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缺少什么，又是什么促进了繁荣？｜城市问题读书笔记（下）

城市在我们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它往往就是我们生活本身。每个人都会表达对城市的理解——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个人对生活的理解。

我们的推荐，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索引；我们希望它所能传递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先行的思考者所得出的结论，一如既往，可以促进我们的思考。

前情提要：

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彼此相关的？

士绅化从何而来、为何不可避免，又如何带来不公平？

在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中，什么缺失了，什么是模糊的概念？比如说，什么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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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层面缺失的学术探讨从 1980 年代算起已经有很多了。学者项飙以浙江村为研究对象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从田野调查角度去看社会微观，是绝对值得一看的著作。

这本书 2018 年出版了修订本，几个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序言被认为极其精彩。在这几篇文章中，项飙进一步给出了一些观察结论：中国社会缺失问题经过几十年后，并没有改善；随着政府权力扩张，社会空间进一步变小，还原成为“物理空间”；行政系统高度“地域化”；政府对社会存在根深蒂固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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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在 2016 年写成的序中说，虽然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商品房，也摆脱了服装生产的简单劳动，在生活方式上和北京其它城市居民没有明显差别——“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构成城市活力和创造力那一部分的功能已经消失了。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 1995 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了。

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

在 1990 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道多含有对城市政府的批评，而 2000 年代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道，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产业提升、旧城改造的应和与鼓吹。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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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比的是将近 20 年前，1990 年代末他曾经的判断：“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是“有名无实”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义上的明确认可”。

20 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

“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

自 1990 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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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社会空间变成了纯粹的“物理空间”。

“浙江村”的正规化把一个萌生中的“新社会空间”还原成了一个物理空间。

社会空间里的主体是人，构成社会空间的是错综复杂从而也不免杂乱的关系；物理空间里的主体是地，起主导作用的是行政框架下的单一化的市场规划。

面对社会空间，政府要谈判、妥协、学会共存；处理物理空间的手段则简单明了：拆，迁，卖。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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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对隔离的偏爱。这种隔离来自于政府管理方便的需要，稳定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中产阶级“邻避”需求。虽然，隔离在全球各地都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但赤裸裸、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还是令人吃惊。

自发人口流动诱发的社会紧张归根结底是由行政体系的总体特征造成的，户籍制度只是这个行政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中国行政体系严格依据地缘边界（尤其是省级）划分权利和责任。比如北京市政府在 1995 年清除“浙江村”时，发布了一条特别禁令：严厉禁止北京任何区和县接纳“浙江村人”，以期把这些流动人口彻底推出北京的行政边界。 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政策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

看来，连中央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流动人口是中国公民，将生活在中国，简单地把他们从一个行政区驱逐到另一个行政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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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进一步指出核心症结所在。

在地域化的行政体系下，地域和空间界限本身并不重要；地域显得重要，是因为体制相信，把人限定在具有明确行政边界的地域之内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关键的不是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的关系，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只要这种立场不变，户籍改革不会减少因自发流动人口增加而造成的社会紧张。

就拿“浙江村”的例子来讲，大院（流动人口自发兴建的集居住、生产为一体的小区）是一种特殊的空间，本来可以在政府和流动人口之间充当中介调解者的角色，优化管理。当地的大红门派出所也意识到这一潜力，希望通过大院来遏制“浙江村”的犯罪团伙。但是，这一以大院为独立的社会管理单位、和大院老板合作的尝试却得不到上级政府的认可。这倒不是因为这一尝试不适合地域化的行政管理，而是因为政府担心这些大院老板会因此获得更多权力。

任何提高社会自治的措施有可能降低犯罪率，但是在长期也可能引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当政府面临选择：是靠“压”来解决突发性问题，还是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时，政府总偏爱前一种。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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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在 2018 年底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重新梳理了 2017 年以来新的阶段的疏解，提出一个新的论断：这一阶段的疏解，实质上正是对上一阶段，即 1995 年以来，通过疏解进行资本积累的逻辑的反叛。

他通过自己发起的调查发现：对于政府的行动，一般老百姓，甚至大部分被疏解的流动人口，在理性上表示可以接受政府的行动。他们和政府共享了一些关键词，比如“大局”、“升级”和“淘汰”。

