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伪造者的他，如何帮助 14000 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

《隐身大师》

内容简介

他是阿道夫·卡明斯基，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朱利安·阿道夫·凯勒”，同时还是大名鼎鼎的幕后推手“约瑟夫先生”。他有无数个姓名，亦有数不清的身份。在家人朋友面前，他是一名在部里工作的普普通通的文员；在抵抗组织成员眼中，他却是一位行踪诡秘、技艺非凡的专家。

“二战”期间，染匠学徒出身的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成功帮助一万四千多名犹太人隐匿身份，逃离纳粹的魔爪。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家庭幸福，隐姓埋名长达 30 年之久。

如今，他将自己的人生故事，连同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离奇，一起交付亲生女儿的笔下。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得以了解有关这位鲜为人知的“二战”英雄：他颠簸不安的青少年时代，他低调且充满“忏悔”的晚年时光。

作者简介

萨拉·卡明斯基（Sarah Kaminsky, 1979—）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演员、编剧、作家。 3 岁时随父亲阿道夫·卡明斯基、母亲莱拉及两位兄长移民法国。本书是她的处女作，于 2009 年在法国出版，至今已翻译成 8 种语言并畅销全世界。萨拉·卡明斯基和儿子现居巴黎。

书籍摘录

前言

“既然你想了解一切，那就先说说关于我你都知道些什么吧。比如你什么时候发现我曾经在抵抗组织里待过？”

“说实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你是伪造者这件事了。如果我们一直待在阿尔及利亚的话，我可能都不知道你参加过‘二战’。对我来讲，你就像大家说的那样，是一名‘斗士’。”

“那后来呢，在法国的时候，你知道了吗？”

“也不是立刻就知道，因为你从来都不说。从小到大，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帮助那些有过不良行为的年轻人恢复正常生活，给他们找工作，教他们摄影。当然，我也隐约从大人们的聊天中听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线索，这和我知道的有些冲突，于是我被彻底搞糊涂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外部事件才让我逐渐明白过来的。当时《实录周刊》（Minute）这本极右翼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你还记得吗？”

“当然，我还留着呢。在这儿，你看。”

“‘前伪造者正依循道德准则重建自己的生活。如今，已不再是伪造者的他，正在教年轻人如何保持品行端正。这名曾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对抗法国的让松组织前成员，现在正帮助我们来自北非的失足少年们重新融入这个社会……’是的，就是这篇！”

“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我正在帮助的一些年轻人还跑过来跟我开玩笑，是那种很差劲的玩笑，以至于我不得不说出‘是我侄子需要一些证件’，或者‘我刚好需要几千法郎’这种话。”

“我还记得很久以后，当你把我们申请法国国籍的资料整理到一起时，我看到了一些信件，其中一封激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封感谢信，对你在1945 年为法国军方情报和反间谍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当时我对自己说：‘哇，我父亲是个特工！’人们则出于不同立场叫你伪造者、抵抗组织英雄、叛徒、特工、不法之徒、斗士……”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这种事情我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你看，我已经列出了一个采访清单，正打算去找他们聊聊你。”

“给我看看……嘿，你这名单可真够长的。不过事情有点棘手，名单上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了。”

等我们挑出那些没法接受采访的人以后，名单只剩下了一半。父亲说：“这样一来你也能轻松点。”每当谈及让人痛苦的话题时，他都会这样开玩笑。

死亡和时间。父亲刚刚一语道破了我必须得写这本书的原因，而且要尽可能快，赶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只有这样，父亲才不会带着他的秘密和故事离开，也只有这样，那些关于他生平的问题才不至于无人解答。

经过两年的调查，在采访了二十多人之后，我终于有机会了解阿道夫·卡明斯基—这个一直以来我只知道要叫他“爸爸”的人。挖掘寓意，解读他的沉默，察觉在他波澜不惊的叙述里所暗含的情绪，传递出那些他没有明说的事情，找出我在笔记本里记下的一系列奇闻逸事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偶尔我需要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理解他的选择：他作为证件伪造者的一生，他的地下工作，他投身于政治的热情，他对这个社会以及对各种建立在仇恨基础上、阻碍社会进步的团体的费解，以及他对建立一个充满正义和自由的世界的渴望。

1（节选）

巴黎，1944 年1 月。我走向圣日耳曼德佩地铁站的入口，一刻也不想耽误，因为需要搭上一趟开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列车到巴黎东部去。为了远离其他乘客，我挑了一个折叠座位。公文包里装着很重要的东西，我把它紧紧抱在胸口，同时在心里默念着经过的每一站。共和国站，还有三站就到了。忽然，从后面一节车厢传来一阵躁动和说话声。汽笛已经响了好几秒，可车门却一直没关。紧接着，说话声被一阵响亮、尖锐、极为特别的脚步声所取代。我立刻听了出来。当佩戴着肩章、贝雷帽压得很低地戴在平头上的民兵巡逻队闯进车厢的那一刻，我的胸口感到一阵灼烧。他们给了司机一个手势，车门就关上了。

