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的古典乐评集，融合其对社会、历史、文学、哲学和政治的思考

《音乐的极境》

内容简介

从古尔德、波利尼、布伦德尔，到普莱亚、席夫、鲁普；从切利比达克，到巴伦博伊姆、莱文；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到瓦格纳、欣德米特、布列兹……萨义德以专深音乐素养论及众多伟大作曲家、作品，伟大演奏家、指挥家，抽绎音乐的社会、政治、文化脉络，阐释音乐对社会被低估的影响力，对音乐界现状提出尖锐批评：帕瓦罗蒂将歌剧表演的智慧贬低到最少，把要价过高的噪音推到最大；霍洛维兹成了在白宫接受颂扬的国有资产；莱文的指挥简直就像是从坟墓里挖音乐，而不是赋予音乐生动与活力；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只甘于上演老实平庸的二流剧目；萨尔兹堡音乐节僵化成例行公事和恬不知耻的观光促销计划……

作者简介

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美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其撰文与观点屡见于各大报纸杂志，在当今世界具有广泛世界影响力。为《国家民族政坛杂志》撰写音乐专栏多年。代表作有：《东方学》（ Orientalism ）《文化与帝国主义》（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以及路线图》（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 Map ）《权力、政治与文化》（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平行与矛盾》（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与巴伦博伊姆合著）以及《论晚期风格》（ On Late Style ）。

译者简介

庄加逊，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外国文艺理论硕士，翻译、作家。译作包括《古尔德读本》( The Glenn Gould Reader ，格伦· 古尔德著)、《为什么是马勒？》（ Why Mahler? ，诺曼· 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 著）、《亲爱的阿尔玛》（ Gustav Mahler: Letters To His Wife ，马勒著，与曹利群合译）等。编译有《雅纳切克私信集》（莱奥什•雅纳切克[Leos Janacek] 著）。著有《陌上花来：回归与远行》。

书籍摘录

第一章 音乐本身：古尔德的对位法洞见（节选）

就本世纪几乎所有音乐表演者而言，格伦·古尔德都可算是个异数。他是才华洋溢、拥有精湛技艺的钢琴演奏者（当然这个世界上才华横溢、技巧纯熟的钢琴家有许多），他独一无二的声音、冒犯性的风格、节奏上的创意，以及最重要的—专注的特质，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远远超出表演本身。古尔德共录制有八十张唱片，他所传递出的音质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一听便知。鲜明的个人风格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你永远可以轻易地辨别出这是古尔德弹的，不是魏森伯格（Alexis Weissen berg，1929—2012）、霍洛维兹（Vladimir Horowitz，1903—1989），也不是拉罗查（Larrocha，1923—2009）。他的巴赫自成一派，好比吉塞金（Walter Gieseking，1859—1956）所诠释的德彪西和拉威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1887—1989）的肖邦，施纳贝尔（Schnabel，1882—1951）的贝多芬，卡琴（Katchen,1926—1969）的勃拉姆斯，米凯兰杰利（Michelangeli，1920—1995）的舒曼。古尔德弹巴赫，像是为巴赫的音乐下了定义，如果你想了解这位作曲家的真谛，就一定要听这位艺术家的解读与诠释。以上这些出色的钢琴家都有各自擅长的作品，然而古尔德演绎巴赫，在感性、直接、令人愉悦、印象深刻等特质上，与之相比毫不逊色，而所要传递的东西却十分不同，似乎是在就某个神秘的主题提出观点，并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这不禁引人思考，古尔德弹巴赫，实为提出一些复杂且颇为有趣的想法。这种行为模式成为其职业生涯的核心，与其说他是在演奏巴赫或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不如说他在成就自己的美学与文化项目，相应地，演奏也不是一次性的短暂行为。

多数人认为古尔德的种种怪癖还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的演奏太值得一听了。一些杰出的乐评人，尤以李普曼（Samuel Lipman，1934—1994）、罗斯史坦（Edward Rothstein，1952— ）为首，进一步提出：古尔德以特立独行且反复无常的古怪作风来表现自己的独特—边弹琴边哼唱，怪异的衣着打扮，演奏总是富于智识而优雅，在古尔德之前我们从未见过如此表演—所有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这位钢琴家不仅以演出为己任，更是通过演奏提出观点和批评。古尔德一生撰文无数，1964年退出音乐会表演舞台后专心致志于唱片领域，研究录音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他总是喋喋不休，喜用繁复的洛可可式修辞，执着于遁世和苦行。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一个观念：古尔德的表演引发思想、体验以及情境，而人们在其他演奏大师身上却鲜少能产生相类似的联想。显而易见，古尔德职业生涯的真正起点始于1955年录制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张唱片预示了古尔德之后的一切言行，包括去世前不久重录这部作品。在古尔德推出这张唱片之前，除了图雷克（Rosalyn Tureck，1914—2003，美国钢琴家），极少有主流钢琴家公开演奏《哥德堡变奏曲》。因此，古尔德的开场亮相（以及最后的谢幕）便是与一线唱片公司联手（图雷克似乎从未与大牌唱片公司有这般缘分），首度将这件高度格式化的音乐作品摆在广大听众面前，并由此确立了一个完全属于他的领域—打破常规、充满怪癖而又与众不同。

