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家建构在某些地方成功，而在另一些地方失败？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安德烈亚斯·威默在书中综合运用三对案例比较分析和全球大样本数据分析的方法，从志愿组织的发展、国家供应公共物品的能力、语言多样性等变量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民族构建聚焦在一个缓慢、代际的过程。威默比较了瑞士和比利时，指出志愿组织的早期发展如何强化了民族构建；比较了博茨瓦纳和索马里，阐述公共物品供应如何将不同的政治选区团结起来；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证明共同的语言空间如何帮助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政治同盟。本书荣获 2019 年巴林顿·摩尔图书奖。

作者简介

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教授。曾任教于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等。著有 Ethnic Boundary Making: Institutions, Power, Networks ；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 _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s: Shadows of Modernity _等。

译者简介

叶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二级研究员，曾任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发展演变、欧洲一体化、美欧关系、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等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著有《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大变局——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等五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民族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书籍摘录

绪论（节选）

为什么是国家建构？

为什么一些国家通常沿着族群断层线而分崩离析，而另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多样化的人口，但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都仍然在一起？换句话说，为什么国家建构在某些地方获得成功而在另一些地方却遭到失败？本书所演示的就是各种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在中央集权国家早已出现并统治数代、数十代人的地方，公民们在今天说着同一种语言，因此就能更容易地跨越族群、种族和地区的分界线而建立政治联盟。继承了官僚集权传统的政府也能为其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从而鼓励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国家并培养他们的忠诚感。最后，公民社会组织的早期兴起使政治家们能够将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编织成一片政治网络。这些弥合分裂的联系减少了族群在政治上的显著性，削弱了对分裂主义的支持，使暴力冲突和战争不太可能发生，最终导致公民认同国家并将其视为一个团结一致和共享政治命运的共同体。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由此构成了国家建构的两面。要实现这两者，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这种政治联系跨越族群分界线（ethnic divides），并将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整合进一种包容性的权力安排之中。如果公民通过权威和拥护的关系与政府相互连接，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包容性的国家共同体，国家建构由此可被认为获得了成功。我认为，这种联系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通过其他政治机构产生，并非主要应该关注的问题。相反，不是所有的民主制都能成功地建立一个整合的国家。例如，美国在其民主实体存在的前 70 年中维持着奴隶制，并在奴隶制结束后的另一个世纪中在政治上排斥非洲裔美国人，从而造成了主从关系和种族隔离。

这种对国家建构的理解与大多数当代政策制定者的理解不同。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智库、政府和军队的专家们试图制定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促进国家凝聚的计划。他们经常在使用“国家建构”这个术语时与民主化等同起来或者更广泛地将“国家建构”与西方军队在遥远的地方推翻当地政府后重建国家等同起来。在美国，这一辩论的大部分基本假设是，其政府认为适合，就有权推翻世界各地具有威胁性的政权，只要政府能以自己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形象“重建”这些国家并“教导那里的人民自我治理”，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是说。

本书则与其他一些著述一起努力从这些辩论和假设中拯救国家建构的含义。本书提出一套不同的政策处方。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论述的那样，如果国内条件并不利于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融合，那么通过外部力量来进行国家建构，就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波斯尼亚所做的那样，其结果很可能是失败。更重要的是，如果目标是在陷入困境的各国中培育政治凝聚力，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当地政府而不是由外国人来提供。此外，本书介绍的国家建构的构造理论表明，在美国总统的一个或两个任期内是无法修复失败国家的，也无法建构起国家。国家建构是几代人而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国家建构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为什么要复苏国家建构这样一个如此深刻地根植于冷战时期的观念的问题？当时西方的决策者们和社会科学家们都认为全球南方新独立的国家能够现代化为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而不是转向西方的共产主义对手。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后国家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个公民身份，在各大洲之间来回迁移，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并在自由流动的数字信息和通信流推动下创造新的后国家的身份，谁又需要一本关于国家建构的书？换言之，是不是研究国家建构已经过时了？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国家建构带来和平并且促进经济发展。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同事们证明，缺乏跨越族群分界的政治整合经常导致内战：在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代表且他们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政府中没有发言权的国家中，武装叛乱到处蔓延。如果边缘化群体的精英可以逃脱监视并招募追随者，并且如果国家对这种初步动员作出不加区分的暴力反应，那么武装冲突就很可能发生。简而言之，国家建构的失败是内战的一种原因。

就如伯尼尔和瓦格斯帕克的研究所示，族群政治的排斥还会抑制经济增长。以族群为中心（ethnocratic）的统治者青睐支持由自己族群背景的公民主导的企业、经济部门和职业。因此，他们选择并不利于整体经济的政策。相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显示出，国家的政治整合——而不是不受政府干预干扰的自由市场，或曾经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

