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白色革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改革，它在许多侧面都展现出了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本章将集中于白色革命中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以及巴列维国王加强君主专制的历程。

一、加强中央集权

要想加强中央集权，就要知道谁在分权。在伊朗，主要有两类人拥有自治权：乌莱玛（教士）阶层以及地主阶层。他们拥有全国土地的极大份额，从而能与国王分庭抗礼。

上一章所述的土地改革就带有中央集权的性质——它不仅削弱了地主，同时也削弱了教士阶层。在土改前，国王与农村的关系是这样的：国王——遥领地主——管家——农民，中间隔着地主和地主在农村安排的管家。国王要想对农村发布政令，就需要与地主进行协商，管家进行落实——而具体有多少政令得到落实，这就得要问真主。加上地主具有世袭的特权，这就使得这个体系变得十分不可控。

土改后，大部分的土地被政府购买，再由政府卖给农民。国王通过建立乡村基层管理体系，土改后的体系就变成了：国王——官员——农民。管理农村的官员由政府选拔，国王任命，而且接受政府监督，并且不世袭。使得巴列维建立了对乡村的垂直统治，扩大了巴列维统治的社会基础。

同样的道理，教士阶层也握有大量的土地，只需要做同样的处理就行。改革前宗教地产占全国耕地的20%，土改后地产数量下降为仅有占全部可耕地的0.02%。同时规定宗教地产管理人必须与佃农签订为期99年的租佃协议，而且土改后农民每年缴纳的地租额有所减少，宗教人士的收入下降，对乌莱玛进行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削弱，并且这种削弱一直在加强，比如削弱教士阶层在农村的教育权和司法权：尽管其父礼萨汗在位期间就开始建立现代世俗教育体系以及限制教士的司法权，但是由于没有触及土地制度，教士阶层在农村的影响力巨大，使得世俗化的渗透不太理想。在教育方面，据50年代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文盲率达71%，农村则高达95%，绝大多数的儿童都没有入学的机会，教士依然在支配农村的教育。为了根除这种特权以及对农村进行扫盲，巴列维在1963年-1978年间，先后组建了20多批“知识大军”，共计十多万人，前往全国没有设立中学的农村进行扫盲，普及农村教育，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与此同时，巴列维政府还大力发展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校以及高等学校教育，逐步完善了国民教育体系，将教育控制权收回到政府手中，削弱教士的权力。

而在司法方面，在二战期间英苏入侵伊朗，使得王权式微，教士集团卷土重来，掌握了部分的司法权。广大农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宗教法规的支配之下。巴列维在农村建立“公正法院”（乡村法庭）、在城市建立“仲裁委员会”。“公正法院”有5名法官，由村民自己在当地受尊重的人中选出，任期3年，负责受理和解决当地农村中的民事纠纷。城市的“仲裁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以及职责与其相仿，并且两者的工作性质是义务性的，所以对诉讼当事人的审判、仲裁是免费的，这就降低了诉讼的成本和门槛，提高了村民的积极性。根据官方统计，1963-1977年期间，全国农村共建立“公正法院”1万多个，分布在1.9万个村庄，审理判决了300多万件案件。城市共建立“仲裁委员会”283个，分布在203个城市，审理判决了75万件案件。这就使得原先教士所握有的一部分司法权力转移到了政府手中。

最后便是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礼萨汗时期，妇女具有了工作和进入学校学习的权利，但是并没有政治上选举的权利。显然，妇女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在1956年伊朗的人口普查中，妇女文盲率达到92.7%，农村妇女文盲率为99%。巴列维国王认为正是因为社会上和精神上的虐待，才使得伊朗妇女日益愚昧、无知和偏执。禁止妇女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不正义的，不符合逻辑的，是违反健全的理性和民族利益的。因此，必须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天性，把他们从旧枷锁下解放出来。1963年通过了新选举法规定，里面详细规定了选举监督规定以及允许妇女有权参加选举。巴列维国王认为此举

