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维辛工作的犹太奴工经历了什么，又如何看待自己？

《无泪而泣》

内容简介

本书披露了二战纳粹灭绝营中特殊的一批受害者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特别工作队”是在纳粹实施种族灭绝的集中营中被挑选出来、被迫在毒气室和焚尸炉旁工作的犹太奴工。他们目睹了人间地狱般的杀戮场景，还被迫参与其中，同时也承受着外界的责难，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作者通过多年的资料采集和访谈（许多人是首次披露他们的经历），以丰富细节和严密逻辑，重构了“特别工作队”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煎熬，无声地控诉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反人类暴行。

作者简介

吉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以色列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两所机构担任首席历史学家和研究员，分别是以色列 ShamOlem 宗教及犹太大屠杀研究所，以及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犹太大屠杀教育项目基金会，同时也是以色列奥诺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历史学家。

在奥斯威辛- 比克瑙集中营和灭绝营研究领域，吉迪恩·格雷夫教授是世界级专家。他对奥斯维辛历史最卓越的贡献在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无泪而泣》，该书记录了“特别工作队”的历史，这是奥斯维辛- 比克瑙一支特殊的犹太囚犯工作队，卷入大屠杀机制的运行当中。该书最早经由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现已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被译为十二种语言。

译者简介

曾记，博士，副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国际事务系系主任、中东研究中心协调人。

书籍摘录

第一章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他们眼中的自己与别人眼中的他们（节选）

引子

“换做你，又当如何？”

你曾从炉中铲出亲友的骨灰吗？

你曾在雪地里吃力地拽着拖车

把骨灰倒在先前烧出的灰堆上？

“只要焚尸炉还冒着烟，你就能活着，

因为你还有用”，这是说给你听的吧？

身上沾满骨灰时，你有没有

用集中营里的词语，向他们报告？

额外的汤水，是你挥动铲子的酬劳吗？

双倍的口粮，是你付出汗水的回报？

“不久之后的某个时刻，

填进炉子里的除了煤炭，还有挖煤人”，

是说给你听的吧？

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不会受到这样的折磨！

每个夜里，在梦中，

你似乎在铲着炉中的骨灰

推着装满骨灰的车。

但那人心中发生的一切

你却丝毫不能知晓 。

你只会不时地朝天空望去，仿佛在思考：

“换做你，又当如何？”

——冈瑟·安德斯 （Günther Anders）

安德斯的这首诗，写于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审期间。诗歌以惊人的洞察力，触及了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在集中营和灭绝营里，那些被德国人强迫执行某些任务的犹太人是怎么做的？在这个方面，这首诗似乎超前了 20 年，因为像他这样把这些特殊的犹太受害者区分出来，提出如此敏感的观点，是很久之后才有的事情。安德斯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不过，亲历了这些可怕事情的人们留下了证言，每个人一旦听过或者看过，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人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会怎么做？要想得出一个一致的答案绝非易事。实际上，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人们会如何应对，不仅不可知，也无法预见；这个问题必须放置在人们所处的各种具体情境中，尤其是那些如同在地狱最深处煎熬的情形。例如，在“隔都”和中转营里，有时候犹太母亲们不得不决定要留下哪个孩子，把哪个交给刽子手；在一些犹太社区里，犹太委员会（Judenrat）不得不列出名单，决定把哪些人从“隔都”送往灭绝营。然而，这些情形都不能与“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悲惨处境相比。队员们大多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大屠杀发生之前的世界，提供不了相应的先例和规范，来帮助他们解决精神和道德上的矛盾。

要精准、连贯、真实地描述这些特殊囚犯的生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工作队队员经常更换，进入集中营的人们又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因此，工作队中的囚犯差异很大，各有特点，每个人的智力、道德感和道德观、性格倾向都有所不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犹太血统。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反复说：“没有亲历过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对于“特别工作队”的队员而言，这句话尤其适用。因为他们被迫经历的一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无从比较，也不知道其他人在相似情境下会怎样做。正因如此，在评价这些人的行为和反应时必须极其谨慎。想要详尽地重现“特别工作队”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极其复杂，而且那段时间中也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毕竟，绝大部分队员都被杀害了，没有留下证言。

