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文纪念已故的商传先生。如果各位不想花太多精力看这么多文字，不如看看商传先生本人的讲座——《 我们是不是误读了晚明史》

一、晚明是什么

在历史学界向来有用“晚”字指代某一朝代特定时期的习惯，“晚唐”、“晚宋”（即南宋）、“晚明”，以及“晚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晚”来指代？“晚”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首先，“晚”是相对于“末”而言的概念，它比“末”更长。其次，“晚”所指的时期，往往意味着这个朝代，政治军事衰败面临崩溃，而经济文化异常繁荣。因此学界有时也会将“晚”与“盛”作为同义词来替换，“晚唐”也可以叫“盛唐”，“晚明”也可以叫“盛明”，“晚清”也可以叫“盛清”。本文暂不讨论其他“晚”字历史时期，主要介绍“晚明”的文化生活。

二、明朝初年至明朝晚期的文化变迁

明朝文化大体经历三个时段，明初、明中，晚明。不同于“晚唐”以安史之乱为拐点，也不同于“晚清”以鸦片战争为拐点，“晚明”是一个没有拐点的时代，准确来说，学界对“晚明”因何事为拐点争论不一。

明朝初年，即明太祖朱元璋至成祖、仁宗、宣宗这七十年左右的时间。占领明朝文坛的是“台阁体”。

“臣闻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统四海之广，抚兆姓之众，一日二日万机，则以闲暇游焉息焉。且奉天伦之乐，于兹诚宜，又俯衿左右执事之勤，亦俾之预有今日之适，恩甚盛也。于是群臣欣幸遭遇，赋诗者若干人，诗总如干首，臣士奇预侍宴间，于兹屡矣，是以谨序于卷端云。” ——《杨文贞公集》杨士奇著

台阁体于文风平正纾余，于内容则歌功颂德，恰好迎合了仁宣君臣的求治之心，杨士奇便是开台阁体之人，所谓的明代台阁体之祖也。钱谦益言：“其诗文号台阁体……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藻辞，不矜丽句，太平宰相之气度，可以想见，以词章取则末矣。”

杨士奇，建文帝时入仕，历经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任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一同辅政，并称“三杨”

明朝中期，随着社会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文化领域也随之发生改变。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生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哗帖括，授徙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畅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紝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客座赘语》顾起元著

明朝的李乐在他的书《见闻杂记》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在他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位领导前来学校视察，发现有几个学生穿着和别人不太一样，于是领导问这几个学生说，你们穿的怎么和别人不一样？你们家里是开戏院的？还是开妓院的？这几个学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后来他当上了官员，他也去学校视察，他大吃一惊，发现学校里的学生穿着的是五花八门，色彩鲜艳近乎女装，而旁边的父老乡亲对这些学生指指点点，颇为引以为豪，地方官员们也觉得此事非常正常。这让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保守了。

明朝初年之所以台阁体为首，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这一对父子脱不开干系。明成祖在《永乐大典》的序言中说的很清楚：“昔者圣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礼乐而宣人文。朕嗣承鸿基， 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

这便是明朝的官文化，由官方倡导和组织完成的文化工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无一不处于王朝的巅峰，又无一不具有统一与专制的时代特点，“文字狱”绝非清朝独有，明朝初年亦是如此。

但明朝还有另一种官文化，以高层官员为主体推动的带有官方背景的文化。

李东阳，天顺八年举二甲进士第一，弘治八年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预机务，茶陵诗派的创建者

李东阳，茶陵诗派的创建者，在文化领域上打响了反抗台阁体文化专制的第一枪。其在诗文上主张法度音调，极论剽窃模拟之非。不同于明初台阁体的歌功颂德毫无个性，茶陵诗派更看重脱离官场的束缚，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在李东阳之后，又有前后七子，高举“文必两汉，诗必盛唐”的旗号，创建了所谓的“唐宋派”，借助古人的权威，来进一步合理化自己抒发内心情感的诉求。

而程朱理学以独尊地位主宰明朝学术百年后，陈献章的江门之学也应运而生，即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学世界观。与陆九渊的“心学”不同，江门之学更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故明史云：“有明一代学术之分，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

由于明初理学秉持着这样一种信条：“儒家的道理已经被朱熹等人说尽，后世学者只能追随程朱之说，不能有半点逾越。”哪怕明中期有孝宗与臣子尽心竭力，但终究拉不回社会在思想上发生的变化，也就是一方面因社会发展产生的对新事物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社会变化的疑虑。士大夫群体随即想到强化个人修养，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其集大成者，便是王阳明。

