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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刚 19 个月的海伦凯勒生活中所有的色彩、声音、动作。和她的生活一样，这个塔斯坎比亚小镇的家庭从此也进入了一个黑暗而寂静的世界。直到 6 年后，沙利文老师出现在海伦的生活，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在沙利文的帮助下，海伦凯勒不仅学会了盲文阅读，还在成年后写下了那句「唯有失聪者才会珍视听觉」。
这个故事几乎每个人在小学都已熟悉，因为语文老师们总会布置一篇《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感》的命题作文。但并不是所有听力受损的人都能和海伦凯勒一样幸运，拥有沙利文的独特帮助。
目前，在全世界 4.66 亿遭遇耳聋和听力障碍的人士中，只有极少人能支付起与他人进行即时交流时需要采购的手动转录服务，如美国的 CART，英国的 Palantypist 或其他国家的 STTR。更多的人，在无声对话。
为了改变这一情况，2019 年 2 月 4 日，Google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基于 App——Live Transcribe 的内测版，这是一款即时转录真实世界语音的应用程序，只需使用手机的麦克风即可将其转换为实时字幕。3 月，其正式在 Play 商店正式上线。
Live Transcribe使用界面｜YouTube截图
一岁时失聪的俄罗斯人 Dimitri Kanevsky 现在是 Google 的一名科学家。他说话有些吃力，在告诉店员「今天过得不错」时，词句之间的停顿明显。不过，现在他并不需要任何的人工帮助。手机上的 Live Transcribe，正在黑色背景上实时同步店员说的每一个单词：你想喝点什么？右上角的小圆圈也不停地变换大小来暗示周围环境的嘈杂程度。
「Live Transcribe 的转录延迟低于 200 毫秒，接近于实时。」该 App 的产品经理 Sagar Salva 对极客公园说。这样的延时就像 50HZ 的交流电方向的改变一样，难以察觉，保证了双方交流的互动性。同时，据 Salva 介绍，它能支持 70 多种语言和方言，覆盖了世界上 80% 的人群。针对双语家庭，App 里还设有在两种语言间进行快速切换的按键。
两年前，Kanevsky 带着 30 年的语音识别经验加入了谷歌的 AI 研究组时，这款产品还未诞生。每次开会 Kanevsky 都需要提前预定 CART 服务，靠字幕员虚拟地加入会议，来将语音对话敲到屏幕上，进行转录。Salva 和同事们便设想如何能通过使用现在 Google 的技术来减少 Kanevsky 的准备过程。
Kanevsky正在使用Live Transcribe与服务员进行交流｜YouTube
而今，从山景城到台北，这个模型被不断优化，最终演进成了 Live Transcribe。
在短时间里开发出全新 App 还是得益于谷歌本身的技术积累。据 Salva 介绍，Live Transcribe 背后的核心技术是谷歌各种语音搜索应用一直在使用自动语音识别（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技术。ASR 主要包含特征提取、声学模型，语言模型以及字典与解码四大部分。简而言之，其任务是准确、高效的将语音信号转化为文字信息。目前，YouTube 上准确率极高的实时字幕转录便是得益于谷歌这项技术的支持。
但开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Salva 说，第一个便是用户实际使用场景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电脑、平板设备、或者手机等硬件设备上展现转录结果，也可以有更大胆的设计。例如，Kanevsky 还尝试用小型投影设备将转录出来的字幕打在 Salva 的 T 恤上。
但对于听力受损的人来讲，劳动力回报以及收入都相对较低。据中国残联发布的《2018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948.4 万人，其中灵活就业（含社区、居家就业）254.6 万人，从事农业种养加 480.1 万人，几乎占了绝大部分。在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也与社会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所有智能设备中，Salva 和团队最终选择了智能手机：「目前全球已经有 20 亿人在使用安卓的手机，这样的硬件平台选择是成本最低廉的。」
Sagar Salva｜受访者提供
为了让较为低配的手机也能使用 Live Transcribe，Salva 和团队选择在这款 App 背后使用两种不同的神经网络。第一个是在设备上运行神经网络，主要完成声音分类的工作，例如婴儿哭声、玻璃破碎声音等。在对这些声音的实时转录中，能够快速地进行分类和辨析。第二个是用于完成语音转录成文字工作的云端神经网络模型。
