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政治动荡时期的墨西哥，为什么仍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产权的政治学：墨西哥的制度转型》

内容简介

该书解决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谜题：为什么政治不稳定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或者崩溃？为了解决这个谜题，作者提出了针对欠发达国家的产权制度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政府并不需要提供广泛的产权保护，而是可以有选择地保护部分产权，并与结盟的财产持有者分享由此产生的租金，这足以促进经济增长。

作者选取 1876—1929 年政治稳定和动荡时期的墨西哥，通过对金融业、制造业、石油业、采矿业和农业的经验研究，剖析了墨西哥的产权保护状况，论证了他们提出的产权制度理论。在此过程中，作者还构建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通用理论框架。

作者简介

史蒂芬·哈伯(Stephen Haber)，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A. A. and Jeanne Welch Milligan讲席教授，胡佛研究所 Peter and Helen Bing 高级研究员。著有《人为制造的脆弱性》(合著)等。

阿曼多·拉佐(Armando Razo)，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教授。

诺埃尔·毛雷尔(Noel Maurer)，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和国际商务副教授。

书籍摘录

第一章 概论（节选）

我们撰写本书，始于回答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谜题：为什么政治上的动荡未必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在解答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必须采用的方法和技巧来自人们通常认为的三个不同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

首先，我们需要构造一个理论，以此分析在何种条件下，政治暴力冲突及其伴随而来的难以预料、反复发生的政府更迭，不会影响基本的产权制度。为构建这样的理论，我们又必须提出政府如何能够以私人品（而非公共品）的形式界定和执行产权的理论。此外我们还需要解释，即使在政府身份反复变更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机制保证政府选择性承诺的可信度。

其次，我们需要检验上述理论，这要求将现实世界中的选择性产权制度的运转置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动荡的不同条件下展开案例分析。于是我们聚焦于墨西哥，在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的独裁时代（1876—1911年），该国建立了选择性的产权制度，在此后的1911—1929年则经历了革命、内战、政治谋杀和政变不断的长期动荡。对墨西哥的实证研究进而要求我们对其不同经济部门的产权制度的细节特征，以及产权制度在政治稳定期和动荡期的演变，都要有深入的了解。

最后，我们需要测算不同经济部门的发展业绩。这意味着必须建立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数据库，并跨越从政治稳定期到动荡期的数十年时间。我们还必须借助微观经济学的数量分析工具研究这些数据。

本书就是最终的研究成果。一个方面，它构建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通用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它又详细描述了 1876—1929 年墨西哥的微观经济历史。我们认识到，这意味着不同的读者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阅读本书。因此，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先提供一个导读，说明我们撰写本书的由来，介绍我们采用的概念和方法，阐述我们的主要观点。

我们撰写本书的动机，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政治决定因素看法不一。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理论导出的符合逻辑的结论是，政治动荡对经济增长有强烈的负面影响。然而，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做的实证研究却没有检测到这一理论上的相关性。

这个悖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政治学中关于承诺问题的研究。该问题大致可以做如下阐述：任何政府，如果强大到能够界定和裁决产权，也就有实力为自身利益而侵害他人的产权。所以，如果这样的政府不能给民众足够的理由，使他们相信政府不会为了短期利益而剥夺民众的财产和收入，那他们就不会进行投资。如果没有投资，经济活动就会萎缩，政府也将无法获得充足的税收收入。简而言之，政府面临一种两难困境，如果不能找到约束自身的有效办法，它们将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确保自身的生存。

现有的理论研究给承诺问题提出了两套解决方案：坐寇制度以及有限政府制度。坐寇制度的基础是人们观察到真正追求自身利益的专制统治者并不会废除产权，或者把产权产生的所有收入全部征走。因为税收负担如果过高，民众的财产可能被全部剥夺，投资和交易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税基将随之减少。所以，追求私利的统治者应该把税率设定在实现“收入最大化”的水平上。此外，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统治者有着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包括道路、桥梁、稳定的货币、标准的计量单位等，因为这些公共品有助于增加社会的总收入以及统治者自己的税收收入。统治者愿意用自己掌握的资金提供公共品，直到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边际成本与其促进的经济活动和税收收入的边际收入相当为止。同样，追求私利的逻辑还意味着统治者有强烈的动力保护和裁决产权，因为稳固的产权会激励民众投资，从而增加统治者的税收收入。

