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任听老崔说完，又摸出一包烟 | 北京故事

北京顺城公园像一条中间夹有步道的绿化带，但它是附近胡同最大一块公共活动场地。

要去这儿，你得从鲁迅博物馆出发，沿着宫门口头条胡同往西走。它紧挨西二环东侧、阜成门地铁站北边，全长有 420 米，分三个景区，景致东西对称。7 月，海棠花刚过季，但棣棠花还开着，给浓厚的绿撒上些稀疏的黄。

每晚七点到十点，附近胡同的居民都来遛弯。他们颇有默契地自行划分了时间段和活动区域——大城市里但凡人多的公共区域，莫不如此。如果有研究公园时刻表的人类学课题，研究者大抵能在南北方文化里找到不多的共同点来。

七点，日头还有点余热。两位大爷和一位大妈占据了北侧的几个花坛，打太极拳。茶水杯和毛巾就放在石台上。另一侧，两个穿黑色制服、戴红袖章和黑便帽的保安在闲聊。再往南走二十米，一位妈妈正照看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弟弟拼命追赶，还是跑不过紧紧抱住皮球的姐姐。八点，天彻底黑了。三位大爷坐到长廊下喝酒抽烟，打量来往路人。大妈们也出来了，有十几位。她们占据了那块方形空地，在路灯下跳广场舞，红红绿绿，颇有生气。一小时后，舞蹈结束。公园安静下来，只剩南段石椅上几对隐在暗处的情侣。

老任和老崔都六十多了，住宫门口头条，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也是首钢的老同事。老任矮胖，皮肤黑，头发乱糟糟在颈后和头顶炸开。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烟酒熏陶过的黄牙。说话吞音吞得厉害。有两个口头禅，“那可不！”，或者，“那你以为！”。老崔高瘦，光头，浓眉大眼。音色悠长而洪亮。

两人装扮差不多：拖鞋、汗衫、大裤衩。脚边站着两三瓶燕京啤酒，手边有包红塔山。约莫八点差一刻，我们在长廊里头相遇时，地上已经躺了不少烟头。第一瓶酒已经空了。

“咱们就是附近的，跟这儿没事乘乘凉，喝喝酒。我小时候，这里是城墙，二环路是护城河，现在还跟底下埋着，还通着呢。”老任说，邀请我坐在他俩中间一块儿唠嗑。

“我们家那会儿养兔子。我爬城墙，翻过护城河去给兔子挖草。二环外头都是农田。街坊邻居家家还都养金鱼。夏天用银丝袜子抓金鱼回来养。冬天捞线虫，红的、长的，喂鱼。胡同里那会儿也没这么多房，院里头宽敞。我们胡同里玩，或者墙洞下头待着。男孩玩弹球，弄烟盒叠成一三角，拍着玩。女孩儿跳个皮筋儿什么的。对面原来是个冷库。我小时候，它清冰库啊，黄花鱼、带鱼都往河里。我们淌着冰过去，捡鱼。新鲜着呢。什么鱼都有。谁扒的城墙啊？那是张百发。北京副市长。七几年的时候。”

“你说是当初好还是现在好？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会儿怎么玩都行。这会儿唱唱歌，那儿一举报警察就来了，说扰民。小时候猪肉几毛钱一斤，去年新发地八九块一斤，现在要十七八块。你让我比，我怎么说？”

他一口气说完一溜，掐灭烟头，扔掉，“啪”地按下打火机，又点燃一颗新的。

老任和老崔谈起老北京人的身份颇为骄傲，有点吹牛的意思。“咱们是满族人，皇亲国戚。皇坟就在土城外头，小点的官儿都埋在那儿，叫索家坟，早就给推平了。公园旁边这个门不叫阜成门，叫平子门。石景山运煤进城，必须走这门。骆驼祥子的故事就在这儿。西直门是从玉泉山过来，运水。德胜门，打胜仗回来走。永定门，出去打仗。你问别人可不告诉你。这儿十个里八个都是外地人，老北京特少。我们都老北京。”老任说。

老崔接着补充：“我们老爷子都是老革命。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老爷子打进北京，我们在这出生，在这长大。改革开放以后变成做生意进北京。你在北京买房，就给你在北京落户。”

