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传统人际关系？

《交往在云端》

内容简介

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颠覆了我们对于自身和人际关系的许多传统认知。说起它们对生活的影响，我们既焦虑、又兴奋。在本书中，作者为数字媒体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批判性的思考框架。

她将学术研究和生活实例相结合，回答了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中介化互动可以是温情和私人化的吗？人们在线上会撒谎吗？在线上建立的关系可靠吗？数字媒体会破坏我们的其他关系吗？

书中还讨论了我们应该如何使用中介化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来发展社区和社交网络，又如何去建立线上的新关系、维系线下的旧关系。

作者简介

南希·K. 拜厄姆，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教授，现任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参与创立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曾担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新媒体和粉丝文化。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研究互联网，已出版 5 部作品。

译者简介

董晨宇，传播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关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人际交往。

唐悦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书籍摘录

结语 赛博空间的神话

在第一代传播技术发明数千年之后，人类仍然执着于保持人际关系和自身的真实性，努力培养有意义的人际联系。这一路上，风雨交加、喜忧参半，但人类在生生不息的前进过程中却仍然努力保持乐观，并仍然会向彼此敞开怀抱。

在一些人的回忆中，他们还能清晰记得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对这些人来说，新科技就像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他们的生活中。在另一些人的回忆中，他们与互联网和手机一同成长，新科技早就是他们日常环境的一部分，因此这些人既不会对互联网和手机大惊小怪，也不会对这些新科技的使用进行批判性反思。世界上总会冒出一些新鲜的传播技术，让现在的小孩感到神奇非凡，进而厌倦他们手里的科技产品。这本书既写给那些将科技视为新鲜、迥异之物的人，也写给那些将科技视为理所应当的人，同时还写给那些将会思考未来新科技的人。

可以想见，在未来，每一种全新的互动媒介几乎都应该是通过传播的过滤器让我们知晓的。我们的同伴会讨论它们，它们也会出现在新闻报道、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我们会看见关于它们的广告，也许我们认识的一些人会开始使用它们。这些话语所强调的主题、讲述的故事，以及传递的印象都会被文化力量所塑造，这种塑造也将会比一种新机器或新界面本身的意义更加深刻、强大。我们需要理性地解读大众媒体和日常交流中传达的信息，而不要只讨论它们的表面价值。

现在的人们喜欢以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考量新技术，思考它们对我们做了什么、好还是不好，因此我们发现，有人担忧中介化传播损害了我们面对面交流的能力、损害了语言，还损害了我们与社区和家庭的关系，以肤浅替代了有意义的交流。这些视角与另一种更加乐观的想象彼此共存、关系紧张。这种更加乐观的想象认为，中介化传播会让家庭变得更加亲密，公民会更多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资源更加丰富，社交网络也会更加庞大、紧密。技术决定论可以通过它对因果关系的建构来辨识，媒体会被归为原因，人们的变化被归为结果。

不过，在决定技术是什么、将会成为什么的过程中，人也是具有适应性、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我们用科技来满足自己的目标，开发者则依靠不断的设计和创新，也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好的方式，去完成那些开发者意料不到的事情。当初没有人会把电脑当成人际交流的媒介，如果你只是观察它的特性，乍看起来电脑也很难在人际传播中被使用。不过一旦联网，人们就会利用技术提供的可供性，并把它们变成一种社交资源。在互联网从军事科研专用向日常生活网络的转变过程中，人们对于社交和连接彼此的渴望，都成为一种导向力。

1984年，威廉·吉布森出版了一本关于未来计算机的科幻小说，名叫《神经漫游者》，在这本书里，他发明了一个新词——赛博空间。他是这样描述的（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赛博空间。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中，每天有数十亿合法的操作者，以及学习数学概念的孩子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同样的幻觉……这是一种数据的图像表征，来自人体系统中每一台电脑的存储体，复杂得难以想象。一条条光线在智能、数据簇和数据丛的非空间中散发，像城市的灯光，渐渐远去、消退……（Gibson，1984/2000：51）

吉布森将他虚构的“赛博空间”描绘成了一个幻觉里的“非空间”（nonspace），就像一座永不停歇的城市。如果你想从现实世界来到赛博空间，只需“按一下开关，就会瞬间发生”（Gibson，1984/2000：55）。这本书的主角凯斯是一名“赛博空间牛仔”（cyberspace cowboy），赛博空间带给他一种“无形的快感”，让他有理由继续活下去（Gibson，1984/200：56）。尽管在那些谈论新媒体的人中很少有人读过《神经漫游者》，不过吉布森极具预见性的想象现在看来仍旧是适宜的、有影响力的。纵观这本书，作者在很多地方都将中介化交往看作是一种“幻觉”，它无形、虚幻、诱人，再造了一种先驱式自由，就如同当年美国的牛仔神话一样。

对数字传播的决定论导向常常建立在一种对比的感觉之上，也就是说，中介化传播与真实的面对面具身交往截然不同。决定论建立在线上与线下的并置关系之上，明确二者的不同，进而寻找明确的界限。不过，在整本书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二元分割的观点根本经不起推敲。人们有可能通过互联网，在幻想的王国中建立一个与线下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的自我，但只要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幻想王国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并非清晰可见的。

当然，这些创造全新自我的实践也只是偶然的，而非常态。总的来说，中介化传播并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种人们用来连接彼此的工具。每一种工具都有意义，而这种意义要依靠他人的解读。这些工具扎根于具身生活（embodied life）中，并对日常现实产生影响，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能够被充分理解。

