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之总原则》

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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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学术研究会上演说）

贵会号为学术研究会，兹请就学术两字约略言之。凡画出一定范围，将其中所有事实及其相互之关系，一一调查明晰，虽未能尽，而约略可以假定。将来别有所得，亦必不至与所已见之现象，全然相反。因将此种事实此种相互关系此种已见之现象条分缕析，从而观其共同之点何在，即其共同之点立为原则。而原则又有大小偏全之分焉。于此大小偏全之中，或更能发见总原则者，即谓之学。本此种种原则，求其所以应用，即谓之术。以经济言之：凡人生之如何劳力，如何生财，如何耗费，以及金融如何流通，财产如何分配，皆所应行研究之事实。此种种事实，类有相从之种种原则。而种种原则之中，又有总原则立其上焉。此总原则维何？即以最小之劳费，而囗最大之效果是也。此原则也，其义与中国俭字相合。惟俭之云者，乃指资本如何用法，始最合算，非如守财虏储钱不用，而自行克若之谓也。由是言之，经济学可谓之俭学。实则此义并不为创。英文之 Economy ，其含有俭义，一望而知，即日人所谓不经济，亦即不合算之谓也。但俭字须分两方面观之。一人的方面。一财的方面。人与财皆包括在赀本以内。故计较赀本之用，不可不双管齐下也。当民国元二年之时，兄弟在北京目睹项城政治之浊乱，曾发为正本清源综核名实之论。此八字看来似觉过于广泛，做去似难得下手方法。而兄弟当时理想，实不过一经济总原则之作用。盖谓欲救中国之弊，总须做到有一分的才，得一分的用。有一文的钱，得一文的用。由前之说，是谓俭才。由后之说，是谓俭财。今人之恒言曰：人才消乏，有事无人办，是固有然。但由他方面观之，有人才而未得相当之用者实伙。近日以来，兄弟有欧洲同学之工程师矿师数人，所学甚好，而不得用，亦只好混人无数千奔走伺候之人之中，求一与所学全不相应之小事以资糊口。兄弟睹此，为其人计，为国家生计前途计，均觉寒心。夫以中国现时所有人才之总量，悉投之生计界中，尚虞其不足。而乃以社会罪恶之故，多方阻之。兄弟前所谓有一分之才得一分的用，始能救中国的弊者。今竟有数分之才，不得一分之用。才之不俭，可谓极矣。此犹为消极一方也。若在积极一方，真才不得其用，不才者即取其位而居之。无才不足以善事。加以不才又足以败事。故国事至今日愈不可问也。以言乎财，则今日无论公私，其为用之不得其正，更不必举例即可了然。然姑且言之，今人动曰生活程度日高如何如何。究其实生活程度高是何解说，不必人人都能答覆。兄弟在欧洲时，亦闻其国人说到生活程度高，但乃其社会中之好现象，人无不乐其高。独在吾国适得其反何也？盖欧洲所谓生活程度高者，例如一教习，去年月薪百元，差足自给。而今年仍为月薪百元，但以国家经济组织完密，制造日精，出品愈伙，而物价益低。该教习月以八十元支持家用，即可得去年所以自给之程度。而此赢余之二十元，则以之洁其家室，新其衣冠，多购书籍，并偶或携其妻子为观剧游园之乐。而生活程度，顿觉其高矣。此乃言本人技术不进者也。若本人技术进步，则薪俸以及他种利润更有增加。一面再食国家经济组织完密，物价低廉之赐，则生活程度愈见其高矣。而吾中国则不然。国家经济组织全无可言。工业不与，恶币充斥，以至物价日高一日。例如去年月薪百元，足以自给者，今年百物腾贵，非以百二十元不能支持去年之生活。斯时有两歧路，为其人所抉择。一减少应有之生活物事，使收支适合。一攫取额外不应得之金钱，以撑持现时之生活。由前之说，则仰望生活程度之高，而自安于低。由后之说，则冀追他人之生活，而仰齐其高。大约今之恒言所谓生活程度高者，俱是此种。其所以酿成如是现象，不外二因：（一）社会之经济能力不充，机关不备，以致物价腾踊。（二）个人之技术不进，无法以致高薪。以此二因，社会之滥用愈甚。经济事业愈不得发达。人才为社会虚荣所侵伐，又无途以致用，日益不能自养。其结果又益使物价腾踊，技术败退。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反复数巡，中国如枯槁矣。其他国家之滥用，如养冗兵，养冗员，行政官之贪婪无厌，实业家之滥投资金，无不在足促国家即于破产之一途，则尤其彰明较著者也。中国本为贫国，以其尽有之财，悉数人正轨，以求相当之效，尚虑其不能追及近世文明之百。而乃公私濫费如此，岂非完全自杀。由上观之，吾国今日之根本大弊在两点。一为才不得其用，一为财不得其用。至才与财之足用与否，尚为第二问题。兄弟前言经济学总原则，为以最小之劳费，求最大之效果。所谓最小最大，全无限度。故用一分之才，容或收两分三分乃至十分之效果。用一文的钱，容或收两文三文乃至十文之效果。此在欧洲社会，可以语此。而吾乃反是。吾今大抵有两分三分乃至十分的才，而不必有一分的效果。耗两文三文乃至十文的钱，而不必有一文的效果。故吾不敢过于希望所悬俭才俭财乏的。亦惟适如其量以相求而已。故兄弟历年所持正本清源综核名实之论，在乎以一分之才，得一分之用。以一文之钱，得一文之用，而止也。然欲行此，谈何容易。如果有清明强健之政府，可以望其行之。如果有清明强健之社会，亦可以望其行之。而二者皆不可得，于是不得不求诸少数优秀之士，务使默喻此意，利用种种机会，以冀贯彻其主旨。贵会以学术研究为名，兄弟个人私意，以为舍俭才俭财无学，舍实行俭才俭财无术。不识诸君以为何如。

（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__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的广告，刊载在本文结束后的一页。

作者简介

章士钊（1881.03.20－1973.07.01）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报人、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和律师。他为人多变，早年持激进主义，曾主笔《苏报》，激烈鼓吹反满革命；留学英国期间，开始醉心于英国宪政理论；武昌起义后毅然回国，主持《民立报》笔政，鼓吹政党政治和毁党造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转向调和主义，创办《甲寅月刊》、《甲寅日刊》，鼓吹为政有容和调和立国；欧战结束又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以农立国等。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题图为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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