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劳作，约翰·伯格笔下 20 世纪欧洲乡村生活衰亡录

《猪的土地》

内容简介

1979 年，承接《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 A Fortunate Man: The Story of a Country Doctor ，1967）和《第七人：欧洲的移民工人》（ A Seventh Man: Migrant Workers in Europe ，1975），约翰·伯格创作“他们的劳作”小说三部曲，记录百年来欧洲山区农民向大城市迁徙的历史之旅。《猪的土地》为其首部曲。

以法国阿尔卑斯的一座小山村为舞台，伯格塑造了一群这样的人：男的都苦干、多疑，女的都独立。他写初生的小牛和待宰的猪，写人们在夏天打干草，在黑暗漫长的冬天休息。本书记述下去世的父亲如何跟回乡的浪子说，我原谅你；还塑造了一个非凡的女人——露西·卡布罗尔，这个被自家兄弟放逐到高山小屋里的女侏儒的三生，是由敏捷的青春、无畏的中年和强悍的老年所划分的三生，会令所有读过她故事的人难以忘怀。

最终，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份来自约翰·伯格的清单，他清点了在我们遗落古老田园的同时，有多少价值与财富也随之失却。

作者简介

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 1926 年出生于伦敦，以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非虚构作品闻名于世，其中包括多部艺术批评著作。他的作品形式创新，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洞察力。

他的第一部小说《当代画家》（ A Painter of Our Time ）出版于 1958 年，之后，他的著作包括：《观看之道》（ Ways of Seeing ），小说三部曲“他们的劳作”（ Into Their Labours ），以及 1972 年获得布克奖的小说《G.》等。 1962 年，永久迁出英国，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小村庄定居。 2017 年伯格于法国巴黎郊区的家中逝世，享年 90 岁。

译者简介

周成林，译者、作家，获第 11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提名。

译作包括《时光中的时光：塔可夫斯基日记》（ Time Within Time ，塔可夫斯基著）、《客厅里的绅士》（ 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 ，毛姆著）、《日本日记：1947-2004》（ 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 ，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著）、《世事如斯：奈保尔传》（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 S. Naipaul ，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著）等。著有随笔集《考工记》、《爱与希望的小街》、《跟缅甸火车一起跳舞》等。

书籍摘录

引言（节选）

农民的生活是一种彻底致力于生存的生活。也许这是每个地方的农民完全共有的唯一特性。他们的工具、他们的庄稼、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主人可能不同，但不管他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封建社会或在不易界定的其他社会里劳作，不管他们是在爪哇种水稻，在斯堪的纳维亚种小麦，或在南美种玉米，不论天气、宗教和社会历史有何差异，每个地方的农民都可定义为一个幸存者阶级。一个半世纪以来，农民坚韧的生存能力让管理者和理论家困惑。今天，仍然可以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然而，这一事实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有史以来第一次，幸存者阶级有可能活不下来。一个世纪以内，可能再没有农民了。在西欧，如果诸多计划像经济规划者预见的那样实行，二十五年以内再不会有农民了。

直到最近，农民经济向来都是经济中的经济。这也让它经历更大的经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之全球性转变而存活下来。因为这些转变，农民为了生存的斗争方式常常改变，但是关键的变化产生于用来榨取他的剩余之各种方法：强迫劳务，什一税，租金，税赋，佃农制，贷款利息，生产定额，等等。

不同于所有劳工与被剥削阶级，农民总是自我养活，这让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要生产出必要的剩余，它就融入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体系。只要自我养活，它就位于这一体系的边缘。我想，你可以这样说，不论何时何地，农民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

如果你把封建或亚洲社会的等级架构大致视为金字塔形，农民位于这个三角形的底边。这就意味着，如同所有边缘人口，政治和社会体系给了他们最少的保护。为此他们得靠自己—在村落社团和大家庭之内。他们维系或形成了自己不成文的法律和行为规范，他们自己的仪式和信仰，他们自己口口相传的智慧与知识，他们自己的医学，他们自己的技术，有时候还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认为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不受主导文化及其经济、社会或技术发展的影响，这一观点则是错的。农民的生活并非数个世纪一成不变，但是农民的优先考虑和价值观（他们的生存策略）牢牢嵌入一种传统，这一传统比社会的其他传统更为持久。在任何时候，这个农民传统与主导阶级文化未曾明言的关系，常常都是异端与颠覆的。“什么也别逃避。”俄国农民的谚语说，“但什么也别做。”农民的狡黠名声世人皆知，这就是对这一秘密与颠覆倾向的认知。

没有一个阶级的经济意识比得上农民。经济有意识地限定或影响一个农民的每一项普通决定。但是，他的经济不是商人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以最大理解来描写活生生的农民经济的，要数俄国农学家恰亚诺夫（Chayanov）。凡是想要理解包括农民在内的诸多问题的人，都应该倒回去读一读恰亚诺夫。

