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鼓楼，一家朋克面馆和它的四个经营者

麻悦想开家面馆。真把店开出来，它却成了丈夫雷骏最全情投入的地方。

雷骏是蜜三刀乐队的主唱。蜜三刀是北京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如果不是 2014 年解散，到今年该满 20 周年了。在这家叫作“鼓楼吃面”的面馆里，他希望给乐队们提供一个演出完可以歇脚交流的地方，自由地吃肉、吃面、喝酒、谈天。再广泛点说，他想用另一种方式留存朋克精神，“做点有意义的事”，保持趣味和愤怒，“越挫越勇”。

面馆原本开在小经厂胡同里，2015 年迁到东公街上，更靠近主路，位置不错，离北新桥地铁站或南锣鼓巷都只需步行十分钟以内。入口是一扇铁门，上头画着一只獠牙外翘但神态和善的斗牛犬。那是麻悦和雷骏最喜欢的英国斗牛犬——他们最多时候养过三只：“小乳迪”、“大都都”、”黄胖子”。

馆子不大，只有十张桌子，最多能坐三四十人。进门左手是吧台，墙上挂着雷骏的照片，下面摆着一列他最喜欢喝的 Maker's Mark 威士忌。四面墙壁上是各式各样的纪念物：北京朋克音乐节的海报、乐队合影、黑胶唱片、纪念 T 恤。桌上铺着红白蓝三色格子桌布，用玻璃板压着，下头也是各式各样的老照片，以及食客留下的各国钱币和明信片。

菜谱中西结合。创始菜是雷骏自己在家里琢磨出来的，受到乐队老友们的欢迎，叫“金牌蘑菇肉酱面”。方子以北京传统炸酱面为基础。由于麻悦一家是回民，住得也离牛街近，就把炸酱里的猪肉换成了牛肉碎，再加入西餐里常见的口蘑取代味精。摆盘看上去像意大利面：根根分明的手擀面盘绕在中央，炸酱则装在垫着黄瓜丝的白色小杯里，但分量和口味却有种北方的粗犷。此外还有些融入摇滚元素的菜式陆续诞生：“八大锤”，得名于形似鼓槌的小鸡腿；“肉啃肉”，也就是“Rock n’Roll”，四种肉类的大拼盘。

客人里有偶然光顾的游客、附近的居民、慕蜜三刀之名而来的乐迷、因为媒体报道好奇打卡的年轻人，或者摇滚圈里的老友。

每天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半，麻悦都在店里。她染着一头红灰相间的短发，穿一件鲜艳的红毛衣，脚上是雷打不动的马丁靴——这是朋克的着装传统，蜜三刀有首歌就叫《Chinese Bootboys》。下午客人少，她一般坐在靠门口角落里的桌子上整理账单，接待各式各样的人：想来帮“鼓楼吃面”运营公众号的、想借店面拍摄产品的、想谈餐饮合作的。五点左右员工们吃完工作餐后，客人渐渐开始多起来，她就张罗厨房和店面之间的沟通，偶尔跑到门外，在取暖器下站着抽根烟。

剩下的交给主厨老马和店长马彼德。雷骏去世后，他们是她最信赖的人。

雷骏是在 2015 年 5 月 6 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当时面馆刚搬到东公街，雷骏解散乐队还不到半年，把店名从“吃面（Noodle In）”改成了“鼓楼吃面（Punk Rock Noodles）”，打算全身心投入经营，更加凸显店里的朋克文化氛围。

麻悦试图把他想做的事继续下去。除了打理日常生意，她也开始采访，写面馆里遇到的、鼓楼一带出没的那些带有朋克特质的小人物，一年采访 50 多个，发表在公众号“鼓楼吃面”人物志上。以这种方式，她得以将注意力从个人的聚散上转移，在更多人的聚散里获得慰藉。

由于面馆生意腾不开手，她找来 27 岁女孩韦小溪来协助整理这些故事。小溪形容这些受访者的共性，“都是’逆流而行’的人”，“有拧巴的、非要拧着来的这个部分”。“它可能是一个小圈子，可能你很难去给它搞得很爆炸、很民生，跟多少人相关。但是他们的故事又确实都是很勇敢的人的故事。”

实际上，“鼓楼吃面”如今的主事者——麻悦、马彼德和主厨马巍（老马）——多少也都是这种拧巴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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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骏要开面馆的事，老马一早就知道，但加入却出于偶然。2013 年的某一天，他在航天桥公交站坐车回家，遇上两个 mohawk 发型的年轻人。他们大声谈论从外地赶到北京看蜜三刀演出的激动之情。老马听着觉得挺骄傲，打了个电话给雷骏：“咳，你都这么有名了吗？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都还没合影，得赶紧拍一张。”雷骏借机把老马叫到了店里，说服他入伙。

