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对远处的灾难报以同情，却不愿承担身边的义务？

《无处安放的同情：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

内容简介

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却对身边的不幸兴趣寥寥？世界被科技手段无限缩小，也把远处的不幸拉近到每个人身边。狄德罗相信五感的界限就是道德的界限，传媒技术将我们的感知力拓展到全球，让我们对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似乎也产生了道德责任；而卢梭认为人类的情感被距离拉伸时，必然会挥发、黯淡，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远处的灾难，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

德国作家汉宁·里德引用了十八世纪以来的几个著名思想实验，巴尔扎克、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等启蒙精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等文学与思想巨擘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掀起了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

作者简介

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德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哲学家约阿希姆•里德之子，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著有《长长的影子》《笔记本》《征服者：20世纪的思想家》等作品，曾获 2011 年莱比锡图书奖。

译者简介

周雨霏，德意志日本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特聘讲师。研究方向为 20 世纪德国社会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书籍摘录

导言（节选）

西方文明的子民坚信自己具有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立场上思考的能力。鲜有什么别的，能让他们显示出如此自信。他们甚至相信这种能力在与日俱增，终会有一天，基于同情与共感的道德观将把整个世界纳入其范围之中。对遥远处事物的感应，其对象不仅涵盖人类，同时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生物，甚至过去发生的事件，乃至宫殿楼阁的遗迹、热带雨林等诸种文化遗产。这种共感，似乎既不受空间上的制约，也不受时间上的阻隔：在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不幸，原则上应与近邻隔壁的遭遇一样，在人们心中激起同等程度的怜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犯下的暴行，与眼下的不公惹起人们同样的怜悯。只有基于上述预设，我们才能理解，为何政客们会为了几百年前的罪行（譬如奴隶贸易）向受害者在世的后代们谢罪。

想要满足同情心衍生出的包罗万象的要求，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必须成为深谙怜悯之道的高手，才能应对不断扩展的道德对象。在历史上，人们已经利用文学、戏剧和绘画作品作为辅助手段。今天的媒介手段更是数不胜数，让人们仿佛能近距离感受遥远处的不幸，尤其是通过摄影、影视及电视作品。当摄影技术捕捉到世界上某一角落的惨状，观者会在距离感上出现错觉，仿佛远处发生的一切比身边的不幸更容易触动他们。通过这种作用，摄影成了最新的一种具有道德效应的艺术形式。在有些场合，如“911事件”之后，媒体为了展现事件发生时的场景穷尽其能，使现场以外的全球观众都身临其境般地分享当事者的经验。通过这些手段，哪怕是远离现场的人们也能以关注、同情及支援的姿态来参与事件，并跻身于一个文明化了的共同体。在这里，人们共享上述有关同情的道德观念。

今天，人们普遍相信，对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的个体抱有同情心，标志着道德的进化。这一信念惊人地深入人心，虽然至今它尚未被明文化，更没上升为法律法规，它目前还只是很多人共同坚持的一种信念。这一信念看似是晚近才出现的，而实际上， 19 世纪中叶以来涌现的不少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伦理基础正是基于上述信念。虽然表达方式或直白或隐晦，但这些机构都立足于这样的道德主旨：人道精神无国界。此处我们同样发现，这一道德观念通过不断扩大它的对象范围来实现自我正当化——人越是能够对五湖四海的人们所遭遇的不幸表示同情，并伸出援手，就越是显得处于道德高地。

显然，距离上的近与远之问题，并不是最近才出现于道德哲学与道德批判。早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当域外的习俗与习惯使人们对本地的传统道德产生质疑时，近与远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帕斯卡激情的呐喊“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正是文化与文明相遇的时代最鲜明的见证。本书的第二部分，将勾勒通往道德与政治制度多元主义之路上的几个重镇，从蒙田到柏格森。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一个背景，反映出行动空间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是如何激发了诸种对道德的质疑。

