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胡同,尧奶奶和曹奶奶 50 年以来都在同一个角落里闲聊 | 北京故事
从安定门内大街一个开着快客便利店的路口拐进去,有一条 700 余米长,幽幽暗暗的小胡同。路口右侧的砖墙上嵌着介绍其“悠久历史文化”的石碑,但仍显得非常不起眼。
不过,走进去不到十米,就能看出一些不同的地方。这里每户人家和院落的门口,不过两三级的台阶上,都贴着墙面安装了扶手,这是在别的胡同看不到的配置。
再往深处,四处能看到改造的痕迹。胡同里显而易见地设计了一些“便民设施”,比如沿街的长椅,整整齐齐的花坛,一列市民公园最常见的那种健身器材,以及一家惠民菜站。正是天色将暗的傍晚,胡同里人流稀少,偶尔会有老人从巷子里走出来丢垃圾,来来往往的多是快递外卖的车辆。
这条小街叫方家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域,附近有南锣鼓巷、簋街这样人流密集的消费场所,也曾经是可以与这些地方齐名的,极具生活气息的街区。
2008 年的时候,随着胡同里的旧机床厂厂房对外招租,许多小商业体陆续入驻。沿街的院落也被陆续租出去,改造成小酒吧、餐厅、咖啡馆这样的小店铺,僻静的背街小巷一度成为夜生活的热门去处。几年前的一场整改,让它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如今,道路两边是灰色的砖墙和整齐划一的红色小窗,再不见私营小店的痕迹。
那些小商业体选择在这里开店,而不是更繁华,敞亮,旅游密集的地段,显然有自己的考量;人也是一样,随着性子聚集,往往超出预先的计算。
几百米的胡同,能数出 11 处被设计好的,可以坐的地方。靠近西侧大街的一处空地,用木制长椅围出了两个口字型的空间,长椅下面还用 LED 灯带勾出轮廓,可能是整条胡同最“精心”规划的活动区域。
无论是午后还是晚上,都不见有人在这里停留。在功能上,它看起来反而更像是一个停车场,电瓶车、自行车、老人车,里里外外将原本的坐椅围住了。这种情况不是个例。胡同一侧安置的长椅,许多落着树叶和灰尘,一些共享单车见缝插针地停入了它们和花坛围隔出的空间,还有的则被前面停着的汽车挡住,更是无人问津。
对于胡同来说,停车位可能才是要紧的事情。道路两侧,能停车的地方基本上都满满当当,中间留出一个只可供一辆小车通过的空间。这时,无法移动的花坛反倒成了阻碍,每辆车在停车,或试图拐进院子里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
在主流的话语里,方家胡同是作为“成功”和“标杆”的形象存在的。这里的变化是一个典范,一个值得被肯定,被推广的案例。但人们的失落也很显然,而且不仅仅是停留在千篇一律的怀旧的层面。
建筑师李虎的工作室在方家胡同安家多年,眼见着它从原始的小巷,变得热闹,小店、酒吧、咖啡馆入驻,又瞬时在一场快速的整治中,落入一片“不安全的寂静”。
他在一篇反思长文中写道,北京是典型的路网密度过疏,也就意味着城市里的街道商业空间非常有限。因而胡同内自发形成的商业服务空间,是适应生活需求的自然状态。如今一些近十年间,慢慢自发形成的城市生活,也随之消失了。
“穿越胡同两侧粉饰过的表皮,进入到后面真实生活中,就会看到,大杂院里一切曾经的杂乱依然没有改变。”
在沿街的店面消失之后,腾出的空间很快就被更多的车辆填补,对于行人来说显得更困难了。
现在走在这条小巷中,你很难想象它过去的热闹模样。比起周围的胡同街道,方家胡同本身就更为瘦窄,而且比起别处的黄色照灯,这里只单单立着几米一支的街灯,发着荧荧白色的光。在原本对着道路的门面拆违封堵后,巷子在晚上就变得非常昏暗,迎面过来的每一辆车都显得格外刺眼。
胡同主干道上,唯一能看见有人围坐的地方,是一个与小巷交界的路口。这里横竖各安置了一条长椅。对居民来说,这样的距离和角度或许多少有些变扭,毕竟坐成一排说话还挺奇怪的。他们就搬来了板凳、条藤的靠背椅什么的,用自己的方式完善了配置。
紧挨着长椅,坐在矮方凳子上的是尧奶奶,板凳是塑料材质,粉红色,坐垫是大红色;她自己则是一身的绿,带点荧光的绿T恤,嫩绿格子的布面裤子,长椅上放着深绿色的包袱,四个角绞在一起。说着话,她会从里面窸窸窣窣摸出一包烟,软包的中华,用拇指和食指捻着抽。
她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激动起来像个小炮桶。“这也太黑了,这叫什么这叫?原来大高杆子大炮子多亮啊!”她和旁边的大姐聊到胡同里安的灯,后者附和,“这种街道就不能住人了,变成他们说的林荫街什么的。原来我同学住的地儿就那样,七几年我上他们家串门,就是那么黑,但那边住家特别少,居民特别少。”她们坐的地方照着些微弱的光,但也挺暗的,尧奶奶的烟头在手中忽明忽灭。
一会儿,曹奶奶从胡同另一头走过来,手里抓着一把果子,红里渐着点浅黄,樱桃大小带着把儿,塞到尧奶奶手心里一捧。“来,大海棠果儿。我吃不了这个,吃不了酸的。”
她穿着短袖蓝底的衬衣,有白条的纹路。一空下手,就走到树后面拖出一把带靠背的椅子,坐到尧奶奶跟前来。 她们都是这里半个世纪以上的老居民,过往变迁,胡同改过来又改回去,她们仍是坐在这同一个角落闲聊。
曹奶奶拍着塑料的扇子。她是 1938 年生人,赶上解放后第一批入学,后来上的女一中,“隔壁就是中南海,所以不许爬高”。每年五一和国庆,个子够一米五八的学生都被安排去走方阵。学校没有场地,就在午门排练节目。“有一年我们啊改成藤圈操,穿的是游泳衣,中间系个白带子,一个方阵 40 个人。哎呦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然后喇叭里面还喊‘姑娘们,冷不冷’,我们就‘不冷!’”旁边碎花衣裳的奶奶一下子笑出来,“其实都哆嗦了!”