“特别工作队”的设立

第一批被党卫队强迫去搬运、焚化尸体的并不是犹太人，起初也没有“特别工作队”这个说法。奥斯维辛– 比克瑙集中营里的屠杀设施包括毒气室和焚尸场，主要是为了大批量地处死犹太人而启用的。所有遇难者中，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九成以上的死者都是犹太人。不过，死于毒气室的也有很多非犹太人，包括波兰人、苏联战俘、吉普赛人（辛提人和罗姆人）以及其他人。第一批被挑出来用毒气处死的人是波兰囚犯，他们是死于一项所谓的“安乐死”计划，该计划旨在除掉一些无法治愈的病号。他们从集中营被运往位于索能斯泰因的“安乐死”设施，再用一氧化碳毒死。之后不久又有第二批病号，本来要从奥斯维辛运到索能斯泰因。不过，这批人最终被毒死在奥斯维辛一座焚尸场的停尸房内，这座焚尸场 1940 年就已启用。 1941 年 9 月 3 日， 250 名囚犯（大部分是波兰人）从集中营的医院被挑选出来，用于试验齐克隆 B 毒气的效果。他们被带到位于奥斯维辛主营二区的地窖。之后，又有大约 600 名苏联战俘、军官和政委从战俘营被运到主营区，带到了二区的地窖。这些人全部都被毒气毒死了。

还有一些临时毒气室［称为“一号地堡”（Bunker）和“二号地堡”］，也被用于处死非犹太裔的囚犯。比如，1942 年 6 月11 日，原先关押在一处监禁地的320 多名波兰囚犯在“地堡”被处死。同年 8 月 3 日，德国人又从医院里挑出了 193 名患病的囚犯，把他们押到了比克瑙，用毒气杀害。1942 年 8 月 29 日，德国人又以同样的方式处死了一批波兰囚犯，多达 746 人。

“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的说法于 1942 年 9 月正式使用。“工作队”几经变更，于 1943 年初才最终成形。“特别工作队”一词源于“焚尸场工作队”（Krematoriums–Kommando），后者指的是 1940 年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焚尸场启用以后被派去那里工作的一小批囚犯。关于“特别工作队”初始时期的情况，目前尚无目击者的证词。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一时期工作队里具体有多少人，只知道其中很少几个人的名字，包括瓦茨劳夫·里普加（Waclaw Lipka）。这批队员的任务是往焚尸炉里添燃料，焚烧囚犯的尸体。这些囚犯或死于集中营中的恶劣条件，或是被党卫队的人杀害。

起初，集中营的管理者并未将焚尸场工作队中的囚犯与其他囚犯区别看待，也没有把他们归为“知密者”（德语Geheimnisträger，目睹罪恶的人），于是几个波兰队员就想办法重新分配到了其他的工作队。弗拉迪斯拉夫·汤米切克（Wladislaw Tomiczek）就是其中一员。我们还得知另外两名波兰队员的名字，分别是约瑟夫·伊尔丘克（Jozef Ilczuk）和米奇斯瓦夫·莫拉瓦（Miecyslaw Morawa）——他们在焚尸场工作队一直做到 1941 年 6 月。而这份差事还有个名字，叫做“司炉工”（stokers, Heizer），这个说法符合他们在那一阶段的实际工作内容：焚烧尸体。 1942 年 5 月，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从那时起，焚尸场工作队开始由六名囚犯组成：三名波兰人和三名犹太人。其次，一度又单独组建了一个新的小队，称为“费舍尔工作队”（Fischl–Kommando，以队长费舍尔的名字命名），附属于焚尸场工作队。“费舍尔工作队”由四到七名囚犯组成，听命于集中营内盖世太保办公室（政治部）。盖世太保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焚尸场管理（Krematoriumsleitung）。当时焚尸场的负责人是沃尔特·卡科纳克（Walter Quakernack）。

“费舍尔工作队”的成立，是因为 1942 年 5 月起有大批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越来越多的尸体需要运送到焚尸场去，集中营里需要有一支特殊分队来执行这项任务——而此前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号称“运尸工作队”（Leichenträgerkommando）的小分队，专门搬运那些指定要焚烧的囚犯尸体。这些囚犯大都死于饥饿、疾病或纳粹的毒手。但是在毒气室里被处死的人太多了，超出了这个小队的工作负荷。于是，“费舍尔工作队”的囚犯们就被派去进行焚化尸体前的准备工作（焚烧环节则由“司炉”接手），并在毒气放完之后清扫毒气室。有段时间，他们还要把尸体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不过，从 1942 年 6 月底起，走向死亡的囚犯们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就被迫脱光衣服。“费舍尔工作队”的队员们则负责把衣服收集起来备好，交给另一个工作队运走。他们还需要清理焚尸场的院子。如果那些脱光衣服进入毒气室的囚犯留下了什么东西，也由他们来收起。工作队必须在下一批囚犯送达前迅速完成这些任务，这样新到的囚犯才丝毫不会觉察到这里发生过的一切。从一开始，“欺骗”便是大屠杀这一罪行的中心原则。