老马和雷骏都出生在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在宣武区长大，是“老西城的孩子”。他们 20 多年前相识于王府井大饭店，那时老马才 24 岁，是厨房主管；雷骏只有 18 岁，是送餐的服务员。

酒店工作对 90 年代的北京来说既体面又具有新鲜感。1982 年，全国第一家合资酒店“建国饭店”开始运营。11 年后，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规范和标准》，引入酒店星级评定制度。老马的第一份工作是 1987 年入职昆仑饭店，后者也是北京第一批被评为五星级的八家酒店之一。老马的父亲，一位老知识分子的收入是每月 300 元，而老马每月能拿到 400 元。

1993 年认识雷骏以前，老马辗转在昆仑饭店、华美达亚洲大酒店、王府饭店和北京皇家大饭店都干过。昆仑饭店和亚洲大酒店虽说是“涉外饭店”，有统一的厨师制服和设备完善的厨房，但主厨还是中国人，一部分来自通过定向培训在沿海一代接触到西餐的建国饭店、丽都饭店厨师，俗称“老建国”、“老丽都”，另一部分是香港人。菜式从最初主流的俄餐逐渐拓展到法餐、意餐。老马从基础汤汁学起，不时花几毛钱买国内职高烹饪学校出的一些基础教程，不懂的就去请教老师傅，其中还包括当时著名的“建国五虎”——五个北京圈内公认最厉害的西餐大厨。在北京皇家大饭店时，由于合资方是北欧 SAS 集团，他有机会为米其林三星评级的外籍行政总厨干活，还作为骨干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培训过三个月。

这些经历让老马身上有种傲气，倒不是论资排辈那种。“中国原来就喜欢论资排辈，看你是哪个酒店出来的或者怎么样。米其林的评定方式不一样，你需要认真做好某一种东西，就看这个。”

在他眼里，好厨师的唯一标准就是敬业：“怎么样算敬业呢？就是你生活里每一点发现都能和烹饪有关系。比方说我在马路上看人家排队买馒头，我就要去看看为什么这个馒头好，我拿着这个馒头能不能做一些别的效果的东西，或者我拿别的食材能不能做出一样的效果。我吃牛肉拉面的时候，就想这西餐当中我用什么食材能做出差不多的东西。你得真正拿它当成你的朋友那样。”

在王府井大饭店做厨房主管时，老马注意到一个同样带着点傲气的 18 岁年轻人。雷骏那时已经开始搞乐队了，但还没有蜜三刀。他留个光头，壮实高大，穿马丁鞋、皮夹克，刺了两个大花臂，但工作时很认真，也爱琢磨吃，看上去有点意思。送餐部紧挨着厨房，两个年轻人家住得近，家庭背景也类似，就逐渐熟识起来。每天凌晨 1 点下了班，就去附近一家叫“山河”的餐馆，佐着花生米拍黄瓜喝啤酒，侃大山到凌晨三四点。

雷骏很少和老马聊音乐的事。他有时喊老马去看排练，老马也不太去。他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种抒情传统一些的民谣，觉得雷骏和他的乐队有点太“躁”了。不过他理解雷骏的愤怒，也欣赏他拿打工的钱养活整支乐队的勇气：“他穿很多东西，是出于对文化和音乐的理解，不像现在很多小孩光追求一个形式。那种愤怒会自然而然反映在表达、穿着上，没法模仿，就和做菜似的，有个根本的东西。我也愤怒，但我表达的方式不同，或者说我没那么激进，不会痛恨或者讨厌到想带来改变，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宿命。”

共事两年多后，两人同时从王府井大饭店离职。雷骏去给一些音乐杂志写稿，在音乐频道 Channel V 做过一段时间编导。老马去了承德粮食局在河北开的第一家西餐厅。1997 年香港回归后，北京突然冒出一堆法式餐厅，有了“七小福”的说法（也就是“七个小福楼，福楼是一家著名法餐厅），其中一家新开的叫巴黎小时刻。雷骏约老马一起去应聘，一个做前台经理，一个做后台主厨。

在老马的记忆里，那是他们兄弟俩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还是凌晨 12 点左右下班，然后赶 44 路末班车从长虹桥市文联宾馆坐到长春街，在雷骏家门口的一家四川火锅店“七星椒”喝酒聊天。他们经常喝到三四点，喝到老板也加入聊天，伙计们都在地上睡着。有时连老板也撑不住了，他们就自己拿酒、拿菜，走时把钱放桌上。

