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部大院，花家地小区以及玉渊潭公园 ｜北京故事

建设部大院

建设部大院在三里河路九号，北京西二环和西三环的中间，这一片有不少单位大院。北京的单位大院大多造于 1950 年代，因为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就像“独立的小社会”。建设部大院里如今仍设有住建部幼儿园和食堂——虽然住户们说“很少去食堂了”，西门附近开了一家私人餐厅。超市也是后开的，新增的设施还有果蔬摊、修车配锁的，和一家房产中介。

房产中介说，因为基础设施完备，“小区的人普遍素质高——过去都是干部”，建设部大院是这一片的“明星楼盘”。“多层每平米 9 万 5 ，高层每平米 11 万 5。”多层指的就是那些 1950 年代造的房子，去年外立面刚刚做了翻新，刷成砖红色。高层住宅大多是在 1999 年建造的，2007 年又新增了两栋。

一位在西边花园长椅上看报的老人说，他们家差不多十年前就从一栋较老的高层搬到了新楼里。“儿子在住建部，又分了一套房子。现在是没有分房子了。”老人来自河南，初到大院时觉得“真是方便啊”。

大院里有好几个花园，各不一样。共同点是夏天蚊子多。另一点是，常常一个人起身走了，就可能会有更多人离开。他们彼此间可能都以邻里的行踪为一天的时刻表。

靠近西门的广场，距离西门步行不到一分钟的距离。花坛里种着黄杨，走上台阶，左右两翼又有空地，各种有三棵极大的悬铃木，把顶上的天全遮挡起来，只剩中间的一块。花园的一边在整修，另一边有两张棋台，中午 11 点，一张有七个人围着下棋看棋。另一张有人拿着过去单位发的搪瓷碗吃饭。两张中间摆着七条长椅，长椅上坐着的老人都统一穿着 polo 衫和西裤。还有人更讲究，给西裤系上了皮带，戴一顶宽边帽。只有一人面前摆着布面行李箱和双肩包，他埋头发讯息，似乎在等人。

11：40，午饭时间，广场上人散去。下棋的人堆里走出一个拿着黑色水烟筒的，水烟筒有约半米长。修管道的工人开始挪到广场的长椅上，或坐或躺。那之前，他们蹲坐在草坪的树荫下吃饭。树的枝叶散得极大，远看像群鹿图。

这一处公园里的女人很少。“常有孩子打球，不太安全”，几个女人坐在单元楼下的空地上说。她们自己搬了椅子，还有两张厚实的单人沙发。这里离西边花园很近，但她们不常去，单元楼下原本也固定有长椅被自行车团团围住，如果不是其中一位指了指，很难发现。

东边的花园是最大的，方方整整的，还有一条带遮的长廊，廊外种了桃树，这时节已结出青色的果子。

这一处的花园连着大院乙区。一位在花园里等客户的中介说，和这处花园一样，这处住宅也有优待，“乙区住的人素质最高。这一栋是住建部的领导，这一栋是铁道部的。铁道部这一栋，领导的房子朝南，不是领导的朝北。 ”

七号楼是栋多层的老楼，楼前有个长条形的小花园，靠近小区内侧，较隐蔽，常有人在这儿说“心里话”。

“丈夫老出差，就跟着他混，只用自己出机票钱，其它都那边管。” 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刚刚从食堂买了馒头回来，她停下说。听起来她的丈夫过去是干部，什么都用“公家”的。不过去世得早，“他一直身体不好，他爸就只活了 62 岁。”

“整个大院最有名的就三个人，”她又讲起大院里几位老干部的轶事，“现在的老婆是后来娶的，原来的都在乡下呀。”另一位老太坐在轮椅上听她说，她身后还坐着一位护工，对这些话题没有一点儿兴趣，也可能是职业的表现。临走时，白发老太说：“八毛钱一个，够我吃半个月了。你说怎么办呢，又不会自己做。你说上了岁数的人活得多可怜。”