结束了社会的耻辱，结束了违反神圣的伊斯兰教法典真正精神和意义的行为，结束了违反国家宪法精神的状况。

1967年6月，政府颁布了《保护妇女家庭法》。该法规定：离婚问题提交法院审理和判决方能生效，从此取消了男子可以随意休妻的特权。还规定，男子只能娶妻2人，在娶第二房时必须征得第一房的同意。后来又修改了这个法令，妇女据此获得了提出离婚的权利，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改善。

1968年7月，政府又颁布了《妇女社会服务法》，为妇女就业提供了一些保障。

二、加强君主专制

白色革命之初，伊朗政府宣布实施土地改革和相关世俗化改革，并宣称妇女有权参加选举。这样的政策在宗教界人士看来，侵犯了他们神圣的私有财产制，意味着伊斯兰传统社会的统一性将被破坏，伊斯兰的基本精神原则也将被玷污。1964年3月，什叶派在宗教圣城库姆展开了对巴列维国王土地改革和妇女选举政策的抗议活动，警察对示威游行者进行了暴力镇压。6月3日，霍梅尼借此向巴列维国王公开宣战，指责他的独裁专制和卖国求荣，号召什叶派穆斯林联合起来推翻巴列维王朝。第二天，霍梅尼被捕。霍梅尼被捕的消息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示威活动，这是宗教界第一次正式卷入国家政治，展示了伊斯兰强大的政治能量。

1964年霍梅尼在库姆的演讲

在此之前，什叶派的宗教政治和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政治也长期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和平共处着。作为伊朗的传统保守势力的代表，什叶派教士阶层通过宗教理论支撑着巴列维王朝的官方信仰，他们支持君主制，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为捍卫他们的既得利益长期和巴列维王朝合作。然而，国王从白色革命到一系列世俗化改革明显损害了什叶派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宗教领域和神职人员的强烈不满，“适逢主张清静、不赞成卷入政治的什叶派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博鲁杰尔迪去世，鲁霍拉·霍梅尼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进而向巴列维国王发难，成为带领伊朗人民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革命领袖。”

霍梅尼此后被驱逐出境，先后流浪到土耳其的安卡拉、布尔萨和伊拉克的纳贾夫进行反对和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默默积蓄力量。

خمینیدرعراق（霍梅尼在纳贾夫，事实上霍梅尼流亡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خمینیدرترکیه（霍梅尼流亡土耳其的布尔萨）

在此期间伊朗国内教士阶层陷入低谷，巴列维国王此后的改革——不论是白色革命还是加强君主专制——都像拿刀切黄油般几乎没有任何阻力。霍梅尼的回归的还得再等个几年，而这个机遇还是巴列维国王亲自创造的。

虽然什叶派站到了巴列维的对立面使得君主的正统性受到质疑，但是巴列维有恃无恐，因为他知道君主专制能够在伊朗得到确立以及维持，完全得益于美国的扶持。

2.1 美国利益与威权统治的关系

美伊关系在当时被称之为“特殊关系”，何为“特殊关系”？就是在石油国有化运动期间美国与伊朗互相满足对方需求的关系。

在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后美国对伊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高度介入，尤其是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1953年-1957年，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援助共计36.68亿美元。1958年-1960年，平均每年的援助金额为4500万美元。但是到了1961年，一年的援助金额就高达10.72亿美元。这使得伊朗成为了除北约之外接受美国援助的最主要的国家。这以后，大批的美国专家、顾问和技术人员以及私人民间投资者开始纷纷进入伊朗。在军事方面，著名的萨瓦克组织就是在这期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帮忙建立的。从1953年开始，到1968年的15年内，美国对伊朗的援助金额单军事费用就高达5.345亿美元，其驻伊朗的军事人员更是达到1万人。从《巴格达防御条约》到《双边军事协议》，美国公开成为伊朗的保护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使馆的报道中称，美国已经“深入的参与到伊朗增长的军事计划中。”“到1972年有超过一万一千伊朗人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培训，并已收到无偿援助8.4亿美元和1亿美元的信贷。”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他的战略地位，对伊朗的政治方面也进行渗透。例如，在20世界60年代初，“美国中情局在德黑兰的首席官员葛兰西，试图影响内阁成员和首相的席位；资深外交官斯图尔特·罗克韦尔，试图干涉曼苏尔代表的议会选举。”