“不淘汰低端，就没有高端的发展。淘汰谁呢？淘汰我们呗。”离开者当然不欢迎如此，但同时也并不认为里面有不正确性。

离士绅化还远，从社会功能、社区形成这些最基本层面来看，这个结论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在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中缺少什么，什么促进了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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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繁荣，在这段时间里，城市面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其中既包括城市市容上的变化，也包括经济繁荣对于城市经济景观的改变。

在上海，城市再开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级和区级政府强大而直接的力量。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地方商业街是被政府选择性的忽视所塑造的。许多商业街底层公寓的所有者将沿街房间改为零售用途，或者占街开店。尽管这种做法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合法的，地方政府却选择因为社会性原因忽略它们。这些本地商店让许多人，尤其是下岗工人、退休员工和流动人口找到了工作。店主们付的租金为工人阶级的房东提供了多余的收入，补充了他们的退休金和失业保险。

莎伦·佐金、菲利普·卡辛尼兹、陈向明，《全球城市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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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繁荣是放权的结果。这期间因为包含了上海大量下岗工人，社会矛盾比较大，政府以相对包容政策对下岗工人的商业尝试采取支持态度。当然，自然街区的商业形态与大多数城市的商业演变一样，先是本地人开店，继而包给外地来上海做小生意的人员，而本地失业下岗工人则从经营者变身为房东。

这是市场规律的一部分。

但当外地人生活“打扰”到本地人生活的时候，房东的利益和其它居民的利益就会产生矛盾；进一步，当外地人的人口比例和影响力日趋增加的时候，本地原住民和外地人之间也会有矛盾产生。

比较典型的是田子坊。

在《全球城市地方商街》中田子坊作为上海两个街区案例之一，作者做了较多分析，虽然大多停止在几年前。

不过，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这种类型的矛盾其实都无伤大雅，并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随着新居住者和原住民之间的融合，繁荣本身并不会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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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面项飙多年对北京“浙江村”的观察一样，对移民的态度——不论是出于管理上的需求，还是出于对原住居民的“保护”（当地居民和政府官员在立场上往往有相近的地方），上海或者北京从政府层面更愿意代表本地人利益，这让他们忽视了城市繁荣的真正原因，更违背了政府提供公平服务的本质。

大城市原住民和政府并未意识到移民作用。在大家津津乐道的世界级城市中，纽约的移民率是最高的，在我们前面已经有所引用。

通过在地方商业街摆摊开店，移民总能在一座城市的经济体系中寻找到一席之地。他们的行为不一定合法，因此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在风险之中。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地方商业街上的外来者为长期居住在本地的人以及与自己一样的外来同乡提供有用的服务，从而促进了社会融合。而且地方商业街不仅是经济交易的空间，也是文化交流的空间，说不同语言或带有不同的口音的人们，能在那里得到接纳。简而言之，地方商业街由日常生活中多样的社会和文化空间组成。这些空间在一条街道上的拼接——文化多样性体现于某个空间内部或空间与空间之间——形成了全球城市的世界主义特色。

莎伦·佐金、菲利普·卡辛尼兹、陈向明，《全球城市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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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错误地总结经验，认为繁荣是政府所为，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少作为，不扰民”带来繁荣。

而这个错误总结的经验，用在士绅化过程当中，既没有保护租户利益——租户很大程度上不是政府眼中的“市民”——比如在杨浦的外来移民，永康路上的餐饮业经营者；也没有保证房主的利益——虽然如前所述，房主很多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它们可能并不在意租金收入，而普通的私有房主则在这个伪士绅化过程当中，丧失了自己的租金收入。

上海的本地论坛中，本地人经常表达吸引高端人才到上海。

虽然地域歧视在官方管理中也是不被允许的，但实际上从官方到本地普罗大众，对外来移民持的否定态度，确切地说以稳定的名义禁止了地域歧视言论的出现，但相比而言，对“移民贡献、穷人在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权”，支持这一说法的声音更没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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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伦·佐金等人通过这本书得出一条最重要的结论，“尽管从纽约到上海的六座城市，以及它们的政府，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城市治理系统，但是它们之间有一点惊人相似，那就是规划者发挥的作用都很有限”。

即使在中央统一领导比较明显的的中国，它的两条街道也得益于政府在一些关键时刻选择性的放权。私人公寓业主可以创建商业用途的空间，农民工可以在这些空间开办小店，所有这些并没有得到政府官方批准。

