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启蒙运动如何改变整个世界？

《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

内容简介

启蒙思想如同一场化雨春风，沿着繁荣的印刷文化的新网络传播。跨越国界，跨越阶级、种族和性别界限，颠覆旧的教条，激发新的期望。在本书中，作者将引领读者走进启蒙运动的火光中心，理解西方文明中最优秀的个性与思想如何照进现实，它们曾在理性、自由和平等的事业上改变了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并且，他还告诉我们，对于今天任何力图破译我们将生活的明日世界的复杂问题和潜力的人而言，如何理解那些个性与思想，仍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1918—2014），美国当代杰出政治历史学家，总统传记作家，领导学研究泰斗；美国普利策奖及国家奖获得者、国宝级作者。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伯恩斯生前为美国威廉姆斯学院伍德罗威尔逊荣誉退休教授，他在该校任教近 40 年。伯恩斯主要从事政治学、领导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尤其擅长于政治领导和美国总统的研究，在上述领域出版了 20 多部著作，其中《领袖》一书是领导学领域的开创性作品，《近距离看美国政治》则成为美国政治领域最经典的著作。此外，伯恩斯还是一位高超的总统传记作家， 1971 年，他为富兰克林圠斯福总统写的传记《罗斯福：自由战士》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

译者简介

祝薪闲，女；复旦大学- 伦敦大学（QMUL）哲学专业联合培养博士生，伦敦大学（UCL&QMUL）政治思想史专业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主要从事19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史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书籍摘录

引言 启蒙运动的革命性

在历史的长河中，欧洲思想曾受制于宗教正统观念达数百年之久。除了零星的天主教反叛者和被宗教神圣化的帝王，大多数欧洲人一心指望着“死后的生活”，痴往于那个属于虔诚教徒的天堂。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权力，教会与世俗政权联合起来，劳动人民因此饱受贵族与僧侣的盘剥。正如一位捷克平信徒所述，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一切，饱受蹂躏、压迫、殴打以及掠夺”，在自己的土地上忍受着饥饿与痛苦。

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认为，当这样一个时代结束时，“深深的忧虑重重地压在人们心头”。那时，无论是诗歌还是编年史，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忧愁。这让赫伊津哈回想起一首法国民谣：

这是充满哀伤与诱惑的时代，

这是属于眼泪、嫉妒与痛苦的岁月，

疲乏的日子、可鄙的日子，

退无可退的日子。

1517 年，马丁·路德钉在威滕伯格大教堂门上的论文如晴天霹雳般将旧秩序击得粉碎。路德指出，对神的认识不应该来自教皇或神职人员，而应该来自《圣经》，来自信徒自己对《圣经》的领会与理解。这一颠覆性的洞见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世俗领域，均为西方思想带去了革命性的新观念。

从正统教义中解放出来的西方社会又是怎样一番景况？罗马教廷曾警告，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人类社会将陷入战争与分裂，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事实印证了教廷的判断。宗教改革迅速引发无休止的冲突，天主教与新教你争我夺。 17 世纪初，激烈的内战席卷欧洲，新教领袖的专制与残暴丝毫不亚于信仰天主教的贵族与红衣主教。巨大的恐惧笼罩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们担心炽热的政治和宗教仇恨会使社会滑向无政府状态，统治者则不仅要应对反对势力，还要应对反对势力以之为手段的暴力行为，如农民起义、城市暴动等。贵族身处危险之中，国王深感不安，但是更为不安的，是饱受侵略、饥荒、瘟疫以及迫害的普通大众。

但是，身陷困顿的欧洲却在思想上充满了活力。在挣脱了长久以来的思想束缚之后，到处都是新的观念与激烈的争论。随着天主教权威的瓦解，人们开始提倡独立思考。从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基岩，从人类的内在生命与精神到由人所建构起来的政治组织，所有的现象都得到了新的解读，被重新加以考量与讨论。

奇妙的启蒙时代由此展开，人们在各个行动领域变革着领导权；人性、自由、平等、幸福被赋予创造性与革命性的解读 ；思想既可以令书报读者乐此不疲，也可以令不识字者津津乐道，既能在法院和议会引发争执，也能在城市街道和偏远乡村导致冲突。

启蒙运动历经三个世纪，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并进一步影响全球。其影响力之大、所涉范围之广，波及人们的集体生活和行动，还在授权于某些领袖的同时，摧毁了另一些领导者，还将诗人、资本家、工人、学生以及军人一并调动起来。启蒙运动的观念以及受它启发的领袖和行动将改变世界。

“变革”乃启蒙时代之根，知识与自由既是变革的前提也是其结果。启蒙与自由一道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各种可能，人们因此有机会提升自我、改造世界。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曾于 1750 年断言：“随着思想的启蒙，人类在不断自我完善的道路上缓慢前进。”在启蒙思想的鼓舞下，革命者与创新者试图在政治、科技、生产、艺术、哲学等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实现突破。

