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过去，身处 21 世纪的我们的恐惧有何独特之处？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

内容简介

22 年前，弗兰克·菲雷迪的《恐惧文化》一书问世，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现在，菲雷迪认为有必要再次出发，探讨“恐惧”的命题。在新书中，菲雷迪将过去的恐惧和现在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探讨在我们被训练得相信人类社会面临的危险和威胁是不可估量且失控的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惧又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的，以及谁在这种恐惧文化中受益。但最重要的是去伪存真，这种恐惧文化并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正如书中所说：“人类必须被定义为脆弱的生物吗？我们必须心怀恐惧吗？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已经走在了本能地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光明之路上。”

作者简介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至今在其领域内耕耘，被学界内外赞为活跃的社会学家，著述颇丰，《恐惧文化》《恐惧政治》《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偏执狂父母》等。

译者简介

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自 2005 年起就持续将菲雷迪的文章、著作翻译引进国内。

书籍摘录

绪论（节选）

拙著《恐惧文化》 1997 年夏天付梓之时，“恐惧”这个概念还鲜为人知。 20 年后，“恐惧文化”已经无处不在，从政治选举造势活动到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或禽流感的讨论等不一而足。然而，在当今社会肆虐的恐惧文化的起因和后果仍然有很多令人困惑之处。本书旨在厘清恐惧文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并在现代人热衷恐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我们现在恐惧的方式与过去有何不同。此外，本书还将分析恐惧文化背后的人性观基础，以及它如何强化了人性的宿命论认识。最后，它还尝试指出如何拥有一个较少恐惧的未来。

恐惧与道德

恐惧文化的另一面是倾向于夸大社会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和范围。想象人类正面临着生存危机这一倾向在试图解释当代恐惧氛围的分析家中间更加明显。与强调媒体操纵和有组织的恐惧推销等描述不同，学界的“风险社会”研究倾向于为当代恐惧文化的出现提供结构性的解释。这种结构性解释的主要论点是，科技的不断创新和全球化发展导致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带来各种各样的潜在风险，其后果根本不可能预知和计算出来。按照这一理论，其中一些风险——气候变化、超级病毒、全球恐怖主义——对人类及人类居住的地球都构成了威胁。

我们生活的世界比以前危险得多的说法，往往是一些与原教旨主义末世警告的口吻相呼应的论证诱发的。在被所调查的话题弄得不知所措时，一种对恐惧的分析最喜欢提及的警告是“时日不多了”。按照这一思路，鲍曼提出了一个“预言”：除非人类面临的威胁得到“控制和制服”，否则灾难将“不可避免”。他警告说：“现在威胁地球的不仅仅是新一轮的自我破坏……也不是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而是一场终结所有灾难的灾难，一场摧毁整个人类的灾难。”

与其他大多数危言耸听者对未来的灾难叙述不同，飽曼通过提醒读者恐惧的道德成分弱化了他的叙述。换句话说，恐惧也是一种道德修养，而不仅仅是对客观威胁的回应。他正确指出：“所有道徳故事都是靠散布恐俱发挥作用的。”自古以来，人类的恐惧都是依靠道德语法塑造而成的。我们恐惧什么和如何感知恐惧均受到占支配地位的道德准则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指导。甚至我们的一些最原始的恐惧，如死亡恐惧，都是通过道德规范来调节的。关于人类生存的恐惧往往源自宗教故事和宗教主题。从历史上看，对灾难的描写往往具有深刻的宗教含义。灾难常常被看作“上帝的行为”，即神对人类罪过的怎罚。

鲍曼指出，恐惧与邪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道德上的“连体双胞胎”，我们所害怕的是邪恶，邪恶就是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当代世界传播的许多恐惧诉求起源于特定的环境，是人们对所感知的具体问题的反应；然而，为了将这些问题转变为威胁，传播者利用了社会熟知的邪恶这种意识形态。从历史上看，邪恶这一概念帮助人们解释了为何会发生不幸，它为社会了解不幸的原因提供了一个答案，并指导人们去弄清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在传统的西方社会，罪恶被描绘成恶行的主要诱因。

在现代世俗时代，情况变得越发复杂，因为我们避免明确提及善与恶。西方社会对使用道德语言感到不舒服，因此往往缺乏一种连贯的叙述为恐惧赋予意义。在此情况下，我们感到很难找到恰当的话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表达了这一情绪，他哀叹道：“我们造成了无法预见、无法控制、无法交流，并危及地球生命的可怕后果。”“无法交流（incommunicable）”吸引人们注意到，我们缺乏一种语言赋予人类面临的威胁一定的意义。

即使在当今世俗世界，恐惧、邪恶和道德问题也交织在一起。例如，围绕“千年虫（Millennium Bug）”的争议说明了对技术问题的恐惧如何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种道德维度。在即将进入新千年的那一年，众多不祥的迹象表明即将出现可怕的危险。专家们警告说， 1999 年 12 月 31 日午夜，计算机程序会错将 2000 年当成 1900 年，从而引发灾难性问题。对最初被称为“千年虫(Y2K bug)”的潜在技术故障的担忧，迅速演变为对全球计算机系统崩溃的强烈恐慌。

有关“千年虫”灾难性后果的悲观预测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作者表达的准宗教性的主题和世界末日论调。传教士预言，未来，普遍的计算机故障将引发善与恶之间的灾难性斗争。例如，五旬节派的莫里斯·切鲁洛(Morris Cerullo)预言了一场“圣经式”灾难：

