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 年爆发在欧洲各地的革命，如何影响了历史进程？

《1848》

内容简介

1848 年，一场革命风暴横扫欧洲。 2 月，革命圣地巴黎，人民走上街头、筑起街垒，七月王朝统治崩溃。 3 月，保守秩序的缔造者、欧洲的“消防队长”梅特涅仓皇逃出维也纳。革命之火随即燃遍欧洲大陆，保守体系土崩瓦解。巴黎、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米兰、威尼斯，各大城市扬起了三色旗，自由派组建了政府，各地热火朝天地开起了制宪会议。“民族之春”来临，流亡他乡的马志尼、加里波第赶回祖国，期待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德意志各邦代表齐集法兰克福，雄心勃勃地要打造一部德意志帝国宪法。同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备受大工业打击的手工业者、工厂里食不果腹的劳工纷纷组织起来，争取工作的权利，要求摆脱贫困。

不同政治派别、各个社会阶层的团结带来了革命的成功。然而，根深蒂固的矛盾并未化解。新政权是采取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如何平衡？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转型进入瓶颈期，自然灾害更加剧了贫困，这些“社会问题”如何解决？新政权的基础尚未稳固，革命各派别却已反目成仇——激进派深入底层，温和派拥抱“秩序”。

另一边，保守势力缓过神来。俾斯麦以军队向国王保证，他的权力基础依然稳固。奥地利的主帅们——拉德茨基、温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磨利了刺刀。沙皇尼古拉一世同意“帮助”年轻的新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解决“现代问题”。法国，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唤起了人们对往日帝国荣光的追忆……自由城市纷纷陷落，保守势力重新掌控了秩序。

1848 年革命如一阵风暴袭击了欧洲，又匆匆离去，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前承 1789 年原则，后启社会革命、民族运动。 19 世纪重要的政治人物纷纷登场，现代社会的弊病暴露无遗。马克思、托克维尔、赫尔岑都卷入其中，并留下了珍贵记录。 1848 年革命种下的种子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生根发芽，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迈克·拉波特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历史画卷，读者既能沉浸在生动的故事中，感慨各方参与者的命运，也将更加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

书籍摘录

总结（节选）

本书以 1847 年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欧洲希望之旅为开端，以希望的幻灭为结尾。 19 世纪中叶见证了这位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个人悲剧和政治悲剧。逃离法国后，赫尔岑和妻子娜塔莉住在日内瓦，然后去了尼斯与格奥尔格同住，最后德意志共和主义者艾玛·赫尔韦格（Emma Herwegh）也加入了他们。 1851 年年初，娜塔莉承认和格奥尔格有染，接下来便是数月的指责和忧愁。祸不单行，悲惨的命运又一次降临。 11 月，赫尔岑的母亲和他 7 岁的儿子科里亚从巴黎返回尼斯的途中，乘坐的船只失事，两人都遇难了。 1852 年 5 月娜塔莉伤心过度，与世长辞。精神受到创伤的赫尔岑整个夏天都在欧洲旅行，直到 1852 年秋天，他和 13 岁的儿子萨沙定居伦敦。

他把自己对 1848 年革命的深刻见解写给儿子。这位沮丧的男人写下《来自彼岸》（ From the other Shore ），并在 1855 年把书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儿子。对赫尔岑来说，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在革命中会被完全破坏，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明显，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 1848 年。这一代人要做的是根除旧的统治，只有这样，后人才能收获他们播种的果实。他告诉萨沙：“这一代人只是修了座桥，给将来的陌生人使用。你也许会在某天见到他……我恳求你不要停留在此岸……宁愿与革命一起灭亡也不要领取反动政府的救济。”

尽管革命失败了，但我们也不需太过悲观。 1848 年革命让数百万欧洲人第一次体味到了政治：工人、农民能在选举中投票，成为候选人，甚至成为议员。那一年公民自由的迅速繁荣为欧洲人民（包括妇女）提供了自由空间，他们通过政治社团和工人组织参与政治。尽管有些人是保守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但这并不削弱结论，因为保守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得到很多人真诚的支持。也许最伟大的成就是废除农奴制，废除了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劳役。除了社会经济影响外，农奴制改革还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它削弱了土地贵族的势力，增强了政府权力。随着劳役制度的终结，农奴的解放也摧毁了土地贵族对农民享有的司法权，农民进而能够直接生活在国家司法体制之下。换句话说，土地贵族不再扮演农民和政府的中间人，农民和其他阶层适用同样的法律，享有同样的民权。长远来看，这为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的完整公民铺平了道路。此外， 1848 年暴露出来的诸如宪政、公民权利、社会和民族主义等问题，并不因为反革命运动试图压制民众的讨论和抗议而消散。现实证明，保守主义者越发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 19 世纪后半叶，经济、社会变革的步伐在加快。部分现实的保守派人士在自由主义体制崩溃后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曾对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一位顾问说过：“如今的风暴必须以如今的制度来应对。”社会改革、民族统一这些解决方案最终还是被采用了，但实现它们的是专制政府而不是立宪政府，并且往往出于保守派利益的考虑。但是，这些解决方案最初是由“ 48 年人”提出的。有时，那些与保守派秩序言归于好的悔改的革命人士甚至会帮助实现这些方案。这样的例子真实存在。 1867 年，奥地利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绝对君主制不得不屈服于革新的压力，他与马扎尔人谈判妥协，代价是牺牲其他更小的民族。曾经的奥地利帝国变成奥匈帝国，这两个部分理论上是平等的，并且分别设立了匈牙利、奥地利和整个帝国的代表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方面的两位缔造者安德拉希·久洛（Andrássy Gyula）和戴阿克·费伦茨都是曾经的“48 年人”。然而，顽固的科苏特·拉约什坚决拒绝与哈布斯堡皇室往来，他在流亡中度过了余生，并于 1894 年在都灵逝世，享年 92 岁。