其次，国家建构的主题很重要，因为不仅仅在全球南方，世界上许多社会都在与过去遗留下来的族群政治的不平等做斗争。苏联解体后的许多继承国都面临着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从殖民帝国独立的新成立国家所面临的相同挑战：区域整合解体、分裂主义、族群精英之间不断升级的政治竞争，等等。乌克兰最近的事态发展说明了这一点。在许多立国已久的国家，民族政治（national political）的整合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配着国内政治，其中包括比利时、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英国。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放眼望去，民族政治整合几乎没有其他选择。欧盟，曾经是那些认为后国家时代正在到来的人们的王牌见证，似乎已经在更高的欧洲层面的“国家建构”上失败了，就如希腊的金融问题和随后的难民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对那些自己所持有的世界愿景依然还是由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国家建构工程所塑造的人而言，泛欧洲团结的观念很难被灌输进他们的头脑之中。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无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并使新的各种后国家形式的身份认同和团结一致得以蓬勃发展。此外，对于拥有多种护照和具有全球公司所需求的销售技巧的精英移民而言，国界越来越易于穿透。但世界上只有3%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之外。更一般地说，政治仍然与民主合法性相关，而民主合法性仍然在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s）内组织起来。同样，提供道路和保健诊所、组织军事防御和社会保障也是如此，甚至在欧洲联盟那样的超国家政治单位内也还是如此。因此，最近的西方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复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后国家时代尚未到来。

第三，“国家建构”术语易于去除某些人可能认为与之有关联的意识形态内涵。国家建构并不意味着“从部落到民族国家”的连续统一的现代主义“进步”。作为在一个领土内扩展政治联盟网络的过程，无论其性质如何，国家建构可以不必用进化论和目的论术语来理解。正如博茨瓦纳的例子所示，一个国家（nation）可以建立在“部落”（tribal）的基础上。在研究国家建构时，我们也不必持有民族主义者们的看法，他们将历史视为实现建立民族国家工程的单向道路。为了避免这样的陷阱，我将考虑反事实可能性，即一项国家建构规划或其他规划——可能聚焦于不同定义的国家共同体——可能失败了（或成功了）的反事实可能性或许会在历史斗争中胜出。比如我将详细讨论，中国可能会沿着其深刻的语言鸿沟线而崩溃分裂，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或瑞士也可能同样如此。换句话说，做国家建构问题研究，不必假设历史上稳定的“民族”（nations）是相关的观察单位，也不必假设国家建构的成功或失败是由某种政治命运预先确定的。

这里所定义的国家建构也不是民族主义政府强迫同化少数民族的同义词，更不是寻求将同族的人们聚集在国旗周围的沙文主义运动使少数民族成为替罪羊的过程。恰恰相反，族群（ethnic groups）之间的政治平等是国家建构的关键决定因素，就如稍后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压制甚至肉体上伤害少数群体的个体显示出该国家建构计划已经失败，而不是表明它正在走向成功之路。

有一个例子似乎足以说明这一点。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垮台后，在乌克兰，一个独立的、尽管是昙花一现的国家，通过新成立的民族主义政府和军队的宣传，伴随着乌克兰民族大众认同的各种标志而兴起。它显示出在俄罗斯内战期间，英勇的哥萨克部队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战斗中，保卫着统一的乌克兰国家。在这些年里，乌克兰的犹太人遭受了一些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屠杀，其中许多犹太人就是同样被这些武装部队杀害的。在国家建构成功的案例中，比如瑞士和博茨瓦纳，当然也同样有很多民族主义言论和仇外心理，特别是在国家建构的早期阶段。然而，这些言论和心理从未直接针对国内的少数群体，且从未达到过草菅人命的程度。

也许是时候暂停一下并从规范的观点简要讨论国家建构了。鉴于其在防止战争和贫困方面的作用，许多观察者认为国家建构是积极正面的，我个人也是如此看。然而，我们可以辩论的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根据哪种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更优越、更具世界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拥抱“自由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因为它有助于提供和平、福利和文化尊严感等公共产品。正如我之前所说，即使在国家建构获得成功和国内少数民族能融入权力配置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会观察到新的排斥的分界线，这是规范性的问题：非国民的他者仍然处在国家的整合领域之外，并且被有组织地歧视。规范地说，国家仍然像其他拥有强大成员权利的政治共同体一样，是存在问题的。

就什么是能在其中促进政治整合的适当单位而言，我也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们应该在庞大而异质化的国家提倡国家建构，还是规范性地优先选择诸如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或哈萨克斯坦等更小、更同质化的单位来建构民族国家更可行？我没有听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论辩来证明，为什么像韩国、波兰和冰岛那样的同质性国家应该比像印度、坦桑尼亚和瑞士那样的异质性国家更优先考虑来进行现代国家建构，尽管在经验上，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多种语言国家的国家建构确实更加困难。这就意味着研究国家建构既不反对分裂，也不提倡分裂。这种为研究所支持的规范性不可知论表明，分裂和建立更加同质化的国家并不是建立未来和平的一种处方；族群同质的国家也不因此而更和平。同样，大型经济体与那些对贸易更加开放的小型经济体一样可以促进增长。小型和大型，异质和同质——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政治整合的同样任务。本书旨在了解这种政治整合在哪些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而不是证明它应该如何在道德理想的世界中进行。

题图来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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