作为一个单独的小队，“费舍尔工作队”只存在了几周时间。 1942 年 6 月前后，两个小队就合并到“焚尸场工作队”里面。据丹努塔·切克（Danuta Czech）的说法， 1942 年 2 月 15 日，按照“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第一批被指定处死的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地区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人被带到了主营区中的毒气室，在那里惨遭杀害，尸体在焚尸炉里化为灰烬。1942 年 5 月，因为要维修烟囱和锅炉房，主营区里的焚尸场暂时关闭。因此，所有的尸体都被运出奥斯维辛，送到了比克瑙，扔进了大坑里，用土盖上。所有这些任务都是“费舍尔工作队”的囚犯们完成的。焚尸炉修好以后，主营区里的焚尸工作便又恢复了。

比克瑙的埋尸坑是由“埋尸工作队”（Begrabungskommando）的囚犯们挖出来的——这个工作队的成立就是为了这项差事。 1942 年 5 月，一批批的犹太人开始被定期运到集中营，于是又出台了另一项和灭绝犹太人有关的规定：系统的屠杀行动要在比克瑙进行，而不是奥斯维辛。因为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频出故障，已经不能进一步大规模使用。德国人决定在比克瑙集中营地面上挖出的大坑中焚烧尸体。他们把大坑的位置选在一片白桦林内。在 1941 年底或 1942 年初时，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 ）认为，这片树林边的两栋房屋可以改建成毒气室。这两栋房子一栋被称作“红屋”或“一号地堡”；另一栋则被称为“白屋”或“二号地堡”。可以肯定的是，“一号地堡”的第一次毒气屠杀发生于 1942 年的早春。随后，“二号地堡”也同样投入使用。前面提及过的“埋尸工作队”成员和被派到“地堡”的囚犯一起，构成了之后“特别工作队”的核心。党卫队选了一群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到“一号地堡”工作。这群囚犯大约有 200 人，其中 30 到 50 人被派到“地堡”里面工作，而其余的人则负责挖坑和往坑里填尸体。另一队犹太囚犯由大约 50 名男性组成，被挑选到“二号地堡”去工作。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囚犯们在进入毒气室前能尽快在“地堡”外把衣服脱掉（ 1942 年 8 月起有了专门的脱衣室）。脱衣之后，工作队成员便带领囚犯们进入毒气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要把那些起了疑心、紧张不已的人隔离出来，以防扰乱其他囚犯的情绪。工作队队员要带着这些隔离出来的人，还有毒气室塞不下的人，来到“地堡”后面的一个地方，由党卫队将他们全部枪杀。

有段时间，毒气室只在晚上运行。随着送来的囚犯数量不断增多，开始增加一个白班。“特别工作队”的职责之一，就是在毒气屠杀结束后对毒气室进行细致的清理，这个任务非常辛苦。他们首先要给毒气室通风，然后把齐克隆 B 晶体的残留物和囚犯中毒后的排泄物清理干净。根据集中营囚徒的证词，队员们有时会戴着防毒面罩干活。

队员们把尸体运出毒气室，按十具一组分好，搬到轨道车上，沿着一条窄轨把尸体运到约 300 米外的尸坑。每个尸坑可以容纳 100 到 600 具尸体。之后，队员们就往坑里面撒上生石灰，再在上面盖上 30 — 50 厘米厚的土。从 1942 年 5 月到 9 月，他们大概填满了 100 多个这样的尸坑。这些坑都是他们在“一号地堡”的西侧挖出来的。

阿努斯特（恩斯特）·罗辛是“埋尸工作队”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关于“特别工作队”在“一号地堡”内部的工作，他的证词如下：

一天，我们正走在去干活的路上，押送我们的负责人是党卫队的人，他停下来说道：“现在有个差事给你们，赶紧做完！”那里先前挖了两个大坑，我们来到第一个旁边。他们就命令我们往里面填土。党卫队的人朝我们大声叫嚷，让我们快点干。我们注意到之前已经有人往坑里填了些土。我们看到从土里露出来的手指、脚和鼻子……我们意识到这些是人的尸体只是我们不知道尸体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注意到有一条窄轨从大坑这里一直通往改建好的那座房子。就在大坑的不远处，我们看到了大桶的生石灰、氯粉，还有屋子旁边轨道上的小铁车。

