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卖酒给同性恋？这在 1960 年代美国变成一场城市实验 | 石墙 50 年

1966 年，吉诺维斯犯罪家族的托尼·劳里亚（Tony Lauria）想到一个赚钱的办法：把一家酒吧变成 Gay Bar。

外号“肥托尼”的年轻黑手党成员跟三个朋友凑出 3500 美元，买下纽约格林威治区一家小酒馆，取名石墙（Stonewall Inn）。重新装修的费用不到 1000 美元，墙壁涂成了 1960 年代曼哈顿同性恋酒吧一贯廉价而隐蔽的黑色。进门的时候，顾客需要在一本名册上签字，很多用的是假名，写“唐老鸭”、“伊丽莎白·泰勒”的都有。

石墙骚乱后的一周，图片来自 Larry Morris/The New York Times

自动点唱机、私售烟和掺水的假酒……同性恋酒吧的非法身份与格林威治区越来越庞大的同性恋社群，构成一个对帮派而言完美的垄断市场，而石墙是那时为数不多开在主干道的一家，很快便名声远扬。劳里亚每月贿赂纽约第六警区 1200 美元，就能用远低于标准的成本经营一家人满为患还不上税的酒吧。

“黑手党总能找到办法创造一个他们能见面、社交的场所。”马塔辛社团纽约分会的负责人迪克·莱特希（Dick Leitsch）在大卫·卡特的《石墙》一书中说，“同志世界这一令人悲哀的现象跟《大胆妈妈》里那句台词如出一辙：‘我们唯一能抱的希望就是堕落本身。’”

黑手党对纽约同性恋酒吧的控制，一直到 1980 年代的纽约还依然存在。根据联邦调查局公开的 1600 页详细记载曼哈顿酒吧夜店产业及其组织犯罪的报告，人称 “Matty the Horse” 的马蒂·艾尼埃洛（Matty Ianniello）就是曼哈顿的“金并”，控制着纽约 48 街、第六第七大道超过 12 家同性恋酒吧，他也是石墙酒吧背后的实际控制者。

左：Garry Pastore 在美剧《堕落街传奇》中饰演了 Matty the Horse Ianniello

在没有社交软件、和各类 LGBT 消费品的 1960 年代，非法同志酒吧是生活在大城市的 LGBT 群体唯一能够见面社交的空间。他们的隐私和性取向，也只能在这个半公开的场合展露。

同志酒吧是城市的产物。1880 年左右，欧洲和北美城市中心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出现新的分化，男人们的聚会地点由更早的沙龙和妓院转移到酒吧和餐厅。最初一些直人和同志混合出入的地点，会因为性取向而被分别招待，比如两位男士只能坐吧台，或者安排到后屋较为隐蔽的桌位；另一些提供变装皇后表演的夜店，面向的顾客却是追求刺激的异性恋。美国的女同性恋酒吧是在二战期间活跃起来的，战时的女性开始担任更多工作，女性有偿劳力上升了 600 万。新的职业自由让她们有更多时间和收入，去酒吧喝一杯则是周末不错的娱乐。

整个美国 LGBT 平权运动的历史上，同志酒吧是孕育多元性别呈现文化和政治煽动的重要阵地，在同志酒吧表演的变装皇后也往往是日后站在游行队伍最前端的角色。如果把目光放回 1950 年代的美国社会，正是战后政府的「薰衣草恐慌」进一步压缩了同性恋的生活空间，在麦卡锡时代，LGBT 从言辞侮辱的对象变成政治迫害的实际目标。美国参议院从 50 年代开始对据称有同性恋倾向及其他道德堕落的政府雇员展开调查，艾森豪威尔 1953 年修改了杜鲁门时期确立的政府忠诚安全法，把“性堕落”列为解职的原因之一。

走进一家同性恋酒吧的门槛于是变得很高，一旦被警方搜查，第二天就会见报并丢掉工作。1954 年就有这样的新闻标题：“性变态在迈阿密的同志酒吧搜查行动中被捕”。

但也正是因为战争，美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超过 15 万此前入伍或参加城市防御工作的年轻男女涌入美国各大城市，十年的社会动员造就了他们全新的“性状况”（Erotic Situation）。无论社会风气如何，商机总是存在。此时的同志酒吧已不止在美国大型城市出现，如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爱达荷州的爱达荷福尔斯这类中型城市都能找到欢迎 LGBT 人群光顾的酒吧。