此时的明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后，勋贵集团彻底被文官集团击溃，已经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朝廷日益陷入无止境的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从国富民穷开始向国穷民富转变。平民社会、市民社会开始茁壮成长起来，但你要让这些人拿出自己的钱去做点慈善，那就舍不得，宁愿全部为自己的欲望花掉，也不愿意“拔一毛以利天下”。

游若水与王阳明同讲心学，游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主，王阳明以致良知为主。二者有所分歧，若水以为王阳明的心是自身心的所作，而他的心是体会万物之不遗。也就是说，一个是外在的体验从而改变自身，另一个是内在的修为与约束自己。

三、晚明的文化生活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晚明是一个渐进的历史时段，关于它从哪里开始，实际上学术界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有人认为从土木堡之后开始，有人认为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还有人认为从万历开始，商传先生继承了他的老师的说法，认为应该是从万历开始。

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僧人蜷卧在船舱之中，身边有一个打扮的像是个士子的人正在高谈阔论。僧人心生敬畏，但不久就发现士人口中有些破绽，于是他问道：“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那士子随口就回答说：“是两个人。”紧接着僧人又问了：“如此说来，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士子又说了：“自然是一个人！”僧人笑了，说：“这等说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不敢伸足，所谓洗耳恭听者是也）。”

不过在这船上真正敢去藐视士人的并不是满腹经纶的僧人，而是一帮村夫俗子们。“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这是因为这帮村夫俗子们专门寻找士子打扮的客人，上去攀谈，所谈内容完全是事先早就准备好的，比如说“瀛洲十八学士都是谁啊？”，再比如说“云台二十八将都是谁啊？”，问答之间，如果稍微出了点差错，这帮俗子们立刻就掩口而笑，搞得士子难堪不已。

“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 ——《夜航船·序》张岱著

而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桑悦桑思玄也曾经遇到有人找到他让他帮忙写篇文章，他这么跟人说的：“我平生从来不会白白写作文章，最败坏兴致，你不给我润笔费跟我打感情牌也就罢了。你可以先把银子放在我面前，放个四五两银子。等我写完文章，再拿走也不要紧嘛。”

不仅是桑悦，唐伯虎、祝枝山一样说过类似的话：唐子畏（唐伯虎）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果见精神否?”（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青物，则曰：“青羊绒罢。”

到了晚明，文人更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武宗在政治上的作为打破了皇权的神圣性，社会的精英群体“读书人”便转而投向了金钱之上。这些从事“百工贱业”的人相比较正统的科举取士做官的士人而言，大多不为其行列所包容，但是能够进入士人行业的人，也不是没有。

晚明之时，随着读书人的增加，士人的队伍得到空前扩大，但士人的入仕途径日益艰难，不仅要和越来越多的同行竞争，官员子弟或者官员的亲属也能在科举中靠走后门占用考生们的名额。于是士人不得不找寻其他可以谋生的职业，毕竟人还是要恰饭的。

晚明的市镇经济已经颇为繁荣，读书人便不止局限于做官当农场主（徐阁老，占了半个州的土地爽吗？），还可以经商、教书、为吏、为幕僚、做专职讼师、专事写作、山人、茶人、酒人、说书人、专业画师、专事出版业、戏曲家、演员、说书人、医生、堪舆家（风水先生）、佛家、道家、新型宗教人士（飞天意面教hhh），很多很多的职业都可以干。

郭润涛先生在《官府、幕友与书生》中，将这些从事非官员非农场主行业的读书人，称之为“准士”。

因为士人群体在民间的极大扩散，晚明的市民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处士横议”。换言之，是一群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政治。

刚刚我们提到了“山人”这样一个职业，山人，是活跃于都市之中，游走于官场边缘，与官员相交，轻则传布秘闻，重则传播谣言、蜚语以作为敲诈获利的资本，这样一个群体。但也不是所有“山人”都是这样，超然世外为世人所敬仰的隐士也可以叫“山人”，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人也可以叫“山人”（比方说有山人名曰黄子复，擅长雕刻木偶，用机关来驱动）。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内阁大学士许国有言：“下级一开口就是高风亮节，事实真相无关紧要，反观上级呢，上级还没批评就要被骂成朋比为奸。下级诋毁上级就是反对威权的大好人，上级压制下级就是不能容人，就是阻塞言路。”

