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家外资工业园破茧记

沿宁波市地铁2号线一期机场延伸段终点，便是清水浦站；现今这里无疑是一块大热之地，几百米之外，便是通往杭州的明州大桥高架；它毗邻镇海码头和北仑港集装箱码头，距宁波大学、中科院宁波材料研究所不足2公里、宁波新市政府约15分钟车程。众所关注的北欧工业园，便坐落于此。

在中国数量巨多而又鱼龙混杂的园区中，北欧工业园注定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是完全由外资投资、外资规划、純外企入驻的中国第一家外资工业园区；从规划到建成后的10多年里，北欧工业园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种“割裂”的格局：它一方面园区产值保持着年均10%以上的高速发展，创造着年超过30亿元产值、纳税数亿元的耀眼表现；但一方面，或由于体制、理念、政策、环境等因素及影响，两任经营主角殚精竭虑、穷尽心力，却始终腾挪错位，涸辙难解。

对于各类园区纷涌、产业提振艰难的当下，北欧工业园既被时代所拥抱与宠幸，也历经撕扯与挣扎，其面临的生存与挑战，既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注定是一个值得咀嚼的话题。

上篇：

那一场不期而遇的交集

62岁的欧佛．罗兰德至今都难忘第一次与市长见面的场景。他刚坐定，一个身材魁梧、走路带风的人径直朝他迎了过来，来人主动伸手以西方式的礼仪拥抱，并用纯正的普通话率先打招呼，欢迎你，欧佛先生，我们宁波人民又多了一位好朋友。他感到那双手坚实而有力，主人真诚而坦荡，原先的各种猜测与忐忑也顿然无存。

欧佛是挪威人，他1986年便来到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来中国寻找投资机会的淘金者。早期进入中国后他的第一个项目是与中国西部某市合资成立钢铁厂，但那段经历在欧佛看来“灰暗且充满晦涩”。国企钢铁厂很大，各种配套幼儿园中学澡堂商店一应俱全，6000员工中真正从事钢铁生产的不到2000人，以至于合资之后的重要工作就是把多余的人裁掉，结果是鸡飞狗跳，疲于招架；其次，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设备改造反倒并不是工厂关心的事情，大多数人的态度是能用就用，彼此相安无事其乐融融；第三，地方政府中一部分人想进取突破、而一部分人却更愿意信守陈规，因此和政府说好的一些事情，虽然并非蓄意欺骗，往往会变来变去。

而后在欧佛的“中国投资宝典”中深刻领悟为几条：1、在中国做生意一定要找一个有远见的政府；2、不要轻易去中西部地区投资；3、不要合资，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企业。

数年之后1999年，他又辗转到了上海，目的是帮助挪威Styrbjorn家族，一家做房地产、工业投资及油气田的集团公司寻找投资机会。

欧佛并不喜欢上海，他觉得上海太大。他老家所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几乎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大森林、中产家庭一般标配两个度假屋，即使在城镇，从市中心开车不到15分钟，都会出现森林湖泊、高山峡湾。上海的钢筋水泥和令人窒息的工作节奏在他看来，并不是投资发展的最佳环境。他所认为的中国最佳投资地，应该是除开上海之外的长三角周边地区。

在一场招商会上，他结识了宁波市招商局的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很有礼貌的邀请他在前排就坐，会后还专门给他引荐了一位副局长认识。副局长告诉他，宁波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量位居全球前三、并且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他对这个毗邻上海、人数几乎和他所在的国家一样多的城市由此产生了兴趣。

（北欧工业园创立者欧佛在园区工厂车间）

很快，1999年8月，他被邀请到宁波做投资考察。彼时的宁波，各种外商投资云集汹涌，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外商纷至沓来，其利用外资的能力与当时的“网红城市”苏州不相上下，放眼整个浙江省内，宁波吸引外资投资的能力也首屈一指，甚至领先于200公里外的杭州。

作为北欧来宁波投资的第一人，欧佛．罗兰德无疑享受了地方政府当时所能给出的最高礼遇。他考察期间，地方上一位局长全程陪同，甚至还借来了当时市级领导才能享用的桑塔纳2000座驾，东钱湖边吹拂的微咸的海风颇有些像他家乡的感觉，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北欧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项目由此在镇海区落地。这家名叫蒂库的工厂总计投资规模1000万美元，做手机、电脑、液晶电视里所需要用到的磁性材料，并给来自北欧的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做配套。虽然在当地人的眼里，彼时镇海区给人留下的是以石化为主导、污染严重的印象，但在当时，对于一个正寻求突破转型的地方政府，已是不折不扣的“向前一大步”。这位42岁、喜欢海钓和吃中国火锅的挪威人，并不知道的是，他其后所有的人生交集，都与宁波开始扯上了关系。