革命起源于思想。在在打破上帝主宰世界的神话之后，启蒙思想家将注意力转移到人本身，认为人才是万物的尺度。正如亚历山大·蒲柏所言，“人类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本身”，尤其是人类的思想与潜能。与之相反，旧哲学则声称，人的心灵完全由上帝创造。因而人，特别是社会下层人士，必须在精神上绝对服从神职人员，否则将永世饱尝地狱的苦难。

启蒙思想家显然不屑于理会这些陈腐之说，他们决意用经验主义的新标尺衡量思想。从前的科学仅仅基于空洞的公理与前提，没有事实作为根基。而新科学的奠基人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仆人与解释者，所能做的和所能懂的，正如他在事实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已经观察到的那么多，也仅仅是那么多。”只有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与细致的实验才能提出伟大的理论，即“人类理性的结论”，诸如艾萨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那般支配自然的普遍法则。经验主义对旧教条的挑战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引发了研究方法上的革命，还促进了一系列以复杂人类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兴起，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基于十余年来对各项经济数据的分析，为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阐释。

经验主义改变了启蒙运动对思想内在本质的理解。约翰·洛克不承认所谓的“天赋观念”，即人出生时其心灵就已经具有普遍理念。相反，他提出“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在出生时如同白纸，没有任何的标记或理念。他还强调人的潜能，主张人的心灵就像蜡块一样，只有通过经验与教育，蜡块才能成型，心灵才会富有生命力并产生理念。在洛克看来，“人在习惯和能力上的不同来自所受而非其他”，因而悉心的教育“对孩子理念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对于孩子过上理性且合乎道德的自由生活、达到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而言，启蒙更是至关重要。

解放的路径和心灵的无上荣光，引领人们通往理性。伊曼努尔·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口号”是“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通过理性，心灵可以戳穿谎言、发现真理，从粗浅的既得事实中提炼出寓意深远的理念。理性赋予人们的生活以自由，即使是身居社会下层的仆人、鞋匠、农民、计件工，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与实践。 1792 年，让—雅克·卢梭的一位英国朋友颇具讽刺意味地警告，当人们开始独立思考，“开始鲁莽地自由思考甚至怀疑僧侣或暴君对一国之存在的必要性时，即便一把火烧了图书馆或哲学家也为时已晚”。

正是由于启蒙运动先前在思想领域勾勒出了自由自治的新图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共同体才有可能从僧侣和暴君手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治。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深知，人需要政府的领导，否则，人类社会将陷入混乱的“自然状态”之中：每个人都是利己的，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如托马斯·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孤独、贫困、卑污、残忍且短寿”。但在当时，无论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政府，还是由贵族主持的议会制政府，不但无法满足人们的诉求，甚至没有给予人起码的尊重。在此背景下，洛克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自然权利学说：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个人自由的坚固基石。然而，在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话语权且只能选择服从的情况下，谁来保障这些自然权利？

正如洛克所言，政府并不诞生于“上帝的旨意”或“亚当的君权”，而是由人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创建的，因而人也有权改变政府。这一观点是启蒙思想的重要基础。在《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便主张，由于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肯定”，一旦政府背弃与人们的契约，一旦统治者—用洛克的话来讲—“将专制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人们就有权将其废除。与自己的人民为敌的暴君，是真正的反叛者与侵略者，他对权力的滥用致使“政府瓦解”。

洛克同时指出，政府并不会轻易瓦解，这场跨时代的伟大变革背后有诸如政权争夺战、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以及激烈的宗教冲突等多方力量的推动。几个世纪以来，在改变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巨大变革中，启蒙思想作为变革的思想源泉和最终目的，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有了启蒙思想，革命者的反叛行为具有了某种正当性，革命的动机得到了合理解释，革命者以生命与自由为赌注、一心想要实现的价值观开始在变革中悄然成型。早在 1776 年以前，北美殖民地就已经充斥着各类关于代表选举、自决权、自然权利以及自由等话题的讨论。在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中，“自由”俨然成为追求独立的殖民地人民的精神旗帜。 1787 年，路易十六在法国政府深陷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开始用启蒙哲学粉饰自己。他的总管宣布，将“国王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意志”这一皇家原则更改为“人民的福祉就是国王的意志”。然而法国民众并没有因此被蒙蔽。两年后，他们选择将真正的启蒙人士、皇权的挑战者、法律与经济改革的拥护者、学者有时还包括启蒙哲学家，作为自己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竟也成了革命者。如历史学家蒂莫西·塔克特所言，“在改变过程中积聚起来的力量”让民众开始相信，“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最终将会实现”。

如果没有启蒙运动以及由此出现的改革可能，人们不会有如此抱负。 1789 年，美国人创建了新的体制。一百年前，英国人经由光荣革命同样完成了变革。这些革命成果体现了启蒙思想在实现公民自由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革命先锋们牢牢抓住时代的思想浪潮，回应人们愈渐强烈的渴望。