两位大爷坐在棋盘边，一人持一种口音。右边的这位刚搬进大院不久，对哪里能买到馒头很感兴趣，他和白发老太搭了句话。左边的这位说自己解放前就来了北京，“古时候打仗归来都走德胜门”。他又尽力聊天，“江苏是不是下雨多？”也尽力回答说：“是，这里干燥，我们那里潮湿。”

到了下午 2：30，有经验的中介喜欢坐在这里给新员工做“思想训练”。他们说，“做得最好的小孩，这个月业绩就挣了 7 万。”他们还告诉新人，房产中介如今也引入了金字塔结构，“A，M，H，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级别，到了 M 级别你就有团队了，团队成员一部分的利润在你这里。”

这时，一个男孩和一个女人来到东边的公园，“没人。”

“太早了。不然我们先回去。”

“不回，一回他们又让我睡觉去。”

男孩拿着打沙袋的弓弩一样的东西。他独自一人摆弄了一会儿，觉得无趣了，正走出去几步，来了俩人，又快跑回来。

花家地

傍晚 6：10，花家地西里小区 110 号楼前一块高起的空地上，坐着五个人。他们面前是一大块草坪，草长得高，没过脚踝，但草坪加了围栏，不是可以走进歇脚的，是供人远观的绿化带。

我们来到此处本是因为后方的 108、109 号楼。十多年前，这里是一批画家的聚集地——张晓刚就住在 301 室，邱志杰住在 1118 室。画家们搬到这里除了离美院近，还因为需要大面积的工作室，早年西里的房子可以打墙。（而现在的新住户甚至都没听说过这回事。）从外面看，这两栋楼呈 L 形，轴对称排列。画家们回忆说，楼间有一块公共空地，俯瞰就像八卦图。但实地看，这片空地平常得很，花坛无人修剪，灰蒙蒙的。花坛也做得太高了，不适合坐。

往前走就绕到了 110 号楼。空地上的五个人很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在自家后花园的感觉。他们还主动介绍起是如何把这一处空地改得“面目全非”的。

最惊人的是草坪的入口处，围栏被刷白了，摆一张玻璃茶几，一大口缸，缸里培几株荷叶，还有喷泉，吐得又低又满，像缓缓吹出个大气泡。一个光着胳膊、带文身的男人说，他们为喷泉接了电线，线通过铁艺拱门绕了半圈，和半空中的电缆线连在一起。进入草坪有一张长台，上方有竹架子，托着一尊假山。

“你瞅瞅，草坪里还有什么？”有红色火烈鸟和“小矮人”，是公园草坪里常见的那种微型雕塑。

“是不是没见过这样的小区？”光胳膊的男人说，他坐在一张红色皮椅上，空地上还有另一张，对摆着，成套。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靠在躺椅上，心满意足。另一张躺椅摆在空地的左边，那里三人围坐成打牌谈心的格局。在他们中间，还有三张棋盘桌——这一带的小区里常见这种棋盘，有的围满人，有的就跟这儿一样，让本就不宽敞的空地变得更挤。

“我们这几个人原来就是街坊。住皇城根儿那时候就是街坊。那头那人，你瞧见没，是街坊的儿子。后来一块儿搬了来。所以说，我们都特熟，多少年了。我们是正宗老北京，二环里的，那时候就几个区算北京，这儿就是一农田。”还是光胳膊的男人说，“我们真是北京土老帽儿。 ”

“什么北京土老帽儿，”一个门牙又大又外凸的男人说，“是北京大爷。那天我回去，坐那儿，提个鸟儿，摇个扇。一片儿警过来问我，你干嘛呢，装大爷呢。现在的片儿警，都不是老北京，在胡同住过？”

“他没在胡同住过，没见过，但也听说过什么样儿。”眼镜男人说。

光胳膊男人打断了他：“什么北京大爷，你就是一北京土老帽儿。”他咧着嘴，“冲你这门牙，你就是土老帽儿。”

一锤定音。又转头问眼镜男人：“你们家院子里的桃树怎么样了？”

