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个捷克人，30 年后，他们说了说回到欧洲的感受

“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丈夫对着镜子刮脸，看到妻子从身背后走过，他若有所思地说，三十年前，你二十多岁，那是最不好的时代，但恰恰是你最美的时候。”

三十年，当时的年轻人老了；当时的孩子大了。

三十年前，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纷纷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东西方铁幕落下、苏联解体。

2018 年，感觉捷克整年都在纪念第一共和国成立百年。而今，在网页浏览器中输入 1989 - 2019 的字样，自动跳出来的条目，仿佛提醒着我们，三十年前是与现在距离最近的整个欧洲格局的剧变。

坐落在布拉格史杰潘斯卡街的法国中心，准备了“欧洲之路”系列讲座，几乎每个月一场，题目包括“欧洲改革派离开了：一场永无止境的危机”、“欧洲和年轻人是一对好伴侣么？”、“愤怒的欧洲”、“移居欧洲：政府、国家、公民”、“欧洲和气候，本世纪的挑战”、“欧洲的女人，宗教和狂热/世俗主义”、“欧洲流亡与收养：历史是理解当代问题的关键”等等。讲述者来自法国、荷兰、捷克，有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系列讲座的主题阐释中写着，“除了想到的历史和背景，我们的目标是了解当代欧洲。我们将反思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塑造欧洲的身份和未来的道路。”

布拉格的波兰文化中心，也在举办各种有关三十年问题，三十年捷克人和波兰人关系的主题研讨会。

捷克广播公司，制作了“ 2019 年，三十年的自由在等待我们，回顾导致天鹅绒革命的事件”专题节目；布拉格卢采纳宫将在 11 月 16 日举办特别的纪念晚会；捷克国家美术馆也将举办为期三个月的主题影像展。

布鲁塞尔、柏林……

人们愿意用“剧变”来说 30 年前，也接受“重回欧洲”这种提法， 30 年前是剧变开始，接下来 30 年其实有更多变化。历史学家米哈尔·科贝切克认为，社会的多样化最为原生也最为可贵，而历史上最有意思的阶段，就是变化，这三十年发生了对比平常数倍的变化，因此是迷人的。

乌金已经 87 岁，坐在布拉格二区一百多年历史的楼房公寓里，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讲了本文开头那个情节。除此之外，她还讲了她的童年、家族、父亲、第一共和国。她出生在 1930 年代，一生被政治的百年分为三段，经历过二战、战后直到剧变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她父亲是第一共和国国会议员，二战中随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贝内斯流亡政府一起到英国。因为家庭关系，乌金学会了不关心政治，而专注学术，成了艺术理论家、汉学家。她十分肯定地说：“这三十年，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有很多问题，我相信很多情况都是必然要走过的阶段，还在逐渐发生变化。”

我们跟一些人聊了聊他们的 30 年，请他们自由宽泛地谈谈三十年的个人记忆和对社会变化的评价，这里面有故事、有感受、有观点，涉及到三十年的起点、与更早历史的衔接、与欧盟的关系。

皮特说，这三十年是建立在不公平起点上的公平竞争。苏珊娜告诉我难忘九十年代，那是如同初恋的感觉。访问格罗斯比齐先生，的确因为他是共产党副主席，但我本来特别希望听到他作为个人的观点，却总觉得他的讲述无法脱离身份的影子，“我不敢说如果共产党就一定能做得比现在历任政府更好，但我们一定比我们过去做得更好”。布瑞索娃最打动我的那句话是“我喜欢民主社会，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负责”。

应该说，从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欧洲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启现代民族国家时代，并且适应新格局。什么才是新格局呢？经过对抗、切磋甚至混战，欧洲一体化，东欧回归，是这个历史阶段达成共识的概念，也没有人怀疑如今的民主制度。人们普遍关心的是社会的技术和品质问题，有关人性。