前所未有的构想

但顶着第一个北欧在宁波投资的项目却并不成功。两年之后，该厂订单急剧下滑，企业生存难以为继。挪威Styrbjorn家族给出的意见简单直接，关停走人。

彼时的欧佛并不想成为“在同一个地方两次失败的那个人”，他自称N个夜晚都在思考出路。这个思维活跃骨子里有些浪漫的北欧人而后一个更为大胆的建工业园的想法开始呈现。

这是一条并不太难理解的逻辑。浸淫中国多年，他手上有了一些资源和上上下下的政府关系，彼时还有一个更为宏观的大背景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进入中国的各种政策便利以及对中国市场的一致看好，很多欧洲企业都有在中国投资的想法。倘若利用已积累的经验让更多的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成功，这无疑既实现了价值，同时也让自己彻底从繁重的工厂制造中抽身出来，进而实现轻盈转身。

而后他找到当时主管招商的一位局长，把这个宏大的构想阐述了一番。彼时，上海、苏州、昆山的大批工业园已经兴起，长三角地区多个园区相互形成赶超之势。相比而言，宁波的一些工业园区，虽然底气深厚，但在海内外的影响上并不占据优势。而欧佛构想中的由外资独立投资、独立经营、且入驻企业均为外企的思路，无疑给当时波澜不惊且缺乏特色的宁波园区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经局长层层上报，很快政府方面响应，此事不仅要干，而且要大干特干！一位分管副市长还专门召集他去做汇报，“欧佛先生，如果这个事情成了，你将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情”。

在极具鼓舞的表态和明确支持下，欧佛开始了“积极而富激情”的行动。他自告奋勇地找到北欧各国的商务部门做起了“最懂中国政策的推销员”，很快宁波与挪威的政商关系热络地互动起来，两地官员频频互访，北欧各国风度翩翩的大使们也被邀请到参与整个园区筹建的谈判与建议。那一年，欧佛往返两地的飞行里程是250000多公里，这几乎相当于整整绕地球六圈。

（欧佛介绍其孵化器计划）

与独资的北欧工业园概念相配套的，在欧佛．罗兰德的构想中，是一个类似于现在“孵化器中心”的计划。工业园将着力引进挪威、丹麦、瑞典、冰岛北欧四国的企业投资入驻，同时园区也为这些入驻投资的企业提供注册、咨询、招聘、流程手续、法务等增值服务，对

有一些科技含量的企业还可以实施技术转移并提供产业孵化，“通过‘租金+咨询’的模式，让北欧的企业进入中国像鲨鱼游泳一样顺利，打开在中国投资的正确方式和路径”。

2002年9月，北欧工业园最终完成注册落地。在一场颇具规格的发布会上，欧佛做了一番颇有感慨的发言：“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里，甚至是更早之前，就一直关注着中国外资投资的情况，见证了最初的低成本制造到更高级的生产，现在发展到将投资重点放在服务、创新及高科技领域。前一阶段已经截止，现在我们着眼于未来。”他眼中的未来，是北欧已经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海上风力发电、清洁技术、海洋工业等技术。

此时的北欧工业园，虽石头落地，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它没有一个完全成型的规划、甚至没有明确的园区辖地，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厂房由政府新建出租，在一片夹杂有农田和高压线杆的地面上，几栋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厂房， 四五家外企工厂……另一方面，出于对未来“不完全确定”的预估，园区投资方与政府也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过渡方式，他们的约定是，当达到一定的企业入驻或因发展需要时，可以以一个相对优惠的价格购买土地自建园区。

北欧工业园的大幕由此开启。当时的官方媒体《宁波日报》显著位置定调：宁波打开了与北欧的通道！

而后多年，欧佛．罗兰德先生也因其对宁波“对外友好交流开创性的贡献”荣膺这座500多万人口的城市“荣誉市民”称号。他可以每年获得一次免费出游和在重大节日团拜与市级领导共进晚餐的机会，其本人事迹也被光鲜地写进入市民荣誉馆陈列在堂，万人礼拜。

西方思维下的中国园区

对于一个初创的园区，在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欧佛及其团队的主要职能就是往返北欧各国招商。

他从老家招来了一帮老乡，很快扯上了一个规模庞大、活力充沛的招商团队。这帮平均年龄不到35岁、对中国市场一样好奇而陌生的队伍其实也没什么经验，当然，他们也足够辛劳，在欧佛极富感染张力的言传身教下，他们像上战场的斗士一样满血出击，把所有北欧大小企业都研究了遍，用最原始的地推方式逐个登门拜访。

但这个拓荒的过程比想象的辛苦。原以为帮助欧洲的企业落户是一件摘瓜切菜的事情，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规模不大的欧洲中小企业而言，他们对于中国市场两眼摸黑的了解以及对于一个陌生环境本能的谨慎，引入落地的过程远比想象的艰难。好在付出几乎不计成本且诚意十足的推广下，至2006年，园区厂房面积达到了3.5万平方米，入驻企业近10家，园区初具规模。