美国对伊朗介入的同时，也辐射到了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同时也使得伊朗对美国的依赖变得不可或缺。这种亲美的态度使得巴列维国王的威权统治得到了美国的巨大援助，在巴列维表示希望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帮助他维护威权统治时，美国多次低价出售武器给他。美国大使阿明迈耶就曾描述巴列维在对于武器的追求上，他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公共关系官员”。在他拥有了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以后，便开始了对国内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并且大力推进中央集权统治和巩固国内威权统治地位。后来又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通过控制议会、修改宪法、取消政党和削弱宗教人士地位等一系列措施，最终实现了独裁统治。

“美国大使馆这样总结美国和伊朗的‘特殊关系’：我们和伊朗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我们从关系中得到的好处是：重要的情报；从欧洲到东南亚唯一安全的空中走廊；良好的出口市场，有利于美国企业的投资环境和为我们的国际收支做出了直接贡献；一个当前和未来可靠的石油来源，也许还给了我们一个在世界和地区性议会中坚定的政治盟友；阻碍苏联在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战略野心的日益强大和稳定的领土实体。”

“对于伊朗是：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援助；一个‘朋友’在政治和心理上可依靠的支持；在世界上唯一力量强大到足以阻止苏联对伊朗领土的入侵。”

美国深信君主制在伊朗的政体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1953年政变之时，他们强迫优柔寡断的巴列维果断采取行动打击摩萨台。随后，小巴列维受到了来自西方的肯定和承诺，确保他在未来的统治生涯中没有来自外来的挑战和压力。在1953年后的时代里，因美国在伊朗的影响程度，有见识的政治人士，包括谨慎的君主主义者都曾恳请美国大使馆帮助引导巴列维远离个人的威权统治。美国的外交人员也没有否认他们对巴列维国王独裁问题的“关注”，并且将这些问题都如实汇报给美国政府。这些问题包括：国王对内阁不受约束的控制、挑选主要官员进行培养支配、操纵文职和军事人员在高层位置的竞争、采取其他措施来维持他的独裁统治。然而美国政府和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一致认为，伊朗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这个时候在伊朗实行民主是危险的行为。

美国的外交官有时候担心巴列维专制统治的后果，虽然他们认为他对议会的安排只是保留他信誉度的权宜之计。实行议会政体对西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当它允许真正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以及不同政党出现时，将无可避免地反对或质疑巴列维国王与西方国家的紧密联盟。宪政主义者希望在维护国家主权上能激发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抵制过度的外来影响，实现伊朗在石油工业上真正的国有化，并防止伊朗成为英美货物和武器不断输出的市场。“正如摩萨台曾多次强调的一样，出现这样的政府是为了西方列强的利益。”因此英美等西方列强正如摩萨台所称一样，发现了更方便，更有效地控制伊朗的方法，那就是支持巴列维国王，因为这要比对付顽抗的议会制政府方便得多。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去支持独裁政府其实也并不新鲜，看看西班牙的佛朗哥，或者中美洲碎成一地的军政府国家，就知道政治就是政治，只有利益，没有对错。

巴列维亲美的态度给其巴列维的威权统治留下的不利的口实。就像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官员所称：“美国帮助巴列维国王加强威权的一个重要缺点就是不利于公众的舆论”——虽然要我说美国人也没关心过伊朗人民怎么去影响的公众的舆论？越来越多的伊朗民众表现出这种“特殊关系”的反感，对于美国顾问对伊朗大事小情的持续“观察”和“指导”极为不满。为了对付这种不利形象和摩萨台中立主义遗产。小巴列维称他

持有的积极的民族主义态度，并强调他的行为具有绝对的独立性。

但是美国通过巴列维国王获取的各种特权和巴列维国王依靠美国进行的各种政治军事行为，是对美国和伊朗政治动机的双重指控。

2.2巴列维国王威权统治的工具

巴列维国王拥有国外势力的支持，自己在内部也培养出大量的政治军事随从，精心控制着政治分赃和奖励忠诚度，并提升保皇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以确保自身的战略地位处于上层阶级的顶点。他依靠四根支柱，维护其绝对的霸权地位。