聊天的话题仍然是天南地北。雷骏偶尔也会说说做乐队的烦恼，年轻早逝的乐手朋友。乐队成员们都还是孩子的年龄，只有雷骏稍年长些。北京还没什么人玩朋克，多是受迷笛音乐学校的影响玩摇滚的。一切看上去才刚开始。

巴黎小时刻因为房租高涨、入不敷出于 1998 年底关停。雷骏从此离开了餐饮圈，次年成立了蜜三刀，开始专心表达他的愤怒。贝斯手就是雷骏在东城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学酒店服务时的同学，马克。每周排练两次，音乐的风格确定为“Oi Punk”，硬核朋克的一个分支。着装也固定下来：光头、文身、马丁靴。三年后，蜜三刀做出了第一张专辑《严打》，这年雷骏 24 岁。

老马后来又去了一家国营背景的国宾酒店，2001 年受下岗潮影响“投身市场经济”，在北京六环的巴沟开了家中餐厅。之所以没做西餐是因为城内开店经济上支撑不起，而巴沟虽房租便宜（150 平米月租 1500 元）但没人吃西餐。才开了一年多，巴沟拆迁，蜂巢国际等一批城市青年公寓开建。老马只好把餐厅盘给合伙人的父亲，回到城内给一些外籍人士做私厨。

直到和雷骏在公交车上通了那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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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发行的《严打》里有首歌，马彼德至今记得，叫《中华警魂》。听这首歌时他 19 岁，正对自己的警察身份产生怀疑。

马彼德今年 24 岁，唐山人。他从初二开始接触国内的摇滚乐队，最开始听的是脑浊乐队的《无聊军队》，“单纯的荷尔蒙”，比如《星期一》，这是他每周一上学时必听的一首歌，到现在还能随口唱出歌词：“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最最讨厌星期一，看着黑板我发呆，可还是一点儿没脾气。”到高一时，听的内容多了一些国外乐队，比如 Clash。蜜三刀的《Chinese Bootboys》是通过豆瓣FM 推送听到，“朋克里带着点上世纪军区大院里的那种红色元素，有点不一样“。

唐山本地有个吃喝玩乐俱乐部，类似一个年轻人文化据点，脑浊在那里演出过。精神需求没法满足时，像很多无聊但有闲的年轻人一样，马彼德还会花两小时坐车去北京听迷笛音乐节。“看到好多平时可能就是上班族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是皮夹克，有的夹个背带，有的输个脏辫，特别开眼，特别带劲。”

大学才上了一个月，马彼德就退学了。他不大喜欢学校里的氛围，抽烟、喝酒、打游戏、谈恋爱，没什么人谈理想、谈未来。军训后第一节课老师放的一个动画短片也让他印象深刻。那是那位老师因无人听课出于无奈放的，讲的是一坨狗屎在找自己，最后意识到自己虽然百无一用，但还可以当化肥。马彼德觉得”那可太讽刺了“。

父母倒不大介意马彼德辍学。父亲希望他跟着自己做生意；母亲在公务员系统工作，想给儿子找一份稳定的饭碗也没那么难。他们先把马彼德安排去亲戚的电厂上班。工作内容很简单：早八点到晚八点，在固定时间点记录下仪表盘上的某个数字。马彼德觉得挺没劲，也不喜欢周围人带有色眼镜的那种不自在感，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

第二份工作还是父母安排的：做警察。大舅是当地警队的一个大队长，马彼德很崇拜他。他的英勇事迹被电视台多次报道：追击毒贩时把防弹衣让给队友，在对方扣下扳机前制服了对方。马彼德觉得这份工作还算有点意义。听说大舅在那次事件后抑郁了一段时间，还感到不理解。他想得挺好：从协警干起，最后成为一个像大舅一样的好警察。

做了协警后，马彼德发现没什么歹徒可抓，最多是小偷。后者还都是一些颇有街头经验的”民间反扒大队长”发现的，他需要做的只是上个手铐把人带走。唯一两次印象深刻的经历都与上访者有关：一次是一位每天都去市委市政府门口上访的老太太。据她的描述，其子 1999 年被杀，凶手买通法院无罪释放。警队的职责是看着她防止闹事。马彼德心软，趁午休时给她买了瓶水、一块面包，被领导批评了一顿，说这是“助长犯罪”。另一次，他看到一位年轻的女上访者被拖进屋子，打得满脸是血。

马彼德想不通，两次找大舅询问他的看法：“即便不是警察，一个年轻人至少要分得出是非黑白。”大舅的回应令他有点失望：”这些不是我们小人物能掌控的，你知道这些是不对的就行了，但是不要管。“回到家，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好听到豆瓣 FM 推送蜜三刀的《中华警魂》，觉得歌里唱的都在现实中应验了。