乌金，图片来自：韩葵

一

斯塔尼斯拉夫•格罗斯比齐， 1989 年二十五岁， 2019 年五十五岁。

律师、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副主席。

他在 1985 年五月十六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87 年被批准入党。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递交申请书和被批准入党的日子，都是建党纪念日。

格罗斯比齐耐心地从他的角度，回顾了捷克百年历史。

1918 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对于捷克人来说，是四百年来第一次，对于斯洛伐克来说，是一千年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当时这里就实现了男女平等，土地的所有权、工业管理和分工都已非常成熟，国家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经济发达。而第一共和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元素，只不过仅仅是观念上的，并没有实际的体现。

1948 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实行了一些社会改革，那些改革与一九一八年第一共和国要实施的改革一脉相承。 1950 年代，共产党用了最快的速度，把社会中负面的东西清除出去。之后，当然，自身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共产党失去了威望，也失去了自我，特别是 1968 年到 1969 年之间，为引发 1989 年的剧变，埋下了种子。其实， 1968 年有过很多关于社会改革的计划，但此后的共产党力不从心，没有把应该做的工作做好。而 1989 年之后的政府，做的一些改革，反而和共产党政权本来要做的事情相类似。

1990 年，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了自由职业。 1992 年开始实行大私有化， 1993 年 1 月份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开。

站在捷克共产党的角度来看，最近三十年，社会的体制，其实回到了二战之前第一共和国的水平，也可以说是社会人文领域的退步。最近四、五年，捷克的经济比较好，但这不在于政党领导，而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好。同时，我们没有独立的经济。

人们看到捷克的变化，比如说自由出入去别的国家旅游或者留学。我认为这个变化其实不值一提。因为事实上，出国旅行或者留学的，还是极少数人，而三十年之前，人们也是可以出去的。就是说，能出去的，过去也能出去，不能出去的，现在还是出不去。只不过现在是因为多数人没有钱。虽然前后原因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竟然借钱休假旅行，依靠贷款，他们不是生活在现有的经济能力之上，而是生活在未来的收入之上，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承认一些进步，但是，捷克并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那么好。很多人在生活中挣扎，他们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去投票，所以，现在的投票结果，并没有反应真实的党派支持率。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以经济来划分，有钱人，不在于你属于哪个政党或支持哪个政党，仅仅和经济有关。

我认为 1989 年之前民主更多，民主系统更好，一个主要政党把所有小政党全部集中在一起。现在的多党制，是世界上民主国家流行的形式，但是，这却造成了一个局面，大家都发声，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效率低下。 1989 年之前，其他政党仍然是有权力说话和参与的，但可以更有效地做出决策。当时共产党的问题，是脱离群众，并不知道公众到底想要什么。很多人认可 1989 年之前的系统更好，却害怕承认这个事实。

全社会必须要了解一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要有比例的结合。以我这么多年看到的事实， 1989 年的确是到了一个拐点，必须要改变。

斯塔尼斯拉夫•格罗斯比齐，图片来自：ceskatelevize

二

皮特•布拉达， 1989 年二十六岁， 2019 年五十六岁。

农学硕士、进出口商人。

他花了好多时间谈“起点”，我们说的“三十年”的起点，以及，这个起点并非这段历史时期的真正起点。这个“起点”围绕着一个问题， 1989 年为什么会发生剧变？

苏联的变化，当然是我们这些东欧国家变化的重要外力。

那时候共产党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管理者，但恰恰那时候的领导人，都是很无能的。

政府背后最有势力的那部分人，具有地位和职权，比如，当年各大国有企业、外贸公司的老总，他们有智商，懂经济，了解当时国内的情况非常差。他们握有资本或者调动资本的能力，需要发展，却被当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束缚；他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弄到钱，需要享受，而当时的社会状况，没有消费的空间。所以，这部分人的愿望和需要变成剧变的推动力量。

