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玛丽王后受审的三天两夜，旧制度和大革命如何冲突？

《审判王后：1793 年 10 月 14-16 日》

内容简介

对王后玛丽- 安托瓦内特的审判是法国大革命历史中最黑暗的一个谜团。她是否曾经参与过伤害法国人民利益的政治决策？当共和国成立（1792年9月21日）、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后（1793年1月21日），监狱里的她对新政权有任何威胁吗？对她的审判真的出自民意吗？是否有人曾经想助她逃走？

通过审视 1793 年 10月 14 、15 、16 日审判的每分每秒，首次查核陪审团成员们的个人传记，重构当时“恐怖统治”的政治环境，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德·瓦雷基耶尔在本书中重述了悲怆而又沉重的三日。书中披露了法庭上充满侮辱的种种提问，面对诽谤恶意的得体回答，进一步证实了玛丽- 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在审判前早已注定，她并没有享受真正的辩护权，只是国民公会、巴黎公社与雅各宾派三者角力的政治牺牲品。

作者简介

埃马纽埃尔· 德· 瓦雷基耶尔（Emmanuel de Waresquiel），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学者，是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著有《塔列朗传：不动的亲王》《富歇传：沉默的章鱼》《法国复辟王朝史》等历史畅销书，并多次获得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梯也尔文学奖”等奖项。

译者简介

曾昭旷，法国波尔多大学公法博士，研究方向包括法国近现代司法史。

书籍摘录

后记 审判王后：两个世界的对峙

我的兴趣落到玛丽- 安托瓦内特身上，既不是出于她的敌人们的掌声雷动，也不是出于她的朋友们的伤心泪流，而是由于我有一天正参观她古监狱的牢房时所感受到的宁静。凑巧那里只有我独自一人，一切都沉浸在我此后所感受到的气息之中。这一气息体现着她曾是谁和她曾经历了什么，有一个主导性特点：封闭。困住她的监牢不仅曾是大革命的那些地方——杜伊勒里宫，随后是圣殿塔，再是古监狱，它们还是她整个一生当中的种种场所。终其一生，她都试图从中逃离，随后，有一天她决定重归自己的命运。她认出了自己。她过去是王后，做了王后该做的事，一直把王后当到了头。她由此得到了成长，并由此而死。在某种意义上，她通过服从取得了胜利，这是对她的出身、地位、信念、义务的服从。“服从”这个词本来几乎可作本书的标题。大革命在这一悲剧性的死胡同当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她是借助于它，对抗于它而彻底实现了自我。

在参观她最后的监狱时，我恰好正就这个年代进行着研究。我当时正开始写富歇的传记，他是国民公会议员、弑君者、里昂特派员。那时，我已有了一个念头，想要有朝一日，通过两个地点、两个时期对这个年代加以回顾。在我眼中，它们对想要理解今天我们是谁至关重要。这两个地点和时期于我，则象征性地标志着它们的起始和过火之处，换言之，标志着大革命的光明一面和阴暗一面。与此同时我也冀图表明，把两者相区隔几无可能。

推倒一切、昂扬激情和大革命乌托邦的奠基之地颇易寻找。这就是凡尔赛宫网球场大厅。在这里，第三等级诸位代表于 1789 年 6 月 20 日作了著名宣誓。他们起誓，在给予民族一部宪法之前决不解散。关于这一时期的叙述将在适当时机登场。

与此相反，国民公会时期开展过恐怖统治，发生过暴力行为与仇恨事件的地点则有很多。巴黎革命法庭大厅算是一处，它和其他地方别无二致。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个人物，是她从未有人写过的审判历史把它推到了我的眼前。我在那个地方看到了古典悲剧中的密闭剧三要素。我也看到了试图理解恐怖统治所必需的东西。 1793 年 10 月 14—16 日，两个社会、两套表达体系、两个世界在那里，以微缩而简略的形式，在一种奇异的战斗中对峙。战斗之奇异比在国王的审判上还要更甚，因为其中的敌对双方线条勾勒得更清楚，面目刻画得更鲜明。这双方是支持大革命者和反对大革命者，是代表男性者和代表女性者。这双方是两种主权，也是两类统治合法性，并且是一些语汇，它们随着套用在一方或另一方身上的不同而不断变换着意涵：祖国、背叛、美德、谋反。这双方是两个世界，它们绝对矛盾，水火不容；它们貌似共存，表面互通音讯，互有往来，却彼此耳不闻声。