农民并不觉得从他那里榨取的是一种剩余。你或许认为，没有政治意识的无产阶级同样不知道他为雇主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这一比较会让人误解—对于工人，在一个金钱经济中为了工资而工作，很容易就会不知道他所生产的价值，但是农民跟社会其他部分的经济关系总是显而易见。他的家庭生产或想要生产他们赖以生活的东西，他看到这一产出的部分，也就是他的家庭的劳作之结果，被那些未曾劳作的人挪用。农民完全清楚从他那里榨取了什么，然而两个原因让他不觉得这是一种剩余，第一个是物质的，第二个是认识论的。1. 这不是剩余，因为他家庭的需要尚无保障。2. 剩余是一种终端产品，是一项工作早已完成的过程之结果，也是达到要求的结果。然而，对于农民，强加给他的社会义务却是一种初始障碍。这一障碍常常难以逾越。另一方面，农民经济的另一半却在运行，他的家庭以此耕种土地，确保自己的需要。

一个农民可能觉得强加给他的义务是一项天生的责任，或是无可避免的不公，但不论何种，都是为了生存的斗争开始之前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他一开始得为主人工作，后来才为自己。即使他做佃农，主人的份额也是先于他的家庭之基本需要。鉴于农民肩负的几乎难以想象的劳动负担，如果这份劳作不太轻松，你可以说强加给他的义务是一种永久的不利条件。尽管如此，一家人还是得跟大自然展开本已不平等的斗争，用他们自己的劳作维生。

因此，农民必须熬过从他那里获取“剩余”这一永久的不利条件；在农民经济维持生活的这一半，他必须熬过农业的所有风险—不好的季节，风暴，旱灾，水灾，害虫，意外事故，贫瘠的土壤，动植物病害，庄稼歉收；而且，位于底边，只有最少保护，他必须熬过社会、政治和自然灾难—战争，瘟疫，强盗，火灾，抢掠，等等。

幸存者一词有两个含义。它指的是从苦难中活过来的某人。它指的也是在其他人消失或死后继续活着的一个人。我用这个词提到农民，正是第二个意思。有别于很多早死、移民或沦为贫民的人，农民是那些继续劳作的人。在某些时期，幸存的那些人无疑是少数。人口统计数据让你大致知道灾难的程度。一三二○年，法国人口为一千七百万。过了一个世纪多一点，则为八百万。到了一五五○年，升到两千万。四十年后，降到一千八百万。

一七八九年，人口为两千七百万，其中两千两百万是农村人口。十九世纪的革命与科学进步，给了农民以前不曾知晓的土地与身体上的保护；与此同时，也让农民面对资本与市场经济。到了一八四八年，农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城市。到了一九○○年，法国农民只有八百万。被遗弃的村庄—今天肯定又是如此—大概几乎成了农村一个常态：它象征着一个没有幸存者的地方。

用工业革命早期的无产阶级来做比较，可能会清晰说明我讲的幸存者阶级这一含义。早期无产阶级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让数百万人夭折或伤残。然而，作为一个阶级，它的人数、能力和力量却在增长。它是一个参与并致力于不断改变与增进过程的阶级。不同于幸存者阶级，决定它的基本阶级特性的，不是它在诸多苦难下的牺牲者，而是它的要求和为之奋斗的那些人。

从十八世纪开始，全世界人口都在增加，起初很慢，后来加速，但对农民来说，生活新有的安全感这一普遍体验，并未遮盖它在前些世纪的阶级记忆，因为新的条件，包括农业技术得以改善带来的那些，导致新的威胁：农业的大规模商业化与殖民化，愈来愈少的田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因此大规模移居城市，农民的儿女在那里被纳入另一个阶级。

十九世纪的农民仍是一个幸存者阶级，不同的是，消失的那些人，不再是因为饥荒和疾病而逃走或死去的那些人，而是被迫遗弃村庄成为挣工资者的那些人。我应该补充的是，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有些农民致富了，但为了这么做，在一两代人期间，他们也不再是农民了。

说农民是一个幸存者阶级，似乎是在证实有着习惯性偏见的城市人对农民向来的看法—他们很落后，是旧的残余。然而，农民自己并不认同这一看法隐含的时间因素。

常年靠着土地苦苦谋生，埋首没有休止的劳作，农民却把人生视为一段插曲。每天熟知的生死循环坚定了他的这一认知。这一看法也许让他倾向于宗教，然而他的态度并非源于宗教，不管怎样，农民的宗教跟统治者与教士的宗教从来都不全然相符。

农民把人生视为一段插曲，乃是因为他的想法与感受之二元对立运动，而这相应源自农民经济的二元特性。他的梦想是回归没有困厄的生活。他的决定却是把生存手段（比起他继承的，如果可能，使之更安稳）传递给他的孩子们。他的理想位于过去；他的责任却在未来，而他自己不会看到这一未来。死后，他不会去到未来—他对永生的观念不一样：他会回到过去。

这两种运动，向着过去和未来，并非像一开始那样看似对立，因为根本而言，农民对时间的看法是循环的。这两种运动，只是环绕一个圆圈的不同方式。他接受世纪交替的顺序，但不觉得这一顺序是绝对的。认为时间是直线发展的那些人，难以接受循环时间这一观念：这会导致道德眩晕，因为他们的道德规范都是以起因和结果为基础的。认为时间是循环的那些人，很容易就能接受历史时间的常规，那只是轮子转动的痕迹。