老任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拍的是他老爷子的从军证。证件照里的年轻人和老任一样的方脸，身着戎装，轮廓硬朗。两眼直视斜前方，脊背挺得笔直。老任大声念出来：“1948 年参的解放军，1965 年退的伍。当了多少年兵？17 年。90 啦！你看看，这我老爷子。一米八几的个儿。拐棍都不用，老革命。年轻的时候更帅。”

回想起自己的事，两人又开始感慨。“你看过《血色浪漫》吗？我们就跟他那一样过来的。”老崔说，“我们这一代是最惨的。小时候三年饥荒，吃不上饭。到上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回来好不容易有工作、成了家，下岗。都三十来岁，不到四十，还要养孩子。没收入。不让生二胎。我们 50 年代、60 年代生的这波人全赶上了。”

老任过完 15 岁生日没多久就没再上学。遇上上山下乡，去顺义插队。“我们村特穷，干一天挣几分钱，八块钱一个月生活费，你算算。干一年，自个儿都养活不了自个儿。国家给知青拨了五百块钱，得管两年，吃喝全在里头。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从家里带油炒面，拿水沏了吃。这就算吃得好了。”

老崔比老任大一点。1976 年高中毕业那年插队，去的延庆。当时就两个选择，不当兵就得插队。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当上兵。

“那时候我身高还有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我哥也是现役军人，我们家老爷子政审都不用。但我什么也不懂，等着发衣服。后来问了，人家说以为你当别的兵去了呢。那时候我们高中是去新疆，做地勤兵，苦。吃不上蔬菜，插队还能吃上自个儿种的菜呢。北京去了最久的，三年就回来了。没一个有出息的。只有一个留在那儿，现在提成副书记还是什么的。孟芳兰，我们原来交通队的。他儿子孟凡贵知道吗？说相声那个，就是兵团回来的。”

想当兵也是有大哥的辉煌做参照。老崔这一辈共三男一女，他排老二。上头有个大哥从南京军大毕业，以团级的身份回到北京，没过多久就做了军长，现在是局级干部。“他跟我们家哥儿几个里是混得最好的。当兵啊，我说我要当兵我也次不了。”

和老任一样，老崔插队的村也穷。“我们扎堆干一年，最后还欠队里的粮票。吃的白面是国家供给，那时候好像是一年不到 40 斤。不够吃，也吃不到好的。人家农民都叫我们小牲口。生茄子还没摘下来呢就吃。挖出来的水萝卜，剥了皮就吃了。偷鸡啊，都干过。后来有个插队的，我忘了叫什么名儿了。他们全都闹去，逮什么抢什么。本来全都是好孩子。所以后来就全给弄回城里来了。”

但也不全是苦。“年轻时候插队还觉得好玩呢。山里头空气好，玩啊，都是年轻人，同学。就跟现在孩子们上大学搞对象似的。好几对成的。我媳妇也在延庆插队，隔壁村的。”

老任听老崔说完，又摸出一包烟。这是今天的第三包。他在顺义只待了一年不到。1975 年，他 17 岁，被分配回首钢什刹海分部的液压部门，负责烧焦炭。烧起来不能停炉，烧不完下不了班。即便如此，老任还是嫌吃大锅饭太清闲，借下班后的空档去动物园摆摊，坐绿皮火车上广州背货。这是第一份副业。

“动物园最早卖服装，我头一天。年轻啊，真挣钱。从广州批牛仔裤， 7、8 块一条，到咱们这儿，30 三件。动物园那时候没有马路，没有大市场，就胡同里头，六七摊。后来发展了盖了高楼了。原来跟卖菜似的，铁棚子，往上一摆。那会儿时兴那个。标牌儿自己往上订。愿意啥牌儿订啥牌儿。”

老任后来陆陆续续又干过很多：交通协管员、小吃摊摊主。“那会儿挣钱，不像现在。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就一块钱一斤的花生毛豆，回来煮煮弄弄，一盘三块钱，你说多少利润。”但他挣多少花多少，没攒下什么钱。老崔喊他“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什么也剩不下。这些副业一直干到 1998 年，首钢倒闭，他 40 岁，以车间主任的身份下岗。