「事实上，在云端，在 Google 的服务器上，利用机器学习和这些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语音的识别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这款产品在一些低配的手机上也能够运行。」Salva 说。「当它在运行的时候，只会消耗大概 4M 左右的内存空间。我们做了电量使用优化，单次充电可以使用 10 个小时左右。」
谷歌想做的是让每个听力受损的都能真正使用得起这个免费的 App。实际上，这个想法早已有迹可循。
在 2016 年 3 月，Google 就推出了 Accessibility Scanner，这是一款自动化工具，用于评估应用程序，并为视觉和听觉障碍用户提供改进方法，例如，通过扩大小型触摸目标或更改对比度。
2018 年 8 月，Google 又发布了一项新的开放式规范，旨在启动助听器的开发，这种助听器能够在蓝牙低功耗（LE）的 Android 手机上完美运行，充足的低延迟和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最小。
这些演进踪迹的源头却是一个偶然。Salva 介绍说，最初 Live transcribe 只是一个 20% 创新项目。20% 是在谷歌内部一个著名的鼓励文化：鼓励员工利用 20% 的时间用于创新。比如在一周 5 天的工作中，员工能用 1 天的时间用于研究本职工作外的其他感兴趣的项目。如这些创新获得了进一步的证明，便能获得推广、完善的机会，如耳熟能详的 Google News 和 Gmail 都属于创新诞生的产物。
当 Live transcribe 诞生后，不仅是 Kanevsky，在谷歌团队内部其他的听力受损同事之中也广受好评。因此，才逐渐走向了 Play 商店。
Salva正在介绍Live Transcribe诞生过程｜受访者提供
在研发过程中，为了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得影响使转录效果更好，谷歌还推出了另一款相关的 App：Sound Amplifier。这款应用能够使用声音放大器，使音频更清晰，更容易听到。可以在 Android 智能手机上使用带有线耳机的声音放大器来过滤，增强和放大环境中的声音。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 2055 年，全世界听力受损的人数将达到 9 亿。虽然不确定那时的医疗是否已经能够使人们不再受到听力受损的困扰，但能肯定的是，至少今天正如谷歌所希望的一样，Live Transcribe 和 Sound Amplifier，正在帮助数亿聋人沟通得更清楚。
责任编辑 卧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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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战事中，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不太惹人关注，它不像被视为转折点的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战役那么振奋人心，也不像硫磺岛和冲绳岛战事那么惨烈。但其实就对太平洋乃至整个对日作战及亚太地区战后局势而言，马里亚纳群岛争夺战更具深远意义。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的意义首先集中体现在对日战争的终结方式上。可以说，正是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开启了通过广岛核爆之路。原子弹试爆成功，只是决定以核打击形式促使日本投降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他两个重要条件分别是安全熟练的投放方式和做出政治决断。正是在马里亚纳战事中，上述三个条件汇聚到了一起，并开始产生互激效应。美国著名军史专家詹姆斯·霍恩费舍尔的《巨浪上的舰队》一书，就是围绕这三条线索交织展开，绵密细致地展现了通向广岛之路是如何铺就的。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由四个战斗组成，其中三个是夺岛战斗，分别围绕塞班、关岛和天宁岛展开。在战役进行期间，斯普鲁恩斯将军率领的第五特混舰队还分兵一部去和前来支援马里亚纳日军的日本海军舰队展开了厮杀，是为第四个战斗。
正是夺取塞班岛的惨重代价，让美国军政高层开始逐渐下定决心，寻求在常规战事以外终结对日作战的手段。之前的瓜岛和贝里琉岛的战事已经让美军充分领教了日本兵的顽强善战和近乎疯狂的自杀式进攻（玉碎）的决心及其杀伤力。然而，塞班岛战事第一次让美国人见识到了被裹挟的日本平民的杀伤力及其高自杀率。
后来，在预测入侵日本本土可能遭受的伤亡时，美军最初使用的评估体系就是根据塞班岛的经验设计出的所谓“塞班岛伤亡系数”。当然，后来随着战事日益逼近日本本土以及冲绳岛的惨痛经验，此一系数被不断修正，可能的伤亡人数也不断被“提高”。