莎伦·佐金、菲利普·卡辛尼兹、陈向明，《全球城市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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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地区的几位作者不露声色地探讨了六座城市士绅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对于繁荣、对于政府在调控一个地区的租金等商业环境上的作为、对于如何“保护”那些传统街区中的元素——“是商店，是店里的人，还是空间尺度？什么样的政策最有效，规划，分区，租金管制，定向招商还是排除特定的商店”——他们表现出了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毕竟，商业形态、街区里的人、各个市场主体在这几个城市中表现出了充分的多样性和活力。

当然，如果他们的调查时间持续更久一些，或许会看到更多的不那么乐观的变化。

这也说明在对城市的理解上，中国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中缺少什么，什么是人性化，什么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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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而在刻意的维护下，大街上显得很宁静。街中间是车马走的地方，旁边是人行道、导水的明沟和行道果树。有几条大街宽度可达 130 余米，相当于纽约第五大道的 4 倍。 不过街边上没有商场，相比于城市的人口规模而言，大街上也没有多少车辆往来。我们看到的大街与我们想像中的有些微妙的不同。与其说它是把城市各地区居民联系起来的纽带，不如说它是把他们分隔开的鸿沟。如果说白天大街上仅仅是通勤量小，那么到夜里它就完全没有存在意义。一旦到了晚上城门关闭，生活就归匿于房帷之内了。”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为我们描绘的荒诞景象说的是中国唐朝的长安城。

长安城作为政治型的城市，反映出了皇权至上的文化理念。在唐代的后期，随着中产阶层的力量扩大，诉求增加，皇权至上的理念逐渐淡化。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城西的市场突破了其边界，与周边的居住区相融合。到了晚间，大门也不再关闭了……

到了宋代，社会向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并未停歇，而且在逐渐加速。南宋的都城杭州，这座城市早在承载帝王基业之前就已经是商贸业的重镇。

虽然长安和杭州都是人口众多的巨型都市，但它们所拥有的城市生活方式却正好相反：前者拘谨，保持着皇家气度，后者散漫，追求着时尚新潮。这种区别从人口密度上也可见一斑：长安城人口密度是 1.25 万人/平方公里，杭州这一数字是 4.55 万人。

段义孚，《恋地情结》

虽然现在这样的长安城已经不见了，但这种政治意味很浓的城市基因似乎并没有完全绝迹。上一部分项飙提及的城市改造中出现的若干种政策偏好和管理方式，都与政治型城市的遗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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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这种政治型城市景观也与规划相关。扬·盖尔是《人性化的城市》的作者，也是人性化城市一直以来的鼓吹者。他在提到 20 世纪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这个著名城市规划时指出城市“非人性化”的基本特征。

这是指城市规划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上的尺度，而忽略了最小的人性化尺度，而不幸的是，这个做法反而被当成一个规划原则广泛传播。三个层面是指，建筑，空间和生活。

从上空鸟瞰，巴西利亚城市的轮廓分明，像一只巨鹰，政府建筑在鹰头，两翼则庇护着各类住宅建筑和机构建筑。政府办公区设计线条精确，建筑高大，周边有宽阔的绿色区域，最后是议会大厦，景观让人印象深刻——当然，这是要从合适的远距离观看。

在人性化景观方面，巴西利亚是一个可悲的失败。城市空间过于巨大，对人完全不友好，道路又长，又直，又无趣，在城市各处，停放的汽车挡住了行人去路，让人无法体验步行乐趣。

扬·盖尔，《人性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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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西利亚相对比的是扬·盖尔生活的哥本哈根，他说：“从飞机上看，哥本哈根的联排住宅区千篇一律，面目无趣。但是如果从视平层面看，这些联排住宅则优点众多，运转良好，因此该市大部分建筑师及其家庭都居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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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非人性化”城市，我们会发现从大的宏观角度更容易入手发现问题所在；而在说到“人性化”的城市时，很多时候都是细微处的小的设计和具象的举措。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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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景观是指城市中利于人们行走、坐下、倾听、交谈、观看的场景。

这些基本活动与人类的感觉、活动器官紧密相连，如果这些基本活动能够在良好条件下进行，那么在人性化景观之中，它们以及其他相关的活动就能够相互交织组合，实现一切发展的可能性。