十九世纪奥匈帝国时期，直到二十世纪二战之前，捷克人习惯了过富有的生活， 1918 年第一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也形成了完整的成熟的民主制度，老年人有亲身经历的记忆，年轻人从自己的家庭那里，也了解了早前的社会和生活，所以，人们非常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皮特说这几个因素促成了 1989 年的剧变。

而捷克后来的富豪，很多和前朝高官有着深刻的联系，大私有化时期，他们比其他人具有天然优势，所以应该说，后来的民主体制、公平竞争，建立在不公平的起点之上。

这里还个问题，比如现在一些富豪、政客、法官，需要回避甚至掩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便使用各种手段洗白，甚至是敲诈性质的。这样的行为正在人为地影响政治和法治公正，这是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影响。

这三十年中，对捷克影响最大的就是 2004 年加入欧盟。

加入欧盟之前的十五年，捷克有自由的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和开放的市场。而加入欧盟之后，受到欧盟的控制。欧盟通过支持体系调节经济，比如生物燃料战略，对于用来制造生物柴油的油菜籽播种给予高额补贴，为了取得补贴，人们都去种植油菜籽，几年下来，没有轮作休耕，土地贫瘠了。这一面的生物战略，却影响了另外一面的自然生态。而且，当有些公司依靠补贴而不需要利润的时候，自由竞争就消失了，所以说，欧盟的政策，伤害了捷克的自由经济。

我当年说过，加入欧盟，我们这样的中小商人会受到冲击，但当年的我选择支持，现在的我也这样说，如果捷克不加入欧盟，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站在地区政治的角度，捷克不需要欧盟，但需要避免与邻国为敌；如果站在全球高度，欧盟则是必要的，这点我毫不怀疑。

但欧盟的发展，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单靠简单幼稚的政治热情。

欧盟成员国，应该具有相似的基础，不应该这样加速扩大，这造成很多问题。还有欧元，你能想象么，荷兰和希腊，这样的两个情况如此不同的国家，使用同一个货币，而同一个货币，却没有同一个有效的央行。而是众多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和众多央行作为基础的欧元政策，弱化了每个地区的自我调节功能，却加剧了不公。建设欧元这样一个货币，也应该遵循发展规律，不能急于求成。

还有，近些年，我发现社会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很多三十年前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对当时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现在他们老了，开始生活在回忆当中。而回忆中，年轻时代总是美好的，于是，他们开始怀念曾经批判的过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直接经验对比，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阅读得来的，也有人简单化地认为过去更好。

格罗斯比齐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很多新生代从来没有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只是从书本上学到，仅仅是简单地选择否定过去。”

****

三

布瑞索娃， 1989 年十三岁， 2019 年四十三岁。

经济学硕士，公司职员。

那年我十三岁，不是很理解社会上发生了什么，父母给我解释。我感觉是很有趣的变化，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过去我们不能出国旅行，但父母会带我们在境内旅游，我不知道存在着出国旅游这样的选项，所以，也不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那会儿市场短缺，没有香蕉，橙子很难买到，甚至厕纸也常缺货，但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并不注意这些。对了，当时只有二个电视台，我们只能看这两个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还有报纸、杂志、广播的所有信息，都是被过滤的。

过去我们在学校只学俄语，但恰好我们的老师会英语，所以，我们课后跟老师学。上高中的时候，学校开始有英语和德语课，这是我经历的变化。

开放之后，去奥地利旅行，看到商店里商品那么丰富，非常震撼，但是，我们当时的货币不值钱，买不起任何东西，我觉得我们和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上大学学习经济和国际贸易，那时候先有捷克斯洛伐克分家，后来都加入了欧盟，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一方面我们一个不大的尚可运行的国家分开成两个小国，而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却在结盟。后来就算理解了吧，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的，好吧，政治家不真的关心人们在想什么，但是看重他们所认为的政治成就。