2006年，在Styrbjorn家族的支持下，投资5亿多元，作为投资代言人的欧佛．罗兰德主导买下了园区435亩土地，由此，北欧工业园正式成型。

这位充沛的挪威人，随后开始了他富有想象而不同以往的打造。

这种打造更多的是“西方思维”的。在欧佛．罗兰德的规划中，北欧工业园应该成为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工作场所、充满品质感和优雅的气息。为此，园区在每栋综合办公楼的负一楼建造了当时看起来非常超前的几千平方米的车库；园区的规划容积率是1.0，实际建设容积率只有0.6。2018年一组数据显示，全国国家级工业主导型开发区20强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平均值在2.0左右。也就是说，按照中国式园区的建法，北欧工业园的厂房建设至少还可以再建两个园区。

北欧工业园偌大的版图中，甚至没有生活配套。彼时一位官员来查看进度，面对欧佛一番自在意得的描述后，官员大惑不解而又小心翼翼的建议，是否可以在园区建设几栋诸如员工宿舍的配套，一来方便员工上下班、其次也节约成本。被拒绝。他们认为工作只能是工作的场所，在“欧式操作”中，他们鼓励员工积极地到市区里去租房子，并给予不菲的房租补贴，“除开工作之外，享受生活的美好”。

园区为所有的入驻企业立下“规则”：不许相互抢人，一旦企业违规，园区不惜以驱逐的代价捍卫这一“天条”；所有入驻企业必须给每个员工购买保险，五险一金都要足额买齐，一旦违规也将同样会被园区处罚甚至驱逐——而在中国的大多经营者看来，这些都是无关紧要、自行解决或者是政府劳动部门的琐事。

每到周末的时候，这些闲适的老外们便会组织一些声势浩大的Party或舞会。园区入驻企业高管们携太太盛装出席，最多的时候，宁波云集了超过100多家来自北欧的家庭，欧佛．罗兰德的太太是舞会的召集者，轻歌曼舞中，甚是有些小资的格调。

相比于国内众多园区千方百计拼基建、拼配套、拼政策不同的是，外资独资的北欧工业园是如此的特立独行和“纯粹”。园区规划厂房面积13.5万平方米、工业办公楼宇4.5万余平方米，建设是一步到位的，耗资数亿元至2010年8月全部建成；没有政策配套，政府既没有支持园区发展提供必要的税收、投资等任何政策优惠或返还项，而园区的经营者们对这种“中国国情”也并没有提出诉求。

在彼时老外根深蒂固的思维中，他们认为这种超出于经营之外的所得，似乎并不符合商业自身的本质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投机取巧的不当得利”，这完全违背了他们一贯坚守的普世价值观。

——事后证明，这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理解方式。

一本算不过来的账

2010年，北欧工业园外企入驻达30余家，入住率超过70%，运营营收4000余万元，工业产值近10亿元，纳税近亿元。

从构想到落地、从完全陌生到筑底成型，距离欧佛心中的那个宏大的“中国第一外资园区梦”，正在照进现实。其管理规范、规划严谨、园区形象、理念超前，在当时还有些懵懂和泯然众人的国内园区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北欧工业园开始声名大振并广为人知。作为“对外经济的重要基地和桥头堡、国际产业合作的特色产业园区”，北欧工业园被风光无两地写进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园区经营者的穿针引线下，宁波市与挪威斯塔万格市还结成友好姐妹城市；宁波也开始成为了北欧各国政商界名流“打卡”的重要一站，成为地方政府对外招商引资的重要标杆及典范，每年到北欧工业园参观、访问、考察、观摩、交流的中外重要领导及企业家达到了30多批次……

客观而言，欧佛是一个好的规划者，他前瞻性的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园概念落地并付诸现实，把“宁波种进了北欧人的心中”；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前所未见任何参照范本的外资工业园，如何在中外结合中真正的实现可持续运营以及找到好的商业模式，无论是投资者、参与者、还是推动者，其实都没有太多的经验。

以欧佛为首的经营者对于营收是这样算的：工业厂房13.5万余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30元的租金计算，入住率按照70%计算，每年可以收入4500余万元；其次，工业楼宇部分租金一般是厂房的三倍左右，也就是90-100元/平方米，同样按照70%的入住率，4.5万平方米每年可以带来3500多万元的收益；园区给入驻企业提供咨询、注册等服务预估收入1500万元，每年收益将在9500万元左右。支出项为，园区70余人左右的工资成本2500余万元，税收1000万余元，园区运营维护成本一年1500万元左右，外加上支付银行利息3000余万元，如此年净盈余1500万元左右。

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精准”但颇有些理想化的预算模式。实际情况是，即便园区努力建好、入住率超过70%之后，这群聪明的战略精算师发现，2010年园区在营收上核算，当年实际净亏损3000多万元——这一数字而后被证明，已是北欧团队经营期间所能达到的“最佳业绩”。

