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太空、水、到人类世，一位地理学家眼中的地球故事

《地理的时空》

内容简介

克兰用 6 个小故事，带领我们探索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宇宙中看，地球是一个美丽而明亮的星球。山川、河流和陆地参与塑造了这个物质世界，生命在这里繁衍。人类崛起，无论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还是迈向未来的卫星通信、城市化、生态保护，这些议题都指向同一种宏观的知识——地理。人类的一举一动将引发深远的地理影响。科学家把这样一个时代，称为“人类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在当今合流，今后的地理学，就是人类即将写下的地球的命运。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克兰（Nicholas Crane）是位作家、地理学家、制图专家，曾因对地理知识所做的卓越贡献获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的“蒙戈•帕克奖”，因在普及地理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对英国的了解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内斯奖”。

他曾在 BBC 2 推出了《绘图人系列》（ Map Men ）、《英国小镇系列》（ Town ）、《大不列颠的旅程》（ Britannia ）和《海岸系列》（ Coast ）等系列饱受赞誉的纪录片，并于 2015 — 2018 年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

书籍摘录

第三章 城市：人类智慧的源泉（节选）

巴布班吉从他位于比哈尔邦乡下的家逃了出来，踏上了前往孟买的旅程。在孟买，他夜宿于人行道上，提着装有诗集的大手提袋在公厕前排队如厕。巴布班吉出现在苏克图·梅赫塔炙手可热的书——《最大化城市:孟买的失而复得》( Maximum City:Bombay Lost and Found )的第510页，这本书描述了“印度最大、节奏最快、最富有的城市”——孟买是“一个希望之岛......是印度各族人民的大众梦想”。同时，孟买也是亚洲最拥堵的城市之一。人行道上挤满了车辆、街头小贩和露宿的街民。在这个不到一平方英里的街区，挤满了工厂、皮革厂、面包店以及被称为“贫民窟”(zopadpattis)的血汗工厂。达拉维有约 100 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区。梅赫塔问道，“你在乡下的砖房旁有两棵芒果树，东侧能看到小山，为什么你想要离开家乡来这儿呢?”

对数百万人来说，城市以外的生活已经变得难以维继。农村贫困、教育、医疗和娱乐资源短缺、机会缺失，以及干旱和洪涝等环境危机将人们从田地和家庭中“推”出去，而城市本身却给人们施加了一种吸引力:它承诺着更好的住房、就业、机会和服务——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些推力和拉力背后有一些因素: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让人们更易获知城市的机会，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也在传播有关城市就业的相关信息。城市的变化也使其对乡村外来人员的吸引力增大。就像鲍勃·迪伦唱的那样，“我正在走向城市，这条道路并不遥远”。

这个地球上多数人都发现自己处于迷惘中，巴布班吉就是其中一员。城市往往人口密集、流动性高、互通性强，但人口数量、流动性和互联互通性的增加迫使人们离开了自己的地理环境，成了世界系统的决定性组成部分。

以下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本次温和的间冰期初期的几个世纪，有 200 万人在地球上行走，经过几千年的狩猎和采集觅食，当农业在欧洲发展起来时，地球人口已经增长到约 1800 万。当时，新月沃地已经有了城市。到了公元 1000 年，世界人口已经增加到 2.95 亿人。黄河流域的开封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格达等城市有 100 万左右的居民；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的人口规模为其 1/50 ，相形见绌。一般认为，到公元 1100 年中国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不少于 5 个。 1800 年，世界人口增加到了 8.9 亿人； 1900 年，这个数字达到 16 亿。 20 世纪一切都改变了：1950年，世界人口为 25 亿，2000年达到 61 亿。在我写这本书时，世界人口为 76 亿。在人类从狩猎采集者发展到城市通勤者的过程中，世界人口增加了 4000 倍。

人口数量是由城市的发展速度决定的。1950年，世界人口中有 2/3 生活在乡村地区。而今，世界人口的 54% 生活在城市地区；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增至70%。数字增长的同时，还出现了壮观的“超大城市”——居民超过 1000 万的大都市。 1950 年，全球仅有纽约和东京两个特大城市。据联合国预测，到 2030 年，世界上将会有 41 个超大城市，以及另外的 662 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中国城市发展迅速，很多城市聚集成形城市群或大都市圈。在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和常州的 GDP 总和与意大利一个国家相当。目前，另外两个大都市圈已经在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周边蔓延开来。

