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套利到创新，如何创造有利于中国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环境？

《市场的逻辑》（第三版）

内容简介

为什么人类过去 200 年的进步比过去几千年大得多？中国 40 年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关键原因是什么？什么是强盗的逻辑，什么是市场的逻辑？什么是好政策，什么是坏政策？为什么说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哪里？

张维迎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透析中国 40 年经济腾飞的根本驱动力，点明“市场”这个关键因素，剖析市场经济的内在、基本运行逻辑，抽取与“市场”相连的人才、体制、政策、监管、企业家精神等诸多关键因素，呈现各个环节的内在关联与盘根错节，指出中国 40 年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来路和前途。

本书第 3 版在原增订版的基础上再次全新修订，增加了 2 万字长文（第 18 章），专题论述“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作者简介

张维迎， 1959 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82 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 1984 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 1990 年 9 月入牛津大学读书， 1992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4 年获博士学位。除《市场的逻辑》外，另著有《经济学原理》《理念的力量》《市场与政府》《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信息、信任与法律》等。

2002 年，获评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8 年，入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选的“改革 30 年，经济 30 人”； 2011 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荣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2013 年，获得网易财经“年度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奖”。

书籍摘录

第 18 章 从套利到创新——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节选）

中国经济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最近 6 年增速连续下降，从 2010 年的 10.4% 下降到 2016 年的 6.7% 。当然，这样连续几年增速下降的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比如从 1993 年到 2000 年，增长速度连续 7 年下降，从 1993 年的 14.2% 下降到 2000 年的 7.6% ，无论下降的幅度还是持续的时间，都比这一轮更甚。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一轮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在我看来，有周期性的因素（ 2009 年强刺激政策的结果），但主要是趋势性的。过去 30 多年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给企业家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有了一定程度的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套利活动就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后发优势的潜力正在耗尽，套利空间越来越小，仅靠套利活动驱动的配置效率的改进，已无法维持经济的高增长。未来的增长主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但创新比套利难得多，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看，创新驱动的年增长率能达到 3% 就非常了不起。创新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要求也更高。总体上讲，我们目前的体制虽然能刺激企业家套利，但严重不利于企业家创新。未来即使要维持 4% ～ 5% 的增长，也需要我们在体制改革和政策方面有大的突破。如果私有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如果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景不能落到实处，企业家就不可能有足够大的动力从事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清除创新的法律和政策障碍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环境，除了产权保护和法治，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置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下面，我集中谈一下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

1. 政府监管

从古到今，政府监管更多地表现为阻碍人类创新，是阻碍创新的重要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产印花棉布，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不得不走上法庭为自己生产印花布辩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曾禁止生产和进口棉布，有 16000 名企业家因违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现有行业、现有企业的奶酪。这些行业、企业就会呼吁政府出来保护他们的私利，美其名曰为了保护消费者。

比如说 20 世纪 80 年代，邮电部明确禁止居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私自安装传真机，如果发现，将被处以高额罚款，目的是保护电信部门传统通话业务的利益。广电部禁止居民个人安装和使用地面卫星接收设施和网络电视，为的是保护传统电视台的利益。 2015 年 10 月交通部曾推出一个出租车改革征求意见稿，尽管最后没有真正实施，但反映的问题非常严重，就是网络预约出租车（简称网约车）遇到了既得利益者—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

监管部门借口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它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企业家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比如说监管部门规定网约车司机要符合一系列的资质条件，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投 10 个亿、 20 个亿办了一个网络打车平台，我会不会对司机和车辆的资质不做要求，不管车辆是否合格，驾驶人有没有驾照，有没有犯罪记录？如果我是傻瓜，我当然可能会了。但如果我稍微聪明一点的话，那我一定会制定非常严格的标准，审查每个申请人的资质。如果网约车平台公司不把好车辆和驾驶员资质这一关，坏了自己的名声，那这几十亿的投资全泡汤了。这些投资者当然不是傻瓜，他们很明白，只有让客户放心，保证客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自己才能赚到钱。事实上，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网约车平台公司都有一些严格的规定，这个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政府的很多监管完全是多余的，就是因为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强化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正是由于网约车的出现，才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减少了等待时间，提高了服务质量，我们坐车也更放心。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得网约车的安全比传统的出租车高出好几个量级，这已有统计证明。

2. 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其实应该叫《反竞争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主流经济学家有责任！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的最理想的竞争是 “完全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就是众多厂家以相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收取相同的价格。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完全竞争与创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创新，竞争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导致所谓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市场份额其实是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越成功的创新，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客户多了、市场份额大了，就限制了竞争。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了解美国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哪儿也别去，就到美国商务部查一下一百年来受过反垄断起诉的公司名单就可以了。从早期的标准石油、美国铝业公司，到 IBM 、微软等最优秀的高科技信息公司，都受到过反垄断起诉。《反垄断法》经常变成不创新的企业去折磨创新企业的武器，竞争不过别人就起诉他，政府一调查拖他几年，《反垄断法》变成了保护落后而不是支持创新的法律。