这场席卷全国的恐慌将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萧条。银行倒闭造成世界金融市场的瘫痪。全球经济将陷入崩溃……《圣经》预言，当全球经济将在一小时内崩溃时，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城市中将爆发骚乱……在 2000 年的午夜，美国可能在不到 30 分钟的时间内就发生核灾难。

无数靠散布恐慌发财的家伙纷纷赶时髦，竞相杜撰最离奇可怕的场景。一本名为《2000 年的定时炸弹》预测，千年虫将导致全球混乱。格兰特·杰弗里（Grant Jeffrey）在《千禧年崩溃：2000 年计算机危机》（ The Millennium Meltdown: The Year 2000 Computer Crisis ）中预言，一场计算机崩溃将促成阴谋者企图建立的反基督世界政府的诞生。

末世论的焦虑与寻求技术解决方案交织在一起，这应该被解释为尝试找到一种恰当的语言来突显对未来的不祥预感。由于缺乏表达对未来的不安全感的语言，就像贝克所暗示的那样，人们受到鼓励去主动寻找意义。至少有些评论家在《圣经·启示录》中的一些理想和话语中找到了“庇护所”，认为它们提出了有关当今时代的恐惧和邪恶的有趣问题。

纵观历史，各个社会群体往往依靠宗教故事和道德准则提供的指导来保护自己免受他们遇到的威胁的侵袭。人们感到安全与否取决于他们与占支配地位的意义系统的关系。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以这种方式看待意义系统与人们感受到威胁之间的关系——“当人们珍视某种价值观，并感受不到它所面临的任何威胁时，就会觉得幸福”，但是，“当他们感受到自己珍视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时，就会经历一场危机”。米尔斯补充说：“如果他们的价值观全部受到威胁，他们就会彻底陷入恐慌。”米尔斯还预测了一个情景，捕捉到当今社会焦虑构建的一个重要维度。他说：“最后，假如他们没有意识到任何可珍视的价值观，但仍然感觉到威胁的存在会怎样，” 他得出结论：“那是一种不安和焦虑的体验，如果足够彻底，就会变成一种致命的、无具体指向的莫名不安。”

意识不到任何可珍视的价值观的后果对于我们理解现如今恐惧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有时候，相信灵魂永生不朽会帮助人们应对死亡恐惧。古希腊学派——伊壁鸠鲁派、怀疑论者和斯多亚派——提出了一种哲学，认为死亡恐惧是非理性的。他们提供了一套价值观体系来帮助人们应对死亡恐惧。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善于提供一整套意义体系，人们据此认识世界，并能够认识他们面临的威胁。在道德规范强大的社会，恐惧与告诉人们应该害怕什么以及如何应对威胁的文化脚本有关。例如，在古希腊，勇敢这一美德在有关恐惧的公共管理和表现方面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今社会竭力要为是非概念赋予一种自觉的道德内涵。正如本书接下来几章所指出的那样，恐惧文化的言论和现实都表达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不确定性和无力感。在今天脆弱的道德气候下，我们缺乏一种用以抗衡和消解恐惧的美德。因此，我们依靠非道德的资源——心理学、医疗、专业知识——来引导自己应对所遭遇的威胁。道德混乱维持了恐惧文化，并促成了它的再生。

为了理解恐惧的运行规律及其在当今时代的独特表现形式，本书将焦点集中在阐明恐惧是如何被编排和上演的。在提到文化脚本的概念时，我们指出了它在指导人们如何解释和应对不确定性和威胁方面的作用。本书的文化脚本概念提供了如何应对恐惧的规范、言辞和普遍认可的种种假设，它还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来说明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在此，它要传达的是，我们在危难时刻应该如何行动。文化脚本还讲述了很多东西，比如，遇到困境时如何处理情感问题、如何帮助个人获得满意的情感体验。它传播了情感规则，也传播了这些情感所表达的意义。个人根据自身处境和性格特征来解释和内化这些规则，但通过受过文化制裁的习语表现出来。

所有的文化都有关于恐惧及其意义的独特脚本。由于恐惧深深地沉浸在关于人生意义的文化假设之中，所以会因为历史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事实上，研究当代的恐惧最有用的途径之一是将它与其他历史时刻的恐惧机制进行对比。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恐惧文化的独特特征和独有属性的演变过程。研究恐惧的历史演变过程对于回答下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与过去相比，我们恐惧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它也帮助我们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恐惧不再对生活产生支配性的影响。

本书主要借鉴了英美世界的恐惧经验。然而，恐惧文化的影响已真正具有了全球性。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我身处秘鲁的利马。过去十来天，当局不断提醒我不要进入被定为“不安全”的地方，并告诉我哪些餐馆及出租车公司是“安全”的。我原以为，利马的恐惧叙述是基于这样一种预期：外国游客欢迎别人提供这方面的指导。原以为，我与秘鲁人（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交谈时发现，他们显然也将英美的某些恐惧观内在化了。在新加坡、布达佩斯、阿姆斯特丹或米兰等不同地方的对话使我相信，恐惧文化已经或多或少产生了广泛的全球性影响。

我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了管理恐惧所必需的价值观——勇气、判断、推理、责任等。恐惧文化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许多方面，它的力量来源于年轻人被社会化的方式。本书认为，与其他任何历史阶段相比，当今采用的使年轻人社会化的新方法成为促成恐惧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催化剂。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使其感到自己的脆弱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震慑力。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年轻人找到一种办法来超越当前社会化过程的消极影响。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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