客观分析，原因如下有三：

一、形成园区前期的开拓成本巨大。园区运营的成熟首先依赖于不断的前期投入，而形成园区需要大量的招商拓展。比如，北欧工业园组织了一支主要由挪威人组成的招商团队，高峰时期达到15人之多，老外的年均工资均在150万元以上，再加上往来全世界的差旅，仅此一项每年的实际开支均在2500万以上；其间还有各种推荐会、展示会、团拜会等等，无一不耗费精力且花费巨大。

二、缺失政商互动及硬软件“氛围”支撑。欧佛一度信心满满的“北欧研发孵化中心”计划是这样的，采用五方合作“4+1”模式，即北欧四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宁波，按照宁波市“4+4+4”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充分利用北欧四国的产业优势，整合宁波大学科技园现有平台，引进 “医疗和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和通信技术、设计”等5大方面的高新企业、前沿技术和智力，促进研发和孵化两位一体进行商业化运作……

但实际操作中缺乏特定环境和气候的计划注定步履维艰。园区的外资中小型企业为主，大多从事加工和配套，在研发上和孵化上很少投入甚至根本不需要；对于宁波本地的大多数企业而言，他们更喜欢自己买地建厂；即便有一些创业团队，他们创业选址首选一般都会在科技园区或者市区，而在2010年的北欧工业园周边，甚至没有一条配套完整、种满绿植、划好白线的马路。

三、缺乏政策支持配套，招商运营困难。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园区而言，在政府的主导下，为提升园区的竞争力，通常都会赋能一些特定的政策，包括土地优惠、税收返还、投资返还、商业配套等。这既是吸引投资者入驻的一个砝码和交换条件，某种程度上这些优惠和补贴也是支撑园区可持续运营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单纯依靠租金的收入往往根本无法支撑园区盈利。

2011年，北欧工业园亏损加大。就在这年，Styrbjorn家族主营业务油气田生意遭遇重大变故，已无力再加大对园区的投入。彼时，为求自救，有些接中国地气的园区管理者们一度小心翼翼的给相关部门打了个报告，希望政府出面支持一下孵化器计划，并租下5栋办公楼宇中的两栋工业楼宇，造势推动一下。一位科技部门的主要领导接见了他，这位刚从教育口转到科技口的领导一句话就把路堵死了：“我是还没看明白，你们觉得想法好，可以自己先搞起来再说。”

2012年，北欧工业园依旧无所起色，苦撑至年底，兴致高昂的70多人的团队，已走掉一半；15人的老外招商团队，仅存三人；与之而来的工程款未付被告、银行抽贷逼债、园区维护停滞、员工工资拖欠等问题开始在园区灾难般地迅速扩散……此时园区的经营者束手无策，更大范围内，他们开始急于脱手寻求项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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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接盘者

2012年8月，在朋友的推荐下，宁波籍外商陈银儿被引荐与Styrbjorn家族接触。陈回忆第一次见面的场景，灯光有点暗，轮椅上坐着一个70多岁的外国人，旁边那个人看起来有点沮丧，气氛有点沉闷，其间不停的有电话打进来，有时静得尴尬。

陈是个传奇的企业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担任鄞县邱二村村支书，所创办的引发集团曾经创造了宁波乡镇企业界的多个第一，一度荣获“北有大邱庄、南有邱二村”的显赫声誉；后因一场莫须有的嫁祸身陷囫囵，而出狱之后，他凭着钻研出的一套独特的栽植本领进入园林市场东山再起。他一度光环无数，曾是十四大代表、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

在了解了整个园区运营的前因后果后，这位有着30多年从商经验、一向注重快速出击的企业家诊断只有八个字：质地上佳、蜕变可期。质地上佳，指项目规划严谨、理念超前，园区已俨然成型，规划中的地铁二号线终点站就在附近设站，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蜕变可期，他认为园区是一个短期投入巨大、长期收益稳定的项目，“破局”手段在于一是加大招商力度提升入住率、并通过管理手段降低成本，让现金流更合理；其次，在宁波经商多年，该园区目前最缺失的两个要素：融资和政策方面，他认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多年积累去推动和突破——如此，此局天色顿开、豁然开朗。

（欧佛和陈银儿在欢迎来宾）

彼时，陈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局”。作为一个曾经有着强烈政治光环、在宁波妇孺皆知的“人物”，之前宾朋满座，而在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后，虽凭自己能力已东山再起，他一直试图修复各种政商关系，但其间影响和后遗症“感觉像影子一样无处不在”。作为一个年过六旬而有情怀的企业家，他希望拥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想做一件“让政府满意，也为宁波人民让人记住的事情”。

剧本由此变得顺理成章续集合理。历时两个月时间的谈判，2013年8月，通过在香港设立的外资公司银茂（亚洲）公司，陈银儿以整体承债的方式完成了对北欧工业园的收购。紧接着，以浙江大学金融学硕士吕鹏为首的中方管理团队进场。在刻意低调且现场只有六个人到场的签约仪式上，北欧工业园完成了一场写入历史而又迅雷不及掩耳的交接。