这一自闭直接导致死亡，玛丽- 安托瓦内特和其朋友们的死亡，她的控告者们和她的法官们的死亡。这个难逃一死的悲剧性群体令我难以自拔地着迷。人们委实得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把共和国随后是民主建立在了累累尸骨之上。

还得重新找着这些踪迹。对于旧时小说里虚构的大侦探们，比如一个像内斯托尔·比尔马或是黄色房间里的鲁尔塔比伊那样的人，我是喜欢并挚爱的。历史学家必定和他们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具有好奇心，讲究方法，能直觉性地插科打诨。他会调查。说历史是一个谜团，不如说它是一种堆积或堆砌起来的东西，某些人士失当地称这些东西为证据。这些东西仅仅是一些叙述（一些话语），是人们对事件的回忆或引述，因成文时机的不同而彼此矛盾、互不相同、前后衔接、中途中断，或多或少地受过歪曲。历史是一个寻宝游戏，一团多少有些时日尚新和时日已旧的蛛丝马迹的乱麻。简而言之，它是一处请历史学家来予以重建的废墟，但历史学家知道，重建结果将决不再“符合模型”。尽管如此，着手一项研究或写作一本书于我而言，仍有一丝寻宝的味道，这种味道完全会让人对此陶醉飘然。如同我的朋友弗朗索瓦·叙罗说的那样，我们启程，前去寻找“时代的黄金”。这也像士兵的障碍突破训练，又像寻找圣杯。条件是要保持头脑冷静，有时被引到寻找的东西之外时，被引到镜子的另一面时，被引到一些时而消隐无形、时而真实可触的国度里时，不要惊讶。写这本书的途中，我时常想到爱丽丝和她纸牌里的红心王后，想到这个女人突然变得怒气冲冲，发起火来并声嘶力竭地喊道：“砍下他们的脑袋。”我也想到了大肚子乌布。“乌布妈：我要是你，对于你这个屁股，我会想把它安在一个王座上。你将能无尽地增加财富，隔三岔五就吃顿香肠，一身奢侈地招摇过市。乌布爸：哎呀！我对诱惑让步了。混账王爬蛋，王爬蛋混账。”讽刺永远不会完全从创作它的当下剥离出来。

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著作汗牛充栋，关于她的审判的研究则少之又少。首先在 19 世纪初，当时有我们几乎可称为圣徒研究的著作，它们专门致力于写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其中的作者有蒙茹瓦、罗克·德·蒙加亚尔，还有奥松讷修道院院长拉丰等。别名 G．勒诺特的路易·泰奥多尔·戈瑟兰在 1897 年，古斯塔夫·戈特罗在 1907 年，更严肃地致力于描写她的关押与死亡，戈特罗把这些称为她的“垂死”。他们中的第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发掘档案的专家。他通过自己的叙述，很快成了传递大革命受害者心声的人，以至在 1935 年，被葬在巴黎东部皮克普斯公墓内遭断头台处决者的方形区域里。戈特罗则是一名研究旺代战争的历史学家，巴黎天主教大学教授和下卢瓦尔省参议员。他毫不松懈地积极反对共济会组织和他在自己的一本书中称为“红色浪潮”的势力。我们无法指摘他们有不利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偏见。但她的审判几乎全是以她的视角来处理的，仿佛她在那里是孤身一人，仿佛她的法官们完全或几乎不存在。在同一时期就革命法庭做过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对他们亦无过多关注。无论是埃米尔·康帕尔东在 1862 年，还是亨利·瓦隆在他那套专门研究法庭并于 1880 —1890 年出版的全六册的巨著里，都没有对审判档案进行过真正的挖掘。就这方面而言康帕尔东更令人惊讶，因为他是档案学家，作为 1857—1908 年国家档案馆司法科的主任，他是首个建立法庭 1793 年 3 月— 1795 年 5 月“已审案件”索引的人。更晚近的时候，历史学家热拉尔·瓦尔特于 1968 年出版了王后的审判材料，但他满足于复述《导报》的笔录，此外也没有明确他的文献来源，或是指出他在其中主动所做的裁剪。甚至他关于陪审员们的名单也是不准确的。