你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位拥有魔性技巧的钢琴家。在他的技巧中，速度、精准以及力量皆为某种纪律与计算服务，纪律与计算并非源自聪明的演奏者，而是脱胎于音乐本身。此外，聆听音乐的过程中，你仿佛看见原本包裹紧实、结构缜密的作品如褪去层层面纱般渐次舒展，几乎是化解开来，成为一组彼此交织的线。统摄一切线索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两只手，而是十根手指，每根手指都敏捷地呼应其余九根手指，进而呼应一双手以及背后主控一切的心灵。

音乐从一端发出一个简单的主题，随后该主题衍生出三十段变形，以多种模式重新配置，音乐不断向前推进，其理论层面的复杂性亦随着攀升的快感俱增。而在“哥德堡”的另一端，主题在历经一系列变奏后重又响起，与开头遥相呼应。不过，这一回的重复（借用博尔赫斯［Borges，1899—1986］在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对于梅纳尔版《堂吉诃德》的评价），可谓“字面相同，而境界远更无限丰富”。古尔德生平第一张《哥德堡变奏曲》便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回到微观的精彩往返，这是异乎寻常的技能：通过钢琴向世人展现这样的过程，体验阅读与思考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演奏一件乐器。

我完全无意贬低“演奏乐器”这件事。我想说的是，从一开始，古尔德所追求的音乐表达方式便异于他人，比如差不多同时代的另一位钢琴好手范·克莱本对柴可夫斯基或拉赫玛尼诺夫协奏曲的诠释方式就与古尔德截然不同。古尔德选择从巴赫开始，继而为巴赫大部分键盘作品录音，对他而言具有核心的意义。由于巴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多属对位音乐或复音音乐，它们必然反过来影响钢琴家的职业生涯，古尔德因此传递出异常强大的自我个体身份认同。

就本质而言，对位法讲究声部的共时性以及对音乐素材的超自然把控，音乐相应地呈现出无止境的创造力。在对位法中，一个旋律总是在不同声部间反复出现：于是音乐呈现水平的姿态，而非线性垂直分布。任何一组序列里的音符都能呈现出无限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是转换，某组音乐序列（或某个旋律，某个主题）可能先是出现在这个声部，随后又由另一个声部接替演绎，这些声部永远持续地与其他所有声部以相辅相成或是相反对抗的方式发声。巴赫的音乐建构并不采取将旋律线铺陈于最上方，再衬以厚重绵密的和弦支撑起主旋律线的方式，巴赫的对位音乐由若干同时行进的平行线构成，每个声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依循严格的规则自在地进行自我表达。

这其中的瑰丽动人自不必说，经过充分发展演化的巴赫式对位风格在音乐世界里占据独特的位置，拥有特殊的威望。首先，对位风格中纯粹的复杂性与频繁的相互关联牵制无异于要求一种更精炼、更确切的陈述；当贝多芬、巴赫或莫扎特以赋格方式进行创作时，听者便会不自觉地认为这音乐中有某些非比寻常的重要观点。因为，在对位音乐行进过程中，任何构成的一切—每个声部、每个瞬间、每个音程—都得以详细记录，可以说，它们都是历经彻底探究与充分衡量的结果。最能发挥音乐底蕴的，莫过于一个严格的赋格（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威尔第《法斯塔夫》结尾乐段绝妙的赋格）。音乐上的对位模式似乎总要与神学上的末世论扯上关联，这其中当然部分归因于巴赫的音乐带有宗教本质，或者你也可以说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赋格意味强烈使得听者产生了联想，但理由不光是这些。对位规则的要求十分严格，细节至为精确，仿佛这一切是神意命定；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比如采取禁用的序列行进或和声—都将被定罪为“魔鬼的音乐”。

因此，精通对位法的人几乎是在扮演上帝，料想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小说《浮士德博士》里的男主角阿德里安·莱韦屈恩（Adrian Leverkühn）对此深有体会。对位法是彻底的声音排序、全面的时间管理、音乐空间的精细区分以及绝对的智力投射。从帕莱斯特里纳1、巴赫到勋伯格、贝尔格（Alban Berg，1885—1935）、韦伯恩（Webern，1883—1945）严格的十二音列体系，整个西方音乐史简直化身兼收并蓄的对位狂魔。该形象具有强大的暗示性，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中描述的正是这么一位与魔鬼签订合约的德国复调音乐作曲家，好比真实世界里的希特勒，小说里作曲家的美学命运成为其国家逆天愚行的缩影。古尔德的对位法演奏最接近于我个人对此技艺的想象，他令你朦胧地觉得，或许对位法写作与演奏存在某些争议或危险，当然粗糙的政治含义除外。不仅如此，古尔德从来不害怕来点滑稽搞怪，他试图挖掘一些颇为可笑的关联：高水平的对位法可能只是戏仿，它不过是纯粹的形式，却总是渴望成为“世界—历史精神”的代理人，成为当之无愧的智慧角色。