机器的确会产生影响。引言中概述的七个关键概念描述了数字媒体设备的主要可供性，这些可供性一直回荡在媒体使用的过程和结果中。数字媒体在交互性、存储性、可复制性、移动性和可及性方面各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还在于是否要求人们同时进行交互，或消息之间是否存在时间差。除此之外，它们提供的社交线索也大不相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能影响人们的自我呈现、诚实、关系发展和关系维系。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传播技术，就无法去维护移动、分散的社交网络和职业网络，而如今，这些网络已经被人们视为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理解有关新媒体的信息时需要拥有批判性工具一样，我们在具体观察一种媒介的特质时也需要概念性工具，来考察这些特质在过去的创新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理解它们在新媒体中是如何共同进行修改或扩展的。此外平台的形式、算法和商业模式塑造了它们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可供性，进而影响了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多关系交往发生于商业性空间中，但商业性空间要对股东而不是对用户负责，这样我们在交往中产生的数据，就会以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式成为可供买卖的资产，这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和批判的。

人本身也会影响人际关系。我们需要理解社会动力（social dynamics），它既是技术的源泉，也是技术的后果。技术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要在社会和文化语境下被开发和利用。在历史进程中，作为适应者或非适应者，我们在接触媒体时，会被社会议程、社会责任感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实践所影响。其中社会实践又主要是通过新技术来复制和实施的，在关系语境、性别、国籍和群体身份对中介化行为与认知的影响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把数字关系看作日常生活和社会语境中的一部分，它就不会是一种激进的关系变革的中介，无论这种变革是乌托邦式的还是反乌托邦式的。在进入互联网之前，并没有这样一道门，供我们检查自己的个人身份、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历史身份和世界观，我们也不能自由地创造全新的沟通、自我、关系、群组、网络或世界。我们更没有被迫进入另一个肤浅的模拟世界，交换虚假的信息、疏远真实的彼此。数字媒体既没有拯救我们，也没有毁掉我们，更不是在重塑我们。不过，它们正在以不胜枚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与他人和自己的连接方式。我们跨越遥远的距离，与更多人保持更加长久的联系。我们发现、分享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支持性资源（supportive resources）。我们越过以前无法想象的界限，创建新的群组和关系。在一些情况下，正是因为互联网，我们陷入了糟糕的困境中；但另一些情况下，在互联网中，我们又找到了新的机会。

如果你的问题是中介化传播是否和非中介交往一样好，或者是线上关系是否和非中介关系一样好，那么，你还是没有找到重点。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可以比较的问题。关键在于，谁在进行、为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传播，以及他们对此有何期待。在一些情况下，中介化沟通比面对面交流会更好，有些情况下则会更糟，有时候两者又是可以互换的。当中介化媒体已经无法满足某种需求时，互联网和电话的使用不会阻止人们实现这种需求。人们完全可以离开这些机器，与彼此见面，而且，他们还可以使用这些机器来安排一次见面。

研究结果和我们大部分的个人经验都表明，新媒体并不仅仅是一个与线下并置的网络空间。我的希望是，如果有一天人们认为这本书过时了，是因为它还在对比讨论“线上”和“线下”两个概念。不过，将中介化传播和具身传播进行比较，并寻找前者对后者影响的这种趋势，一直深深扎根于新传播技术的历史中，并将持续下去。纵观整个历史，新形式的中介具有始终如一的破坏性，它们引发了长期对立的紧张或辩证关系（Baxter & Montgomery，2007）。它们让我们能超越空间，与身体不在场的人们彼此相连，我们的身体可能处于某一环境之中，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自我可能已经飞到了别处。将身体和思想置于二元论中，是哲学家们几百年来一直在思考的命题。独立与依赖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我们希望拥有独处的自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同样也渴望需要和被需要。新技术的到来让两者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因为一方面新技术让我们对自己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相互交往更有持续性，还让我们在关系中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在所有的关系中，我们都需要在自我披露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新媒体造成了受众的坍塌和延展，此时，人际关系中既有的那些挑战就被进一步放大了。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能力，我们需要依靠机器去实现这些能力，因此，我们就必须问清楚，人和机器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在数字时代，新媒体会引发人们的疑问：真实的人类究竟指的是什么？

用于人际交流的新媒体，让那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规范清晰可见，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改变这些规范的机会，这在数字时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社会规范自从几千年前首次出现时，就一直非常多样且善变，并且只要人类仍旧存在，它就会继续进化。我们需要对这些社会进化不断进行整理、反思，而技术也一直会是触发这种反思的恰当的载体。我已经强调要用社会形成论的视角来理解技术，既要认识到机器的可供性会将我们推向某个方向，也要明白人们同时也具有长期和短期的文化、情境和个人轨迹，这些都意味着人有权力影响技术的发展、使用和后果。我们选择以何种方式理解和使用具身交往、旧媒体和新媒体，这都会塑造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关传播媒介使用的适当性规范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有真正地意识到媒介提供了什么、我们用媒介做出了什么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带来了什么后果，我们才能介入自己及我们的同辈和家庭群体，乃至我们的文化中，影响规范发展的进程，在新媒体的发展调整中塑造新的语境并加以利用。

围绕技术形成的话语，以及针对媒介使用和媒介影响的研究结果都告诉我们，在第一代传播技术发明数千年后，我们仍然致力于保持人际关系和我们自身的真实性。我们开发和使用技术，为的是培养有意义的人际联系。这一路上有歧途、有错乱、有灾难，也有欣喜。我们与什么样的人、形成了什么样的联系，这些问题一直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就像每一个站在我们面前的人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关系未来会怎样。不过，当我看到人们如此迅速并高效地接收网络上的数字信号，即便这些信号从不是为服务我们的连接需求而设计的，我都会乐观地相信，我们将一直以创新为航标，在航行中彼此拥抱。

题图为电影《她》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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