欧佛被留了下来，并被委任为园区副董事长。2019年8月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在宁波泛太平洋(3.550, -0.07, -1.93%)酒店18楼一间商务房里，他意味深长的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略带遗憾的这段经历：“毕其心力，可惜我只完成了上半场的任务……”当被问及“下半场”又指什么？他摇摇头，未作回答。

时空交错，彼时新的经营者正忙于接手后对无以为继的园区，热情、积极、迅速、高效、务实、焕然一新的改造中。

第一件事，便是“立信”。当年底，园区为宝马做配套的最大工厂Tajco发生火灾。翌年初，宝马公司将来园区考察验收工厂，此时保险公司尚未赔付，老板Flank无力再投入新建。新管理者们当即决定，自己先行掏钱建厂。历时三月，新资方投入600万元，一座体现中国速度的新厂房拔地而起，并顺利通过宝马的验厂考核。而今，该企业成为了镇海区的龙头外资企业和纳税大户，此举对于园区那些忐忑而观望的企业主们同样也是莫大的告慰与信心的提振，新的经营者以这样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开始被认可和接受。

第二件事便是“改组”。原有臃肿的团队就地重新上岗，一切围绕招商和运营两个核心业务重新选人。最终，70余人的团队精简到28人，最多40多人的工程部只保留了10多人。招商部门按人头效率测算责任到位，同时重新定位，着重引进生活服务配套企业，比如餐饮、超市、快捷酒店、健身房、物流、中介、律所等，还灵活的采取一些免租、低租递增等方式，着重于园区生态的打造而不是孤岛式的运营。其间不乏原有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者惶惶然间辞职而去，甚至临走之前销毁了大量的工程建设资料，但经过一番刮骨疗伤的排毒下来，园区经营面貌焕然一新。

第三件事便是“再造”。积极与各债权方、工程方、施工方、入驻企业等积极斡旋与沟通，就原有债务清偿进行数轮夜以继日的谈判，确保园区不发生重大“停摆”或突然休克；对整体的工作流程进行重塑、园区服务进行提升，并出资完善绿化、道路硬化、更换电梯配件、添置广告LOGO、改造车库、招商渠道对接、各种展会参加……一连串动作下来，园区一改之前垂垂暮气。

在这种带有中国式强行推动加精益管理的双重施力下，“三板斧”持续数月，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2014年底，北欧工业园招租率快速地达到了99%，之前被认为“老大难”的4万多方工业楼宇也分租完毕。每到上下班的时候，园区的工人们开始成群结队的穿过齐整葱郁的园区马路，他们或三五个人结队就餐或去健身房、网吧里休息放松，一改之前清冷一到下班大家作鸟兽散的状态。

一切在改造中快速建立新的格局。2014年北欧工业园租金收益5000余万元，相比之前增长25%，运营成本及园区维护成本总体下降20%，园区快速止血，基本实现盈亏平衡。这年，园区入驻企业58家、总体产值达到了16.5亿元左右，纳税突破亿元；并成为浙江省亩产纳税最高的园区之一。

倚天出鞘、苹果落地。陈银儿无疑交出了一份体面而内涵丰富的答卷，他离心中的那个“局”看起来也越来越近。以一年之力扭转乾坤已算莫大之功，不过在台前幕后他保持了一种刻意的低调，他始终风轻云淡，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在还不要去讲，等大家都来找你的时候讲出来才有意义。”

另一个“结”

——他心里还种着另一个“结”。

自1979年，曾任炮兵团长的袁庚带着28条汉子驻扎香港对岸的一个小渔村，在一个名叫蛇口的地方懵懵懂懂成立中国第一个工业园区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工业园区已枝繁叶茂、蔚然成型。这种集约化经营的形态对于土地的集合利用、产业集聚、技术转化、产业链完善、综合服务管理等无疑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并成为地方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重要增长极。数据显示，至2019年，我国已有各类工业园区两万余家。后种种迭代升级开枝散叶，衍生出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自贸区、科技园区、产业新城，工业园区经历了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到至今已膨胀过剩。

从逻辑上讲，工业园只是一种产业经济集约的形态，是为实现经济发展而设立的某种特定方式。其职能更多是“种瓜”，通过集约运营产生效率，最终的价值就是结果，这个果俗称工业产值和税收。种瓜需要施肥浇水才能枝繁叶茂，这个“施肥浇水”就是俗称的政策，包括三免两减半、税收返还、以商哺工等，而有这个能力来“施肥”的，就是政府。因为一旦瓜肥，获利最大、受益最大的无疑是地方政府。

因此通观全国各地的工业园区，无不以政府主导并主建，并极尽提供园区各种便利和政策，以培育产业、招商稳企、良性相哺。尤其在近年，在“全国人民忙招商”的一盘棋下，各地方政府为抢项目落地，各种手段无不用其极。竞争惨烈刺刀见红、经济下行之下，僧多粥少，各园区日子并不好过。数据显示，国内90%的工业园区自身运营处于亏损状态。