这其中，旧金山的黑猫酒馆尤为瞩目。在围绕“到底能不能卖酒给同性恋者”这个问题长达数十年的讨论中，黑猫酒馆的直人老板索尔·斯托蒙（Sol Stoumen ）屡屡发挥关键作用，而他最初卷入跟旧金山当局的斗争，只是因为一次劳务纠纷。

Black Cat 图片来自 SFGate.com

从奥地利大屠杀中幸存的索尔·斯托蒙自称一名自由主义者，1945 年，他来到旧金山买下了黑猫酒馆，把这里变成了波西米亚人的聚集地。艾伦·金斯伯格形容黑猫是“美国最好的同性恋酒吧”，因为斯托蒙老板不拒绝任何人的到来：水手、妓女、聪明人、画家、异装癖、商人，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斯托蒙的麻烦在于他跟雇员的关系，1949 年他拒绝跟厨师们签一份协议，因此得罪了旧金山平税局的负责人乔治·莱利（George R Reilly）。

要命的是，乔治·莱利有权决定城里什么地方有资格卖酒。

一个现在看来有点好笑的事实是，美国禁酒令在 1933 年废除之前，原本异性恋、同性恋喝酒都违法，1933 年之后，各州以“不道德”为由对同性恋地下酒吧的打压开始加强。“禁酒令的废除在人们的想象中是开启了一个自由放飞的都市生活，但实际上，它让监管变得更普遍，更高效。”历史学者乔治·乔西（George Chauncey）在 Gay New York 一书中说，这种全新的孤立，让同性恋群体反而和更广泛的城市社会生活隔离开来。

40 年代开始，佛罗里达、密歇根、新泽西、纽约、弗吉尼亚等各州都设立了酒精饮料管理局或类似职能的部门。当局的权力不受遏制地扩张到每一个卖酒的场所，酒吧老板则被迫成为执法者对同性恋厌恶情绪的触手。

成立后的 25 年内，纽约州的 SLA 至少关闭了数以百计的同志酒吧，或者“允许同性恋出入”的酒吧。在旧金山的类似机构则是平税局（State Board of Equalization） 。为了回应战后社会对小型犯罪浪潮的恐惧，加州政府加大了公共场所的道德风气治理行动。

黑猫酒馆不是一家典型的同志酒吧，但它还是因为接纳同性恋顾客被吊销了执照。

为了保住他的酒吧生意，索托蒙雇了律师把加州平税局告上了法庭，申诉顾客有权在黑猫酒馆聚集。1951 年，官司打赢了。加州最高法院认定“法定年龄的公民有权光顾公共餐厅和酒吧，只要他们……没有犯下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

“如果说加州是现代自由主义政府理论的试验场，那么特雷诺大法官就是构建这种现代政府所适应律法角色的建筑师。”耶鲁法学院教授 William N. Eskridge Jr. 写道，“正是加州激进的法规催生了第一批同性恋权益的重要案件——部分是因为加州的同性恋酒吧是最赚钱的，部分是因为加州最高法的大法官罗杰·特雷诺（Roger Traynor）是那个时代最大胆的。”

这场全新的城市试验，让旧金山的同性恋酒吧收获了意外的帮手并取得此前难以想象的成果。1960 年 5 月，共 8 名警察及州酒局的官员面临大陪审团指控，罪名是受贿。

Lawrence Cardellini 是加州酒局（California's Alcoholic Beverage Control，以下简称 ABC）一名便衣探员，像往常每个月一样，他到黑猫酒馆晃了晃，不过这次酒馆老板 Sol Stoumen 给他的钱涂了荧光粉。

其他酒吧的老板也开始和警局高层合作，更多受贿的警察被捕。媒体把这场行动称为 Gayola 丑闻（从 Payola “贿赂”一词变化而来）。同性恋社区第一次在公开报道中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他们是一群试图改良加州警局腐败的良好市民，而不再是城市里乌烟瘴气的代表、犯罪率上升的源头。

站在酒吧老板们背后的是旧金山市政府中的改革派。战后的 1949 年，联邦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城市重建工作，市政府则需要展开研究证明一个地方已经被“摧残”，然后提出一个重建计划。“新旧金山”的开发者发现，市中心的城市已被黑手党控制，而警局往往与之合谋，他们需要在体系内部找到改革的支持者推翻旧的体系，才能接着赚钱。