这些小区的绿植里常有桃树，但小区里没有一户是带私人院子的。他们这会儿说的是小区公共的花圃林地。

“看着今年能结果子了。”

“也种了两年了吧。”

“是。刚开始扦插那时候，可不容易。”

“还真是。”光胳膊男人见有人来，打招呼道，“嘿，周姐。”

周姐没应答，她提着一袋垃圾绕过空地去。“周姐是哪儿人来着？哦，对，温州文成。上回她说，有一次回老家，要说方言，结果几天舌头都转不过弯来。”三十年前嫁到北京，周姐生了俩儿子。其中一个和他们一起住在这小区里。

周姐扔完垃圾，朝空地来。她从五个人面前经过，走到空地的最右端，靠着棋盘桌坐下。

“说正经的，装电梯有戏吗？”光胳膊男人发起了新议题。

“没戏。”周姐坐定，开口说。她还是带着一点儿南方口音。

“为啥没戏？定了吗？”街坊的儿子也侧身看向她。

“要先装八几年（盖的）的房子。九几年的还早呢。”

“越新的房子倒越不给装电梯？”光胳膊男人有点儿糊涂了。

玉渊潭公园

李大爷新买了台蓝色随身听，插进 SD 卡，就可以听评书和邓丽君。他坐在玉渊潭公园的石椅上，忘了带耳机，路过的人都能听到随身听里传出《南海姑娘》。后来有人在他右侧的另一张石椅上落座，他马上把音量调小了。

李大爷面朝荷花池，这是玉渊潭公园最大的湖，沿湖跑一圈大约有 4700 米。李大爷跑过，所以知道。湖边种满大山樱，春天一到，满树樱花，“门票 20 块钱”。平日里也不是免费，门票 2 元。夏天公园的景致是荷花。“文明游园，请勿采摘荷花荷叶，请勿捞鱼”，一个穿黑制服的年轻人提着喇叭在湖边走。

李大爷在 4：20 起身。他要沿湖走大半圈，走到靠近公园南门的桥边，那里有一处树林，“ 四点半，很多人会从那里出发，沿湖跑步。”

今年 83 岁的李大爷过去也跑。他毕业于体育大学，个子挺高，毫无松弛之态。不管是白色棉麻衬衫、阿迪达斯短裤、运动鞋，运动手表，银边墨镜，还是那顶浅色阔檐帽，都让他看起来精神且有格调。他说自己每天坚持跑 4000 多米。

“ 1999 年开始跑。去年开始不跑了，怕摔着。”

“去年跑步时摔跤受伤了吗？”

“没有。”李大爷否认了猜测。但二十分钟后，他的朋友，88 岁的马福昌说，李大爷确实在去年摔了一跤，“而且他体育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了新华社，没有从事体育工作——不像我。”

马福昌在 4：30 已经跑完了一圈，他光着膀子，穿一件浅绿色休闲短裤。因为静脉曲张，他的小腿上穿着紧身丝袜。马福昌退休前一直是中学体育老师，加上年纪最长，在这片树林里，人人都喊他“马老师”。

这时候，树林里有大约 37 人。“什么人都有”，一位被称为跑步队副队长的人介绍说：有建设部的——建设部离这儿不远，大家都叫他“部长”。“那人以前是空军大校”，他指着一个正准备回家的男人说。还有开饭店的，是个女人——跑步队里女人很少见。“有的人条件好一些，看他抽的烟能看出来，有时候还会买个西瓜，大家吃。”马福昌补充说。

树林被分成三块。最南面是跑步的起点。4：30 左右，十多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刚刚从这里出发。他们中快的不到半小时就跑完了，慢的走走停停，要 50 分钟才能跑完 4700 米。

南面的“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前是排球场，往北一点儿是羽毛球场，但这天下午，球网被收了起来，空地上有六七个踢毽子的人。其中两位女士穿着玫红色的统一队服，一位男士在进行一对一教学。“又快了，你别去接它。”教练说。