第一根支柱：王室宫廷机构

两代巴列维统治者以及他们的王朝特权都是被一群忠仆似的人物维系着，王室宫廷表现着绝对的顺从和恭敬。在维系巴列维国王的极权统治中孕育了欺骗、纵容和官商勾结的腐败文化。在这样一个精心安排的程序下，巴列维国王接触的多是一些顺从和可有可无的官员。没有人会对巴列维国王提出疑问，因为他们的政治命运都由巴列维国王授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和以权谋私的事件层出不穷。

宫廷是一个巨大的官僚复杂的政治党派，致力于促进巴列维家族的既得利益。宫廷的官僚主义在首相阿拉姆和其下属的作用下大大扩展，在取得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后发展成为制度化的形式。他们千方百计地树立和维护巴列维国王和巴列维家族至高无上的形象，阿弥奉承整个巴列维家族，因为他们知道，其他王室成员的权利同样可以帮助他们发展自我利益。

无论是王室宫廷还是精英阶层，都存在着勾心斗角和利益竞争。但他们知道除了忠诚巴列维国王以外，他们地位的成功要取决于集群的影响，要在各个环节的配合上无懈可击。虽然政治生存需要揭开对手隐藏的意图并及时先发制人采取行动，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首先要取得王室的青睐。在宫廷和政府官员们看到获得既得利益的方法是讨好巴列维国王和帮助其巩固、延续他的独裁统治，并重新安排伊朗的政治轮廓以协助他的愿望达成时，他们便有了求同存异的联合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巴列维国王的成功，取决于他的下属们的合谋。”

第二根支柱：特务组织

1956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特工组织的帮助下，巴列维国王组建“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它的波斯语字母简称时发音为萨瓦克。第一任长官为巴赫蒂亚里（就是上一篇文章中受美国支持的那位）。他用了八年时间为几千人建立了秘密档案，用残酷的手段对付犯人。

萨瓦克

巴赫蒂里亚,卸任后在1970年被萨瓦克暗杀

巴列维曾说，到1978年年底，萨瓦克的雇员不足4000人，也有人估计其雇员高达2万人甚至6万人。萨瓦克监视每一位高官，他们的言行举止都记录在案。在每一个大型的工商企业内都有萨瓦克的眼睛。他们随时严刑拷打每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让他们突然失踪。凡是让他们提审的凡人，不是身体致残，就是命归西天。萨瓦克不仅专门监视国内的伊朗人，而且还监视国外的伊朗人。

巴列维国王对嗜杀成性的萨瓦克也不放心。早在1959年，就组建了监视特务的特务——“皇家调查组织”，这个组织直接对国王负责，其成员隐姓埋名，遍布全国，有权调查任何机构和组织，包括萨瓦克在内。1976年11月7日，这个机构改名为“皇家调查委员会”，其头目是巴列维在勒鲁塞的老同学侯赛因·法尔杜斯特——同时他又是另一个秘密组织的头头:“达弗塔雷·维杰赫”。这个组织比萨瓦克和皇家调查委员会更加神秘，是专门监视特务的特务的特务（波 斯 套 娃）。它由15名忠心耿耿的上校军官组成，他们以国王的名义迅速、全面地追查高级官员中的贪污腐化、徇私舞弊行为。巴列维反贪不靠民主也不靠法制，而是依靠特务组织，强化其专制统治。

巴列维国王最重要的朋友，留学时期的同学，侯赛因·法尔都斯特上将

第三根支柱：军队

军事精英们在维持巴列维的威权统治和他不可战胜的自我形象上比任何其他组织都要负责。军队是单一的机构，巴列维国王最为信赖，并且把军事领域划分为国王的独家世袭范畴。忠诚、听话和政治上不思进取的人员被允许提升到高级指挥岗位，可以聚敛财富、享有特权和发展关系网。在军事上的异军突起是物质富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巴列维一直致力于扩充和装备军队，特别是在1953年的军事政变以后，更是专注于军事力量的壮大。他君主政体日益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痴迷，而稳步上升的石油收入促进了这一个目标的实现，使伊朗可以购买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大量现代化武器。

军方一直占据着国家预算的大比重份额，即使这样，往往还要通过增加国外贷款来进一步购买武器。

在1973年，军事开支占国家预算的23%（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到了1977年，伊朗的军事和安全机构却吸收了超过40%的国家预算。