农民想象一个没有困厄的生活，在这个生活里，养活自己和家人之前，他首先不用被迫生产剩余，这一生活是不公正出现之前就有的原始生存状态。食物是人的第一需要。农民在地里劳动，生产粮食养活自己。然而他们被迫首先养活他人，常常以自己挨饿为代价。他们看到自己在田里生产和收获的谷物—在他们自己的地里或是地主的地里—被人拿去养活他人，或是拿来售卖让他人获利。不管坏的收成怎么说成乃上帝所为，不管主人／地主怎么被视为天生的主子，不管给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解释，基本事实却很清楚：可以养活自己的人反而被迫养活他人。这样一种不公正，农民觉得，不可能一直存在，所以他设想最初的公平世界。在最初，一种原始的公平有助于满足人的原始需求之原始劳动。农民所有自发的反抗，都是想要再现一个公平与平均主义的农民社会。

这一梦想不是通常的天堂梦。天堂，如我们现在所知，无疑是一个相对闲适的阶级虚构出来的。在农民的梦想里，劳作仍然必不可少。劳作是平等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想假设一个富足的世界；它们要求在丰饶面前人人权利平等，这个丰饶将由科学与知识进步构成。两者对人人平等的理解当然很不一样。农民的平等理想承认一个匮乏的世界，它的许诺，是与这一匮乏做斗争时手足般的互助，还有公平分享劳作成果。身为幸存者，农民承认匮乏，跟他承认人的相对无知密切相关。他可能钦佩知识与知识带来的成果，但他永远不会认为知识进步让未知领域减少。不把未知和已知的关系对立起来，说明他的一些认识为什么接纳了，就外在而言，所谓的迷信与魔法。他的经验让他无法相信最终目标，恰好因为他的经验如此广泛。未知只能在实验室的实验范围内消除。这些范围在他看来很天真。

相对于农民的想法与感受偏向过去的公平，他的另一种想法与感受偏向子女未来的生存。多数时候，后者更强烈更有意识。只有这两种思绪同时让他确信，现在的插曲不能依照自身状况来评判，这两种思绪才能相互平衡；道德上，它由过去评判，物质上，它由未来评判。严格说来，没有人比农民更不机会主义（不惜一切抓住眼前机会）。

农民对未来有何想法或感受？因为他们的劳作涉及介入或襄助一个有机过程，他们的多数行为面向未来。植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给奶牛挤奶同样如此：牛奶用来做奶酪或黄油。他们做的一切都是预先准备—因此从来不会结束。他们把这一未来设想为一系列的伏击，迫使他们誓言行动。这些伏击就是各类风险。直到最近，未来最有可能的危险，乃是饥饿。农民处境最根本的矛盾，农民经济二元特性的结果，就是生产粮食的他们最有可能挨饿。一个幸存者阶级相信不起有保障的安稳或安适这一终极目标。唯一却又重大的远景就是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死者非要回到过去，在那里他们不再遭遇风险。

穿越诸多未来伏击的未来之路，乃是老路之延续，过去的幸存者由此走来。小路这一形象很贴切，因为正是沿着一条小路，由一代又一代行走的双脚踩出并维护，周围的森林、大山或沼泽的某些危险才可避开。小路是由命令、实例和评说传下来的传统。对于一个农民，未来就是这条未来的小路，穿越一片已知和未知的不确定危险。当农民协同抵抗外敌，而这么做的冲动向来都是防御，他们采取一种游击战术—那恰好就是网状一般的小路，穿越一个不确定的敌对环境。

直到现代历史开始，农民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如我概述，并非与其他阶级的看法有着根本差异。你只要想想乔叟、维永和但丁的诗歌就能明白；在这些诗歌里面，死亡，没人可以逃脱，用来替代面对未来时的不确定与威胁等普遍感受。

现代历史的开始—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时期—是以进步为原则，它既是历史的目标又是动力。这个原则伴随作为上升阶级的资产阶级而生，并为现代革命的所有理论采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斗争，在意识形态层面，是关于进步内容的斗争。今天，在发达国家，这一斗争的主动权至少暂时掌握在资本主义手中，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造成落后。在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进步”却让人质疑。

进步文化展望未来的发展。他们向前看，因为未来给予更大希望。在最英勇的时刻，这些希望让死亡相形见绌（不革命毋宁死！）。在最普通的时刻，它们对死亡视而不见（消费主义）。对未来的展望，跟传统透视法对道路的视角相反。不是退缩到远方愈来愈狭窄，而是愈来愈宽广。

生存文化把未来看成为了生存的一系列重复行为。每个行为让一根线穿过一根针的针眼，而这根线就是传统。这一文化并未设想总体的增加。

生存文化（左），进步文化（右）

现在，如果比较这两类文化，思考它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我们发现它们是彼此的对照。

这有助于解释，比起身在一个进步文化的经验，身在一个生存文化的经验为什么有着相反意义。且让我们以农民广为人知的保守主义和拒绝改变作为主要例子；这一整套态度与反应，常常（并非永远不变）让人把农民视为右翼的一股力量。

题图来自：《第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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