坐寇制度式的解决方案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个是现实中，一个是理论上。现实中的难题是，没有人可以长生不老，统治者的时间概念不是无限的。统治者的年龄越大，他对未来的贴现率就越高，这将诱使他征收更高的税收，减少对公共品的投资，越来越贪婪地攫取财产。世袭君主制是解决这个难题的一种尝试。但从历史上看，该制度的运转并没有理论上想象的那么有效。例如，在英格兰这个以“稳定”著称的君主制国家，1066—1715年间的31次王位继承中有18次出现了政治危机。

理论上的难题则是，统治者对保护产权的承诺完全取决于自愿。除了统治者自身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外，并没有现实的机制约束他。而历史事实表明，统治者并不总能清醒地认识到滥用权力会损害自己的财富积累。另外，即使某个统治者曾经为鼓励投资树立了保护产权的良好声誉，到后来他也完全可能走上机会主义、掠夺式的道路。统治者在位的时间越长，可以掠夺的累积财富存量就越大。而与此同时，统治者在位的时间越长，年龄就越大，他对未来的贴现率就越高。最终，掠夺的动机可能占据上风，导致统治者剥夺民众的财产或者财产带来的全部收入。简单地说，与今天的共同基金类似，专制统治在过去的业绩也不能代表未来的回报。

承诺问题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解决方案是有限政府制度。有限政府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确立为法律，并且受到自我执行制度的约束，以尊重自己制定的法律，并且不能随意改动约束自身的法律。有限政府只有通过正当的程序才能修订法律，这些程序也在法律上有清晰明确的规定。

目前的研究刚刚开始详细分析，约束有限政府的精巧制度构造如何迫使它们遵守自己制定的保护个人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律。学术界已经提出了多个理论模型，但还没有形成通用的理论。不过现有的研究文献指出，关键之处在于使政治人物不能逾越法律授予他们的权限。如果逾越，他们将受到政府其他分支或其他层级，或者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制裁。这些制裁的实施并不是随意或者临时性的，制裁机制本身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例如在美国，总统要受到两院制的议会、独立的司法部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执行部门中的职业化公务员队伍的制约。因此，美国总统不能随意侵犯某个公民的权利，否则会受到政府其他部门和层级的惩罚。正是由于政府不能随意行事，由于政治制度能防止政府随意没收民间财产及其带来的经济收入，财产所有者才愿意投资，不用担心政府的掠夺。

理论上，有限政府是承诺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理由如下：第一，承诺不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由作为有限政府基础的制度的自我执行特性来保证；第二，有限政府由多个部分组成，与专制政府相比，它们的寻租行为面临更大的内耗成本。事实上，有限政府中参与决策的某些成员所代表或关联的利益群体可能受到寻租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所以，多个成员各自代表的利益通过制定决策的正式机制进行交锋，将有助于防范和制衡任何个人的机会主义政策倾向。

由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政治局势频繁变动的国家与建立了有限政府制度的国家之间很少有交集。在有关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对政治动荡的默认定义是：政府更迭采取非宪政、难以预测、反复发生和暴力性质的方式。这种反复爆发的暴力可以是小范围的，如政治谋杀，也可以涉及更大范围，如政变乃至全面的内战或革命。理论上，政治不稳定的环境难以建立有限政府。因为按照有限政府的定义，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如果能靠枪杆子把政权打下来，有限政府的机制就没法运转。从现实看，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建立了有限政府的国家数量还很少，建立了有限政府又坠入政局动荡的国家则更少。有限政府在历史上仍属于极为罕见的现象。

由坐寇制度统治的国家，则与政局经常动荡的国家存在较多重合。在某个专制国家的统治出现动摇之后，统治者不再能可信地承诺产权保护，结果将导致经济崩溃或停滞，至多也只能保持极低的增长率。原因在于，坐寇式的统治者只有在自己及其治下的民众相信它能长期执政时，才能提供可信的产权保护承诺。如果专制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王朝即将走到尽头，他将有极大的动力在剩余时间里尽可能地搜刮资源。政府倒台的概率越大，统治的前景越短暂，废除产权保护的诱惑就越强。实际上，政治动荡的因素甚至会迫使统治者废除产权保护，使其行为向“流寇”靠拢。因为他如果不采取掠夺政策，别人也会掠夺，并利用到手的资源推翻他。

