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抑郁症一度被认为发达国家独有，但贫困地区也应关注

当 Vikram Patel 最初学习精神健康时，他相信抑郁症只存在于发达国家，这也是长期的一个主流观点。不过多年的研究推翻了这个观点，而 Vikram Patel 如今积极致力于针对贫穷国家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并成为了这个领域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卫报》在一篇长文中借助他的经历回顾了针对贫穷国家抑郁症看法的讨论。

1993 年，孟买出生的 Patel 在伦敦完成了精神病专业的学习。他与妻子共同前往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为的是寻找抑郁症不存在于贫困国家的证据。他相信，那里的人看上去的抑郁，是出于对社会不公和经济贫穷的反应。因此，治疗的方法是实现社会公平，而不是对精神上进行疏导。

不过，当 Patel 让感到精神压力的病人描述自己的感觉时，他发现他们的回答与发达国家抑郁症患者的感觉相似：无望、精神枯竭、无法直面问题并且对生活丧失兴趣。这让他得出了与主流观点相反的答案——抑郁症并不是西方国家特有的，而是人类的一种共有体验。

Patel 在津巴布韦期间，世界银行也展开了一个全球健康的研究。为了更准确提供帮助，组织需要更了解人们究竟为哪些疾病和症状困扰。这份叫做 _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_ 的研究震惊了医学界和政治界。

之前的研究只统计引发死亡的原因，而没有统计什么引发了疾病。虽然精神疾病会导致死亡，但它几乎从不会作为原因出现在死亡证明书上。这一次，研究者们掌握了与疾病相关的数据。他们发现，以抑郁为代表的精神上的混乱是导致失能的最大因素，从最贫穷的国家到最富有的国家都是如此。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精神疾病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的症状。JC Carothers 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顾问。他在 1953 年发表了一篇研究非洲精神状态的论文。他说，那里的人们缺乏心理发展以及个人责任感，因此无法体会到抑郁感。

1990 年代，这样的观点仍然盛行。美国国内有过关于抑郁症对贫穷国家人们影响的争论，怀疑者的立场是：“如果你有一个小孩死了，而你还有另外七个小孩，你不会（和只有一两个小孩的人）感知相同。”他们认为，贫困国家较强的社会关联和家庭纽带让人们很少感到孤单，而孤独感是抑郁背后的推手。也有一些人认为抑郁症存在于贫困国家，不过他们觉得在衣食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针对精神的治疗是奢侈而没有必要的。

世界银行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贫困国家的人同样有精神治疗的需求。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医疗资源在全球的分配不均：数以百万贫困地区的抑郁患者面对疾病，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治疗的资源。

“我很惊讶地发现，在津巴布韦只有 10 个精神科医生，其中八人在哈拉雷，并且 10 个里面有八个和我一样是外国来的。”Patel 对《卫报》表示。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卢旺达、乍得、厄立特里亚和利比里亚等国家也只有 1-2 名精神科医生。

培育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成本高昂，贫穷国家无法承担派遣学生去欧美留学的成本，因此社区卫生工作者成为了更实际值得依赖的力量。Patel 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不能进行抑郁症的治疗，诊断和治疗抑郁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1996 年，Patel 和同事创立了名为 Sangath 的项目，旨在用经济的方式治疗精神疾病。如果疗程奏效，那么项目就会减少成本，看是否依然能达到效果：如果八周的咨询治疗取得了效果，那么试试看六周行不行？如果高中学历的人能够领导治疗小组，那么再低学历的人是否能领导？

Sangath 目前已经是贫穷国家中针对精神疾病最具影响力的治疗机构，有 300 多名员工。它的治疗项目中，包含了不少受过专业学习却还没有取得专业精神科医生资质的人员。一个项目中，Sangath 让半专业的人向抑郁患者提供咨询，希望能让患者停止做一些让自己感到沮丧的事情，比如卧床不起，转而多做一些积极的活动。咨询者让患者进行头脑风暴，主动挑选解决方案的办法。这个操作看上去很简单，但结果显示，参与项目进入缓解期的患者比没参与的多了 64%。

全球范围对精神疾病的关注相比 10 多年前都有了不少提升。津巴布韦的提升尤为显著。

1990 年代，当 Patel 在哈拉雷的医院教授精神病学的时候，Dixon Chibanda 是他的学生。他在毕业后留在了津巴布韦。他对《卫报》记者表示，虽然他治疗了不少病人，但是精神上和他们没什么联系。

2005 年的一个晚上，Chibanda 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他之前的一个病人企图服用老鼠药自杀。Chibanda 让电话那头的医生转告病人家属带病人来看病。但之后三个星期 Chibanda 都没听到有关病人的消息，后来才知道病人上吊自杀了。母亲没有带病人来看病，是因为负担不起 15 美元的公交费用。

“我开始意识到，精神病治疗机构单独作为一个机构存在是不行的，我们需要融入到社群中。”Chibanda 说。

Chibanda 试着与其他诊所联系，希望建立治疗精神疾病的项目，不过其他诊所并不上心，只答应提供几位教育程度很低的老奶奶作为助手。在两周的培训时间里，她们了解了什么是抑郁症，以及一些问题解决疗法的手段。她们的据点是 Chibanda 诊所院子里的长凳。

这种动员社群中力量的做法后来铺得越来越广，“老奶奶的网络”遍布津巴布韦。到 2015 年，哈拉雷所有的诊所里都放着这样的“友谊长椅”，老奶奶每天早上都与坐在凳子上的抑郁患者聊天谈话。一位诊所工作的人说，在津巴布韦，年长的人习惯于提供建议，不过，治疗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要让抑郁患者自发想到解决方案——对于处在绝望状态的抑郁患者，主动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不容易。

津巴布韦目前在三座城市的 72 个诊所设立了“友谊长椅”。据估计，过去的两到三年，约 4 万名病人接受了治疗。Chibanda 还设立了针对青少年抑郁治疗的长凳。自然，为他们提供治疗的也是他们的同龄人。包括纽约在内的其他城市也效仿起了“友谊长椅”的形式。

贫穷始终是摆在津巴布韦和病人面前的问题。与 Chibanda 一起负责 Sangath 项目的 Ruth Verhey 让大家在院子里编织物件，并把编成的皮包卖掉。一个针织的皮包可能卖出 10 美元，这比津巴布韦平均一天的收入的三倍还要多。

编织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促进大家的交流。“友谊长椅”的疗程在六周左右，但人们对陪伴的需求并不会就此终结。对于患有 HIV 或者家暴的受害者而言，担心蒙羞的她们很少敞开心扉，但诊所的院落可以是大家畅所欲言的地方。一年前，由于找不到足够买家，Verhey 停止了编织项目，不过大家还是会聚在一起相互倾诉。

题图来自：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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