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历史学家王汎森探讨知识创造的人文向度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部分重要文章的结集，共可分为四部分。一是作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感想，对学术界动向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这被作者以“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为总结，并作为本书的书名。二是演讲稿《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和《再谈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生》，作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谈了他认为一个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学些什么，做些什么，注意什么。三是作者对自己的几位老师，包括余英时、牟复礼、杜希德等的回忆文章。四是作者几次接受访谈的记录。

作者简介

王汎森，台湾云林人。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目前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到现代的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

书籍摘录

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

最近我应邀到高雄中山大学做一场大规模的通识教育讲座，我粗定的讲题是《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地来？——漫谈学术环境的营造》。在演讲中我提到：我们太注重线性的、纵向式的传习与听受，往往忽略横向的、从侧面撞进来的资源，事实上这两者缺一不可，应该交叉循环为用。

我想从几个事件说起。几年前我与一位留学英国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谈到，我读英国近代几位人文学大师的传记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是有参加不完的社交或宴会，为什么还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说，他们做学问是一齐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功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而我们知道，许多重大的学术推进，就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拨”而来。最近我与一位数学家谈话，他也同意在数学中，最关键性的创获也往往是来自这一“拨”。

我所说的成日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中，即有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他曾经很谦虚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实总是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但是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曾经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人类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与外星人谈话，那就非柏林莫属了。柏林有一本八九十页的小册子《刺猬与狐狸》（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1953），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传诵最远。

有一本柏林的传记说，当时英国颇有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巴利奥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后来柏林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发现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柏林偶然发现“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柏林的长文原先以《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议》发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评论》上，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则在书商建议下以《刺猬与狐狸》为标题印成小书，立刻传诵千里，直至今天。

在谈论中激发火花的例子，在 19 ～ 20 世纪的西方简直是不可胜数。 19 世纪末欧洲思想之都维也纳正是“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维也纳城大量的咖啡馆成为繁星的养成之所，往往体现了一群人如何把一个人的学问及思想境界往上“顶”的实况。当时维也纳的小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馆，晚礼服也可以寄放在那里。譬如维也纳的 Café Griensteidl 咖啡馆就有包括茨威格（Stefan Zweig，《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作者）在内的大人物们。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及其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与以别林斯基（V.G.Belinsky）为中心的文艺圈子是分不开的。我对 20 世纪初海德堡城中韦伯（Max Weber，1864-1920）家的“周末派”（Weber Circle）——一群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在一起谈论——也感到印象深刻。后来韦伯的一个学生移民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教书，而留给我们一份相当生动的记载。“周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样的大学者（像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甚至还有一位后来的德国总统。

再回到维也纳。林毓生先生说， 1920～1930 年代，维也纳之所以造就了那么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私人讨论会密切相关。当时米塞斯不是大学教授，而是奥地利财政部的一名商务顾问，那一群围绕在他旁边读书讨论的人中就有哈耶克、 Eric Voegelin 等大师。

综合这些“一群人把一个人往上顶”的事例，我有一种感触。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龚自珍《释风》篇中说，“风”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也可以用来说明一种学风的形成。“风”的形成不只是老师对学生纵向的讲授，而是有“纵”有“横”，有“传习”而得，也有来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深陷局中、全力“参话头”而充满“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两拨千斤”的一“拨”。

2000 年代初，我因为特殊机缘，有机会参与许多研究计划的审查，我觉得各种审查会中有两种气氛隐隐然在竞争着。一种认为申请计划的计划书中所写的，应该与后来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种观念则认为如果做出来的成果皆在计划书的预测中，这种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会太多。我个人所取的态度是“因其已知，发现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设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许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计划之外的。线性的推进很要紧，但是从旁边撞进来的东西，也不能小看。历史上许多“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发明（如Ｘ光），也不一定是从纵向的、线性的推衍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纵横交叉，与自己原先的构思方案不经意碰撞、引会的产物。我愿意把这一点提出来，以供有意营造富有创造力的学术环境者参考。

（原载《南方周末》 2008 年 12 月 13 日）

题图为美剧《天才》第一季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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