长期以来，在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语境中， 1848 年被公认为是被“错过”的一年，大部分欧洲国家错失了一劳永逸地走上自由法治道路的机会。这个观点暗示，假如革命成功，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恐慌将得以避免。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发表过著名的言论，称 1848 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德意志没能转过这个弯”。历史学家认为当年的革命可以使德意志通过自由的、议会的方式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而非通过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强制统一（这一过程在 1871 年完成）。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虽然也有议会制度，但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信奉的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理论进而认为，法国的中产阶级是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但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屈服于德意志容克地主的统治。有些历史学家进一步提出了德意志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道路”这一概念，他们在 19 世纪晚期专制的德意志帝国里，发现了更黑暗、更残酷的 20 世纪第三帝国的种子。这一理论推断， 1848 革命的失败带来的是一场灾难性的悲剧。革命的失败让人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强权的领导，特别是普鲁士强权的领导，才能带来德意志的统一。 1848 年的革命之所以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就是因为革命者本身没有掌握军事权力，因而最终被保守的德意志各邦国军队击败。俾斯麦在 1862 年发表的一段言论，激怒了他崇尚自由主义的普鲁士听众，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并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这是 1848 年和 1849 年犯下的最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就德意志的“ 48 年人”来说，他们也并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同样追求权力，尤其是追求德意志的权力，这从他们关于德意志未来进程的争论可以看出。当要在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时，绝大多数自由主义人士选择了前者，只有约翰·雅各比这些例外选择自由。这让 1848 年的悲剧显得更加深刻——连自由主义者也做好了放弃自由、向权力低头的准备。

意大利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20 世纪 30 年代，被墨索里尼抓捕入狱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直在尝试解释， 1860 年完成了统一意大利为何没能避免陷入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他把原因归结于意大利中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正是这些人在 1848 —1849 年领导人们追求民族统一与政治自由。与德意志相类似，人们从意大利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的教训是，自由和统一的实现，需要皮埃蒙特君主武装力量的支持，需要土地贵族的合作。由此可见，统一是一场“消极的革命”，由保守派力量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而不是像朱塞佩·马志尼及其他共和主义者希望的那样，由人民推动。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意大利王国，议会制度基础薄弱，却挣扎着想要发展出可行的民主制度。结果只是让这个国家轻易地陷入了法西斯反革命势力的手中。 1848 年，我们再次看到，为了权力和更远大的民族统一事业，革命者愿意搁置或放弃他们的民主及自由思想。1848—1849 年的意大利革命者为日后的专制主义埋下了祸根。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战争，革命后，英雄们愿意为了国家事业而牺牲自我的无私精神备受推崇。这种英雄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加里波第，他的事迹加强了这种英雄神话。除了将军国主义的种子引入民族自由运动之外，英雄神话与失败的现实之间形成强烈反差，这也将颓废与背叛的思想注入了意大利复兴运动——或者说是意大利民族的“复活”。一方面是英雄主义、军事荣耀与自我牺牲，另一方面却是意大利现实政治与社会的腐败，两者对立造成的紧张导致后来的人们在权威主义中寻求意大利问题的解决方法。

法国的情况就很不同了。人们普遍认为曾经短暂存在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阶段被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等人称为共和主义的“准备期”，是为法国永远成为民主议会制国家奠定基础的一段时期。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几十年， 1870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出现可以说是期待已久的 1789 年革命原则的胜利，如同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所言“法国大革命的船只终于驶进了港口”。然而，这并不能弥合法国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政治分歧，这些矛盾在 19 世纪 90 年代德雷福斯事件中集中爆发，在纳粹占领及维希政权统治期间持续激化，此后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历史学家还必须解释一个问题，为何法兰西建立长久的议会民主制的过程如此激烈、艰难，从 1789 年到 1945 年，法兰西经历了 3 个君主国、 2 个波拿巴帝国、 5 个共和国，颁布了至少 15 部宪法。在饱含艰难与鲜血的道路上，与其他废弃的政体相比较， 1848 年革命不像民主的准备期，反而更像一次失败，一次寻求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失败。一方面，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继承了 1789 年遗产；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抗拒大革命的原则。只有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或者像一些历史学家说的那样终结“法国人与法国人的战争”，法国的政治制度才能稳定生存。