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行业的厂商数量或市场集中度判断垄断程度。但从历史上看，一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市场上有多少企业关系不大。中国人几乎都在用微信，腾讯独此一家，但是它仍然需要不断创新，因为总有人虎视眈眈。可以设想，如果马化腾高枕无忧，认为自己享有垄断地位，可以剥削消费者了，我想用不了一两年他的公司就会彻底完蛋。没有哪个企业能垄断一个市场，除非政府强加保护措施。如果政府有保护措施，有多少个企业也不是充分竞争。

滴滴打车和优步中国合并后，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要对此项合并进行反垄断调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优步中国倒闭，宣布破产关门，而不是卖给滴滴打车，商务部要不要调查？估计不会。但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它之所以卖给滴滴打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过滴滴打车，认为继续经营不划算，要退出市场。

担心滴滴打车垄断是杞人忧天！公交车和传统出租车都是他的竞争者，何况还有其他的网约车公司，如神州专车、易道用车等，都在和它竞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竞争者，因为我们可以不坐它的车，自己开车或坐地铁、公交巴士。只要进入是自由的，哪怕有一家企业也不叫垄断。反之，如果进入不自由，比如政府规定以后不能再有新的网约车公司，哪怕现在有十家也依然是垄断。

垄断当然要反，但真正要反的是政府用法律和政策施加的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如果政府用强力为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保护市场，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这就是法定垄断，这样的垄断影响创新，所以必须反。但我们现在恰恰相反，这样的垄断我们不去反，反倒要反真正的市场竞争行为。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我不由得想引用一下当年瓦特对垄断指控的回应。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公司是独此一家的生产者，占百分之百的市场份额。瓦特和博尔顿对蒸汽机的收费并不高，只收成本价，再加上由于使用蒸汽机节约了燃料费的三分之一，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这也引起很多使用者的不满，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请求英国议会取消瓦特的蒸汽机专利。瓦特本人怎么回应这个事？他说：他们控诉我们设立了一种垄断，但是，即使是一个垄断，这毕竟使他们的矿山比原来生产出了更多的产量。他们说因使用机器必须支付使用费对他们来说并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把我裤腰上的小钱袋纽扣扣好，对那些想偷我钱包的人来说也很不方便。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强迫别人使用我们的机器，如果这些家伙向议会控诉，他完全可以不使用。瓦特是个发明家，谈不上是一个企业家，但是他对这个所谓的垄断指控的回应，是很有说服力的。

3. 产业政策

我曾经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这里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首先，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最擅长寻租的人就会与政府搞关系，拿到优惠的人通常是寻租高手，而不是创新能手。

其次，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 20 万元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再次，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我曾经遇到一个教授在申请研究课题，我问他：你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吗？他说兴趣不是很大。我又问：你觉得这个课题的意义大吗？他说不大。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课题？他说因为这样的课题最容易申请到政府的钱。所以，大量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不是有价值的研究，而是在诱惑大家申请经费，得到的其实是没有价值的成果。

最后，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很便宜地卖，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任何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一定会阻碍创新。如果我们不废除产业政策，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创新型国家。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4.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产生的是短期行为，不可能有积极性创新。创新是先亏损，熬过很长时间才可能盈利，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几乎不考虑三年以后的事情。十年树木一年种草。国有企业连栽树的积极性都没有，只有种草的积极性。

更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存在严重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比如说中国的页岩气出不来，因为石油天然气是国有企业垄断的；美国的页岩气不是大企业做的，而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做的。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很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很多，乡镇企业即使效率不是很高，总比国有企业高，仍然有竞争力。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有动力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作为供应商，产品是否卖得出去与其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这些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供应商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尽管我们的互联网发展很快，但研究一下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最早的瀛海威为什么垮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电信资费太高，使得瀛海威没有办法活下去。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总之，国有企业不仅自己没有积极性创新，而且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

5. 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

根据米塞斯- 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信贷扩张误导企业家投资决策，导致经济危机。低利率和信贷扩张会人为地夸大市场的不均衡程度，增加虚假的套利机会，使得企业家过度投资于套利活动，引起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最后是投资资金无法收回，经济危机爆发。政府用刺激政策化解危机，又增加了新的套利机会，会弱化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阻碍创新。比如说2009年宏观刺激政策鼓励“家电下乡”，政府花很多钱补贴销往农村的家电产品，让本来应该淘汰的产品又有了市场。当现在的产品很好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要创新呢？

以上这五个方面，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有待于创新型企业家的出现；创新型企业家能否出现，依赖于自由、法治和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多方面深化改革，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舍此，中国的后发优势将被杨小凯先生所讲的后发劣势所取代，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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