而夺取了马里亚纳三岛，也让美军有了可靠的轰炸日本本土的海上基地。三岛中的天宁岛成为美国最新式大型远程轰炸机 B20 的后勤基地，后来对广岛和长崎进行核弹轰炸的 B29 中队就是从天宁岛出发的，之前他们曾就相关路线进行多次演练。与人们想象的相反，远程轰炸尤其是核打击，出发点并非越近越好，而相关团队也需要时间进行训练，因此最先进入对日本本土打击距离的天宁岛便成为合适的选择。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日本本土的决战都是围绕从中国出发进行计划的，然而从中国成都附近的空军基地出发对日本进行的几次轰炸效果不佳，一是远途奔袭风险较大，能够出动的架次也不多，二是后勤难题，航空燃油及 B29 的各种部件都要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送过来，成本大且风险系数高，而且要占用三千多架本来可用于作战的飞机。
而日本 1944 年发动的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并直指中国西南美国空军基地的战役，以及国民党的一败涂地，也令以中国为进攻基地的设想被迫暂时搁置。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尼米兹麾下的部队已经非常靠近日本本土了，而以马里亚纳为进攻基地的战略轰炸机作战方案已经操练成熟了。日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来自西太平洋上越来越频繁的轰炸。而国民党豫湘桂战役的惨败以及美国发现替代性进攻线路，也奠定了日后国民党在整个大陆的败局：如果美军被迫继续以中国基地为主发动对日作战，那么美军与国民党政权的捆绑和扶助力度会不可同日而语，或许国民党政府的命运也会因此改观。
对日本人使用核弹的想法从动念到下定决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硫磺岛到冲绳岛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事及其所造成的惨重伤亡，以及越来越多的来自神风突击队的自杀式进攻，令美国人越来越担心陷入日本本土作战的血海之中，而日本的总体战叫嚣更加重了这种忧惧心理。
除了对自身损失的担忧外，冲绳岛平民的大规模自杀，让美国方面对尽快结束对日作战有了一条新的理由：可以尽早解除日本军阀对日本民众的裹挟，尽量减少无辜平民的陪葬。这种为对方着想及早解除日本平民痛苦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高层对使用原子弹的负疚之感。以小恶制大恶已经是非常可取了，如果还能行善，那就更为可行了。
在最后下决心使用核弹之前，美国人还曾祭出倒数第二个大杀器，试图通过大规模使用燃烧弹进行轰炸造成的损失来促使日本政府投降。这种燃烧弹的第一次使用也是在马里亚纳战场上，其致命的有效性令美军官兵感到震惊。
由 B29 轰炸机进行的东京大轰炸造成了冲天大火，估计有近十万人葬身火海。然而面对如此惨烈的后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投降，继续鼓吹“一亿总玉碎”的战争口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京大轰炸扣下了核爆的扳机。轰炸的惨烈后果及其未能达成目标，让美国军方和民众都硬起了心肠，看来必须加大毁灭力度才能让日本服输。最后的摊牌已无可避免。
最后的结果人们已耳熟能详，在遭受了两次核爆后日本人才选择了投降。这还是天皇亲自出面干预的结果，而且还是在挫败了一小撮直到此时仍然想血战到底的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叛乱之后。与人们所知的相反，其实美国人有三枚核弹，而且已经做好了如果日本仍不投降，就发动第三次核打击的准备。
战后关于应该不应该使用核弹的争议从未止息。詹姆斯·霍恩费舍尔《巨浪上的舰队》一书中的主要人物从始至终都持赞成态度，比如亲自驾驶 B29 轰炸机执行对广岛核轰炸任务的蒂贝茨上校就认为，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根本没有体验过在鬼门关前徘徊的滋味，而他和许多日本军人和平民都受过这种煎熬。
如詹姆斯·霍恩费舍尔所言，来自天宁岛的蒂贝茨轰炸机编队扔下两颗原子弹后，裕仁天皇改变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并作出终战的决定，这便是原子弹威力的最佳证明。书中所引用的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原子弹的初心让人始料未及，其作用是无可置疑的。遭受原子弹轰炸后，裕仁终于为日本的战士们找到了一个体面的台阶，既能减轻战败的耻辱感，又能为投降扫清障碍。”
推荐阅读：《巨浪上的舰队：海陆空三军血战太平洋 1944 — 1945》
题图来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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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视障儿童来说，盲文是需要习得的重要技能。不过，像盲文显示机这样传统的学习工具用起来实在有些枯燥。加上面向视觉障碍人士的有声读物和应用程序越来越多，越来越少的视障儿童愿意学习盲文了。