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尽管法国大革命时而高举启蒙运动的大旗，时而又站在启蒙运动的对立面，但它依然是法国国民特性内核的一部分，也是其政治改革的试金石。启蒙运动有其必然性，如杰斐逊所言，“法律与体制”的改革“与人类思想的进步同步”，随着思想的启蒙，“人们的行为与见地也会随之改变”，而政治秩序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

18 世纪，工业革命席卷西方，这场猛烈的剧变既巩固了启蒙运动，也对其发出了挑战。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不仅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个人的成就与抱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活力也受到普遍肯定。由此，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眼中的“启蒙经济”诞生了—中产阶级成为新兴经济秩序的核心，并在 19 世纪进一步成为政治和社会的主导。在自由主义的思想大旗下，他们捍卫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以及自由经营。

然而，工业革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催生了另一个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工人往往在工厂、田间和矿山的非人的工作环境下劳动，又只能与家人在扩张的城市与肮脏的城镇里过饥病交加的生活。哲学开始为工人阶级的男性、妇女以及儿童发声，首先靠的就是乌托邦思想家与激进的记者。 1867 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这部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方法与经验主义有着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集中讨论了猖獗的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并以同样令人信服的论证回应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与此同时，在英、法、美均禁止工人“结社”的情况下，工人仍没有放弃斗争。他们意识到，阶级间的不平等部分地表现为知识上的差异，自身的无知恰恰是资本家统治的工具。因此，工人自觉走上了启蒙的道路：他们设立图书馆、成立编辑室、组建阅读小组，大量阅读工人阶级出版的刊物、伏尔泰的文章以及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他们努力吸收诸如法国人路易·勃朗与英国人威廉·科贝特等当代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观点，前者是劳工组织的助推者，后者则直言不讳地描绘了“两个阶级”，明确指出“主人和卑贱的仆人”是工业经济的产物。

劳动者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在于，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被践踏，而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对人的肯定。工人渴望被视为理性的自由人，而不是收受工资的奴隶或出卖苦力的牲畜。他们想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奋斗，希望在选择统治者上具有发言权。

通过走启蒙运动的道路，工人阶级坚信，自身素质的提升最终将改善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这一信念化为一股变革的力量，逐渐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19 世纪，以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为目的的解放战争席卷拉美。这些解放战争的领导者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比如西蒙·玻利瓦尔，他不但继承了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还将这些启蒙思想与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 20 世纪的亚洲和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力图运用从西方舶来的启蒙思想将西方人赶走。1945 年，越南成功摆脱法国统治，胡志明在《越南独立宣言》中一开始便提到杰斐逊关于人类平等与不可剥夺之权利的“不朽声明”。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诉诸多数决定原则与权利均等原则，譬如其革命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便极富感染力地讲述了“彩虹之国”的宽容以及对白人少数族群的尊重。

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尽管面临压制、备受曲解，启蒙运动的火焰一旦被点燃就不可能再熄灭。启蒙运动至今仍然是人们挑战权威、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灵感之源，是做出改变的有效方法，是变革的价值准绳。基于以上原因，启蒙运动同时也成了一些当权者攻击的对象。若用现代政治宣传的观点来看，他们把错误的观念强行灌入民众脑中，并将这种无知视作除暴力外另一维护自身权力的壁垒。但是今时今日，启蒙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日新月异的社会媒介将启蒙的大的大网越铺越开。在这样一个时代，无知就意味着浪费资源。

虽然如此，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在推翻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的独裁专制的同时也表明，革命虽然能够将人们引向自由和自治之路，但是革命的具体方式和目的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英美法三国的革命距今已数百年，但无论是对于那些仍在苦苦摸索新型市民社会的国家而言，还是对于原本建立在启蒙原则之上的政权来说，这些革命的重要性与争议性仍然不减当年，他们对启蒙原则的坚持同样经常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考验。民众对政府的期待是什么？政府应该由谁来领导，这些领导又要如何产生？领导层如何担起责任，他们的权力应该受到怎样的限制，公民的权利又要如何得到保护？民众怎样才能将自由和自治付诸实践？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真正实现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理念、不同种族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接纳并蓄？政府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将自由平等的启蒙价值观传播给每一个人？自由与平等究竟是互补，还是彼此冲突？

只要人还有提升的空间，只要哲学家所说的“人的可完善性”仍然存在，启蒙运动就仍将在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人类得以不断提升的先决条件。变革总是围绕着方法和目的进行，既不拘泥于对纯粹抽象理念的玄思，也不仅仅追求实用性。思考一个理论上的结果，就意味着设计达成这一结果的方法。启蒙既是目的也是方法。当人可以独立思考并且根据自身利益有所作为时，他们既将理性作为工具，也将其视为自身赖以生存并为之奋斗的价值理念，人由此成为自己世界的解释者与塑造者。亚历山大·蒲柏在推动以人为对象的研究时曾强调“认识你自己”的重要性，而在启蒙的时代，追求自知就是发现人性。

题图来自：px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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