我认为欧盟这个计划是伟大的，但是人们必须看到很多事情并非公平地发生。十八、九岁的时候，我觉得欧盟将使欧洲强大，并使欧洲国家缩小相互之间的差距，但是后来发现，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这将不会实现。现在，我们看到，如此多的政治在背后，或者说，政治凌驾于一切之上。还有欧元，我觉得这个主意是伟大的，但是，它的实施，有各种问题，有各种力量希望操纵其中，完美的理想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我绝对赞同，捷克必须是欧盟的成员，这点毋庸置疑。捷克是个小国，不能独立于全球化经济和政治之下。

这些年，随着年纪，我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影响，比如民族主义情绪在回归在增长，很多人都恐惧来自非洲或者阿拉伯地区的移民，因为欧洲太小，没有能力承担。

这三十年，明显不好的是，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关心社会。他们一边追求自在的生活，一边期待奇迹发生，以为成功唾手可得。碰巧的是，政治家的雄心也在期待短时间出效果，他们希望改变，希望有所成就，于是制定一些不切合实际但看起来正确的政策。

比如让轻度智障儿进入常规学校班级，给予他们和其他孩子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这完全忽略了现实存在的差异。对智障儿来说，功课量是难以承受的；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影响班级的正常气氛；需要给他们每个人分配一名专门的看护，而国家没有那么多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这都是现实问题，但人们被政治正确绑架，不敢说出真实想法。

这三十年，最明显的好的情况，是全欧洲都全面地走向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喜欢民主社会，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负责。过去则有赖于某些人甚至某个人的决定，而现在我们为自己负责，并且承担选择的后果，虽然无论如何都存在一些不平等，但是，我们可以在极大程度上自由选择。

欧洲的民主形式很好，多党制，可以有多种选择，不是非此即彼，但是，也因此没有明显强大的政党，总是组成多党联合政府，政党之间需要妥协，妥协意味着很难有强力的政策。

总之，我们对生活是满意的，重要的是我们有权为自己选择为自己负责。

布拉格书展，图片来自：韩葵 布拉格书展，图片来自：韩葵 布拉格书展，图片来自：韩葵

四

苏珊娜•李， 1989 年十四岁， 2019 年四十四岁。

著名翻译家、汉学家。

我记得很清楚， 1989 年对我来说，冲击很大，社会发生了大事儿，但不明白大家为什么游行。本来是很平静的很好的生活，当然是有黑暗面，但是没觉得需要革命。我父母不关心政治，他们也不是党员，家里从来不聊政治话题。后来电视台什么的都在说，我就明白了，接受了当时的言论。

个人来讲，我就是很自然的，有一些机会，就利用遇到的可能性，顺理成章地成长。我上的高中是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也没什么变化，都是很好的老师。我从小就学英语， 1989 年以后，大学在明显扩大，招生很多，比如帕拉斯基大学的中文系也是那个时候设立的。我一向对自己比较严格，还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国家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既然上学，就应该好好学习，毕业以后干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捷克有免费大学教育是非常好的，这个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和变化。以前对出国旅游是限制的，但我那时候是小孩子，完全不涉及。正好年轻的时候，开始有自由出国的机会，我们去英国去奥地利，到处旅游，这方面当然是自由多了。生活水平，对我来说一直在提高，我觉得捷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都一直在提高。

大社会的环境来说，我当然最怀念的是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不仅是捷克，全欧洲都是，非常开放、乐观、自由，大家都是微笑的，对未来充满希望。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在马路上打车，就有人免费搭我们，在车上聊天，非常舒服也觉得非常安全，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不一定说现在不安全，但是人和人之间有不满、有恐惧、有隔阂，也许现在是个成熟的状态。有可能就像，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不管如何看那个时代，也会怀念比如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那种气氛啊，大家都怎么怎么疯狂。当然捷克没有那么疯狂，但是你经历过那种全社会的波动，而且是非常乐观非常开心的，这就跟你爱上什么人，初恋的时候，自己就很兴奋。我那个时候正好年轻，感觉很阳光。当时去英国，作为一个捷克的小姑娘，明显感到大家欢迎你，愿意跟你聊天，问你问题，聊捷克的古典音乐，好多话题。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当然，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气氛是最让人怀念的。