那个年代是重返原始资料开展研究的时候。今天，国家档案馆的当代部分保存于巴黎郊区，在塞纳- 马恩省河畔皮埃尔菲特市。那里是革命法庭档案的所在地。对巴黎人来说，去那算是小小地出了一次远门。我们下到了地下，但并没有像儒勒·凡尔纳的《游记》里的主人公们那样阵阵发抖。我们也不是在《地下铁》里，很不幸没什么机会碰见全新演绎成现代梅茜多拉的伊莎贝拉·阿佳妮，尤其是在高峰期。我们乘坐地铁 13 号线出来到了圣德尼大学对面。到档案所在地要走上十来分钟。唉呀！这是以前的郊区。我是孩子的时候，我祖母住在巴黎南方的维里。那也像我们在《追忆》中读到的一样，其中罗贝尔·圣卢正要去探访自己的情妇，她住在一座不知名村子的磨石建的别墅里。那是在春天：“为了到她住的房子，我们沿一个个小园子走着……园子里升旗似地长着开花的果树，一簇簇有如巨大的白色临时祭坛。”梨树、苹果树、樱桃树，完全是一个花果世界。在那里，我们仍能看得出这些昔日别馆的印记，它们过去是国王的财务官员们和情妇们的度假别墅。

在皮埃尔菲特，这一满是别墅和花果园的外郊已经消失了。如今，这里干净、清爽，房子以玻璃、铝材、钢材建成。这是一片片的方块长条。我们离开了格拉克笔下郊区的几无可能真实存在的边界，那些郊区被森林侵蚀了一半。我们甚至再也认不出塞利纳的郊区少气无力且贫穷破败的地界，在这其间城市滴汗似地渗有一股气息，最终变得腐败，并对想看它的人展示出了“它由垃圾桶组成的大屁股”。不，我们在未来。国家档案馆的新楼在水上。我 12 月第一次来这里。这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几乎相信自己是在被阿波利奈尔遗忘的街道上：“它太阳般崭新而洁净，有如小号。”然而整栋建筑和它管道状的楼层堆积，它的楼梯和悬空过道，有点脱胎于皮拉内兹的监狱系列版画。内部产生的观感则大相径庭。阅览大厅气派无比，四周环水，完全建在木制地面上，明亮通透。

这里没有人的声气，有着一种大教堂式的寂静。显得有点无所事事的工作人员一副在他们柜台后等着顾客的样子。这挺好的。我迫不及待想打开我的档案屉，它是别人推荐查阅的首个屉子，内容是对王后的审判，位于关于革命法庭已审案件的 W 序列。我找好了座位，打开了它。档案屉中有好几个棕色封套，每个对应一个案子。我翻到了王后的。它看似非常单薄。在它里面，有一道简短的手写批注，笔迹细腻而倾斜：“封在这些封套里的档案在铁柜里，第 13 号数据格。”就是这个！

我那时知道什么是铁柜，但并不真正清楚它的历史。几天后做档案研究的朋友亚纳·波坦告诉我，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为我打开了它的重重大门。这可不是锁匠弗朗索瓦·加曼的柜子，路易十六叫人把它改装进了杜伊勒里宫一条昏暗过道的墙裙里，后来它的发现加速了他审判的到来。这个柜子与此不同，更加令人震撼。它在 1790 年 11 月由国民议会向巴黎锁匠马尔格里订购，为的是在此放置《人权宣言》和第一部法国宪法（ 1791 年 9 月 3 日）的铜质刻版，以及制造指券必不可少的印版和钢印。这部可怜的宪法，它仅仅持续了两年时间！ 1792 年 7 月 14 日，趁着联盟节的时机，离君主制垮台正好剩一个月的时候，人们把这些著名的铜质刻版放进了一个匣子里，象征性地埋在了巴士底狱的位置，仿佛想要以此预防昔日的君主独裁统治，阻止它的那些密札和国家监狱卷土重来。而杜伊勒里宫很快便被攻占，共和国宣告成立了。 1793 年 5 月 7 日，救国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次是负责把铜质刻版挖出来。它们受了毫不留情的敲砸，却被人保存着，因为对于从此翻过的君主制过去而言，它们是令其蒙羞之事的鲜活标志。

