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研究经典，我们该如何理解卢梭的孤独？

《透明与障碍》

内容简介

本书为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让•斯塔罗宾斯基的博士论文和成名作， 1957 年一经出版旋即成为卢梭研究、观念史研究、文艺批评和理论等领域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包括德里达、福柯等人。

斯塔罗宾斯基细读卢梭，从中倾听卢梭至今依旧跳动的思想脉搏，写下了关于他思想的一份全新诊断书：透明与障碍。他尝试把卢梭的个体精气与几个世纪的政治想象和对峙加以重塑。

斯塔罗宾斯基始终将卢梭的个人命运与其思想脉络紧扣在一起，将卢梭的哲思与疯狂、政治与想象统一起来，字里行间散发出一股诗人气质。

作者简介

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1920-2019），生于日内瓦，著名的瑞士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观念史学家、医学史学家、卢梭研究以及 18 世纪思想研究权威。早年求学于日内瓦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和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瑞士巴塞尔大学和日内瓦大学。他对启蒙时代以来的哲学、文学、艺术的思考，对忧郁症和解释学问题的探讨以及对蒙田、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的研究享有赞誉。

书籍摘录

第三章（节选）

孤独

人们一直在强调卢梭个人主义的“现代的”或“浪漫主义的”色彩。我们从中其实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古代的（特别是斯多亚主义的）思想根源。与自身、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或许是卢梭在塞涅卡或蒙田那里获得的教导。他只不过是重新采纳了一个十分古老而陈旧的道德原则，但却投入了非同一般的强大激情：

我使出我灵魂的全部力量去打碎舆论的铁镣，并勇于去做一切在我看来正确的事情，丝毫不去担心世人的评说。

卢梭不希望自己被当成一个演讲家和智术师：他要让自己言行一致，他要活在他的真理之中，不为他人的评判所左右。这样，他便生活在了一种正当化的孤独当中：只有他一人有理由去反对其他所有人。他能够对他的孤独作出合理解释，以普遍的价值标准为其奠基。然而，这一决断却令卢梭备感冲突与撕裂之苦，并没有给他带来古代智慧所许诺的那种内在满足：不动心（ataraxie）。事实上，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活，不会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忍受极端的压力与无休止的误解，这对卢梭而言近乎不可能。他决意过合乎道德的生活，这相当于决意寻找不幸。如何能活在普遍的真理之中，同时又反对所有人呢?回归孤独与吁求普遍，这两者难道不是根本矛盾的吗?当我打定主意“丝毫不去担心世人的评说”时，我还能用普遍性为自己申辩吗?

卢梭不能原谅这个虚伪的世界，但又无法彻底脱离它。他既疏离它，又转身回来指控它。他否定这个世界，但并未将之弃绝。从此，他沦为一种角色的俘虏，这角色迫使他在公众眼中表现自己拥有高尚的品德。他保留了这最后一丝联系，因为通过这丝联系，他才得以告诉世人他已斩断了自己与舆论之间的所有联系。回归自身的运动，为了重获自由而采取的非同寻常的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使让雅克被看见（同时也让他所选择的真理能被看见）。因此，孤独的生活未能完全实现：卢梭的表现癖（exhibitionnisme）使他依然被困在社会的陷阱之中。他自己也心知肚明，并为此备受煎熬，不断地责罚自己。然而，为了能用自己的真实存在去印证他的理论思想，卢梭便离不开证人：就像他之前公开发表自己的思想理念一样，他的生活方式也必须被公之于众。除非能激起舆论（“我的决心引起了反响……”），否则，他的“个人改造”就无法彻底达成目标，即从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他的敌人则会说，他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为了凸显其个人的与众不同。

让我们采用双重视角来看待卢梭：一方面，他让自己的生活遵循其理论思想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也调整其理论体系以适应自己的“感性”要求，即适应其情感满足的需要。在其“非同一般的姿态”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一种骄傲的冲动，一种意欲引人注目的行为；他的批判者从未忘记在这一点上对他大张挞伐。不过，最早认可这种批判的人正是卢梭自己；最严厉的、最讥讽的批判正来自于卢梭本人。正是卢梭教会我们去怀疑他。看上去是为了德性的要求而英勇献身，但有时候，这不过是一种内心的诡辩而已：这种指责在《忏悔录》的文本中就可以找到。卢梭是批判自欺（mauvaise foi）的第一人。他指控的确实只是他的理性，他跟这理性划清了界限。运用“冰冷的理性”进行论证，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自我申辩，而申辩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支持理性的真理，而是要满足某种相当模糊不清的切身利益或病态的“力比多”（libido）。