伊朗军队总人数也从26万人增加到40万人。这一期间的伊朗国防预算增加了680%，其军事投资相当于土耳其的两倍，甚至超过伊拉克。而这些都要得益于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巴列维国王最亲密的美国政客，曾在1972年5月下旬到伊朗访问），使得伊朗军方可以从美国购买任何它希望的先进无核武器装备。

1971年尼克松及其夫人在伊朗

伊朗军方之所以长期坚持不懈地支持巴列维国王的威权统治，其原因就在于巴列维国王承诺对军队和军官要求上的满足。在礼萨汗国王时期，军队的主要职能是镇压内乱，然而，在巴列维国王时期，军事力量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区域意义的防御力量。此时占据军事力量中许多关键职位的已经不再是有军事起源历史的传统势力，巴列维国王开始招募那些对他马首是瞻、没有真正军事实力的新兴军事群体，以确保他们不会对他的地位造成威胁。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或者正式的政治存在明显减弱，军方不再是政治特权的主要聚集地，指挥军官的素质也明显下降。巴列维国王坚决保持着军事体系与政治的脱离，太受下属欢迎或太有能力、威胁政权的军官将被监视和清除，对巴列维国王的忠诚早已成为幸存和升官的主要保障。巴列维国王把所有军事决策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是伊朗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可以直接指挥各个独立的军中和兵种。“最高国防委员会、总司令部和国防部都直接听命于巴列维国王。”

第四根支柱：御用政党

尽管不可否认的腐蚀宪政，但巴列维国王仍然维护了宪法的门面。在有效根除了所有独立的政治实体后，巴列维国王抛弃了他厌恶的政党政治，准备建立正式的政党。他在1957年4月的时候告诉参议员说：

现在汉奸和外国走狗都已经‘被淘汰了’，伊朗人民可以通过两党制享受‘民主的祝福’了

随后，他授意组建国民党和民族党。国民党在台上执政，其总书记为现任首相埃格巴尔；

ManouchehrEghbal，国民党创始人_

民族党在台下充当反对党，其总书记是巴列维的亲信阿拉姆。

AsadollahAlam，民族党创始人_

两党都宣布拥护国王的土地改革，支持与西方的军事同盟。而国民党的态度稍微激进一些：主张严格限制大地主，提出工人参加企业分红。这两党实质上都是巴列维国王操纵选举和控制议会的御用工具，议员的任期也由两年延长至四年，保留一些对宫廷持有保留态度的成员，以造成公平的假象。英国大使在1958年8月时称：巴列维国王“很清楚”，官方的政党安排就是个“讽刺”，他无意让双方真正的参与任何政策，除了做个假象。同期，美国大使馆也指出：

几乎每个人都会承认，两党制的成员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不能作为帮助政府发展民主政治的一个步骤。

两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国民党在台上执政，民族党在台下叫嚣。实际上这两个政党都是巴列维为掩人耳目所抛出的烟雾弹，他们都是经巴列维精心挑选出来的忠实仆从。但即使是这样，巴列维仍然不满意，于1964年宣布取消两党制，合并两党成立“新伊朗党”。

中间用波斯语写着“新伊朗党”

HassanAliMansur，新伊朗党创始人

后又为了招募和培养绝对忠诚的随从于1974年3月宣布成立“复兴党”，并且逐步取代新伊朗党成为伊朗唯一的合法政治政党。

复兴党标志

阿米尔·阿巴斯，复兴党的创始人

巴列维威权统治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上的突飞猛进而政治上却停滞不前，专制与市场自由化毫不匹配。巴列维的统治思路似乎就是在管理一家养猪场，将他们喂饱喝足，猪就会乖乖地去睡觉。可惜人有着自由意识，白色革命造就的中产阶级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富足，还要追求政治上的参与；世俗化政策养育了一大批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也憎恶于国王的专制统治。唯一暂时还满意国王政策的似乎就剩下从白色革命受益的农民和地主，而在后面几次大跃进般的经济发展计划中，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信心也将被摧毁。巴列维政策的受益者和造物，终究反噬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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