政治方面，受到父母影响，我关心的比较少。但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偶像，到现在都是。我现在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是不明白，理性地明白，但是我不接受他们对哈维尔的批评，为什么泽曼（Milos Zeman）或者克劳斯(Vaclav Klaus)或者其他党派干的事情都要哈维尔承担责任，作为总统，根本不是他的权力去干涉那些。比如社民党和公民党签的《反对派协议》，捷克当时两个最大的党派之间达成的政治互通，这是 1989 年以后捷克社会发生的很大的错误，对健康的政治发展是有伤害的，我觉得到现在社会都在受这个协议的影响。

现在我感觉到突出的问题，社会的公共言论一定要有底线，作为公共人物，不可以随便爱说什么说什么，第一天说过的话，第二天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但现在这种好像很正常，大家都接受，胡来没有带来应该有的负面影响。要么是我岁数大了，反正我不太愿意接受。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社会当中，是需要一定诚信度的。信守承诺，对自己说出的话做过的事负责，这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否则，世界就乱了。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永恒的，不管怎么说，过一段时间也许有变化。也许我们需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

我觉得捷克的民主不是很成熟。民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是成熟的，但是人的心理不完全成熟。捷克还是有人情关系，关系好就可以走后门，捷克需要做得更好，一方面制度应该迫使人们承担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是人的素质，制度需要由人改善。

我不觉得东欧和西欧的分界还有意义，尤其是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等这些国家，距离西欧更近，但是，肯定有之前留下的痕迹，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影响力，因为它的影响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之中产生。

斯拉夫民族情结，从历史的角度肯定是有的，现在全球化对每个人的心理影响也比较大。但是，二十世纪那些血缘种族关系的观点基本都被否定了。我自己不认为我是斯拉夫人或我是什么，我认为年轻人不太会去这么想，包括大家到处旅游，会发现人和人没有多少不同。我觉得年轻人、我的圈子里，民族问题不成为一个话题。当然我知道，所有的国家都有保守派、民族派，我还是希望民族主义不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有历史教训了，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

另外，如果从理性的角度看历史，你就会看到，每一次捷克、捷克斯洛伐克，亲东方和俄罗斯的时候，结果都不怎么好；和西方关系好的时候，我们的发展都比较好。当然，这是从理性角度，民族意识不是理性的事情。

我对年轻人感觉有希望，九零后肯定是，八零后可能也是，他们更有勇气敢去闯敢去犯错误。

苏珊娜•李（左一），图片来自：韩葵

五

**米哈尔•科贝切克， ** 1989 年十五岁， 2019 年四十五岁。

历史学家， 研究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思想史和政治史。

1989 年，我积极地跟进发生的事情，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我已经在想，我不喜欢当时这个国家的状态，希望民主革命，我在 1990 年代成长，这也是我的青年时代，享受着当时的自由。当然，自由也会带来问题，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是更加希望自由的环境，我希望这个国家继续保持。

敌对和战争的时候，需要强有力的体制，对于和平年代，因为社会是多样化的，多样化是最可贵的，而任何极权都无法解决所有的多种多样的问题，没有比民主制度更好的方式，能令人们所有的兴趣和观点相遇相斥，在反对和争论中获得进步。

作为一个公民，对这三十年的评价，我认为加分多于减分，正面多于负面。

很多情况对于捷克社会、经济、文化是好的，负面的情况，比如贫富分化，以民主制度作为基础，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左翼应该努力发挥作用。我们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不应该有流落街头的人，社会可以提供更多帮助。政府不能强迫人们的行为，比如有人就想住在街上，只能由他去。但是，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我真的认为欧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雄心勃勃的市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结合体。作为欧盟的公民，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只要不影响他人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效率、政治民主和政治个人自由，这是欧盟公民的元素。欧盟的确需要有一个能够有效做出政治决定的机制，但这是很困难的，民主本来就有这个特性，而现在我们是二十四个民主。当然，当英国离开之后，我们很快就是二十三个民主。如何集中二十三个民主，在欧盟的民主层面上做出决策，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计划，我不知道如何能够达到，但是，我仍然相信欧盟。