在对 1848 年的悲观评价中，核心问题是认识到了民主不总是进步的。 1848 年 4 月法国的选举选出了带有强烈保守主义色彩的议会，普鲁东愤怒地表示“普选是反革命的”。这一论断先后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俾斯麦证实。前者通过公决成为皇帝。德意志社会主义者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则向俾斯麦保证：“给我普选权，我就给你 100 万选票。”欧洲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由数量较少的中产阶级或地主精英组成，欧洲盛行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便成了权威政府可以欺压和削弱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借口。然而，虽然法国的例外论、德意志的“特殊道路”和意大利的“被动的革命”理论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此。这些理解方式会导致人们对历史的发展形成偏狭看法。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特殊道路”的理论可能让人们认为所有德意志道路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纳粹和大屠杀。从 1848年到 1933 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清醒的德意志“ 48 年人”、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早已预见了这黑暗的未来，他悲痛地写道： 1848 年的德意志人误解了“法兰西–犹太–德意志民主”的真正本质，所以“真正的德意志人突然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名字被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代表了”。尽管瓦格纳当时表达了一种潜伏于德意志社会的反犹太主义，但要到 19 世纪晚期，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潮流渗入到德意志的社会讨论中，大众政治逐渐兴起，这种反犹主义才逐渐成为政治版图的重要部分。在此之前，犹太自由主义者都乐于为德意志的统一而努力。对他们来说，这一进程标志着他们在自己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人们可以争辩说（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虽然 20 世纪专制主义的发展趋势确实根植于 19 世纪的观念、运动和问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战火给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保证了极权主义在战争发生后的几十年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 1848 年，这种趋势虽然不像 20 世纪那样长成过于茂盛的丛林，但也已像发芽的鳞茎，人们可以轻易分辨。因此，刘易斯·内米尔将 1848 年比作“历史的苗圃”。 1848 年作为“历史的苗圃”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社会问题”上。“社会问题”在 1848 年以前引起了极大的焦虑，在 1848 年猛然成了政治议题。

当 1848 年德意志民主人士路德维希·班伯格第一次听到巴黎六月起义的消息时，他马上关注到了在工业时代引发躁动的重大问题——如何调和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不管对共产主义还是对自由资本主义，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并且拥有许多不同的答案。班伯格认为：“‘社会问题’已经把它的刀剑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再也不会从战斗中离开，政治自由获胜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重重。”由于没有达成革命共识， 1848 年的社会问题使得自由主义政权溃败。首先，革命者没有就新的政治秩序将采取的形式达成共识——共和国还是君主制，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度。其次，对于革命应该以何种程度改造社会关系，国家应该在减轻贫困、调解劳资纠纷和调节经济活动中进行何种程度的干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换句话说，新政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政治改革，进入社会革命？这两类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无法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各方都信服的法律架构，也就无法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第二个问题。 1848 年，革命派没能制定出可以团结经济危机最严重地区的人民的宪法，这一政治上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革命无法解决社会问题。

这便是 1848 年欧洲革命最大的悲剧之一，即社会与政治上的团结保证了革命爆发初期反对派的胜利，但这种团结终究是脆弱的。一些历史学家强烈谴责激进派，指责他们在自由秩序仍处于脆弱的初生阶段，对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例如，弗兰克·艾克（Frank Eyck）曾说，长期来看，激进派也许是对的，“但短期看来，在他们还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时候，他们用暴力的方式破坏了宪政和新生的代议制政府。他们让建立一个温和的自由政府这件事变得不可能”。也许有人会和笔者一样赞同此观点。但尽管激进派并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真正代表穷苦大众，他们的确表达了民众对社会的普遍失望，并且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即便有时显得不现实）。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确大大改善了欧洲的整体生活质量。因此在事后看来，艾克谴责激进派对初生自由秩序毫无耐心，是完全合理的。他认为，如果激进派在 1848 年能多克制一些，自由秩序也许就能得以幸存，经过一代人或者几代人，欧洲人就能够同时享受立宪政府和成熟的工业经济创造的财富。然而事实是，1848 年的人们还远不知道，资本主义将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赫尔岑 1848 年曾在巴黎生动地说：“当旧的社会秩序在以感受不到的速度发生变化时，你要如何说服一个工人忍受饥寒和贫穷？”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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