听说蜜三刀主唱雷骏开的鼓楼吃面在招人，马彼德在微博上发了条私信。他绞尽脑汁写了一大堆，对方几天后只回了几个字：”快抽时间来吧，来吃面。面聊。“收到信息是 8 月中下旬某天晚上 11 点。次日早上 7 点，马彼德就起床了。他坐上唐山到北京站的大巴，再从五号线转六号线到南锣鼓巷，9 点就到了店门口。店还没开，他就四处转了转。11 点回来时，店是开了，雷老板还没来。他就又坐到下午 3 点。快睡着时，突然有人拉开了门，然后是马丁靴踩在地板上的咚咚声。马彼德一抬眼，见照片里常见的那个高大凶狠的人主动弯腰来握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雷老板的和善让马彼德感到意外，这和很多人描述中光头党“极端”、“暴力”、“不友好”等标签不相符。雷骏也没问什么刁钻的问题，只问喜欢哪些乐队，喜不喜欢吃，会不会做。马彼德的回答有点不着调：“我六岁就会煮方便面了。”雷骏笑笑，温和地说：”你会吃的前提就是你得会做，你得懂这个是什么。“然后指着马彼德穿着的灰色 Clash 乐队 T 恤说：”我看你穿这 T 恤就感觉路子挺对。“

就像当年老马和雷骏以兄弟相称一样，马彼德也成了雷骏的小兄弟。尽管招聘启示上写着“不包吃住”，雷骏还是让他住在了店面二楼的阁楼里。他教马彼德弹吉他、鼓励他学英语，让他在自己乐队的现场演唱。马彼德后来也知道，雷老板和自己一样不太会做菜，总把土豆或鸡肉切得老大块。但他会吃，没事总带着面馆里的一帮人在附近寻新开的馆子。白天忙着看店；到了晚上，就走路到不远处的安定门排练室里排练。

马彼德的父亲来看过一次儿子，他在老店二层阁楼里转了转，没说什么，只叮嘱照顾好自己，就回去了。尽管一直说学成之后就回家开店，但马彼德到今年已经干了五年，比面试那天胖了 60 斤。他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跑步，去老马或者雷骏推荐的新馆子里尝鲜，之后九点到店里开始打扫卫生，准备各种物料，一直忙到晚上 12 点。但他总觉得自己有太多东西还没学会，比如在面对更多外国客人时，还无法像雷骏那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雷骏也常和他谈论有关乐队的烦恼。最大的一个烦恼是如何维持下去。除了贝斯手马克、鼓手郭杨，蜜三刀成员总在换：一些老成员或是因为成家立业，想让生活走上正轨而离开，或是因为技术跟不上。新招到的成员虽然技术更好，但价值观可能又不太一致，想更商业化。

“他挺纠结的。其实你做得更好之后，无非就是知名度更高、演出费拿得更多，但是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还是即使在小酒吧里边唱歌，也能给人带来比较多震撼的那种，他想继续去表达他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一些批评，但这样下去他的歌就注定是越来越没法在公开的平台上展示。”

雷骏曾在自己的开心网主页写道：“社会人儿们常是百般关爱你，告诉你挣点钱才是真的。而当我们在酒精和摇滚乐的午夜里，彼此叮嘱的则是：坚持住，兄弟！现在，正在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病菌，急性传染症状为：无理想、无追求、不会感动、只会起哄。千万别传染，最后的解药就在你手里，不过很多人都是因为丢了自己的解药，被传染了，变质了，如同僵尸片中的被感染人群一样。坚定自己，别怀疑，给自己注射那最后的一针！”

《中国好歌曲》节目组曾经邀请过蜜三刀登台。雷骏告诉马彼德这个消息时开玩笑说：“要上的话，我肯定会那样，就是一直忍，一直唱大家觉得正常的歌，到总决赛的时候来一首《中华警魂》，全国直播。大家肯定都疯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节目都是录播，要真这么做早给他删掉了。”

在面馆里，马彼德也见到许多乐队在台上看不到的一面。去年武汉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到鼓楼 School 演出，结束后，主唱吴维来店里喝了杯酒，也聊起玩了这么多年乐队，还要不要继续。去年吴维出了场车祸，要花 2 万块医疗费。他意识到自己连这么一点钱也拿不出，还得靠朋友帮忙。

“吴维今年也 40 多了。”马彼德说。他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绝不松开我的拳头》，认为它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他在面馆里认识的这些音乐人的状态。雷骏常聊起，90 后已经不愤怒了，因为相比上一代没经历过什么大事，本身活得已经挺高兴。