老崔也干过服装。那是 1984 年。在延庆插队三年后，1979 年，老崔被调回首钢西单分部待了三年。这算是优待——全队只有他和一位女性团支部书记被分到首钢，其他人大多去做的环卫或者建筑工人。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后门。“这事当地书记得说话。正好他们家孩子有病，我们家老太太是医院的，说上这儿来吧。跟我们家住给治的病。”

靠做“倒爷”，倒卖钢材票拿提成，老崔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两万元。“北京市万元户都上报纸了，我两万的人民爷爷都没言语。真没瞎说！怕被逮着。”1983 年，他又调到医疗器械厂。厂里的日子也清闲，两口子就在西单百花市场搞起高档服装，一个月两三趟，上广州高第街拿货——蝙蝠衫、麻纱的套裙。摊位费一个月 1000 多元。

“我们最早没案子，就挂衣服那个架子。摊口弄个台子收钱，跟顾客说你们挑去吧，挑完结账、出门、走人。那时候也没什么骗不骗的，你甭管，他保证交钱走。老实。李成儒知道吧？电影演员。他是高档服装厅第一个厅，第一个号，我们挨着。他就西单后头住，跟我同龄人，兵团回来的。他儿子跟我们姑娘一般大。”

1986 年，女儿出生。两口子忙生意，孩子两岁时就送去了幼儿园，或者托街坊领居照看。

但做到 90 年代，生意已不比从前。一方面，动物园和西单都起了高楼，摊位费水涨船高；另一方面，用老任的说法，是“让南方给顶了”。

“广东那边直接往这边发货了，太多了就，挣不着钱了。你也卖，他也卖，十个摊都卖这个。后来北京这边白沟也有了，做各种皮包。全都假货，但真漂亮，你分不出来真假。人家自产自销，你从那儿进货，你卖不动。”

与此同时，铁饭碗也松动了。1997 年，中央政府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即用 3 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当年 9 月，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不减人办不好国有企业”。据劳动人事部门统计，1998 至 2000 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在 600 万左右。

老任就是 1998 年下岗的那一拨。他倒是想得开，“跟着时代走嘛。想跳槽跳槽，哪赚钱跳哪”，在首钢旁边开了家饭店，雇来三四十个员工，做家常菜。川鲁粤都做，经营了近 10 年。“那精力你费的，全自个儿操心。但那时候挣钱。你就干一晚，金项链七八十块一克，能买一套，2000 块钱。我们家都是珠宝金行的发票，都繁体。”

老崔也是挣过大钱的。下岗后，他做了两年拆迁工程承包商。“二环往前走，金融街，仨银行全是我拆的。这是挣得最大的，比抢还来得快呢，一年能挣好几十万。这还只是到我手里的，还得把租金给人开了，100 多个工人的工钱给人开了。那时候就是好挣钱，弄一会儿就挣钱。”

但这门生意的基础是关系。关系没了，财路也就断了。“一代朝野一代臣。原来’王工’也是给区长开车下来的，我们跟着他干的。后来区长犯错误了，啪，换一拨人。要不我们怎么说干不了呢。”

正说着，老崔的电话响了。是另一个老朋友小肖打来的，问要不要一起去 KTV 唱歌。老任一听是小肖就感叹，“他赶上合适，他家拆了，他媳妇娘那儿也拆了”。小肖原来住在西直门，十几年前拆迁，拿到了巨额补偿款。老崔媳妇娘家在德胜门，还没说拆迁的事；白塔寺这一片就更指望不上了。

“有一个拆都行。”老崔又点燃一颗烟，“我们愿意拆迁，他重点保护你就走不了。这儿守着一个鲁迅博物馆。站在胡同里，二环上开一车，能看见白塔。高楼建起来，白塔就看不着了。这儿可是文化一条街。你看从这儿捋，鲁迅博物馆、帝王庙、白塔寺、广化寺，一条街全是古建筑。没法动，动不了。”