根据英国皇家盲人协会（RNIB）的统计，2017 年，只有 1077 名儿童学习盲文，而该国视障儿童预计有 21900 名，也就是说，只有不到 5％ 的视障儿童学习盲文。
4 月 24 日，乐高基金会和乐高集团宣布，将推出特制版盲文积木“Braille Bricks”，以帮助视障儿童增加学习盲文的乐趣。
整套积木将包含大约 250 个颗粒，和普通的乐高积木在外观上几乎没有差别，并且与普通积木兼容。盲文积木上有着凸起的盲文字母、数字或符号，并不都像普通积木那样有完整的 8 个 “螺柱”。每个颗粒上显示了对应的字母或符号，让视力正常的人也能参与游戏互动。
乐高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John Goodwin 表示，盲童和视障儿童和视力正常的孩子“有同样的愿望和需要，即通过游戏探索世界和社交”。
该产品背后的概念最早是由丹麦盲人协会于 2011 年向乐高基金会提出的，2017 年，巴西的 Dorina Nowill 盲人基金会再次向乐高基金会提议。此后，来自丹麦、巴西、英国和挪威的盲人组织为该建议开展了紧密的合作，首批样品目前也正在这些国家进行概念测试。
其实此前，也有帮助视障儿童学习盲文的玩具，比如 BecDot。“考虑到乐高积木有着跟盲文点字类似的结构，这件事没有在几十年前就做成，这实在令人惊讶”，科技媒体 __Techcrunch 的一篇文章评论道，“当涉及到残疾人这样的边缘化人群时，很多显而易见的事情往往会遭到忽视。但有时候，如果一个处在正确位置上的人突然醒悟……这些事情就能做成。”
该产品目前正在进行丹麦语、挪威语、英语和葡萄牙语的测试，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测试预计将在 2019 年第三季度开展。最终版的产品计划于 2020 年推出，并将通过在各地区市场参与测试的合作伙伴向指定机构免费提供。
题图来自美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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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艺术家 Michael Pinsky 擅长在公共领域制作艺术项目，他常常运用带点巧思的视觉或感官技巧，鼓励人们以自己的方式体验作品。他的作品围绕气候、环境与城市展开。最近的这件外形犹如外星探测器的的装置“Pollution Pods”（污染舱），被安置在温哥华会议中心的 2019 TED 会议上，以独有的方式提醒人们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议题。
“我想看看艺术能否改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 Michael Pinsky 对 Quartz 讲道。
“污染舱”由细木条制的多面几何结构组成，内层用塑料支撑起墙面，最终形成独立的 5 个透明圆顶空间，彼此间有通道相联结，就像 5 座代表不同城市的岛屿——伦敦、北京、新德里、圣保罗与挪威。在每个空间内，5 个城市的空气被重新还原。
Pollution Pods 在 2019 TED 会议中心。
Pollution Pods 在 2019 TED 会议中心。
2018 年 Pollution Pods 在伦敦萨默塞特府。 2018 年 Pollution Pods 在伦敦萨默塞特府。
气候研究人员和调香师研究了每个地方空气中的臭氧、悬浮颗粒、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的含量，试图去还原这种气味——每个人都熟悉并且在呼吸的空气，最终用改良后的香水来填满空间。这 5 款香水由 International Flavors＆Fragrances 公司帮助研制。Michael Pinsky 向参观者保证说，他的艺术装置只是个模拟品，里面的空气请放心地呼吸，“当你处在一个密封且充满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的空间里，你会被空气杀死，在这里不会发生。” 艺术家适度提高了每个城市空气污染物的嗅觉尺度，以加深感官体验。
经由模拟后的城市空气味道是令人回味的。比如说在“圣保罗”的城市污染舱里，你能闻到一丝带有酸味的果味，这种气味来自巴西大多数汽车使用的乙醇混合燃料（ethanol- blend fuel）。作为世界第二大乙醇燃料生产国，巴西 40 年的乙醇燃料计划主要依靠甘蔗种植农业，但近年玉米乙醇燃料因玉米便宜而兴起，不过有研究表明该燃料会造成大量空气污染，以及使得主食价格上涨。
图片来自艺术家Youtube上传纪录片的截图。
纪录片的截图。 纪录片的截图。
艺术家意图用城市里易被人忽视的气味来传递背后这一点信息。实现方式是使用雾机、加湿器和压缩机。参观者还可以通过观察电脑屏幕上的 AQI（空气质量指数）来捕捉不同（英国是 60-65），数字越小代表空气质量越好，该技术提供方为 plume labs 公司。