在卢梭那激情澎湃的话语中，在他向反思所发起的合理指控中，我们觉察出某种心醉神迷的状态，这状态干扰了他对理性的正当运用；不过我们也应从中发现一种欲望，即想要让晦暗不明的体验沐浴在真正独立自主之理性的光芒下。卢梭对情（pathos）与理（logos）的这种混杂可以得到双重的解释：在情感诉求似乎要扭曲逻各斯的时候，我们还应看到一种意识的努力（这种努力从未获得圆满成功），即挣脱情感束缚，通向逻各斯的泰然自若——“在激情的沉静状态中”。而卢梭挣脱激情束缚的行动本身仍是一种激情的涌动：纷乱不清的内心感受如此不休地折磨着他，以至于他不得不欲求理性的明晰状态。但是，他所要求的理性并非是作为知识确定性之根基的推理理性：他想使他的观念变得明晰，这只是为了更有力地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如果一个生命的独特性始终无法得到证明，那么这生命注定沦为绝对的非理性：无意义。逃离这种无意义的状态才是最要紧的事。可另一方面，让雅克又不屑于在其他人所鼓吹的共同理性中安身立命。因为他想拯救而非牺牲自己的孤独，他把这种神圣化的力量赋予了理性真理——既私人又普遍，且不为他人所知。

在卢梭关于其“个人改造”的叙述中，自傲与讽刺奇怪地混杂在一起，而人们并未足够重视这一点。他高调地肯定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但又即刻对其加以嘲讽，就像对待一场骗局那样；它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英勇行为，也是狂热与“愚蠢的骄傲”所激发出的一时冲动。于是，卢梭使我们有理由对其“改造”作出双重解释。一方面，他用他的孤独来对抗社会，这可以被解释为一个腼腆病人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他希望尽可能地利用自己与社会的这种格格不入，以至于使之变成他的至上荣衔。他无法生活于其他人中间吗?好吧！但愿他的疏离姿态与困窘神情至少能表明他充满激情地皈依德性吧！既然他在沙龙里感到局促不安，那么希望他摔门而去的举动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米拉波（Mirabeau）在给卢梭的信中写道：“您在很大程度上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关键在于要把作家的生涯转变为英雄的命运：把生命从文学探险中解救出来，严格依照德性理想来校准现实生活中的品行举止；这种理想首先是通过他的阅读经验而扎根于他的心灵当中，最后则经由存在的真理而得到确证；他发展出一种被书写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主题充满了悖论，即拒斥文学。“只有在一种绝对的退隐状态中，我才能着手去完成我要撰写的那部作品。”文学之“存在的”超越这一问题第一次在传统宗教灵修生活的各个维度之外被提了出来：弃绝世间虚华，皈投“另一个道德的世界”，这种做法并未把卢梭带入教会，而是令他投向了森林与漂泊的人生。

那些在教会中寻求庇护的人可以一言不发（因为教会通过圣徒和圣师之口代表他们讲话，为他们的沉默作了辩护），但卢梭只能靠他自己获得辩护，他永远无法三缄其口。他之所以要刺刺不休，乃是因为他对其孤独之真意的阐明将永无止境。他其实很明白，孤独也可以被曲解为恶毒之人和骄傲之人的孤独。狄德罗就宣称：“只有恶徒才会孑然一身。”卢梭深感此话所针对的人正是自己，于是终其余生与之抗辩，他无法容忍这种模棱两可的观点。

倘若对于卢梭来说，关键问题仅仅在于让自己变得特立独行，并将其与众不同展示出来，那么他的抗争行为就不会如此具有悲剧性了。他不应只是扮演一个他者的角色（穿上亚美尼亚人的服装），更要直面一个邪恶的社会，向它展现那从根本上有别于罪恶的东西，即让世人无法认出的良善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在卢梭那里，悲剧张力不仅源于他与世界的疏离和决裂本身，还源于一种必要性，即无论何时，他的孤独生活都应同根本的真与善相一致，而这种真与善不仅得到了他的良心的确认，还能得到其他所有人的认可。因此，我们所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试图以对抗姿态存在的意识所发出的非理性要求；卢梭的主体性要求享有特权，但这不只是为了完全赢得他人的承认（当这位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误入法兰西元帅和包税吏们的圈子时，他就已经获得了他们的充分认可），也不是为了向世人展现某种决不妥协的独特人生的奇观，而是为了能够以那早已被他人抛入遗忘深渊之真理的合法解释者这一身份被人们所接受。卢梭希望把双重的意义赋予其孤独的言语：既是否定和挑战，也是一种预言。通过与他人对立，卢梭不但想要树立其独一无二的自我，还为了遵从普遍价值（自由、德性、真理、自然）而英勇奋斗。

