结构，并以狂热和恐惧来将生命一扫而净。恐惧来自于所有保护性机制的消逝，而狂热则来自于他终于能无情地自认，并与自然最深切的秘密和谐共处，与他生物学上的存在漏洞，对毁灭倾向的忍耐共存。

我们喜爱锚定，因为它使我们得以保全，但也因为它对我们自由意识的限制而憎恨它。每当我们觉得自己的心灵足够强大，我们就会一起颇有风度地，快乐地埋葬已过期的价值。物质对象在此处以象征意义引入（激进的生活取向）。

当一个人消除了所有他自觉的锚点，只留下那些无意识所锚定的锚点时，那他就能宣称自己的人格已被解放。

另一个被广泛采用的保护模式叫做分心，个人可以通过沉湎于某些感触来转移注意力，从而限制对天地之问的关注程度。即使在童年时代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分心这个手段，孩童也无法承担其存在之重。（孩子会说）“妈妈，我该做什么呢？”一个英国的小女孩拜访她挪威的婶婶，她走进房间问着：“现在如何呢？”，（照顾她婶婶的）护士则会惟妙惟肖，不露声色地回答：“瞧啊，这有只小狗狗！看啊，有人在粉刷城堡呢！”这类现象太过平常，我想不用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分心就是，比方说，就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策略。我们可以把分心比作一个由重型材料制造的，只要想使用就能够飞行的飞行器。这架飞心机必须时时处于高速飞行中，否则浮云便无法给予飞心机足够的升力。飞心机的驾驶员可能会疲劳驾驶，可能会疏于职守，但只要飞心机的引擎出现问题，危机就会转瞬即至。

分心常常是自觉而为之的。对生命的绝望可能就潜藏在不期而至的啜泣中，随时可能爆发出来。当分心的所有可选项都暂不可用后，忧郁就会占据心灵的主导，其程度可以是轻微的冷漠，也可以是致命的抑郁。女性通常更少以认知为导向，所以其自保的机制也就比男性更强大，更适合于使用分心这一手段。

监禁有一个非常可恶的特点，就是它能排除被监禁者大部分可用于分心的选项。同时被监禁者其他的自扰手段也无法顺利施展，因此被监禁者会常常徘徊于绝望的边缘。他之后为了自救所做的一切保全，实际都以生命渴求持续的原则为证。监禁就是要让他进入寓形于宇内的状态，让他除了忍耐这一完全不可忍耐的痛苦外别无所想。

纯粹只是恐惧生命本身的案例大概并不多见，因为精神的自我保护机制娴熟而自然，会在无意识中自动运转，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绝不休止的。即使只是临近的态势中带有了死亡的标记，生命就会在这一点上付出几乎不可持续的巨大努力（来避免人一窥死亡的真实）。死亡总是一种逃避的选项，选择死亡的人无视了其后生命的可能性，作为逃避选项的死亡，其死亡体验也部分受选择人的感受和权衡来决定，某些条件下，死亡也是一种可选的解决方案。如果一个人在殒命时能故作某个姿态（如一首诗，一个姿势，从而得以“站着死”），也相当于做临终的锚定，或一次临终的分心（如奥丝之死），他的死亡命运就不至于满盘皆输。而作为服务于那个瞒天昧地机制的大众媒体，它化死亡于无形又言之有理的能力也从未让我们失望——“最近小麦的降价据信...”

一个人因抑郁而自尽是一种出于精神原因的自然死亡。现代社会对自杀者“野蛮”拯救的伦理，则建立在现代社会对存在天性无知又惊惧的误解之上。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能勉强作出“改变”，无论是在工作中，社交生活中还是在娱乐中。“文化人”的生存需要与他人的联系，需要社会关系，需要在变化中得以进步。即使是千秋大业也无法满足人类，人类非要勇往直前，不断求知，建立功业不可。这种现象被称作“执求”，或是“超人倾向”。当某个目标完成时，“执求”也会迎头赶上；因为“向往”所追求的不是目标本身，而是目标的实现——不是追求一个人生命曲线的绝对高度，而是追求他生命曲线的陡峭程度。任何“渐进乐观主义”的基础在这一主要的心理法则面前都荡然无存。