伦敦的气味是有点混合着辛辣的橡胶味，这是由柴油发动机的污染带来的。十年前，伦敦的城市公共巴士系统从汽油车改为柴油车，政府相信它对城市环境更为友好。但一份 2015 年政府报告显示，英国每年由柴油发动机排放的氮氧化物会致使 23500 名公民过早地死亡。
艺术家解释，或许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化石燃料的提取、燃烧相关。而危机的发生常具有即时性，这使得过着具体生活的人们感到抽象，人们并不能意识到危险存在，除非某些因素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气候变化的问题正在发生，”他警告道。
穿过塑料隧道进入“挪威”的污染舱，模拟的是挪威冬季寒冷、干净的空气味道。你能闻到地面干燥的焦油沥青味，可能由汽车轮胎摩擦道路而产生的，因为空气很干净，没别的气味了。
不过等进入新德里和北京后就不同了。新德里的空间里是烟雾腾腾的，“这基本上是最糟糕的，”Pinsky描述道，“能闻到的是柴油味，来自道路上的悬浮颗粒、燃烧塑料与秸秆所产生的烟雾。新德里拥有一切。”
而北京的空间则充满 11 月的空气气味，寒冷的雾霾中透出些煤炭、木材的气息，“因为很多地方还未有中央供暖系统，”但另一方面，空气里柴油味比以前少了。艺术家解释道，“中国正在慢慢处理柴油问题。”
在苏格兰农村长大的艺术家 Michael Pinsky 对 Quartz 说，自 2017 年开始做类似项目后，他已经适应城市的气味了，并且能在描述城市气味这点上做得更好。但当 Quartz 提到“那什么城市闻起来最好”时，“没有，”Pinsky 答道，“除非你为此去到山顶。”
配图来自艺术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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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南极调查局（British Antarctic Survey）的遥感专家 Peter Fretwell 和企鹅生态学家 Phil Tranthan 通过分析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发现，从 2016 年开始，由于海冰遭到严重破坏，帝企鹅曾经的第二大聚居地已遭遗弃。这一发现于 4 月 25 日在线发表在了《南极科学》（ Antarctic Science ）上。
帝企鹅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企鹅，成年帝企鹅身高可达 122 厘米，体重 22-45 千克，颈部和耳部长有标志性的黄色羽毛。帝企鹅需要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稳固状态的海冰来进行求偶、交配和哺育雏鸟，但是这种要求对位于威德尔海（Weddell Sea）的哈雷湾（Halley Bay）——帝企鹅曾经的第二大聚居地——来说，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实现。
在 2015 年的时候，由于受到 60 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的影响，哈雷湾的海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新低，而且在之后的两年里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为了观察生活在这里的帝企鹅的种群和个体变化情况，Fretwell 分析了 2009 年- 2018 年间哈雷湾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在这期间，Fretwell 估计哈雷湾曾生活着 14000-25000 只成年和幼年企鹅，换句话说，占到了全世界帝企鹅数量的 8%。
然而从 2016 年开始，Fretwell 发现生活在这里的帝企鹅数量几乎降为了零，而且帝企鹅夫妇们在 3 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在这里繁育任何一只新生的小企鹅。2016 年之后的这段时间对帝企鹅来说可以算是“前所未有的”繁殖失败时期。
对于这一发现，未参与这项研究的华盛顿大学的企鹅生态学家 Dee Boersma 说：“因为我们对于大部分帝企鹅聚居地的种群变化趋势知之甚少，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由于帝企鹅寿命较长，短期的繁殖失败本身可能不会对该物种造成长期负面的影响。“因为……一些个体（寿命）超过 3 0 年，这些企鹅应该有其他的繁殖机会，” Boersma 说。许多原本生活在哈雷湾的企鹅看起来正在迁往最近的另一处聚居地道森-兰顿（Dawson-Lambton），这里距离哈雷湾有 55 公里。在哈雷湾的帝企鹅数量减少的同时，道森-兰顿的帝企鹅数量增加了 10 倍。