北边一整块地，有 15 种共 23 架健身器材。但只有在单杠做引体向上——因为难度高——才有观众。老手戴着防滑手套，一位个头不高、号称下岗工人的赢得了满堂喝彩——他不仅能做引体向上，还能在空中高抬腿。“看不出来 65 岁吧！平时吃肉还能吃一斤。”观众里老手对新手说。

马福昌过去能做“倒悬垂”——一种头朝下的引体向上，“做了几十年”。这种动作的难度能让这儿的人全部折服，包括“一斤肉”先生。但两个月前，马福昌在家附近踢毽子时摔倒，有轻微的脑溢血，住院两月。回来时，他站在单杠下，发现自己连最简单的引体向上都做不了。

“他们来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们大家其实都没有留电话，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

“会让您小心一点吗？”

“会。有时候会过来看看，说一两句。但主要是看自己，我自己有把握，哪些动作还能做，哪些不行。”

马福昌刚刚独自跑完一圈，汗散尽了，套上浅色横条 polo 衫。他先做了几个摇摆、支撑的双杠动作。在人稍微散去一些后，马福昌走到单杠下，没敢直接跳起抓住单杠。他踮起脚，尽力够到杠，勉强完成了十个不标准的引体向上。

马福昌 1954 年从山西师范大学毕业， 24 岁进入北京三十一中，成为一名体育老师。“当时国家要强身健体，第一届体育专业，只有 28 人，北京问山西要人，就分配到了北京工作。当时很严，体育教案写得不好，不让上课。 ”

马福昌还做过高三年纪的班主任。他记得“那时候考大学要政审”。1960 年代，政治气氛最浓。 “文化大革命，学生批斗老师，贴大字报。写我的大字报上就一个字，狠。学生最介意的其实是老师偏心。我对好、坏学生一视同仁，都很凶很严格。”

停课两年后，马福昌印象中北京三十一中是第一个复课的。学校组织军训，学生在操场练队列，其他学校都来参观。 “当时中国和苏联形势紧张，可能要打仗，军训也是做军备，学生那时候十分钟上三层楼没问题。 ”

高考直到 1977 年才宣布恢复。这对大部分师生来说都是好事。马福昌也高兴，但他也意识到，“体育就没那么重要了，文化课更重要。”

1991 年，马福昌 60 岁退休。他攒了一些钱。工资只是一小部分——“大学时候工资 56 块，工作一年后工资 79.5，爱人工资 100 块，凑合过。 我也去电大上课，一节课两块钱。 ”他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股市刚刚开始时，做了几年股票，“挣了钱，在顺义又买了房子”。这让他在退休之后，几乎没有后顾之忧。

马福昌开始在玉渊潭跑步。开始时候，跑步的人不多，“真正开始锻炼健身的热潮，是在 90 年代后期，温饱问题解决了，开始注重身体健康了。这几年，健身就更流行了。 ”

马福昌住在马神庙附近，坐公交来玉渊潭只需十分钟，“其他人也都是因为住得近。”他们彼此间不留联系方式，但每天都留意谁来了，谁没来。

“昨天我等了你好久。你是去喝茶了吗？”李老师刚走进树林时，马福昌坐在花坛边问他。一群人里数他俩最大，因此特别留意对方。马福昌认为李大爷还应该坚持练，“摔一跤没什么嘛”。李大爷称马老师“我们的精神榜样”。

两个在附近部队工作的年轻人来了两个月，“上次我做单杠，被他们嘲笑了。”“他们做运动好像比我们还年轻。”

但只要仔细听他们走路，就能听到明显使不上劲儿的鞋底拖地的声。

这和装备无关。马福昌穿一双耐克跑鞋，“这鞋子是孙子第一个月工资买的。 ”马福昌说，“曾孙也出生了，每星期我去看一次。” 他还想给孙子买一辆车。小儿子婚后不久就离婚了，孙子从小跟着马福昌长大，那时候他总是教他背唐诗。习惯留了下来。现在，马福昌“除了锻炼，就喜欢背诗”。

李大爷也穿着儿子买的运动鞋。他对马福昌说，“退休之后我就没买过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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