胡同各院儿里都没有串门的习惯,但她们对各家住着谁了然于心,掌握着邻里八卦的中枢。这样的空地就是她们交换情报的地点。
胡同的保洁员要离职回家管大棚了,所以厕所打扫得很不走心,最东边的厕所会喷香水,“就是给外国人看的”;雍和宫大街改造拓了人行道,路不够的房子都拆一半往后退了几米,门改成了统一的木头门,“我看也不大好看,马路牙子上面要那么宽干嘛呀”,尧奶奶又发话了;面前的胡同口墙上隐隐有个门的痕迹,游戏厅、餐馆、酒吧,这家租出去做过不少买卖,但管事儿的已不是原先的房主,“他们儿媳妇娘家房他倒成房东了”……
一位穿着像是刚跳完交谊舞的阿姨,从她们眼前踏着自行车晃过去,“嗬,哪儿的演员回来了?”;送小孩去补习班的妈妈也从这里经过,小男孩拿着玩具汽车在长椅上划来划去,一副不想走的样子;遛狗的人在巷子里来来回回,狗子走到长椅这儿,一屁股坐了下来,主人就也顺势停住了聊会儿。
狗一屁股扎到长椅下的时候,曹奶奶正讲到当年北京解放前封城,“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她爸爸给挡在了城外,一家子人吃不上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11 岁的她就带着妹妹去隔壁家做粉条的店里,要来切剩下的粉条头,天天靠着一小桶粉条头生活,“到现在,我粉条是碰也不碰”。
“家里小时候穷,我爸就种这瓜。”遛狗的主人指着屋檐上郁郁的藤蔓,无缝接过话头,“每年秋天就吃这瓜,吃伤了,现在家里买什么瓜我一口都不碰。”
穷苦的年代,有心思的人把自家房子划拉一块,租出去做生意,一个月不少挣。“但那时候是不是有这么个感觉,他都没正式工作!都是这种想法,可那时候做小买卖的全发了。”
“当时劝业场,不都是做小生意的,都去看唱戏不是?”
如今这里做生意的少了,胡同道上,只还有一个窗口亮着灯。窗外的树上架了一串小彩灯过来,五颜六色地闪着。这是一家便利店,没有门,只是从窗口将东西递进递出。骑着自行车或是电动的人,路过买东西都不下车,透过小小的窗口向里瞧;也有巷子里走出来的居民,拎着两个玻璃瓶想换啤酒。
即便只是漫无目的的穿行,也会觉得,灯光是打开城市的钥匙。从这条笔直的胡同左右,延伸出的毛细血管,那些更细窄的小巷里,反而有更明亮的光线照出来。望进去,就会看到拐角的路灯下,铺出的一片亮堂之中,好些人正围坐着下棋;另一个巷子里,有一家铺面敞开的文具店,门口和对面都架着自家的桌椅,撑着阳伞挂着灯,藤蔓疏疏散散地趴在门面上。店主隔着小巷,叉着腰和对面的人大声聊天,给这条胡同带来夜晚鲜有的声响和人气。
更晚的时候,靠近胡同东侧的一家小酒吧,从店里打出一束光来,地上照出一个圆圆的 logo,作为店铺的牌子。店门是对着里面开的,显得很是隐蔽。
东边出来就是雍和宫大街,和方家胡同交界的路口,原本也是特别热闹的地带。路口有一家老汤卤煮店,开了许多年,一整天都营业。它的门口是一片大的空地。“下象棋最起码两摊。打麻将最少两摊,斗地主的还有两摊。”老板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抽着烟说。卤煮店从前晚上还卖烧烤,这个小马扎就是摆在外面宵夜的。傍晚打牌麻将的老人散场之后,在旁边酒吧喝完酒,表演完的年轻人就晃过来吃东西了,高兴了还唱两句,“晚上比白天还热闹”。
雍和宫大街正在做要恢复老城旧貌的道路改造。两侧被蓝色的围挡包了起来,卤煮店还亮着灯,但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营业了。即便如此,工地围挡里面,一片砖瓦泥灰的旁边,几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还是准时出现在了老地方,架起桌子摸起了麻将。一挂白晃晃的灯泡,就吊在一旁的脚手架上。
(文内尧奶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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