“雷老板他们 70 后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有好多人喜欢朋克，但是现在的人更愿意去喜欢电子乐、喜欢嘻哈，追求销量、打榜排行什么的。对中国来说，年轻人不愤怒了，朋克这波浪潮就已经过了。”

实际上，即便是 Oi Punk 这种音乐类别在国外的一些代表乐队，如 4skins、the oppressed、the business 等，虽然对摇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但也一直走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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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悦觉得，只要鼓楼吃面还在，雷骏所追求的那种朋克精神就不会丢。门上那只大狗是她请韦小溪设计、人物志采访认识的一位艺术家刚画上去的。去年 9 月，由于街道整改，面馆的顶棚被拆除，窗户变小。一个月后，门外的露台也被拆除，玻璃门换成了防盗门。那只大狗算是一种朋克式的应对方式。

“比如说这里都是一片狼藉了，我也要在这一片狼藉里让自己是最鲜艳的颜色。不是说要特招摇，就是不能让自己闲着，要做点有意义的、好玩的事。只要你做得多就错得多，不同的压力就更多，那你就要面对这些，越挫越勇，你就永远有新的想法来对抗，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这不就是朋克精神吗？”

麻悦和雷骏是宣武区十四中的同班同学。1999 年，蜜三刀刚成立，雷骏用 bb 机传来一条简讯，兴奋地邀请她到东四北大街 208 号的忙蜂酒吧（Busy Bee Bar）看首场演出。麻悦对朋克或这位同学都没什么兴趣，没去。又过了一阵子，两人再见面，雷骏变了样：一个大光头，两个大花臂，上身穿着裹紧的皮夹克，底下配一条瘦瘦的鸡腿裤。那时麻悦在北京电视台《身边》栏目做编导，生活圈子变小，身边有趣味的人也变少了。但雷骏不同，故事一个接一个。一些乐队朋友也和她想象的不一样。上进心强、勤奋的人不少，身上都有股劲儿。

麻悦就做了雷骏的女朋友，也做了蜜三刀的经纪人。演出活动虽然排得满，但没什么功利心，“就是去玩去了，享受表达。坐火车更有意思一点，虽然线路长，上车就带着啤酒上去了，把人家车厢里的啤酒都买光了，大家就一路喝这么多，一路喝着到地方，然后就开始躁。 ”

2000 年左右，中国地下乐队刚刚经历了一次爆发性的成长。蜜三刀成立的前一年，被誉为北京朋克圣地的“嚎叫”开业，门联上嚣张地写着十个字：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按照时任《全球商业经典》记者汪若菡的记忆，北京的地下婴儿、无聊军队，武汉的生命之饼，南昌的盘古和乌鲁木齐的舌头等也都是在 1998 到 2000 年这个时段出现的。他们辗转在嚎叫、橡树俱乐部、开心乐园、CD 酒吧、豪运等各地演出，但这些地方陆续在城市建设中消失了。

尽管诞生于地下音乐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但朋克这一门类在北京仍然非常小众，很难找到愿意让他们演出的场地。蜜三刀首次登台的忙蜂酒吧 2002 年已因某些不可抗力关门。“光头党光是打扮上气势就很强，如果和民谣或是一些轻摇滚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把对方的气势压下去了。”麻悦说。

汪若菡则在采访雷骏的报道中回忆道，她首次听蜜三刀的现场，“被这种简单粗暴的音乐吓着了”。她还看见同场另一支朋克乐队的贝斯手扔掉贝斯，扑向稀疏的听众，希望他们接住他，却扑通一声摔在了人们避让出的空地上。

一位乐评人向她介绍，朋克音乐就是一种用于发泄不满和对抗摇滚精英的音乐形式。歌曲只使用最简单的三个音构成的和弦，完全没有修饰，直接、有力、赤裸，想说什么就唱什么，充分发泄不满。乐曲也都不长，只有 2 到 3 分钟。“他们就是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到最后还是反对。所以说这是年轻人才可能玩的音乐，严格地说，他们只是发泄痛苦，但没有办法回答反对一切之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

很多人因此对光头党持有偏见，总觉得是一群行为暴躁喜欢闹事的人。这种认知到 2015 年也没有改变：一个网友在微博上转发了老狼和几个光头党在酒吧里聊天的照片，评价说这是老狼被“围攻”了。雷骏转发了这张照片，发了个愤怒的表情。

2003 年，吕玻的嚎叫唱片约蜜三刀去谈录唱片的事，前提是需要其改动一些比较敏感的歌词，“当时无数乐队想跟嚎叫签约，但是马克坚决不同意改歌词，最后我们就没签，不但没签，马克还老数落人家老总就是个商人，最后把人家数落急了。”雷骏曾回忆。