人类的向往不仅是“奋勇向前”，也是“逃离苦难”。如果我们想要在宗教意义上使用“执求”一词，那只有后者符合它此时的含义。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清楚他们究竟想抵达怎样的境地，但却总能从心底里意识到他们所想逃离的地方，即红尘之泪，即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如果认识到这样的困境就潜藏在精神最根本之处，那么如上所述，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宗教的“执求”被认为是最根本的感受和体验了。相比之下，希望这个概念形成一个神性的标准，背负着自我完满的承诺，则被这些念想置于彻底的悲光之下。

抵御恐慌的第四种手段——升华——是一种转化矛盾而非压抑它的办法。通过文化或艺术上的天分，生活中的所有苦难，都有机会转化成为宝贵的体验。以积极的念头对抗心魔，用扼住心魔喉咙的方式，来完成绘画的、戏剧的、英雄性的、抒情诗的甚至是滑稽的表现。

然而除非最切肤之痛的苦难被其他手段所削弱，或是拒绝了对精神的控制，否则便无法实现升华这一手段。（想象一下：登山者在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是不会想要看深渊的景色的；只有当这种窒息的濒死体验或多或少缓和的时候，他才能安心享受深渊的美景——此时他已经锚定了。）要写就一部悲剧，就必须让自己脱离（或者说，背弃）悲剧的每一分感受，然后再从外部（或者说，从美学的角度）凝视它。顺便一提，这是一个大打太极的良机，从更高级的反讽水平，造就一个最尴尬的恶性循环。此时，人们得以在无数的天性中追逐自我，享受意识在各个层面自我毁灭的能力。

你眼前的这篇文章就是升华的一个典型例子。作者没有在经受苦难，他在看图写话，而这篇作品会被他发表在期刊上。

孤寡女士的“殉难”也是“升华”的一种表现——她们因此获得了存在的意义。

可惜世上的升华似乎是本文四手段中最稀有的现象。

IV

人回归“原始天性”后，是否有可能抛弃这些雀跃和苦难，让我们得以在消灭形役的极乐与爱中对自己和谐共处呢？只要这些生物还能被称作人类，那我的答案就是“不”。必须说明的是，以所谓自然之道生活的人，不过是比我们非自然之道者更接近于那个完美的生物原型。我们人类能够在历次大动荡中保全下来，也是因为得到了我们适度发展的天性的庇佑。这种积极状态的出发点（因为保护机制本身无法创生，仅能阻碍生命的崩溃）只能从身体适应自然发展时的能量，和有益身体的那部分精神1中找到，其困难也恰恰来自于知觉的局限性，来自于血肉的苦弱，来自于我们要为生活和爱情工作的需求。

正是在这片有穷的极乐妙境中，存在着文明技术和生活标准进步的阵线，也正是这样的进步，带来了道德败坏的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认知技能在这场对抗天地的竞赛中退场，精神的失业率也就陡然攀升。科技进步对全体人类承担的价值必须由它对人类精神所贡献的就业机会来界定。虽然这样界定的边界模糊不清，但或许第一个为“剪切”而发明的工具就是上述积极发明的一个典例。

其他的发明只能充实发明者本人的生命；这是对属于人类共享经验的粗暴无情的盗窃，如果发明者反抗审查的否决而将其公开的话，那就应该给予他最严厉的处罚。其他领域中也有同样的罪行，比如用飞行器探索未知的土地。在这样的徇私枉法中，此举摧毁了如果人人守其本分，则本可以造福千万人的体验。2

人类目前生活的热病尤其受这种现象的影响。人类缺乏基于自然的（生物学天性的）精神活动就表现出了，比方说，弥漫于世的分心情况（如娱乐、竞技运动、广播——“时代的旋律”）。而锚定的表现形式则不那么讨喜——所有沿袭而来的，大众的锚定天穹都被批评、焦虑、厌恶、混乱所戳穿，绝望乘虚而入（就像装满了尸骸的特洛伊木马。）精神分析尝试以新颖的方式修改旧制，不过是又从头逃避而已。利用暴力和诡计，以削减人类严重认知过剩的方式，来使人类在生物层面更健康。不论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思想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同样的，这些手段都无法求得最后的解决方案。虽然对自我意识自断经脉可以在短期内保全人类，但也会让人类无法追求到天性的平和，或者说，人类从来就无法获得任何平和。