至于铁柜，它存留了下来。在 1848 年，人们把它安置在了苏比斯府邸一层的卫兵大厅里，这座府邸自第一帝国时期起被用以存放国家档案。同年 12 月，儒勒·米什莱在一份闻名至今的报告中，建议修建一处场所，作为他设想中民族成文记忆的鲜活心脏。他设计了它的透视效果图，并把铁柜放在了中心位置。人们后来在里面存入了构建法国历史的一切，其中有永不握手言和的被战胜者和战胜者的历史，希尔德贝尔特的赐权状和审判路易十六的卷宗，拿破仑的遗嘱和网球场宣誓的文件。

在 13 世纪，圣路易决定把圣礼拜教堂一层的圣器储藏室变成卡佩家族的档案文书存放室，仿佛他想要合并天上和地上的两个权力，从而把国王们尘世间权力的证据，置于基督荆棘冠冕的庇护之下。对米什莱而言，铁柜以一种诗情画意的、世俗化的并且是公开化的样态，充任了新的王室文档贮藏库。研究大革命的大历史学家的梦想实现了。这就是国家档案馆重大文档存放室，它揭牌于 1866 年，并在很长时间内，直到 1993 年都是国家档案馆法国历史博物馆馆址，对于所展出的约 2500 份档案而言，这里既是它们的保管场所，又是它们的常设展厅。

我曾很难理解审判王后的档是怎么到的那里。无疑它们得和审判路易十六的文件汇合。应当把国王们和王后们陨落的所有痕迹保存在一起。多亏了亚纳·波坦，在皮埃尔菲特发现的小小批注的笔迹勘验使我得知，档存放进铁柜的日期很可能是在 1849 年， 1848 年那几场革命的共和化转变则对此有所帮助。批注者不是别人，正是路易·科舒瓦勒迈尔，他领导了王室档案馆司法科有近 20 年，而王室档案馆后来成了国家档案馆，随后在 1852 年成了帝国档案馆。他的经历令人称奇，有点像今天的《鸭鸣报》主编成了法国国家档案馆的领导。在 1814 年，科舒瓦创办了一份讽刺小报，它闹出了很大的动静，甚至把路易十八都给逗乐了，这就是《黄色侏儒报》。这份报纸差不多对谁都开火讥诮，其中有横跨一切政权的不倒翁、返回法国的饥肠辘辘且心智愚钝的流亡贵族。人们为他们编了一些古怪可笑的骑士团，说他们是“墙头草骑士”和“熄烛罩骑士”。百日王朝之后，因为有点太过自由派了，科舒瓦在法国难有容身之地。他流亡到了布鲁塞尔，创办了《逃亡的黄色侏儒报》，在 1819 年返回法国后，又和几份不同的报纸有着合作，其中包括有名的《宪政报》。这是个喜欢抨击执政当局、行事大胆出格的人。他的经历证明了要成为档案专家，可全然用不着一头扎进故纸堆里。

今天要想进入重大文档存放室，在自己面前开启铁柜进行研究，那得验明身份获得批准才行。我在 1 月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有了这个机会。在忠诚的朋友的陪伴下，并在专门负责相关场所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一下子就又置身于空旷大厅的优美环境之中了。大厅完全沉浸在昏暗和寂静里，犹如“一座巨型墓场”。四周墙壁高近 10 米，墙上满是装有红封皮文档的屉子。左右两边，是两个法国的各种档，贵族的和第三等级的，昔日的贵族院的和众议院的。有一整个纵横交错的楼梯与金属悬空过道网规定着它们的等级，通过这些我们得以进入查阅。我几乎可以相信自己置身于博尔赫斯空想式的，由无限增多的六边形房间构成的图书馆里，或是身处《玫瑰之名》翁贝托·埃科笔下方济各修道院里纯属幻想的图书馆之中。