他们拿来了食物，我们就过去吃午饭了。我们看到 30 个先前和我们分开的同伴也去了那里。他们隔得很远，但我们还是可以用斯洛伐克语和他们交流，以免党卫队的人听懂。党卫队不准他们跟我们说话，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传达消息。于是我们得知，他们就在那座房子边上工作，那里有很多死人。他们没有说这些人是怎么被杀的。之后，我们又用同样的方式了解到：这些人被派到那里干活，协助德国人用毒气杀害犹太人。那座房子就是为了屠杀而改建的。

这些人就是“特别工作队”的第一批队员。工作队首次参与用齐克隆 B 杀人，是在这座经过翻修、装了新窗户的房子里。他们把这座房子称为“一号地堡”。遇害的人们被塞进车厢，运到那里，先在隔壁的谷仓中脱去衣服。党卫队借口要他们去洗澡，把他们赶进那座房子里的毒气室。之后，“特别工作队”的 30 个人便把尸体从毒气室里搬出来，堆到拖车里，运到我们之前在附近挖出的那些大坑边上。到了那里，“特别工作队”就把尸体抛进坑里，再在上面盖上一层土。因为他们都是晚上干活，看不清楚，刚好我们是第二天来接手，就看到了土里露出来的死人肢体。

1942 年 7 月，另一群来自法国的犹太囚犯也加入了“地堡”的工作队； 8 月，又有一些来自荷兰的犹太人。大部分囚犯都在“一号地堡”工作，这是因为“一号地堡”旁边的尸坑比“二号地堡”旁边的那些要大得多。 1942 年 7 月 17 日到 18 日，海因里希·希姆莱视察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之后集中营的负责人清空了所有的尸坑，以清除痕迹、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罪行。奥斯维辛的这次行动之前，是效仿切尔姆诺（Chelmno）灭绝营，后者已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是党卫队的保罗·布洛贝尔（Paul Blobel）负责的。参与切尔姆诺行动并在其他屠杀地点销毁尸体的队伍，被称为“1005 特别工作队”。销毁屠杀罪证的整个行动，代号为“1005 行动”（Aktion 1005）。 1942 年 9 月 26 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头目鲁道夫·赫斯和他的两名手下霍斯勒（Hossler）和德亚库（Dejaco）一同前往切尔姆诺，向布洛贝尔和他的手下学习销毁罪证的经验。

从比克瑙的尸坑内挖出尸体，并在 “一号地堡”旁焚尸灭迹，这些工作是夏天快结束时开始干的。起初，成员们在多个地方点起火堆，焚烧尸体；后来，他们又把尸体扔回尸坑里进行焚烧。到 11 月中旬的时候，大约有 107000 具尸体焚烧完毕，所有的埋尸坑都已经被清理干净。焚尸工作都是由犹太囚犯们完成的，此时这些囚犯的数目已经攀升至 400 人。从 1942 年 9 月起，这些囚犯开始正式被叫做“特别工作队”，当时焚尸行动刚刚开始。在切尔姆诺灭绝营，“特别工作队”指的是布洛贝尔手下的人，这个词既指负责处理这一事务的党卫队成员，也指执行销毁罪证任务的囚犯。然而，在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一词只能用来指囚犯们。并且，只有在奥斯维辛– 比克瑙集中营才用这个称呼专指执行此类任务的犹太囚犯。其他的集中营负责类似工作的人都用其他称呼。比如，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这些人被称为“收尸人”（Leichenträger）。