V

如果我们继续将思绪推向痛苦的终点，那结论就不容置疑了。只要人类仍沉浸在自己昭昭天命般，生物性的胜利的幻想中，那就不会做出本质性的改变。因为人类生活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精神的大气在不断的变厚，那为保护它而诞生的天穹也就会变得越加残酷。

人类将执着于得到新救主拯救与认定的幻梦中。人类认为当许多的救主被钉在树上，在城市中心石刑至死后，最后的弥赛亚就会降临。

然后就会出现这么一个人，他第一个敢于裸露自己的灵魂，将灵魂活生生地暴露在那个对生命最遥远的思考下，暴露在那个关于生命与毁灭大问的思考下。这个人看穿了生活的本质，看穿了无尽的红尘，他的苦难就是全人类的苦难。他浩然的长啸下，所有国家的庸人将不再哭求他千钧的死亡，他的话语如织般笼罩大地，世界回响着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道出的天机：

“- 生命咆哮如流，人间却是死水一潭。

- 毁灭迫在眉睫，汝何时才愿起身反抗？

-尚有一次征服，尚有一顶王冠，尚有一场救赎，尚有一个答案。

-人啊,认识你自己,不再增殖,让世界在你们之后得以休诞。”

就在他说完以后，人们被奶嘴生产者和助产士所领导着，一齐涌向他，用自己的指甲将他活活埋葬。

他就是最后的弥赛亚。正如孩子起源于父亲，他起源于水塘边的那位射手。

Peter Wessel Zapffe, 1933

注： 1 （精神）清澈程度的区别。 2 我如此描述不是想要做什么不现实的改革提议，只是一种从精神分析角度对其原理的展现。

后记：感谢B站用户@小裴yhzlxp让我得以接触这篇文章，感谢豆瓣用户@一块蓝石头与@无限弃绝的骑士在之前所做的翻译工作，本文的英文版取自PhilosophyNow，也曾在S1文史区进行连载。

佛家有言，离经一字，如同魔说，翻译界也有“做翻译就是在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的说法，译者我既不通挪威语，又对本文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反生育主义、现象学等主题只知皮毛，所以注定无法对原文的含义作出全面透彻的解释，只希望能借此翻译开阔各位读者的眼界，而非作为严肃论证、学习的材料，更不应该纳为人生观的一部分。考虑到它成文的时空（1933年的挪威）与我们相隔久远，我们就更要以审视的眼光来看待作者所写的一切。翻译中所大量使用的，一些通俗取巧的表述，都是译者在精心考虑，不会影响原文表意之后才大胆采用，也请各位读者放心按照中文的字面含义来理解。

弥赛亚一词，在各种宗教与神秘学中都有出现，其基本的意思是降临人间的“救世主”，本文所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救世故事。原文作者所秉持的反生育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认为苦难来自于存在，所以为了避免苦难传递下去，我们应该自发地避免自己物种的延续。关于这点作者在文中给出了大量的论证，用巨角鹿的灭绝来暗示我们人类不可逃避的苦难。这是一个在任何场合都非常激进的观点，因为它——显而易见——是反人类的。译者我当然也反对这个观点，仅仅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智能存在缺陷，我们就必须也必将走向灭绝吗？即使这样的缺陷是自毁性的？作者那个年代的生物学和精神现象学不足以提供作者论证所需的证据，即使到今天，我们的知识也不足以让我们做这样的论断，我们对意识和物种在极大时间尺度下的行为两点都知之甚少。译者此处仅列出搜索到的两个科学事实作为对原作者对意识的论断的反驳或补充，其一，其二。

如果抛开反生育主义的思潮，站在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角度来论证这个话题又如何呢，译者希望各位能由此生发出自己的思考。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如直接承认这样的事实——承认我们是无知的，承认我们的生命有所缺陷（那是当然，我们还有癌症呢，谁会没个头疼脑热呢？），我们应该正视甚至凝视这些苦难，然后活下去并超越它，我们并不从这样的超越中特别获得存在的理由，我们本身就值得存在。

作者暂无likerid, 赞赏暂由本网站代持，当作者有likerid后会全部转账给作者（我们会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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