唯有这么一点不同，就是在这里，并没有禁止查阅的书。各种标签、标题反映着每个档案屉里的内容，标注着一段过往，召唤着过去的亡魂。

在中间处，框在一面墙内的是装圣物的柜子和其中的圣物。有一道从护墙的细木壁延伸下去的对开式木门，再是两道铁门，当然还有三副钥匙。它们在工作人员手里，非常之大，配合着他准备开启的复杂的锁而制成，令人称奇。第一道门锁上，我们读到：“费西·亨利·科克 1791 年 2 月 15 日”；第二道门上是：“新式锁，由巴黎制锁师波默拉组装。”我记不得打开柜子得费多久时间了。在 1849 年，一名档案学家曾费了劲写了篇长长的笔记解释其运作。精细到这个份上，就不再是一种装置上的操作，而是一种仪式了：“插入马耳他十字钥匙并转半圈，停止，柄往下移，把钥匙左转到一个开口处，在那里把它水平插入，右转，这一扇门就开了。左侧这扇门上下由铰链固定，一个长插销形的摇杆使铰链能够活动。第二扇门有三把钥匙。把三角形钥匙插入上方，转两圈，在中间插入铸有 S 图案的钥匙，转两圈。把双重圆柱形钥匙插入下方，以同样的手法操作，在第三扇门的中间转两圈停下，听到一声轻轻的咔哒声后随即猛向左转。这样一侧就打开了；另一侧像第一道门那一扇那样打开。”一道道门终于打开，露出了包着红色绵羊皮的九层档案屉。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阿里巴巴宝洞。王后审判的卷宗连在粘插页的纸条上，放在山羊皮制鞣革封皮的大开本里，其中一本比另一本更厚一些。第一本是关于“寡妇卡佩”的审判本身的，第二本是康乃馨事件和 1793 年 11 月 18 日的审判（共和二年雾月二十八日）。它们的档案编号是 AE ／I／ 5 第 18 号和第 19 号。我在记录这些文件的时候，发现它们从未被任何前人真正发掘过。在那里，有 10 月审判的庭审笔录的一份手写原件，任何打印文本都未准确、完整地反映它。除此以外，有本书提及的匿名庭审笔录，它最接近原貌地复原了庭审氛围。还有利南热 10 月 16 日的信，控诉王后的材料，证人们的搜查笔录，对审判陪审员的传唤令，富基耶的起诉书原件等，共计 85 件材料。至于讯问笔录，玛丽安托瓦内特 9 月在古监狱的， 10 月在圣殿塔的，它们在名为康乃馨事件的第二本文件里。

材料很多却仍显不足。就法官们和陪审员们而言，我们有了为数众多的细节，但对他们的生平却一直所知无多。为此须得回到皮埃尔菲特的档案馆，以便在热月党人统治时期重大审判的文档中更完整地瞧见他们。在这些审判里，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出庭。同样在一些不同序列的档案中，有些关于监狱和玛丽- 安托瓦内特审判的其他材料。然后，查着查着有意思的东西就来了。在巴黎市立历史图书馆，我们找着了富基耶-坦维尔的信件。我那时想知道 1793 年 10 月的那些日子里天空是什么颜色，而我在巴黎天文台的档案馆里发现了。一些收藏者向我开放了他们的藏品，其中有几件可称珍品。

米什莱在其《法国史》的导论中对列位国王一一作了描摹，并如见其人似地向他们说着话。我们能做到和幽冥交谈。这便是我在本书中敛声静气试图所为之事。这是些有意义的对话。人们可从中知晓当下、过去和未来之事，知晓列位王后之事和死亡之事，知晓众人之事和自己之事。这有如一场旅行，它似哑谜，只显现其秘密的一半。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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