在五道口“聚点”酒吧举行的 PUNKZONE（朋克地带网站）一周年纪念演出上，雷骏提出举办北京朋克音乐节的想法，把 8 月定为“朋克的节日”。他还找到几个乐队，一起做了一个短暂的朋克厂牌“Beijing Rejects”。次年 8 月 28 日，第一届北京朋克音乐节就在他和麻悦的张罗下开张了，地点选在了怀柔鹅和鸭农庄。当时国内比较知名的朋克乐队都参加了演出，包括 Last Chance of Youth、Joyside、The Unsafe、花生皮炸弹、再循环、动乱、Life for Drinking、Donaers Party、脑浊等。

麻悦还记得这个选址纯属两人出游时的意外发现，恰好老板是位英国人，喜欢听朋克，允许他们自由使用场地，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只当是给农庄打广告。

几个朋友凑钱租了三辆车，周六早上 10 点集合，花 2 小时把所有人拉到农庄。音乐节晚上才开始，人们就在草地上聊天、排着队领自助餐。吃完饭，架起设备就开始“躁”。兴奋感在空气中弥漫，累积到晚上 10 点达到高潮，直到半夜 12 点才结束。三辆车再拉着所有人回城。虽然卖了些门票，但乐队大多没收演出费。所有收入交给了农庄作为感谢。

以这一年为起点，朋克音乐节一直办到 2013 年，共十一届。因为要同时考虑时间、地点以及参与乐队的需求，场地每年都在变。这些细节麻悦都能脱口而出：第二届在城郊汽车电影院里一个叫“两个好朋友“的酒吧，第三届在新街口，第四到第九届在鼓楼的 Mao Live House，第十届又回到”两个好朋友“。第十一届由于”两个好朋友“场地出了问题，临时换到 798。

从第八届开始，麻悦把主持朋克音乐节的责任从雷骏那里接了过来，以便他能专心做乐队。她还试图拓展音乐节的规模，找一些符合调性的赞助商，比如 Dr. Martens。当时这个马丁靴品牌刚刚进入北京三里屯的 CPU 门店，麻悦带着两个设计去展示文案，说服总代理在物料和产品上提供了支持。但随着赞助商加入、参演乐队增加，矛盾开始滋长。一些乐队觉得音乐节变得太商业化，另一些则争论门票提成分配是否合理。“到最后感觉有点疲惫了。我们最初觉得这就是个节日，一起来完成一个好玩的 party，如果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思都有点变了，动摇了，再做也没什么意思。”

2005 年两人结婚后，雷骏试图在工作和乐队之间寻找平衡。他辗转在音乐杂志新媒体、Channel V 和太合麦田做过，但正式工作总会被乐队的巡演计划打断，尤其是 2007 年蜜三刀开始在德国、法国、捷克、波兰、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巡演，参与美国导演肖恩《北京朋克》纪录片拍摄，获得更多国际关注之后。做兼职撰稿人收入不太稳定，麻悦就提出了开家面馆的想法。

它的性质其实和朋克音乐节也差不多：供一种小众文化以及它的爱好者另一个相对固定的容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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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馆于 2011 年开张。店址选在了北京摇滚文化的辐射中心，鼓楼，被 Live House 和琴房包围。店面只有 40 平米，分两层。狭小的空间里塞满了朋友们送来的或者夫妻二人淘到的旧物：苗苗的红色铁皮机器人、装满糖果的骷髅大碗、陈萧楠的盔甲、德国旧货市集淘到的 The Clash 乐队粉红图册、小斗牛犬摆件。它们给面馆带来了浓郁的、带着朋克味的家庭氛围。

雷骏喜欢写字，有记录的意识，2012 年、13 年先后给鼓楼吃面开设了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文字朴实但生动。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推广“金牌蘑菇肉酱面”之后的第二道创意面，小经厂素面。

“小经厂素面必然是生长在一条叫小经厂的胡同里。素面要做到好吃必然是用心的选料和精心的烹制。鲜嫩小油菜沸水中翻滚一遍即可，烫熟青菜围绕煮好的白面。清油七分热煎鲜香菇，浇在面上的料汁中包括红黄彩椒、香葱、蒜末、生抽、老抽、辣椒、香油、米醋等十几种调料。就连那么一点点花生碎都是恰到好处！”

除了介绍菜肴，雷骏也会写写店里遇到的有趣的客人，比如一个“骑着电动车、头戴西部牛仔帽、帽子上镶嵌着五颜六色宝石饰物的怪老头“徐恭谨。徐恭谨 92 岁，常到店里找雷骏聊天。他还拿来一张个人演唱专辑。按照插页里的简介，徐恭谨是 1947 年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1949 年未跟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留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任教，1957 年被打成“右派”，直到 1979 年才恢复教职。1995 年从中央戏剧学院退休后，他去了美国旧金山，2013 年回到北京，想在故乡长居。