从夜空中看，城市是地球上最明显的地理特征。波士顿、纽约到费城和巴尔的摩的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看起来就像一个熔岩流。芝加哥及其周边城市使遥远的绿色北极光黯然失色。在相机镜头的放大作用下，丹佛变成了炽热的烤肉网，东京成了蓝绿色的变形虫——这个颜色是东京市内汞蒸气灯照射的结果。欧洲则成了燃烧的花园。

数以亿计的人往来进出这些城市。与其说城市是物质的，倒不如说城市是人性化的。城市存在的背景是人类或长或短距离的移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移民，参与着这场乱哄哄的城市迁移。人文地理学家丹尼·道灵曾写道，“从板块构造到气候系统，再到全球经济和各地文化，能量是统一万物的动力”。

生活在本国国境之外的 2.58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3.4%)就是其中一种长距离能量流 ，2000 年后，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地增长了 49% 。印度、墨西哥、俄罗斯、中国和孟加拉国依次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而美国是最受国际移民欢迎的目的地，接纳了全球 19% 的移民。

大多数人离开故土是为了谋求工作，或是因为受到迫害、自然灾害或战争的影响而背井离乡，而第三类——寻求庇护者，则走上街头申请国际保护。在国际移民的混乱世界中，城市是吸引移民的主要地方，是“不适之地”( Unaccustomed Earth )——茱帕·拉希里为其写的移民故事选择的书名。普拉纳布·卡库走进了拉希里写的一个名为“地狱-天堂”(Hell- Heaven)的故事中。他“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让他事事怀疑，连非常明显的事情都不敢轻易相信”。正是这种质疑使城市——和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国家内部也有大量人口在流动。印度的流动人群非常多，该国已经无法提供可靠数据。据估计，短期的“季节性”移民(离开常住地1~6个月的人)的数量约为 1500 万到 1 亿。粗略估计，国家内部永久迁居的人口数量约为 4 亿。想象一下美国和英国为工作而迁居的人口总和，每条城市人行道上都会上演巴布班吉的故事：人口激增和贫困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就绝对数字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中国的人口流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采用了苏联式的发展模式，此后农业产出增加，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户口登记制度将每个人划分为指定管理单位下的“城市”或“农村”户口，导致农村劳动力被拴在土地上。 1955 年，中国实行农业集体化，限制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拿走粮食，粮食限制进一步收紧。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济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释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如潮水般涌入城镇——工业需要他们。陈金永教授在 2012 年写道:“这一大迁移，为中国提供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来推动其经济发展。” 30 多年间，有 2 亿~ 2.5 亿农村居民离开了农村的家，艰辛地跋涉至中国东部沿海等市镇地区。就人口迁移而言，这远远超过了180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迁移到北美洲的 5000 万左右欧洲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突然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 1980 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比约为 80% ，但 2012 年这个数字已经降至 50% 。到 2030 年，中国将会有 70% 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图 3.1 显示了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而兴起的城市住宅区。

这些居住区共同以联通的能量流围绕着地球——它们是全球网络的中心，其中一些已经成了“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声誉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强、靠近发达地区、有外资流入、政治稳定等基础之上的。这场游戏中新出现的赢家不是北京，不是纽约，也不是伦敦，而是迪拜。迪拜成为新晋旅游的热门之地，也曾被描述为“世界未来之城”和“世界的中心”。近年来，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脚下的商场成了世界上游客最多的地方。迪拜是世界纺织品中心，人口中有逾 90% 都是外来人口;迪拜有多架空客 A-380 直飞全球各主要城市。在《连接学:绘制全球网络地图革命》( Connectography:Mapping the Global Network Revolution )中，帕拉格·康纳将迪拜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跃入后现代主义的实验”。迪拜的人口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区区 20000 增长到了目前的 300 万，预计 2027 年将会达到 500 万。康纳写道，这是“一种新型的世界之城......它有新的身份，是真正的世界中心点，其优势不在于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在于其无国界的世界主义和无缝的全球联通性”。