这名代言人就是乔治·克里斯托弗（George Christopher）。1955 年旧金山改选时，他以维护异性恋中产阶级男性和他们家庭利益的政治主张获得了足够的选票，上台之后，他的政治议程是一个更加专业、精英化的机构，而他所倡导的传统“家庭价值观”恰恰为同性恋酒吧的业主们打开了一个申诉的窗口。

1960 年克里斯托弗终于在市议会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者来开展他的城市发展项目，包括新上任的旧金山警察局长 Thomas Cahill。酒吧老板们敏锐地察觉到这位潜在的同盟，他们以曝光警局腐败丑闻为筹码赢得了市长的合作。

最后一场钓鱼逮捕行动围绕着同性恋酒吧 Jack’s Waterfront Hangout 展开。老板 Edward George Bauman 本人就是一名同志，他出庭作证时说，1958 年他打算开门营业的时候，负责他那片辖区的巡警 Edward Bigarani 适时出现，告诉他在这里卖酒的“规矩”。保护费随着酒吧的营业额上涨而上涨，Bauman 在法庭上说，Gayola 丑闻曝光的时候他已一共向 Bigarani、两名中士、两名巡逻员付了 2900 美元。

在法庭上，巡警 Edward Bigarani 特别渲染了他在 Waterfront Hangout 墙上见到的男性裸体画。双方就同性恋及其艺术作品是否伤风败俗的问题展开了过多讨论，让案件偏离了警局腐败问题的核心，这导致了检方的最终失败（只有一名警察入狱）。通过这场审讯，旧金山的居民开始意识到，同性恋正作为一个群体发挥着他们的市民权力。

左为旧金山一家 Gay Bar 的调酒师 Bryan Ray，右为拥有两家 Gay Bar 的酒吧老板 Norman L. Tullis，两人正在等候就 Gayola 一案出庭作证。图片来自 The Street of San Francisco - Christopher Lowen Agee

在 Gayola 审判中被判无罪之后，Edward Bigarani，Robert McFarland 和 Alfred Cecchi（从右到左）和他们各自的妻子、女友一起庆祝，这些女方也在审讯中作为辩方证人出庭，用来证明被告的警察和官员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判断力来“捍卫”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使其免受同性恋酒吧带来的未知影响。图片来自 The Street of San Francisco - Christopher Lowen Agee

然而由于市长克里斯托弗整顿警局的目的并非支持同性恋社区，旧金山对同志酒吧的骚扰并未停止。一年之内，加州酒局关闭了所有参加 Gayola 诉讼的酒吧。

正如美国 60 年代的城市改革者仍然需要讨好异性恋选民，纽约的黑手党们也并非同性恋的保护伞。纽约同志酒吧的控制者背地里常常敲诈勒索自己的顾客，专挑那些有钱、没出柜的顾客威胁要公开他们的性取向，据说这部分收入有时候比靠卖酒赚得钱还要多。

事实上，Gayola 案件发生的前后，是美国历史上对同志酒吧打击最严厉的时期。1959 年 10 月，纽约 SLA 的主席 Thomas Rohan 宣称要吊销城中“所有同性恋和妓女光顾的酒吧”，第二年超过 30 家酒吧因此停业；仅 1958 一年间，新奥尔良的一家同性恋酒吧就遭到 78 次突击检查；美国最大的几个同志社区之一的迈阿密，1954 年通过了禁止向同性恋者售酒的法令，迈阿密-戴德县警长办公室和州酒局在之后的几年不断骚扰迈阿密的所有同志酒吧。

“如果你拥有一家正规酒类许可证的酒吧，你得不断向 ABC 证明这家酒吧没有向同性恋提供服务。” James "Robbie" Robinson 是 60 年代旧金山的一名酒保，他 2016 年接受采访时回忆，“为了搞清楚你有没有这么做，他们会找一些年轻男性进入酒吧，观察一切，把写下来的报告交给酒吧老板，然后你就得去见听证官，99% 的情况你有罪，但也有其他选择，那就是交一笔‘罚款’，不然就要吊销酒牌 90 天。”

通常为了应对警察搜查，非法的同性恋酒吧会把酒藏到附近停着的车里，酒吧里只放几个专门给警察准备的酒瓶。一场典型的突袭行动中，酒吧老板会把灯光蓝色改成白色，警告顾客舞池关闭。