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同样如此说道：“过去的人不过是在街头巷尾说些悄悄话来批评政治，现在的人都是在通衢闹市之地如同说书人一般，形成套路毫无顾忌的批评政治，所说的话全部是朝廷政策的不当之处，没有哪个民众不喜欢听这些话。于是乎让野心家有可乘之机，使叛逆者有康庄大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口舌之利所能造成，是整个社会都在提倡这种风气。”

有一天，内阁大学士王锡爵和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碰面了，王锡爵对顾宪成抱怨说：“当今世上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社会上的平民百姓总要跟皇帝和内阁唱反调。”而顾宪成脸色一变，毫不留情的驳斥王锡爵道：“王大人此言差矣！我以为，明明是社会上的百姓要干的事情，你们朝廷在故意唱反调！”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

在这种社会过度的言论自由下，万历皇帝本人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集火点。除了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以外，马经纶则直接讽刺万历皇帝“不敬天”、“不敬祖”、“不勤政”、“不能用人”、“好货少恩”、“初政俱失”。对于一个皇帝而言，被骂“不敬天地祖宗，不问朝廷政事”真可谓是夏桀商纣级别的待遇了。

在这种全民无脑喷皇帝喷政府的浪潮中，万历皇帝最终没忍住说出了他的感想：“朝廷但用一人，言官便纷纷攻击，予夺进退，皆不听上主张，是何政体！”然而在这种全民僭越社会秩序的背景下，一部分士大夫试图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我们最后要讲的内容理所应当的登上了历史舞台。

经历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晚明的文坛诞生了主张社会批判的“公安派”和主张个性抒发的“竟陵派”，并最终，得到了“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曾与其老师王守仁辩论，王守仁以为人最重要的是破心中之贼，而王艮以为草莽匹夫也应该时刻有国家大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艮之后，接过泰州学派大梁的则是李贽李卓吾。

李贽赞赏一切成就功业的人物，哪怕是杀害同道何心隐的张居正他也只是为心隐伸冤但不恨居正，但一切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章句腐儒，他会坚决予以批斥。在这个基础之上，李贽提出“人必有私”和“顺应民情之所欲”的主张，扬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此以外再无伦理可言，人人皆可为圣贤也。

在这样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民粹主义浪潮下，利玛窦带来了罗马公教会，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称的“天主教”。晚明时代，一切克制自己欲望的倡议都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响应，于是乎一部分人感到信仰缺失，不想活在消费社会下，不想当金钱的奴隶，可是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新的信仰，利玛窦用科学技术证明的天主教义瞬间冲击了这些苦于信仰缺失的人们。

一方面，士大夫们信奉天主教并不影响自身仕途，于是乎一批思想较为开放的人便以此为信仰依托，成为天主教徒，甚至天主教家庭。另一方面，受王阳明讲学风气之兴旺，经济富庶的江南各地思想活跃，对接受天主教这一新鲜外来文化更加容易，崇祯年间，光上海一地的受洗加入天主教的人，便已经达到千人以上的规模。

但是，自居为天朝上国的晚明士大夫群体，并没有真正接受纯正的西方宗教，首先天主教的欧洲文明论便被毫不留情地视为蛮夷，其次天主教例如婚姻等戒律不为士大夫所喜，最后士大夫们实际上是吸收了天主教的部分内容用来改造不适用于时代的儒家思想，真正被士大夫们全盘接受的，只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的科技而已。

四、大明亡了

其实大明亡了完全是自己作死，大清只是捡了个便宜甚至打出的旗号都是“为君父报仇”。

无论大明经济文化多么发达，都只是在东南地区，都只是在齐、楚、江浙、晋，等等自古以来就经济发达的地方，大明的地域差异和贫富差异已经激化到不能再激化了。流民遍地都是，贫民们仇视富人，更仇视与富人狼狈为奸的官员。明庄烈帝（就是崇祯皇帝），为了填补国库还命令向江南地区继续掠夺富人财富，内阁大学士钱士升言：“中产阶级乃是国家元气所在，因此《周礼》也提出要保护富人，如今天下只有江南数郡未动，若是掠夺江南财富，便是让天下人都变成盗贼与大明为敌！”

然后崇祯没听，然后天下人都反了，然后大明亡了。

最后用商传先生对明朝开出的药方作为结局吧：“有人问我说大明有救吗？我说理论上有！只要每个利益集团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大众就行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会让出一丝一毫的利益给大众！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如果有，那就必须政治体制改革，明朝，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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