如果没有长期配套政策的支撑、打通整个园区运营链，短期内扭困的北欧工业园也不过是一种错觉的“回光返照”。争取到配套政策、赋能园区发展，创造更大的产值和税收……政商两头皆大欢喜，这是一条看起来“适销对路”且潜移默化的“鸡蛋相生”的园区发展模式。

（陈银儿给来访领导汇报工作）

但很长一段时间，陈银儿的主要精力被耗在了忙于接手后的无暇顾及上。在他的“施政纲领”中，一直是一个分步走的计划。他的理解是，先把园区经营好就行了，另一方面，他觉得事情没做好，“也不好向政府去开口讲困难提条件”。

他的判断来自于一位熟悉的官员朋友的“点拨”。这位朋友告诉他，不必考虑过多，园区政策政府一般都会给，但北欧工业园百废待兴，目前即便要到政策了税收返还也不多，倒不如先安安心心把园区先做好。

台前幕后，依然是欧佛频频在打点门面。这位已经转变了身份的副董事长，主要工作变成了维企稳企。他经常与他的北欧老乡们组织海钓活动，日子过得很是惬意，甚至在这期间还学会了中国麻将。

事后看起来，陈银儿的不好开口似乎错过了一个“最佳时机”，尽管也并不能证明这其中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企业与政府打交道一向有“爱哭的孩子有奶喝”这些朴素而深沉的道理。反过来，在经营中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及始料未及的问题，开始像猛兽一样顺理成章的反扑过来。

2014年7月，受经济下行影响，银行突然抽贷。相比于传统企业以抵押资产放贷不同的是，北欧工业园资产虽多、但现金流并不大，在银行里，他们被认定的是一种“经营性物业贷款”方式，资产需要抵押、贷款额度不大、不易展期、且到期必须偿还一定分期额度的贷款。

这几乎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彼时，北欧工业园正忙于投入资金到园区的恢复重建，这种关键时刻的失血无异于釜底抽薪。到这时陈银儿才发现，原来他所设想的政商关系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北欧工业园如此显赫的存在，既无人出来主动站台协调银行关系、也没有哪位领导斩钉截铁拍板给予重要指示。陈银儿多方奔走无果，而后不得不将园区的土地低价抵押担保；其次，他不得不向民间金融机构借款6000万元勉强度过难关。

抽贷事件可以视为是北欧工业园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直接结果是园区在未偿还清贷款之前，无法再以抵押等方式从银行贷款，由此园区失去再融资能力；反过来，即便经营团队如何的费尽心力，在园区固定租金收益基本确定只够维持发展的情况下，也不具备充足的还款能力。在这种温水煮蛙式的运营生态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运营者的能力往往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时隔五年之后，当北欧工业园因贷款到期无力偿还、被提起诉讼并被法院判定破产重组之时，蓦然回首，平添几许感叹。其是非对错，始终如噎在喉。

向上的“天花板”

当然，聪明的运营者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比如，提高租金。但这一想法很快在电光火石的灵光一现中被自我否定，宁波大小园区中，北欧工业园已经是房租最高，涨房租只有一种结果，企业外迁。

那个隐隐作痛的“天花板”，则成了需要突破的重中之重。

2014年底，陈银儿向宁波市相关部门反映园区政策扶持的事项。他的语气满是柔软，“由于园区长期未曾获取一定的政策支持，在工作开展中受到各种限制，恳请政府调查了解情况，给予北欧工业园一定的……”

但北欧工业园此时的报告却恰恰“生不逢时”。2014年底，国务院下发《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俗称“62号文”）。62号文空前严厉，“严格财政支出管理；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对企业规定财政优惠政策；对违法违规制定与企业及其投资者（或管理者）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出优惠政策，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坚决予以取消。”

大背景是，彼时全国各地正大兴招商引资热潮，在政绩驱动、GDP考核、发展地方经济需要等鼓噪驱动下，全民招商蔚然成风。裹挟其中，各地欺上瞒下、政策性骗补等事件层出不穷。在西部某县，一个做服装的企业被包装成了高科技企业，成为了地方领导的座上宾，堂而皇之的还拿到了800万元的政府奖励。泥沙难辨之下，国务院由此出台62号文，全面叫停了各地的财政返还或财政奖励政策。

“一刀切”用力过猛的调控之下，在紧急清查和自查过关的手忙脚乱中，此时的地方政府，面对北欧工业园“踩准节点”而来的报告，选择了一种最简单也最粗放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接见、不解释、不理会。这是一种在翘首期待者看来非常傲慢且处理草率的方式，尽管在当时所处情形，主政者似乎也爱莫能助。