这种联通性也适用于城市之间的距离。地球上的可居之地没有一处是现代人到达不了的，要么是通过四驱车、长靴、滑雪板到达，要么是通过无人机和卫星抵达。虽然我们不居住在城市街道上，但几乎所有人都需要城市来提供社会依赖的服务、社会体制、经济稳定性以及安保和治理。这个世界不同于从伊拉克肥沃淤泥中崛起的城市扮演的原始性的小角色——这些城市用加固的城墙来标识城乡边界。早在 1987 年，文明的记录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写道，“西方的第一次胜利当然是城镇征服农村，征服农村的农民‘文化’”。抛开对乡村文化的几分轻视不说，现代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征服之后接着就是殖民。

城市一直都从其乡村腹地获取农产品，不过现在城市的触角可及全球。布罗代尔笔下明确的人为城乡边界已经被全球层面的相互依赖模糊了。人们对绿色空间的新态度更是进一步模糊了城乡分界线。“乡村”开始变得依赖城市，同时，城市也在重新认识其内在的乡村。

哈瓦那以其微型菜园，或者说是城市有机农业，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各种盒子、箱子以及从中间切割开的油桶固定在屋顶上或是后院里，里面种满了有机蔬菜。在市长萨迪克·汗的领导下，伦敦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城市”。伦敦面积为 1572 平方千米，其中 47% “完全处于绿色覆盖之下”，还拥有 14000 种野生物种。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开了一家星巴克，而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海狸毁坏了一棵树。世界上很多地区，城乡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就是现代城市的规模、活力和复杂性——城市创造了一个新的未知。过去人们常常认为，要迷失自我，就要走进荒野:投身于丛林、沙漠或山脉中，或者乘小船置身于大海上。然而现在，城市提供了一种新的荒野，它不可知而又迷人，会让某些种族感到惊讶，很多情况下往往又没有绘制到地图上。如果你想要迷失，跳上城市的公共巴士或蹬上一双运动鞋。找方向可能会需要时间。在缺乏历史性地标或地形界标的大城市，构建意境地图会慢一些。新一代的探险家、骑行者和心理地理学家正通过“非地点”的方式来重新绘制城市景观地图。

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城市迷宫中，路标依旧是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城市内涌动的人流沿着自己的社会河床和水池继续前进。

巴布班吉从自己所在的一小块人行道到苏拉布公厕，到他就餐的路边餐馆，到他工作的书店，再到激发他诗歌灵感的特别的地方:最近坍塌的建筑地址，位于弗洛拉喷泉后面非洲毒贩夜宿和交易的小巷，以及有露天下水道的圣克鲁斯贫民窟。物理地标——无论原始新鲜还是陈化腐臭，都是我们极为多用途的大脑中声味具备的3D(三维)意境地图的必要路标。新来城市的人必须快速建立起这样的地图，因为它们是生存的网络。城市当局经常会破坏或者模糊化历史地标，等意识到他们毁坏了地区特性、破坏了社会凝聚力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

印度海得拉巴的占地面积可能已经达 650 平方千米，然而，查尔米纳尔尖塔仍然是该城市的灵魂。MANHATTAN(曼哈顿)——连这些大写字母看起来都像是摩天大楼。然而，停留在纽约静谧轴线源头上的还是中央公园，公园到处散落着冰川漂砾和冰蚀作用过的片岩，美洲原住民伦尼莱纳佩人对这些本应非常熟悉，他们因为珍贵的山核桃丛林而将这座岛命名为曼哈顿岛。在蒙西语中， manaháh-taan 的意思是“我们得到弓的地方”。其他一些城市为获得独特地标而发展过快，未能实现历史敬畏感，因而可能会拿出一些奇怪的权宜之计:埃菲尔铁塔、奥斯曼大道、城市里砖木结构的联排住宅以及嵌入中国城市中的泰晤士小镇等，在本土建筑重塑信心之前，这些都只是一些“占位符”。

人们对城镇化的热情如此之盛，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城市的历史形态和功能都已经被破坏了。城市曾一度以明显孤立、相对静止的居住区形象被介绍给学生，还可进一步整齐划分为多个中心、区域、区段或地区。学术报告厅投影出来中央商务区、中档住宅区和郊区工业园区，给人们的感觉好像是，城市的内部界线是通过路面上的红线进行划分的。当然，城市从未如此简单;不过现代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各种特色“区”的扩张，已经模糊并加剧了两极分化，并创造了全新的“人类地貌”。

题图为纪录片《英国小镇故事》剧照，来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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