“证件检查！把包都打开准备好搜查。”

我没有看他们，而是在车厢尾部等着。虽然警察检查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但今天我却害怕了。

保持镇定，压抑住自己的情绪。我不能暴露，至少不是今天，不是现在。脚别乱动，以防暴露内心的慌乱。别让前额上的那滴冷汗淌下来。血管里的血液正在突突直跳，快让它停下。我努力让心跳变得平稳，慢慢呼吸，藏起自己的恐惧，泰然自若。

一切如常。我有个任务要完成。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在我身后，那群人正在检查身份证，搜查包裹。我要在下一站下车，但每个车门处都守着一个士兵，看来我是没法逃避检查了。于是我站起来，自信地走向他们，把我的证件拿给一个正打算朝我走过来的士兵看，我挥了挥手，示意他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他大声读着我的证件：“朱利安·凯勒，十七岁，染匠，法国安省人，住在克勒斯公寓……”他拿着我的证件翻来覆去地仔细检查，不时抬头用他那双充满狐疑的小眼睛观察我的反应。我始终保持着镇定，因为我知道他看不出我有多么害怕。同时我也知道并且确信我的证件是齐全的——毕竟都是我亲自伪造的。

“证件齐全……凯勒，你是阿尔萨斯人？”

“是的。”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是我最不想被问到的。那个士兵指着我怀里的公文包，当时我正紧张地抓着拎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脚下的地板摇摇欲坠，恨不得马上逃离，但任何试图逃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一阵慌乱让我的血液瞬间冷却，必须马上想个法子应对。

“你聋了吗？你包里装的是什么？”士兵提高了声音问道。

“三明治。你要看看吗？”为了配合自己说出的话，我打开了公文包。

是的，我包里确实有三明治—它们只不过是我不惜一切代

价要藏好的那个东西的一个伪装罢了。一丝犹豫过后，士兵瞪了我一眼，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仿佛要找出什么破绽。于是我给了他一个傻笑，每当必要时我都能露出这种笑：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奇蠢无比。接下来的几秒钟像是几个小时那样漫长。此时我们已经到达拉雪兹神父公墓站，列车开始鸣笛，车门马上就要关了。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在墓地里从墓碑上方尖啸而过的寒风。我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一条小路旁找了张长椅坐下，不过不是为了冥想。我的牙齿打战，身体发抖。为了给自己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整理下思绪，并将压抑在平静表象底下的感受释放出来，我不得不走出地铁站，拖着身子进了公墓。我把这个过程叫作“回顾式休克”：让身体慢慢摆脱压抑的情绪。我只需耐心等待脉搏恢复正常，等手指放松下来不再颤抖。我不知道过了多久自己才平静下来。五到十分钟吧。不过已经足够让我感到寒冷并回过神来，记起自己是为了谁、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在这儿，同时也提醒自己这趟送件有多紧急。也正是这份紧迫感，把我从公墓厚重的寂静里所产生的恍惚中拉了出来，提醒自己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根本没时间去感受绝望、自怜、恐惧或沮丧。

我准备好重新出发。在起身前，我打开了公文包，小心翼翼地做最后的检查。我拿起三明治，东西都还在—我视若珍宝的物品：五十张空白的法国身份证，我的钢笔、墨水、橡皮图章和一个订书机。

那天就和往常一样，我按照前一天收到并花了一晚上背下来的名单挨个儿去敲门，名单上有几十个犹太家庭的名字和住址。据组织掌握的情报—这多亏了那些打入政府内部的极富同情心的人—名单上的人将在黎明时分被围捕。我从梅尼孟丹大道走到皇冠街，接着钻进美丽城大道后面的小巷里。我遇见的每张新面孔都会和那些未知的名字对应上。在木兰乔丽街上住着布吕芒塔尔一家：莫里斯、露西，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名字分别是让、伊莱恩和维拉。他们收下了伪造的证件，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护照照片，我直接把它们订在空白的证件上就好，然后再模仿市政厅职员的笔迹小心地帮他们填上信息。有时他们收到伪造的证件时会很高兴，却缺少相应的照片。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很重视我的来访，并向我保证第二天围捕时决不待在家里。他们当中有的人会躲到舅舅家、女朋友家、侄子家等任何能够藏身的地方，有的人则无处可躲。