不仅动不了，也不能卖、不能租。老崔的房在一个四合院里，占了多半个院。老崔估摸整个院房价得有两千万多万，那么自己也算千万老头了。但这是房管局的房。

“我们家两间房在前头空着呢，20 多平，两间。原来一直让租，一个月统共收两三千。我媳妇娘家胜门那边也租着，一个月 3000 多。前年开始，房管局的房不让租，我们就翻建了。新政策不是二环内改成中央政务区了吗？三年啦，弄不动。”

白塔寺周边原来有部分区域也提过拆迁，补偿款是一个户口给补偿 70 万。老任听到这儿气不打一处来，“这帮人也不是谁让走就走，你给太少谁也不走”。他指着二环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侧的一片居民楼小区说，“那个小区就是七几年这边民房拆迁，他们搬走又回迁的地方。那合适。现在拆迁都是去六环，西三旗、回龙观。要想待在二环里，拿补偿款你买得起吗？你说我们这儿交通方面，那边是人民医院，这边是儿童医院，那边是北大医院。谁愿意走？下班往这一坐，多好。都不爱住楼房，光跟屋里局着，谁也不认识谁。人哪，要接地气。不接地气活不了。”

老任的房是自建房，有上下两层。倒是可以出租，十年前北京奥运会那会儿也租出去过，2000 一个月。现在房租比原来高，3000 一个月，但老任反倒不愿意租了。“乱，都是外地生意人。做买卖的有钱，不然租不起这里。好多在对面天意（新商城）做生意的，去年不是给关了吗？我们买东西不方便了，他们外地人没生意做也都回去了。”正说着，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骑着车路过，比着手势询问可否收走喝空的酒瓶。老任向他摆了摆手——啤酒瓶是付了押金的，一会儿还得还回去。

现在，胡同里住的都是些外国人。老崔和老任在顺城公园里常碰到三五个，还能聊两句，“人家中文好着呢”。金融街的白领则很少看见。他们大多住在马路对过的高层公寓里，那里月租 8000。

不只胡同，二环路一带变化也大。老崔说：“这条街的变化，我们知道的，刚开始都让你们做买卖，满街都是，开个门脸做什么买卖的都有。满街放着歌曲、霓虹灯，越繁华越好。现在全都给封上，高空广告牌都不让放，连大银行的都不让了。”但他觉得这是好事，“就跟人似的，一开始穿得花里胡哨，成熟了都穿得特朴素。”

顺城公园靠近二环路的沿街门脸现在只剩一家，“老北京大栓副食店”。老崔解释说，这是因为大栓他爷爷也是老革命，大栓没工作，如果把店封了就只能吃低保了。店面很小，只有不到 10 平米。进门右侧有一台立式冰柜，兜售饮料矿泉水；左侧架子上摆着些零食、香烟。正对着门脸的玻璃柜台，只有紫砂壶和晒干的葫芦。一抬眼，天花板上也全挂着大大小小的葫芦。这天大栓没在，去台湾旅游了。只有他 63 岁的母亲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眯着眼吹风。一只叫花子的三岁小猫躺在她边上。另一只叫波波的小狗则在店前的空地上来回奔跑。

公园里前两年还有个花鸟鱼虫摊，从白天起铺开一溜。现在时不时有保安来清理，摆摊者便逐渐消失了。公园入口处立着块不锈钢牌子：“自行车、机动车，禁止入内。禁止遛狗，禁止摘花。”

这块牌子拦不住老任。他有条爱犬柯基，叫毛豆。“谁都知道我们家那毛豆。听话着呢。快递、送报纸的不敢进门。熟人骑自行车打门口路过，它去迎接你。逮黄鼠狼、逮猫、逮耗子。”老任每天牵着毛豆到顺城公园玩。“他们拦我，我说’别拦我，我跟这住，我这狗挂着牌儿的，有北京市户口。你有户口吗？你有户口你拿出来。’”

老崔的拆迁生意结束不久，2003 年，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4050 工程”的新政策，允许 40 至 50 岁的原国企及事业单位职工返聘。那一年老崔 45 岁，回到了首钢工作。老任心里憋了股气，“谁返聘？我没有”，接着干他的餐馆生意，直到北京奥运会。