此后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原本微妙的政商关系变得诡谲而诧异。2015年初，一位浙江日报的记者来园调研，他原先的调研课题是树典型的、正能量的，写园区如何扭转困局的，但这位喜欢往车间里转的记者里里外外走访一圈后发现，光鲜的北欧工业园面临着招商困难、现金流短缺、园区企业不够稳定等隐患。而后他以内参的形式向上做了反映，这位写了20多年产业经济的记者附上了自己的意见，“政府不仅要重视招商引资项目，更要充分发挥已有招商引资平台‘以外养外’作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迅速做出批示，一定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不要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压力之下，镇海区蛟川街道办相关领导被派出面“了解园区经营困境”，在颇显尴尬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交涉之下，园区和区里快速达成了一项迄今唯一、宾主双方都不太满意的“园区政策”。自2015年起，园区每年需保证11%以上的税收增长，超过之后的增量部分由政府奖励返还70%。此政策连续三年，园区共收到税收返还500万元。这种带有“安慰性的奖励”与原先陈银儿所期望的大相径庭，但三年过后，政策戛然而止。

事件的副作用几乎是“立竿见影”的。之前各级领导来宁波视察，北欧工业园一度是必看之地。此后，即便有领导来视察，在推荐名单上，北欧工业园似乎被刻意地绕开。一位接近于同情北欧工业园的政府官员托人给陈银儿带话，“老陈，你的要求可以理解，但是方式上有点问题……”领导不来了，考察学习的人自然就少了。政商关系遇冷，再之后，他也懒得再去反映问题了。

在内心里，陈银儿有着强烈把园区搞好的冲动。收购园区之后的半年内，他吃住都在园区，为了证明自己与外企的高管们具备顺畅沟通的能力，60多岁的他甚至学起了英语单词，虽然过程短暂且最终只持续了三周；另一方面，在扭转园区困局之后，他觉得无论是自己、还是园区能够发挥的空间都能更大，但问题凿凿、他却无能为力；他一直努力修复并试图证明的政商关系，却更加迷离而不确定，反过来，着力于身的，便是一种巨大的失落和不平衡感。

孤独的支撑者

但作为一个老道而优秀的经营者，其眼光独到、行事果断、决心坚定，被证明其智慧过人、非一般人能比。

2015年7月，宁波人民期盼已久的地铁2号线开通，终点站青浦站设立于北欧工业园内，园区恰然的成为了未来新的城市副中心。有人断言，倘若北欧工业园只拿30%的土地用于商业开发，其价值至少将超过30亿元。

2015年10月，北欧工业园成功入选首批浙江国际产业合作园。全省范围内10家园区入选，北欧工业园是宁波市唯一入选的园区。“无论在产业特色、还是亩均产值，以及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园区建设管理，北欧工业园均做出了相应的表率和贡献”。

荣光之下，陈银儿选择了回避，他拒绝了亲自登台领奖的邀请，转而去了东南亚旅游了一趟。他说：“别人都以为我们过得很好，事实上我们也不是不能做好，但园区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这些荣誉是好是坏，我无法判断。从根本上说，我是想把园区做好的。”

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孤独的支撑者。

2015年7月，一家在园区落户9年的瑞典农用机械ALO公司，因扩大生产需要向园区提出厂房扩建申请。在容积率允许的范围内，经营者们就要不要打报告开了半天会，而后还是“跟自己和解”小心翼翼的起草了一个报告请求扩建。报告最终也不了了之，该公司而后搬离而去……

2016年9月，园区的招商团队接触到一家北欧的科技制造企业，几经互访与考察，兴致之上，被邀请到北欧工业园拍板的中方总经理，在宾主双方一番相互赞美之后，直接提高分贝“摊牌”，你们什么政策都提供不了，为什么一直是你们而不是招商局的人来给我们洽谈？场面顿时尴尬，5亿元的投资项目由此告吹。那夜，陈银儿大醉。

（北欧工业园园区场景）（北欧工业园园区场景）

北欧工业园开始将自己变得封闭起来。它越来越低调的出现在政府的报告、媒体的报道中，它开始与政府之间保持一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距离感，其各种信息与经营状况，外界不得而知，北欧工业园自己也很少披露。尽管在内心没有任何人愿意拿园区的经营与地方政府的产值去对赌，但这种看起来咸淡不清的关系却在现实中被不断的习惯与固化，以至于日久坐实。

时光倒推。自国家推出62号文之后，在生猛的中央调控下，各地方政府开始对于招商中的盲目与乱象、冒进与无序猛然刹车与纠错，可谓药效十足。但硬币的另一方面是，缺失了政策刺激和补贴扶助的招商又有些矫枉过正的嫌疑，尤其对于一些本身不具备良好条件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此举无疑让本就难以招商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最近几年，经济下行、产业不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与试探过后，在各方反馈及呼吁之下，政策的制定者国家发改委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政策。

2017年 1月17号晚间，各方期待之下，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号）。国发5号文无疑是对原先62号文变相的“方向改判”与“能量加持”，正式明确提出：允许地方政府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同等适用“中国制造2025”战略政策措施。