它的核心在于“小尺度”。

……

鼓励市民在城市空间中步行和骑车只是一个开始，远非大功告成。还必须鼓励人们坐下，长时间在城市空间中停留。

停留活动不仅仅对构建富有生机的城市而言是关键因素，而且对构建真正令人快乐的城市而言也同样重要。人们在一个地方停留，是因为这个地方美丽、有意思、宜人。

好的城市和好的聚会有很多类似之处：客人留下来，是因为他们在聚会中享受快乐。

……

适合会面的城市，指的是三种基本人类活动提供良好机会的城市：看，听和谈。

……

城市中最重要、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观看。无论我们在走路，站立还是坐下，我们都会持续进行一种非常普遍的活动：看人。

如果长凳和其他座位能够提供很好的“看人”视野，那么它们的利用率就肯定能得到保证。

扬·盖尔，《人性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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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期间，洛克菲勒广场前 40 英尺的空间里，云集了 15 个小摊（大部分都是出售爆米花的）。

城市管理部门对此大伤脑筋。有很多法令规定，无论这类小摊是否有营业许可证，做室外经营活动都是不合法的，虽然那些地方的生意不错。坐商们一般都会配合警察，执行这类法令。

……

应该善待小贩。小摊贩被默认为是给城市室外生活提供食物的人。他们之所以生意兴隆，是因为常规商业设施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广场特别适合这类小摊生存。在建设这些广场时，几乎不会留下任何一个小餐馆。于是，小摊贩填补了空白。一旦赶走小摊贩，这个空白就特别明显。广场空间上的许多生气随着小摊而去。

……

纽约市并不是一个规定太古板的地方。许多城市不仅立法禁止在室外出售食物，还禁止室外用餐。如果我们去询问官员这个问题，他们会告诉我们，一旦放弃这类限制，可能发生的可怕事件——不卫生食品的危险，令人恐惧的垃圾问题，等等。

过去 10 年，部分因为这些限制，大部分广场和综合大楼都没有建任何室外餐饮设施。

……

食品吸引那些会吸引更多人的人。

威廉·H.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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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H.怀特是《财富》杂志的编辑，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以《组织人》这部作品而知名。他的这本《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正确的理解是“小-城市空间”，而非“小城市”。

在这部精致的小书中，威廉·H.怀特讲了各种小空间里究竟什么是人性化。比如座椅宽度——台沿和空间达到两个臀部的宽度时，可以让更多的人坐得舒适一些，而少于这个宽度则不然，0.76 米可以，0.91 米更好些；比如下沉式广场为什么总是让人厌烦——在那里，“我们找不到几个人”，“如果下沉式广场里有商店，很容易让橱窗展示遮掩了那里事实上的空闲状态。除非它通往地铁，否则，为什么要造一个下沉式广场呢”？“我们一旦身处其中，会觉得到了井底。人们可以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

还有街头公园的视线、铁栅栏（可以确切地说没有人喜欢它们）……

他也提到了拥挤问题。

概括起来讲，容量是自我调整的。这个观点需要反复重申。许多规划部门担心承载容量，担心更多的公用设施、更多的坐凳空间，会刺激更多的人来使用，造成更大的步行拥堵。

然而，他们应该担心的恰恰是另一面：担心使用不足，而不是过分使用，使用不足才是主要问题。

大部分城市空间的容量远远高于它们的使用量，而例外所提供的经验是令人鼓舞的。承载最多人的地方是那些最有效地使用空间的地方，也是最令人愉悦的地方。

正是人们自己决定了拥挤水平，他们在决定拥挤水平上做得非常好。

威廉·H.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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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受欢迎的人。这可能是对于城市理解中分歧最多的那一个了，不论是李·斯金格的提问，还是朱利安尼的信誓旦旦，那么在一个城市规划观察者和人性化城市主张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

答案很简单。

无家可归者是一个象征，一个人指不定哪天会变成这样的无家可归者，这个符号不是为了恩典而制的。对于零售商来说，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单相当长：乞讨的妇女，在公共场合行为举止怪诞的人，嬉皮士，青少年，老人，街头音乐人和所有类型的小贩。

……

以不信任心态设计的地方得到的是他们正在寻求的东西，很可笑的是，我们果真很有可能在那里看到一个酒鬼。我们会发现别的地方也有酒鬼，当然，那是他们喜欢的空空如也的地方，正是在那样空空如也的地方，那些酒鬼才引人注目——这类公共场所的设计仿佛真是为酒鬼定制的，无意识地让他们得到了他们青睐的无人之境。