从现实看，任何专制或非专制政府在面临自身存续的严重威胁时，都会产生废除产权的强烈激励，因为它们需要大量资源抗衡对手。暴力威胁压缩了政府以及希望取代政府的政治派别的决策时间界限，他们必须征用财产及其产生的所有收入，否则会被对手压倒。这些政府的领导人当然知道今天征用财产和产出，将导致未来的产出和税收减少。但好处在于，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活到明天。

对承诺问题的上述两种解决方案的理论启示是，政治动荡应该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首先，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难以建立能实现高经济效率的有限政府。其次，在不稳定的环境下，也难以通过坐寇式政府提供保护产权的可信承诺。政治动荡、无法提供可信承诺到经济发展停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链条，这套理论被诺思、萨默希尔和温加斯特等人用来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在19世纪经济发展成就的差异。在他们的模型中，政治动荡与经济停滞之间存在无休止的反馈循环：专制政府设计出为政治服务的产权制度，给特定人群创造租金；这导致其他群体产生控制政府的强烈动力，招致政治动荡，经济增长缓慢；进而导致其他群体有强烈动力夺取政权、建立专制统治、设计出有利于自己寻租的产权制度，如此循环往复。

鉴于政治动荡与经济停滞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联系，关注跨国经济增长数据分析的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局不稳定的国家编制数据库。他们的目标是计算出政治体制不稳定导致的具体成本，也就是经济增长率的损失。他们希望证实增长率不仅与政治动荡存在负相关，而且存在从政治动荡到增长停滞的因果关系，而非因为经济停滞引起政治动荡。

然而，学者们得到的结果同预期并不相符。第一，寻找政治动荡与经济增长缓慢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某些研究观测到政治动荡与经济停滞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利用不同数据库、回归标准和工具变量的其他研究却未能得出类似的结果。第二，后续的敏感性分析发现，之前观测到的相关关系非常脆弱。有的学者指出：“几乎所有识别到的相关关系对变量集的微小变化都高度敏感，许多系数的正负方向为此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学者们采用的许多财政支出变量、货币政策指标和政治稳定指数，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稳健的相关关系。”第三，利用时间序列计量学技术检测因果关系的研究，未能发现政治动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有学者认为：“社会政治不稳定程度（SPI）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之间的因果关系，似乎比人们的普遍看法要弱得多。此外，这样的负向因果关系似乎主要局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样本时才成立。”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有关政治动荡对投资影响的研究倒是找到了因果联系，但出乎意料的是，找到的联系是正向的，政治局势不稳定程度加剧反而使投资规模增加了。

即使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能够观测到政治动荡与增长缓慢之间在统计上稳健的相关关系，这样的结果对承诺问题的研究也只能是很弱的实证检验。政治动荡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或崩溃，不只是使增长放缓。其原因不难分析，政体越是不稳固，现任政府和潜在执政者面临的任期界限就越短，他们必须在当下剥夺财产及其产生的收入，以确保自己能在明天继续执政。于是，局势越动荡不安，政府、各种政治派别和普通民众对未来的贴现率就越高。

贴现率提高会带来两个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一，经济交易会减少，政治局势越不稳定，民众对经济政策的信心就越不足。他们将越来越难以判断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因为货币政策可能大幅调整）、未来的税收负担，甚至在未来是否还有政府负责保护产权和执行合同。人们无法确保合同能得到遵守，自然减少交易行为。第二，随着动荡的加剧，新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减少。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必须超出投资者的贴现率，如果政局动荡过于恶化，贴现率可能提高到使投资完全消失的水平。在新增投资很少甚至消失的同时，现有的固定资产仍然在贬值折旧。如果投资率仅能弥补生产中损耗的资产，则最多能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如果投资率低于现有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则会导致经济规模萎缩。

题图为电影《罗马》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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