1969 年石墙酒吧的外窗。剩下一半的涂鸦在这张照片当年拍摄后不久就被抹去。图片来自 Diana Davies/New York Public Library

由于一开始没有同志酒吧老板愿意抛头露面，加州的“酒馆公会”（Tavern Guild）——美国最早的同性恋商业组织的成立是由一帮酒保发起的。“而不是酒吧老板，这点我必须补充”，James "Robbie" Robinson 说。这群酒保找到当时同志酒吧里卖得最好的啤酒商 Hamm’s Beer，威胁对方帮忙一起对付 ABC，“否则我们就卖百威。”

酒馆公会靠啤酒商们提供的资金设立了一项基金，为那些遭取缔后失业的成员提供生活保障。他们统一了成员酒吧的定价，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第一时间更新警方搜捕行动的电话联系网。

1961 年，黑猫酒馆的驻场变装皇后 José Sarria 宣布竞选旧金山市议会议员，他的竞选资金就来部分自酒馆公会。Sarria 是美国，以及全世界第一个竞选公职的同性恋者。他入伍时的照片和穿着西装竞选时的肖像，俨然一名好莱坞影星，而当她在舞台上饰演变装秀时又变得热情好斗。Sarria 会邀请顾客们注意那些渗入黑猫的便衣警察，鼓励大家围着他们一圈鼓掌；她也会在万圣节给打扮女性化的顾客分发“我是个男孩”的标志，这样警察就不能因为“性别欺骗”而逮捕他们。

1960 年代早期，在黑猫酒馆表演的 José Sarria。图片来源： Harold L. Call Papers. ONE Archives at the USC Libraries

José Sarria 最终赢得的 5600 张选票不足以让他成为议员，但他的努力迫使旧金山的同志们开始用政治化的角度思考他们的身份和性取向。正如 Sarria 所说：“从那天起，没有人在旧金山竞选的时候会不敲响同性恋社区的大门。”

黑手党、城市改革派、自由主义的酒吧业主以及啤酒商，60 年代的美国同性恋社区每一次获得外界的“帮助”，无不是因为 TA 们经济或政治意义上的身份。但依凭于酒吧这样一个商业空间，同性恋在战后美国城市重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性别政治意识，摸索出一套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方式。

1966 年 4 月 21 日的晚上，三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在辗转了 3 家把他们拒于门外的酒吧之后，走进了 Julius，一家位于纽约格林威治区、十天前刚刚被警察搜查过的酒吧。

这是一场预先蓄谋的行动。由马塔辛社团纽约分会的成员发起，代号是“偷偷喝（Sip- in）”，旨在挑战摄于纽约市法规中定义模糊的“目无法纪”（disorderly）一词，而拒绝为同性恋提供服务的酒吧。

他们已经提前通知了 4 家媒体的记者到场，于是有了那张 Julius 的酒保挡住玻璃杯口拒绝为其服务、第二天见报的照片。“偷偷喝”的首要目标不是喝到一杯酒，而是穿戴整齐，光明正大地前往酒吧宣布自己的性取向，拍下素材，提起诉讼。

整个 1960 年代，围绕警察骚扰同志酒吧的问题而诞生的同志组织已经尝试了各种富有创意的办法，而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很快会是：如果还不起作用，我们能怎么办？三年之后，距离 Julius 一个街区外的石墙酒吧将提供一个全新的答案。

下一篇，我们将聚焦马塔辛社团这样的同性恋权益组织。他们如何用政治化的手段组织起来，并点燃了石墙骚乱的最后一把火？

参考资料：

Christopher Lowen Agee: The Street of San Francisco: Policing and the Creation of a Cosmopolitan Liberal Politics, 1950-1972

William N. Eskridge Jr.: Challenging the Apartheid of the Closet: Establishing Conditions for Lesbian and Gay Intimacy, Nomos, and Citizenship, 1961-1981

David Carter: Stonewall: The Riots that Sparked the Gay Revolution

George Chauncey: Gay New York

Matthew D. Johnson; Claude J. Summers: Gay and Lesbian Bars

C. Alexander Hortis: The Mob and the City: The Hidden History of How the Mafia Captured New York”

题图为 The Deuce 《堕落街传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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