……

处理不受欢迎的人这类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一个地方可以吸引所有的人。

威廉·H.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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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性化的城市也很简单。

我并不是要说，让广场成为最美的地方，成为社会的指导者。没什么规矩挺好的。简单地讲，我所提出来的是，让这些城市公共场所比较友好一些。我们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在空间的设计和管理上，我们有许多种办法让人们更容易在这些城市公共场所里交流和相会。朝这个方向迈进的想法总是好的。

一些最宜人的空间可能是剩余的空间，凹进去的空间，零星的空间和空间的尽头，它们的存在纯属偶然。57 街和麦迪逊大道交叉口，有一家银行，这个建筑有两个窗台。这两个窗台都很低，人们可以坐在上面，因为是凹进去的，所以，可以避风。那里整天阳光明媚，人们从那里匆匆走过，建筑的拐角处，有一个出售新鲜果汁的小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场所。还有其他一些此类场所，大部分是一不留神而形成的。如果有人刻意去规划这类空间，可以想像后果会是什么样的。

威廉·H.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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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人类居住史中，住宅区都是从人们经常使用的小路和场地开始发展的。然后有了商贩的货摊，修起了建筑物，再后来才有了更复杂的城市建筑。城市始自生活，开普敦的各个重要城市空间也不例外。这里的规划方法就是按照规划原则来持续地改善贫穷地区。

在人们最需要尊严，需要会面场所的地区，开展“有尊严的地方”计划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这也是一个可供效法的策略。

……

重要的是对于人、尊严、生活热情以及作为会面场所的城市的关注。在上述方面，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梦想和渴望没有多大差别。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也惊人地相似，因为说到底共同的基本出发点还是人。

所有人都具有行走能力、感知能力，都有类似的运动技能和基本行为模式。未来的城市规划必须以人为起点，其程度远比我们今天所想到的更高。

扬·盖尔，《人性化的城市》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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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那个纽约汤普金斯广场公园怎么样了？

就像“去士绅化”的修辞很快删掉了士绅化的暴力色彩那样，1990 年代的再士绅化讨论强化这种擦除作用。 所以，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于 1992 的重新开放，不出所料地伴随着媒体对汤普金斯广场历史、地理和文化进行自然化处理。媒体注意到其 1930 年代与中央公园的相似之处（解读：忘了 1988 年到 1991 年间的事情吧），《纽约时报》随即宣告重建的汤普金斯广场是“闪亮的绿宝石”。 其实，在这一年中，媒体对这一街区的美化进行得如火如荼，年轻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再次享受公园的照片充斥着媒体。

尼尔·史密斯，《新城市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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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最后还是要靠发展和扩张来解决它所存在的问题。

“老天爷，必须做些事情改变这幅光景”。

如果没有经济的持续扩张，这一切都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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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此之外，我们漫长的叙述中，我想一定会留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它属于李·斯金格的那个问题——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彼此相关的。

我们值得再强调一遍：它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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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怀特的一段话。

在这一点上，我不想替纽约辩护。许多人定居这里，可能只是为了逃避而不是面对现实。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稀罕的馈赠，我想它对纽约人的创造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所谓创造，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懂得如何放弃大大小小的诱惑。

……

这数百万异乡人代表了不同种族、信仰和民族，纽约因他们之间的碰撞与融和，成为世界大同的常年展台。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愤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人们稍微偏离平和与豁达的心路，城市的火气就会蹿得比风筝还高。纽约郁积了各类种族问题，但引人瞩目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大家相安无事。哈莱姆本身就是一座城，象征了种族隔离，但纽约的黑人生活，很少有黑人差别待遇的明显迹象。

……

龟湾的这座新的人类之城，向西一两个街区，有一株大柳树，枝条密匝匝遮盖了庭院。这是一株伤痕累累的老树，经磨历劫，攀爬过度，靠铁丝捆扎才不致摧折，但知道的人都对它很有感情。在一定意义上，它象征了这座城市：在艰难中存活，在困境中生长，在混凝土中蓄养元气，兀然挺立，迎向日光。如今我每次见到它，感觉飞机冷森森的阴影，都会想：“必须拯救它，拯救这一棵树。”如果它不复存在，一切都将陨灭——这座城市，这个怪异而又神奇的典范，如果抬头望去，消失不见，人将心如死灰。

E.B. 怀特，《这就是纽约》

题图为电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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