他和雷骏说：“搁现在，我也是个朋克；搁那会儿，你一定是个‘右派’。”

面馆人员的流动性挺大。不少也是玩乐队的，比如吹万乐队鼓手李子超当过一段时间厨子，还发明了一道反响不错的”糟辣炒蛋面“。但流动性大的问题是菜品质量可能不够稳定。雷骏起初也总忽略了这是在做生意，更把吃面当成一个朋友见面的外部客厅，“有时候晚上八点左右就没什么人，他就会直接关门，领大家去吃夜宵。”马彼德说。因此在老店，鼓楼吃面经营状况不算好，有时还需要家里的经济支持。

2013 年老马加入以后，菜品质量的问题得到了控制。老马有点烦一些所谓的网红餐厅。“人的味蕾是斗不过化学制剂的。很多年轻人的口味被添加剂之类的东西给毁坏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原汁原味。比如你在淘宝随便买一块 30 块左右的牛排，它放多长时间还有 Q 弹的口感。但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好肉。煎牛肉或者羊肉，西餐都讲究要有焦化层，很多年轻人就觉得这叫’糊了’。我们为这个事困惑过一阵子，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给他介绍什么是好东西，就得另辟蹊径。”

老马认为 Punk Not Dead（蛇尾一锅）这道菜是另辟蹊径的好例子：把老汤温火慢熬的牛舌切片，摆放成朋克的鸡冠头，盘中央则码放炒制的蔬菜丁儿，以及和牛舌一同熬煮的牛尾，再浇上浓汁。这是 The Exploited 来北京演出时老马和雷骏一起设计的一道菜，造型酷似这支乐队的 Logo：一个长着嘴、留着鸡冠头的朋克骷髅头。虽然看上去像西餐中煎制的牛排，但口味却因熬煮而更温和。

由于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店面在 2015 年从小经厂胡同搬到现在的东公街。新场地是厨房阿姨介绍的，前一个租客做的是腊肉火锅生意。房东刘哥在麻悦父母经营的酱牛肉店里买过肉，和雷骏也聊得开心，没怎么在房租上叫价。

“我记得当时这附近有个包子店，面积就能放下两个大蒸笼加上同时站 4 个人，房租是一个月 6 万。刘哥要价比这便宜多了，我们开了 4 年他也没涨多少钱。”马彼德说。

刘哥就住在店面楼上，也是个老江湖，在新疆做生意、蹲过狱、30 多岁才出来结婚生女。他现在信佛，唯一的爱好就是养鸽子，也做微商卖酵素。有时下来和店员们一起吃饭，塞给他们几瓶酵素，说是“对身体好”。

新店的装潢和布置是由美国人 Jimi Sides 完成的。雷骏去世后，他原本想把这里经营得更像一间酒吧，去掉经典菜单，只保留佐酒小食，在酒水上获取更多利润。面馆入口处倒挂着晶亮酒杯的吧台，遗留着这种商业化野心的痕迹。

Jimi 是老店的常客，最喜欢那道“糟辣炒蛋面”。 老店搬到东公街前的一个多月，他主动找到雷骏和麻悦，希望出资合伙经营。有了新资金，又确定了新店址，鼓楼吃面的生意终于有了走上正轨的架势。5 月 5 日，Jimi 从美国带来家人和鼓楼吃面的四个经营者在老店吃饭喝酒，聊得挺开心，敲定了合同。6 日凌晨，雷骏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去世。

马彼德当时感到挺懵。那天他和往常一样，五点多起床，九点半到店里打扫卫生。还没干多久，麻悦打来电话，让他拿上雷骏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到医院。“我还以为他高血压又犯了，结果到那发现气氛不对。”下午，他从医院返回，发现消息已经传开了，老店门口堆满了照片和花束，还站着一大群人。马彼德就开门让人们进来坐。人流一直不断，他就一拨一拨接应。

Jimi 也来雷骏家中吊丧。“我们抱头痛哭，我问他，雷骏走了，你还要跟我合作吗，他回答还要。但实际当时我们都是懵的，这个合作的决定完全是冲动的。”

雷骏的死对面馆打击挺大。首先是 Jimi 和麻悦在之后的经营方向上产生了分歧。按照马彼德的说法，现在店面的美式餐吧风格是 Jimi 当时背着他们自己决定的。吉米想大量删减老店的菜单，将营业时间改为下午 4 点到凌晨 2 点；也想把微信公众号从原来松散的记叙，改成简单明了的折扣及广告推送。由于谈不拢，他拿走了面馆当时注册的 Facebook 账号，还找来一个中国人试图盗取微信公众号。