作为散文集，本书的结构不同于哲学著述中常见的系统化论述方式，它的重点集中于几个人物形象。这几个人物形象直接出现在 18 世纪关于道德的众多讨论中，而且格外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道德方面所抱有的不安。这其中包括狄德罗笔下“残暴的思考者”，他为了保全自己不惜毁灭一部分人类。还有卢梭笔下“捂住耳朵的哲学家”，他甚至无心去搭救一个在他窗外被谋杀的人。此外还包括亚当·斯密虚构出的“富有人性的伦敦人”，他为在遥远中国的地震中丧生的人们颇感到震撼与难过，而当他想到自己或会遭遇不幸时，便把上一刻的同情心与他仁爱的哲学忘得一干二净。为了不让厄运降临在自己头上，他甚至不惮于牺牲掉一部分人类的性命。

上述三个形象，均来自关于自私心的威力与界限的大讨论。在 18 世纪的讨论中，同情心仅仅是作为自私心的反作用力，不经意地出现。在当时的众哲人中，卢梭是唯一一位，将同情心置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可哪怕是卢梭，也预设了这样的前提：文明社会将人们的同情之心消磨殆尽，已不可指望其发挥作用。由于卢梭写下了不少关于同情的思考，也由于他对覆盖整个人类的道德与普世仁爱的态度颇消极，卢梭在本书中作为核心人物出现。亚当·斯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卢梭的盟友：通过他“富有人性的伦敦人”的桥段，斯密告诫人们，若过于积极地实践普世仁爱，就必须承担它所带来的后果。斯密同时驳斥了人们期待同情心会不断促进道德升华的想法。只有狄德罗坚定不移地执着于建设普世道德的事业，并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将那些不遵从文明理性之律法的人们，从“人”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打从近代理性文明自 18 世纪出现以来，对其是否能给人类带来福音的质疑一直伴随着它。反映这一质疑的最锐利的话语，就是巴尔扎克对他的读者提出的问题。巴尔扎克问道，如果仅凭意念就能杀死一个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成为富翁，你会怎么做呢？满大人的问题成了一则脍炙人口的桥段。弗洛伊德也熟悉这个故事，从满大人桥段的流行，弗洛伊德读到了一个普通欧洲人如下的坦白：要能忘了人的良心和那些道德戒律，就再好不过了。此书以满大人的故事开场，通过研究狄德罗、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笔下的人物形象来追溯这一思想的谱系，因为后三者皆可被认为是同一设问的诸种不同形态，追问道德的有效范围。

本书的主人公们，均是人类道德向着普世化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角色。他们被看作是同时代道德哲学的挑衅者，对发现与征服的时代中出现的混乱做出了反馈。是时，人们行动范围的急剧拓展引发这样一个问题：人类道德心的边界是否能同步扩宽，与商业社会的飞速膨胀同步呢？它是会分裂为两种道德，一种适用于身边的人与事，另一种专针对遥远处的不幸，还是会自我迷失，沦为游离于现实的抽象观念呢？道德全球化的质疑者们警告人们不要高估了同情心的力量，同时对一种所谓普世仁爱的道德究竟是否有可能实现提出疑问。他们游弋于道德的确定性之外的一片令人不安的地带，这正是本书接下来要讨论的范畴。本书将追寻上述哲学讨论的足迹，而这一讨论直至今日仍未结束。讨论中最有力度的思潮之一，是对合理主义保持距离，坚持理性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即使在今天，人们的行动范围已覆盖全球，当人们试图寻找一种与之匹配的道德指引时，上述带有文化悲观主义色彩的哲学思潮中涌现的大量主题仍具有不逊当年的现实性。

本书带领读者进入一个错综纷繁的文献世界，这些文献主要产生于 18 世纪。通过追寻蛛丝马迹，读者的面前呈现出一张由各种思想与人物形象所编织成的网络。这些形象反复出现，也使人们得以追溯其谱系。在这一可被称为隐蔽的哲思的过程中，灵光一现联想到的画面与例子，跟论据一样被认真对待。画与寓言，注释与短语承担了论据的重担。这同时也证明了，过去那些看似相互孤立、毫无关联的思想主题能够贯穿时代，在今天仍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本书中所有独立小标题下的内容可作为独立作品阅读，但只有在上下文的关系中，读者方能一睹文献的全貌，纵观这一由各式主人公、各种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形象所编织成的网络。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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