总之，古尔德的演奏比其他任何钢琴家都更能使听者体验到巴赫对位手法的毫无节制—巴赫的对位的确过度，一种美丽的过度。我们就此认定，这世上再无人可以如古尔德般演奏、复制、理解巴赫几近恶魔式的技巧。他的演奏似乎已触碰到极限，手指成为音乐与理性的化身，而音乐、理性又与这个化身融为一体。即便古尔德在演奏巴赫时全身心地专注、投入其中，他依然有办法暗示其他可能，各种不同的力量与智慧在之后的录音中粉墨登场。就在录制巴赫键盘作品全集的同时，古尔德还录了一张李斯特钢琴版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之后，更推出了由他本人改编的瓦格纳管弦乐与声乐作品钢琴版。晚期浪漫主义作品的对位风格呈现出衰萎腐朽，古尔德从管弦乐总谱中强行抽离出半音化音阶与复调元素，通过钢琴演奏出来，其中的做作愈发明显。

与古尔德的所有演奏一样，这些录音突显出极度的不自然：一张非常低矮的椅子、几乎趴着的姿势、似断非断的跳音以及他极力追求的清晰声响。然而，不自然之处亦是在解答以下问题：究竟对位音乐的偏爱是怎样一步步演化、并最终赋予演奏者始料未及的全新维度的。坐在钢琴前，兀自做着凡人不可能做的事，他不再是音乐会里的表演者，而是蝉蜕于肉体躯壳之外的录音艺术家，这样的古尔德，难道不是已经变成了自我证明、自我愉悦的听者了吗？他不就是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口中巴赫音乐奉献的对象，那位取代上帝的人吗？

古尔德对音乐的选择确切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文字中写道，自己不仅偏爱一般意义上的复音作品，也很钟爱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这类作曲家，“他可以在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同时丰富这个时代，他为所有时代发声而无需从属于某个时代”。古尔德不喜欢中期的贝多芬、莫扎特以及大多数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在他看来，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不过是短暂的时髦，太过局限于乐器本身。古尔德更欣赏前浪漫主义与后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如吉本斯（Gibbons，1583—1625）与韦伯恩，以及复音乐派（巴赫与施特劳斯），这些人为乐器作曲时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态度，这种态度令他们具备制定规则、掌控全局的能力，这是其他作曲家所缺乏的。举个例子，施特劳斯被古尔德视作 20 世纪最伟大的音乐人物，施特劳斯不仅古怪，还致力于“在最坚实的形式纪律内部，最充分地运用19世纪晚期的调性宝藏”；古尔德接着说，施特劳斯的兴趣所在乃是“保存调性的完整功能—不仅是在作品的基本轮廓里，甚至在整个设计最精微的细节中亦然”。如同巴赫，施特劳斯“煞费苦心地让建构概念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显现”。如果要写出如施特劳斯般的音乐，那么你心中对于每个音符的功能都要有明晰的想法，作曲中每一个音符都有意义；如果要在创作中呈现巴赫味道，那么就单纯为键盘乐器而写，或者借鉴《赋格的艺术》中各种类型的四声部赋格，每个声部都遵循严格的纪律。没有漫不经心的拨弄怪响（虽然有时候施特劳斯的作品里难免会有这些东西），没有机械的、未经过思虑的常规和弦伴奏。形式概念在每一处都得以自觉、自信地清晰表达，大到架构小到装饰无一例外。

以上描述多有夸张的成分，然而无论如何，古尔德演奏追求精准与细节，因为他坚信自己所演奏的音乐正是精准与细节的典范。某种程度上，他的演奏延伸、扩充了原有的乐谱，使乐谱的意思更为清晰可辨，原则上，这些乐谱不包括标题音乐。就本质而言，音乐是不具备说话功能的：尽管音乐在语法结构与表现力上具备无限可能，却无法像语言一般可以论说或者引经据典地阐释明确观点。因此，演奏者完全可以装聋作哑闭着眼睛弹，要么就像古尔德那样，总是在演奏过程中给自己设定很多任务：包括绝对精准地把控演出空间；严格依照自我标准设定演出的环境（比如他在穿着打扮上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并不遵循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模式）；即便有指挥在场也要亲自引导乐队；边弹边哼，哼唱声甚至盖过钢琴。既要高谈阔论也要振笔疾书，古尔德有意通过大量文章、访谈、唱片封套说明将钢琴的触角伸向语言领域。凡此种种，古尔德做来热心带劲，像个淘气、话匣子关不住的小神童。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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