麻悦在那之后剪短了头发，把右安门和雷骏一起住的房子卖了，用这笔钱偿还了此前因老店经营不善向亲戚、朋友借的钱，以及 Jimi Sides 的投资款，让面馆度过了困难时期。她的左臂原本文着一个仙女画像，意思是想过闲云野鹤的生活。雷骏走后，她又在右臂文上了雷骏和“黄胖子”。

“当时没有了雷骏这个灵魂人物，再加上新店运营成本更高，两个硬伤凑一起了，摊子感觉要散。”麻悦在店里接应来客时，能感到不少人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关心，在偷偷打量，想知道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家人也希望她休息一段时间，逐渐脱离雷骏原来的朋友圈子，开始新生活。

“但我就是不能让你看到我倒下了，你觉得我们这个一家之主没了，那我就把房子卖了。既然决定了还要把这个店面重新开起来，我就应该住在一个离店的离更近的地方。你在不同的阶段永远会有不同的新的麻烦找上你，你就不得不要面对。”

做人物志采访是她想出的应对策略之一。这原本也是雷骏想做的，类似属于面馆的、供来客阅读的一本 Zine（独立杂志）。

“小众文化发展得这么缓慢，很有可能某一天你就再也看不见光头党，也不知道曾有这么一群挺朋克的人。我们就希望给他们留下一些东西。“马彼德说。5 月 8 日葬礼那天，他在告别仪式上看到雷老板被画上了一个很奇怪的妆，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些新的责任。

“雷老板算是壮志未酬，他想把美食和朋克结合得更紧密，希望客人来吃完后一抹嘴，盘子都是干干净净的。这些都没做完。我们还一直说要让它成为一个百年老店呢。”在马彼德的理想中，鼓楼吃面应该成为一个介于摇滚朋克现场和家之间的一个地方，“一些曾经喜欢朋克的人到了岁数可能躁不动了，不想再去现场，但也不想窝在家里自己听音乐，想要沉浸在一种很多人一起享受的氛围里，他就可以来这，喝酒、听歌，和老朋友聊聊。”

麻悦还想策划一些朋克乐队的演出，不过不打算放在鼓楼吃面里。一方面是空间不够，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雷骏在的话，他也不会喜欢。乐队是需要有舞台的，而且需要一群认真看演出的观众。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好多人就是受台上那些人的影响，才会特地穿成那样去看演出。他会去查为什么乐手要这样穿衣，他们的歌词什么意思，他下次来看演出也要穿成那个范儿，有足够的尊重，他才好意思去跟乐手说话，才融入得进去。现在的人可能不是，普通人拍一拍自己可能一夜之间莫名其妙也成网红了。”

外卖是另一个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有平台经理劝麻悦，说“你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做外卖，我保准一个月能赚 XX 钱，以后实体店都不用开了，就做外卖就行。”但也违背了鼓楼吃面的初衷，“这是一个大家交流的地方，一个交通站。我就是个站长，然后不同的人咱们聚在这儿，各自散去，过段时间再聚来，这个功能性不能放弃。”今年七夕节，她特地为此策划了一个活动：当晚来吃饭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手机都装在一个小口袋里，挂在道具墙上，把这一顿饭的时间完全交给自己和对面的朋友。如果能坚持到最后，吃饭就打七七折。

今年是鼓楼吃面开店八周年，北京朋克音乐节举办 16 周年，蜜三刀 20 周年，雷骏去世 4 周年。4 月底，蜜三刀的老相识、 Hell City 吉他手于思佳把老排练室里当年的海报撕下来，送给麻悦挂在了店里。5 月 4 日，国安八连胜，一些球迷又在微博上转发蜜三刀的那首老歌，《国安之歌（最后的胜利）》。

老马设计了一道叫“壹陆捌伊面”的八周年纪念新面，里头有六荤八素，“一个吉祥话，168，一路发。”这也是 70 年代北京一个挺有名的衬衫品牌。另一道新面叫“黑色回忆”，是纪念老雷的，用料都是他最喜欢的食材，用蘑菇汁中和墨鱼的咸腥，黑意面里放上三味芥末油煎制的鳕鱼、玫瑰茄汁和红酒浸过的牛肉。“低调、实在、不玩虚的。”

原来老马很少听蜜三刀的歌，做菜时喜欢放《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现在倒听起来。一首最喜欢的没有歌词，歌名挺简单：Dancing Time（跳舞吧）。

题图、配图由记者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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