卢梭在孤独中安身立命，为的是以普遍性之名合法地说话。他远离大都市，与“所谓的朋友们”绝交——他想要在“神秘性”或主体性存在的“精神深渊”中寻求庇护吗?完全不是。我们不应把后世所说的某种浪漫主义算到卢梭的头上，他只不过很早就预示了它的诞生而已。尽管在卢梭那里，主体的直观根本不具备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所赋予它的那种理智特征，但与他们一样的是，卢梭也认为这种直观试图通达普遍性，而这普遍性在本质上也不是非理性的或超理性的。返归自身确实可以通向某种更为高深的理性的明晰性以及某种可直接感知的明证性，这与充斥于社会的无意义状态截然对立。假如我们能够认识到，只有当理性妄图以非直接的方式，即通过连续的推论，通过推理的序列或“链条”去把握真理时，理性对于卢梭来说才是危险的，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卢梭对于理性价值的犹疑态度了。当卢梭批判理性时，他所针对的尤其是推论式理性。而一旦他仰赖于能够引发直接领悟的直观式理性时，他就重新变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者。根本的抉择并不存在于理性与情感之间，而在于间接途径与直接通道之间。卢梭选择的是直接性，而不是非理性。直接的确定性有时可以隶属于情感，有时则隶属于感觉或者理性。只要直接性能得到维续，卢梭就不会在“感性直接性”与“理性直接性”之间确立任何优劣高下之别。相反，理性和情感从此水乳交融。卢梭所指责的只是从事推理论辩活动的理性（康德后来称之为“知性”），它会招致“人们的种种愚谬判断”。这种工具理性会令人们沦为意见与幻觉所扰乱的主观性的囚徒。卢梭要揭露这种理性的荒诞；以更为深刻的理性眼光来看，人们共有的推理能力所获得的明晰性乃是虚假的明晰性，它不过是一种无意义而已。

卢梭，来自：维基百科

卢梭向我们展现出一种一直以来令他备受责难的悖论：为了声讨那导致人们形同陌路的异化力量，卢梭反倒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异乡人。他要献身于追求缺席真理的事业，这一决心使他甘愿背负流亡的命运；他化身为失落的（或不为人知的）透明性的保卫者，这一举动也令他沦为了流浪者。流亡者、流浪者——不过，这只是相对于异化的人类而言，况且，这也是为了让他们感到羞愧难当。事实上，他说他自己早就“打定”了主意，早就“安心定志地去面对他的余生”。他已将其安身立命之所扎根于真理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无家可归者，一个不停逃亡之徒：从一处避难所到另一处避难所，从一个隐居地到另一个隐居地，他不断闪躲于社会的边缘，正是这社会蒙翳了人的原初天性，扭曲了意识与意识之间的一切交流。由于他对完全透明的、直接的交流心存梦想，故而他必须把所有会导致其依附于混乱世界的联系统统斩断，令人不安的阴影、戴着面具的脸孔和晦暗不明的目光充斥于这个世界。

一旦卢梭赢得孤独，垂落在自然头顶的面纱、弥漫于博赛美景之上的阴云便消失无踪了。遗失的幸福被归还到他的手中。但这只是一部分事实，因为对美景与自然之光彩的重新发现是以他与同胞的更具决定性的决裂为代价而换来的。只要卢梭坚持远离社会，孤独就会变成透明性之回归：

自负的迷雾与世界的喧嚣使那树林的清新美好在我眼中也变得灰蒙黯淡，干扰了隐居生活的清静。我逃到森林深处也无济于事，那纠缠不休的人群处处尾随着我，在我面前把整个自然都遮盖了起来。只有在我摆脱了社会性的激情以及它们的可悲后果之后，我才重新发现了自然的全部魅力。

一旦忘掉社会，一旦把源于他人意见的全部回忆和忧虑都一扫而净，自然风景在让雅克眼中便会重新呈现出无比优美的原初景象。这就是被重新发现的魅力、真实的魔力。由此，卢梭便可以与自然直接相遇，任何外部对象都无法横亘其间：既无人类劳动留下的任何不当标记，也无历史或文明产生的任何污迹：

于是，我迈着更加平缓的步伐在森林里找寻某处荒野之地，找寻某个看不到人类双手留下的任何奴役与操控痕迹的人迹罕至之地，找寻某个避风港，它让我相信我是深入此间的第一人，那里没有任何讨厌的第三者会横插在大自然与我之间。

在那摆脱了不透明的厄运、重新变得可被直接感知的大自然中，卢梭扮演起先知的角色，宣说着被遮蔽的真理：

我隐没于森林深处，60寻寻觅觅；我发现了原始年代的景象，我勇于勾画它的历史；我剥褫了人们的卑劣谎言，我敢于揭去那掩盖他们天性的面纱，使之暴露无遗，并追踪那扭曲了这一天性的时间进程与事物……

然而对于一个单纯想要回归自然的人来说，卢梭太过乐于表明自己已然远离了充斥于这个世界的虚华快乐。正如我们强调过的那样，他并未将世界彻底遗忘，他也没有完全脱离世界。尽管他或许并不留恋这个世界，但为了谴责它，他依旧对其念念不忘。当他隐没于森林深处时，当他庇藏于根本的真理中时，他始终挂怀着他所拒斥的虚假世界和他所不齿的“卑劣谎言”。只有在他公然声讨这个充斥着间接关系的工具世界时，他才会享受到直接的快乐。因此，他与世界的疏离还没有达到让他忘却他人罪错的地步；即便他已不再受制于“社会性的激情”，可他毕竟还是这个腐化社会的对抗者。不论这看起来有多么矛盾，但即便是在卢梭与社会最为隔绝的状态下，他依然以其反叛行为和反社会的激情而与这个社会相连：敌对的态度构成了联结的纽带。

题图为卢梭，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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