退休后，两人都按原首钢职工的身份拿到了退休金，一个月 3000。老任觉得有点不公平，“我有个兄弟一会儿来，人家房管局的，属于事业单位，退休金拿 7000 多。搞卫生的、开公交的都比我们拿得多。搞卫生属于北京市环保局，开公交属于北京交通局，都事业单位，一个月 5000 多。”

但孩子们几乎没让两人操心。老任的女儿 2008 年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真厉害我们姑娘，他们一个班里就俩考上”。经老任大哥战友介绍，女儿毕业后直接进入一家总部在澳大利亚的外企，负责翻译资料以及谈判业务，没几年就在东三环买了套房，140 平米，800 万。“我姑爷家也有点，没有房贷。我们逗乐，说等这儿能拆了，上她家楼下买套挨着住。”

老任的儿子大学学的企业管理，毕业后在上海当了几年兵。转业回到北京，在国家投资委工作了五年，接着又跳到双安商场做经理。挣得也挺多，但还没买房，还和老任两口子住在一起。“我们家几个孩子也全都是博士研究生。我弟是北工大教授，我媳妇家有个孩子是海淀区 101 中学的教务处主任，我媳妇他姐还有姐夫都是 301 医院的军级干部，研究生物科技的。”老任想起自己只读了个夜校，叹了口气。“没文化不行，但你有本事还得有关系。”

老崔自诩高中学历比老任好点，“但两年也没学什么东西。那时候还学俄语。我们班主任就是留苏回来的。和苏联闹僵了，不吃香了，就从教俄语改教英语了。我那时候还学得不错呢。”他伸了伸舌头，但发不出大舌音。“但都能听出来，知道那意思。”

这时正方形空地上的广场舞跳完了。这是九点一刻。

但就像老崔说的，许多事都过去了。退休后，他就专心养他的花。院子里不让露土，铺上了吸水砖。他就把花都移到大花盆里。一盆大叶滴水观音，雨季长得贼快。老崔最喜欢，养了十年，舍不得扔，白天从屋里移到院里，晚上又搬回去。

全家人还养着四只狗。“姑爷一个、姑娘一个、我一个、我媳妇一个，四只一人牵一只”。寄养一只要四百，一家人开车出去玩就把狗都带上。一路开到东戴河，到了把狗往海里一扔，人也跟着跳进去，一起欢腾。

老任养菊花、君子兰，还种了些黄瓜。“这么大”，他比划了一下，两只胳膊拉得老长。他还养过鸽子。鸽棚弄一个要花 5000，有阳台那么大。但是猫多，黄鼠狼也多。老任也爱玩，在屋里待不住，没法定时喂水喂食，就放弃了。

“给我烟。”三瓶酒都喝空了，老崔打断了老任的鸽笼回忆。他一天抽一包，而老任一天带三包在身上。”他不想活了呗他。“老崔挤兑说。老任一年前患上了肠癌，做了六回化疗，但烟酒照旧，儿子也拦不住。

“不怕死。抽！喝！”老崔笑道。两人的对话类似相声中的捧哏和逗哏那样展开。

“它老不合格。”

“这一喝合格了。”

“死也是死。我是开心，爱怎么着怎么着。心里开心，病也就没了。”

“快一年了，恢复多好。”

“六回。特疼。”

“以毒攻毒。”

“人家来采访，问怎么恢复这么好。‘我就抽烟喝酒’，人以为瞎说呢。”

“我们都上山下乡，16 岁就抽烟。哪能说断就断。”

正说着，老任收到消息，小孙女刚回去洗澡了。“天伦之乐，有什么遗憾。隔着辈疼啊，我都管她叫奶奶。两岁了，一看我喝就拉着我，不让喝。点烟，给我倒酒、干杯。”老任放下手机，笑得满脸褶子，手上还攥着烟。这是第三包了。

老崔倒是有点遗憾，就是没能当兵。“但是你转了一圈回来，最后终点还回到起点，一样。将军退休了也一样，也一小老头，说点脏话，就多挣点或者少挣点。什么都没有，这一辈子就这么着。”

十点差一刻。长廊里只剩了老崔、老任，一地烟蒂，和四只空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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