从一刀切不准到旗帜鲜明的支持，两年时间既过。国发5号文最积极的解读在于，从国家最高层面，首次明确表示地方政府可以在现有法律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大背景下，此时的北欧工业园，已是无暇迎接这突如其来的春风。此后几年，它孤独而错位的存在着，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继续翻滚向前，一方面，它依旧势头生猛。2018年，北欧工业园园区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工业总产值超35亿元，继续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纳税超过2亿元，园区资产超10亿元。另一方面，持续的增长带来园区运营维护投入增大，作为园区的经营者在有限的现金流下苦苦支撑，独木难支。

2018年年底，园区一笔6000万元贷款到期，经多次协调无力偿还，债权方直接将北欧工业园告上法庭，并请求强制破产执行资产清算……而后，法院支持了这一决定。

——恍然如梦，一切回到原点。北欧工业园的困境由此大白于天下。

制度的沉没成本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2015年在亚布力论坛曾有过一次振聋发聩的反问。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家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了不起？台下一众政商大佬回答，是中国人便宜、廉价、人口红利。

他反问，改革开放前的人工成本更低，当前世界人工成本比我们低的国家很多，都有奇迹吗？众皆哑然。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真正的秘密是在很低要素价格条件下，把原来非常高的制度运行成本降下来了。

他由此指出，中国经济再火红，数据再好，故事再多，成本曲线一定会向上移。最后的不是成本曲线向上移，而是我们在竞争当中能不能移得慢一点，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通过制度创新，把成本曲线通过创新移下来，争取成为基业常青的国家，不断的动。如果有一块钱是从市场里抽出去不回到市场里去，经济运行的代价必然就要上升；一旦制度的沉没成本无限放大，所谓的创新与突破就无从谈起。

经济学家的观点，偏安一隅的地方政府官员们是否“接收到位”自然无从谈起。事实上，这些年，在营商环境的打造上，已经从“石化区”成功转型、并连续多年蝉联宁波市人均产值第一的镇海区地方政府不可谓不用尽心力。

在一些公开可查的资料中，如是描述：

2017年底，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包海东在区招商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现场“助跑”下，办理外资企业设立备案业务全过程仅用时12分钟。这一案例在2018年1月2日召开的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大会上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点名表扬。“镇海速度”得到肯定。

2018年1月10日，我区发布《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意见》，针对企业税费负担重、企业融资难、土地制约明显等民企发展痛点问题，出台了18条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一位企业家这样评价道，“直击痛点，实在有效。”

2018年底，我区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减少审批时间，助推项目落地，镇海正“全员加速中”。我区还创新提出“扶持资金预拨机制”、“招商落户五减免”等政策，帮助企业节约成本，助推项目早日落地。

政府在各种场合的渲染与表态无疑是一种旗帜鲜明的宣言，尤为可惜的是，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在最美的年华里两两遇见结合完美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闪耀登场，各方饱含期待，然而多方试错、几经磨砺，风逐浪打，已失风华。有些东西正在远去，但有些东西永远犹在。

但这也并不都是悲观的结局。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纵观中国经济成长为世界强国，无不依赖于中国式改革智慧的不断突破与完善，依赖于企业家不断淌水向前的勇气和无往不前的决心，才有了中国经济动力十足的充足保证。在当下格局更加艰难与复杂时，放在时代的大格局看，如何建立既鼓励创新与突破、同时又兼备容错与试错的机制，让创新者戮力、让破局者无惧、让护围者无憾，在自我过滤与自我净化中去伪存真与自我修整，也体现整个社会的成熟、包容与温度。

一切都在无形中催生新局。2018年11月27日，宁波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招商引资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条例共分23条，其中明确提出创新园区招商工作，“积极探索市场化、企业化、多元化的方式手段，创新开发园区招商引资模式，提高招商引资绩效……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区中园、一区多园等建设运营，加快形成一批以外资为主体的国际合作产业园。”并强调，对招商工作实行容错纠错机制。

故事由此看起来有了些温暖的成色。在北欧工业园向政府陈情困难、并递交请求支持申请的一周内，本届政府镇海区区委书记林雅莲、区长何黎斌几度召集班子开会讨论，而后，一个专为解决北欧工业园济困转型的调查工作小组迅速进驻园区。地方政府定下基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不惜一切代价对这个纳税总额超过8亿元的特色外资工业园区“合理而科学的规划”，并使之成为“新时期政商关系招商合作的典范”。

这看起来已不是那个“过时不候”的陈旧故事，殚精竭力的地方政府与歇底而呼的北欧工业园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乍暖还寒的历史大背景中，由此完成了一次发短心长的和解。

2006年在亚布力论坛上引吭高呼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已是满头白发，这位温和而喜欢仗义执言的学者在民间有着极高的口碑。陈银儿很希望找个机会与周教授交流一下，他对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有句话很是推崇——体制成本不但决定中国经济的过去，也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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