还有一些人起初会拒绝我，后来在我保证不收钱后才又改了主意。不过可惜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好说话。比如那天晚上，那位住在奥贝康夫路的寡妇—德拉达女士—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与固执（她坚持认为我在骗她）简直让我感到震惊。

当我把证件拿给她时，她感到被冒犯了：“我，什么都没做，家里几代都是法国人。我凭什么要躲起来？”说话期间，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看到她的四个孩子正围坐在客厅里的桌子旁，安静地吃着晚餐。我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说服她。我解释说，我所在的组织想把她的孩子们藏起来—并视之为义不容辞的义务。孩子们会被安置在郊区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和一群善良的人待在一起——她甚至能时不时收到他们的消息。可是不管我怎么哀求，她都无动于衷，一个字都不想听，只是很气愤地站在那里。最让我受打击的是，当她听说我曾被拘禁于德朗西，并在那儿目睹过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出境、整车整车的人被带向死亡后，只是冷漠地回应道，死亡营根本不存在，并表示她根本不相信那些英美人为了政治宣传所撒的谎。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紧接着便威胁我，如果我再不离开她就要报警了。她完全没有意识到，第二天早晨就要来抓走她和她孩子的警察，怎么会现在过来保护她呢？

带着我的公文包和我的痛苦这双重负担，我继续上路了，挨家挨户地敲门，在脑海中完成我的清单，一边是能顺利躲起来的犹太人，一边是被驱逐出境的人。我当时就知道，我会一直清楚地记得后者，永远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甚至有时候还会做关于他们的噩梦。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他们自由的最后见证人，于是我试着在记忆里为他们留下一点点位置。

着急也没用，冬夜寒冷的黑暗已经驱散了二月清朗的阳光。当清单上最后一个地址的最后一扇门在我身后关闭时，早就过了宵禁时间。于是我不得不隐藏起身形，贴着墙壁，避免被路灯照见，压低脚步声，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过我得先找个电话亭，好让联络人知道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拨通号码，留下一条加密信息，然后我才能回家。

在焦急地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后，我终于远远看到了青年人旅馆这座砖砌建筑的轮廓，即现在的妇女避难所。当时，那是一个供学生和年轻工人们居住的小旅馆，价格很便宜，在没找到更好的地方之前我一直住在那儿。我走到已经紧闭的门前，按了几次门铃都没人开。我冷到脚都冻僵了，却在宵禁时被锁在了门外。黑暗中透出的阴影，无处不让我感觉自己已受到威胁。我听到了一些声音，感觉自己已被危险包围，无处可逃。

我感到筋疲力尽。尽管我已经不再抱着会有人来开门的幻想，但还是最后按了一次门铃，之后，我躲进一幢公寓的门厅，蜷缩成一团坐在台阶上，双手环抱着身体，就这样等待破晓来临。我一刻也不敢眨眼，更别说睡着，一阵风都能把我吓个半死。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想到了德拉达女士，想到了那些我没能说服的人，尤其是那些孩子。一想到他们，我便感到一种毫无缘由的愧疚。我有些后悔当时没能想到合适的话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我需要继续相信自己和同伴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我很好奇“水獭”是否赶在宵禁前完成了他的任务，是不是比我发出了更多的证件。我希望他没有被抓—否则他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我当然知道，一直以来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寻巴黎的伪造者。我还知道这是因为我找到了大规模伪造证件的方式，这些证件早就遍布整个北方地区，甚至远及比利时和荷兰。在法国，任何一个需要假身份的人都知道，只要联系到抵抗组织的任意一个分支，马上就能拿到证件。于是很明显：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么警察肯定也知道。伪造的身份越多，我们越要加倍小心。我最大的优势在于，警察们可能一直都在找一个拥有机器的“专业人士”，有印刷机和木浆厂。他们肯定不会猜到，原来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个伪造者，不过是一个小毛孩而已。

很明显且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实验室的头儿叫萨姆·库杰尔，二十四岁，大家都叫他“水獭”。上一个负责人是勒妮·格卢克，同样二十四岁，代号“睡莲”，是一名药剂师，后来离开这里去护送孩子们和处理边境前线事宜了。他俩的代号都是从战前一起参加法国犹太童子军时的绰号而来。实验室的成员还有在艺术学院就读的苏西·席德洛夫和赫塔·席德洛夫姐妹俩，她们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一岁，凭借着辛勤的工作和永不消减的幽默感为实验室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上就是传说中法国犹太人总工会的神秘分支“第六部”伪造证件实验室的人员配置。除了我们五个，没有人知道实验室在哪儿—就连我们的上司们也不清楚。正因为他们无从知晓这个秘密，再加上所有人都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我们很自信能够躲过不少灾难，避免被抓的命运。

题图为改编纪录片伪造者（The Forger）剧照，来自：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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