作为历史学家，我必须说，这一段历史时期，是我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社会有突出的变化。

首先，是完全的政治转型。我们有多党制的民主政治，我不是说这是很奇妙的，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民主是有代价的，需要支付。但这是开放的体系，很多政治论题、很多政党、很多政治势力互相争夺权力，这种竞争是可见的，发生在公众视野之下，在公众讨论之中，在议会中战斗，在媒体中战斗，这就是政治上的变化，开放的社会，开放的民主竞争制度。

其次，是完全的经济转型，完全改变了经济运行的逻辑，有制造业经济的转型，对企业实行私有化。三十年之后回头看，我们和西欧、全球市场经济兼容，这意味着我们非常融入欧洲和全球的资本经济，这同样意味着现在的经济对比三十年之前非常有效，也十分可敬。我是说，因为经济非常开放，而我们国家很小，经济量很小，非常依赖于德国经济、欧洲经济、全球经济，也容易因此受到冲击。但比如当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捷克做到这个程度，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国家组合与地缘政治上的变化， 1989 年我们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3 年我们分开成为独立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在回头看，我可以说这是好的。特别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并没有比如巴尔干国家之间那样的敌对历史。分家后我们都加入了欧盟，这给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地缘政治情况带来了很大变化。我们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这些都是 1980 年代没有人敢梦想的事情。我们所在的地区曾经是苏联统治的范围，现在回归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社会的变化，从三十年前推崇平均主义的社会，转变之后，产生了社会分化。对于民主社会自由市场，平均主义未必是坏事，但如果社会基础是平均主义，那会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我欣赏三十年前那段历史的局部，但不欣赏其整体。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是不应该有在街上生活的赤贫者，把无家可归者的数量维持在最低值。我认为捷克的体制，以及欧盟的体制，具有相当的社会敏感性，不像英美，欧洲大陆国家试图在一定的福利规划中纳入最贫穷的族群，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更多可能性。

泛泛地说，这三十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因为我们改变了政治，改变了地缘，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文化，改变了社会，改变了经济。用研究者的话来说，这相当于三倍、四倍、数倍的转型，这的确是在我们直接可见的范围里最大的转型，这是非常有趣且值得研究的阶段。

米哈尔•科贝切克，图片来自：uni-jena

作者简介

韩葵，北京中学生通讯社首批百名记者之一，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政金融大学），在布拉格生活二十多年，经营公司并从事文化交流，曾兼任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工作之余，用文字记录在捷克的观察和体验，曾为《世界博览》、《看世界》等杂志供稿，并出版有散文集《落草波西米亚》、《布拉格 布拉格》等。捷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布拉格中国作家居住地的联合创办人。

她说：“我在捷克生活了二十多年，先生徐晖甚至亲身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分家。捷克一国不能全权代表 1989 年发生剧变的前东欧国家，但算是一个角度，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印象中九十年代空气比现在更好，下雪也多，现在已经好几年不需要扫雪了。那时候经济单调、市场单一、商品短缺，政府提供宽松的环境，吸引廉价的快货满足社会需求，也给相当一部分华人经营者提供了机会。现在购物中心、品牌小店林立，市场明显成熟多样；网络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活动通知；年轻人不仅参加本地的活动，还会跟着芝加哥、伦敦时间，观看感兴趣的直播；人们在重要纪念日、在表达诉求的时候涌上街头……新生代已经缔造了他们的常态生活方式。旧的印记，可能还存在于一些意识不到的角落，但生活好像从来就是这样，也本该如此。”

题图为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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