无休止的焚尸工作使得“特别工作队”里的囚犯们产生了出逃的念头。为人所知的出逃事件有两起。 1942 年 12 月 7 日，两名“特别工作队”成员逃出了集中营，分别叫做弗拉迪斯瓦夫·克诺普（Wladyslaw Knopp）和萨缪尔·库莱亚（Samuel Culea）。两天后，又有六名囚犯试图出逃［其中两个分别叫做巴尔·博尔恩斯泰因（Bar Borenstein）和诺耶赫·博尔恩斯泰因（Nojech Borenstein）］。不出意料，这六个人全部都被抓住了，在“特别工作队”全体成员面前被公开处死。工作队的囚犯们原本计划在 1942 年 12 月 9 日集体出逃，但不料有人向党卫队通风报信。 12 月 3 日，所有的“特别工作队”成员（约 300 人）都被残忍杀害，以儆效尤。旋即又有一群囚犯被挑选出来组成了新的“特别工作队”，这里面就包括埃利泽·艾森施密特（Eliezer EisenSchmidt）、亚伯拉罕·德拉贡（Abraham Dragon）和什洛莫·德拉贡（Shlomo Dragon）兄弟以及弥尔顿·布基（Milton Buki）。其中，前三人的证言都被收录了在本书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囚犯被运到集中营，仅仅两座“地堡”已经很难应付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了。即将遇难的受害者被迫在指定地点脱去衣物，然后被带到不同的毒气室去。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他们的尸体被拖出来，在几百米外的地方被焚化成灰。这个漫长的过程涉及的工序相当复杂费时，在那些发动灭绝行动的人看来，效率十分低下。为了使灭绝行动实现流水化操作，节省“宝贵”的时间，有关人员开始进行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制定出新的方案，以期使灭绝程序所有环节的效率达到最大化，这些环节包括：脱去衣物、毒气处死、拔出金牙、剪下头发、焚烧尸体、收集骨灰再倒入河中。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几个工程计划：比如在主营区建设一座大型焚尸场，在比克瑙建设一座临时的“露天”焚尸场，等等。在自传里，赫斯列举了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一项决定，即在比克瑙建造新的联合设施（也就是焚尸炉和毒气室）。在最初几批尸体被露天焚烧之后，他们便清楚地意识到，长期干是不行的。碰上天气不好或是刮起强风的时候，焚烧尸体的恶臭会飘出好几英里，使得周边所有居民都知晓焚烧犹太人的事情，议论纷纷，官方再怎么用宣传来掩饰也没用。事实上，所有参与灭绝行动的党卫队成员都是要对此事保密的，但即使是最严厉的惩罚也阻挡不住他们对传播小道消息的热忱。

防空部门反对使用明火焚烧尸体，因为夜间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火光。然而，焚尸工作不能停，即使夜间也要干，否则后续送来的囚犯就无法接收。每次行动的时间表是在交通部的会议上制定的，执行者必须严格遵守，以避免运输车与军列争道，或者产生混淆。出于以上这些原因， 1943 年，两座大型焚尸场（“一号”和“二号”）的燃料规划和建造工作完成了，还新建了两座较小的焚尸场（“三号”和“四号”）。另一座焚尸场也在筹备当中，规模将超过其他场地。然而，这个焚尸场最终未能建成，因为 1944 年秋天希姆莱紧急叫停了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

然而，有人可能会不同意赫斯所说的兴建焚尸场的原因。比如有人会说，“地堡”和焚尸坑的造价要低得多，技术上也没那么复杂，并且也不太容易出现故障。“托普夫父子公司”（Topf und Söhne）负责为集中营提供焚尸场设备，而集中营方面与该公司的通信记录也被保存下来了，尤其是与该公司工程师库尔特·普吕弗（Kurt Prüfer ）的通信。基于这份通信记录，可以认为，使用配有焚尸炉和毒气室的建筑来取代“地堡”和焚尸坑的做法，是该公司“营销活动”的结果，最终促使德国人决定在比克瑙新建四个焚尸场。 1943 年，这些设施在下列日期被移交给党卫队中央建设管理局（Zentralbauleitung der Waffen SS und Polizei SS in Auschwitz Oberschlesien）：一号（二号）焚尸场， 3 月 31 日；二号（三号）焚尸场， 6 月 25 日；三号（四号）焚尸场， 3 月 22 日；以及四号（五号）焚尸场， 4 月 4 日。在主营区， 22 名犹太囚犯被挑选出来，组成了一个特别分队，接受训练，学会如何使用焚尸设施。 1943 年 3 月 4 日，这个分队中的 12 名成员（其他人在训练过程中已死去）和五名波兰人被调拨到比克瑙，在一号（二号）焚尸场工作。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焚尸炉于 1943 年 7 月底停用。焚尸场工作队的所有囚犯都被转移到了比克瑙的新焚尸场去工作，其中主要是三号（四号）焚尸场。一开始，他们和“特别工作队”剩下的成员一起被安置在 BIId 营的十三区。与此同时，所有来自男囚营 BId 营的囚犯也被重新安置到了上述营区。

这一章引言之后，是对“特别工作队”幸存的前队员们的采访。采访中，他们详细讲述了从 1942 年 12 月到 1945 年 1 月这段时间里，“特别工作队”成员在“地堡”、四个焚尸场里以及在四号（五号）焚尸场旁的焚尸坑所做的工作。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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