但是研究人员仍然表示发生在哈雷湾的变化是令人担心的，因为相比于南极大陆其他正在发生冰面剧烈变化的地方，哈雷湾所在的地区此前被认为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我之前认为威德尔海将会是我们看到这一改变的最后的地方之一，” Tranthan 说，“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企鹅也受到了影响这一事实确实令人惊讶。”
题图来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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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何约我看音乐节。在这之前，小何约我看过好几次电影，特地抢票的电影节的电影，有导演和次要演员出来站一站的首映式（他为此挺兴奋的），一场话剧（这次我忍不住让他别再在话剧演出上浪费钱了，“太贵了，等有好看的我告诉你，”我说，我曾经每周看两场赠票话剧），去过自然博物馆（我曾经有一个男朋友在那里工作）和一个古镇。我们一起吃过不少饭，吃得都很简洁，每一顿都是一个人也可以吃的食物，“那为什么还要两个人来吃呢？”我有时会想。我上一个约会过几次的人喜欢吃得好一点，也很会点菜，和他一起吃饭可以吃到自己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我会跟他平摊账单。和小何吃饭我都让他买。不过小何做饭挺好吃的，我吃过一次，他喜欢做饭，这也许是他不乐意把钱花在别人做的饭上的原因，就像有些作者一般不买当代同行的书一样。他的收入应该还可以，因为比我小好多岁，不是本地人，房子是买的。
“你喜欢音乐节吧？”小何说，“你去过音乐节吗？你一定去过吧！”
“呃，没有呀，我没去过音乐节。”我说。
“那去音乐节吧！我也没去过呢！”真是朝气蓬勃。
“好呀。”
他觉得我会喜欢音乐节，因为我是一个文艺女性，我本人就是一支民谣。“可是你误会了，”想对他说，“其实我是重金属哦！”或者说：“我有三个纹身哦！”但这并没有什么好说。假使有机会见到，就会见到，小何离见到它们非常非常遥远。重金属什么的不过是说说，我不是重金属，只是肯定不是他以为的那种民谣。“我睡过一个主唱，还有一个贝斯……”听到音乐节，会想到的还有这个。但这样的坦白也不会说的。也不是什么好夸耀的事。当年五道口躁动的人群里，有几个姑娘没睡过乐手？我不知道。我随和地躁动一会儿，就平静下来。
我认识过一些乐手。他们去不热闹的啤酒节上演出，根本没有观众，吃饱了饭的市民置若罔闻地信步蹓过十分小的舞台，牵头的人给我们——不红的乐队和不红的作家也就是我——在高层小区里搞了个三室一厅住着，那时候阳光和风好得要命，啤酒和海鲜都很便宜，我们敞开肚皮吃喝，没有许多忧虑。他们中比较有钱的人在通州买了四百块一平米的房子，没钱装修，在毛胚房里弹琴，厕所没门，也敞开着，夜里花八十块钱打黑车进城看你，你就感到是爱。没钱的人住在西北郊，就像我的远房表哥，他每天都想当一名鼓手，后来当上了一名麋鹿饲养员。他们在隆福寺开纹身店，开在别的乐队朋友的纹身店边上，出唱片，后来还出，歌越来越差，“真肤浅空洞啊，”让人这样想，不知道是经过这些年终于变成了肤浅空洞的人，还是本来就肤浅，可本来大概不至于空洞吧。
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一言难尽，恍如隔世。
眼下我站在举办音乐节的公园门口等小何，周围有很多用心打扮的人，有的很漂亮，有的还好，不管是很漂亮的、还好的，还是不怎么打扮的，都让我心情蛮好，只是有点儿懊恼我穿的鞋底太薄，因为小何不高，脚底紧贴着地面儿使我感到底气不足。小何大概还是会穿马球衫来吧。小何有次跟我说要去买衣服，我说去哪儿买，他说：“国际时尚中心。”我问那是在哪，他说杨浦区，我问为什么要从浦东去那儿买，他说只知道那一个地方，每次都去那儿买。我想有空去杨浦区的“国际时尚中心”看看，但也没有很想，就一直没去。
有一大群小姑娘在最前面等着进场的，一看就是是歌迷团体，不知道追的是谁，我多半不认识，过了一会儿先放行了，她们就哗地一下尖叫着朝公园里跑去，脚步声啪嗒啪嗒响，“唷，”旁边人说。
小何来了，穿着马球衫，错过了奔腾的少女。因为每天跑步和自己做饭吃的缘故，小何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很好，很精神，大概他们高级技术人员界有种严于律己的风尚。我们跟着人群往里走，检了票之后往里走了一大段路又碰到了安检，小何把包里的水杯拿出来倒光了水。
里面卖的水十块钱一小杯，啤酒七十块一杯。我们暂时不用喝。
“很早很早以前的音乐节都不要门票。”我忍不住说，说了又觉得我的口气像老人家。
“是吗？”小何说，“那你去了吗？”
“没有，不好意思去。”我说。
“为什么不好意思呀？”
“大概是怕旁边的人都很热烈，我没那么热烈，大概是这样，反正没有很想去。我有个表哥去了。”
“后来呢？”
“后来他去养麋鹿了。”
“啊？”
“嗯，在麋鹿园工作，我很多很多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想起我还有好几个表哥，分布在各地，都很多很多年没见过了，有的可能这辈子也不会见了。
大约十年前，音乐节成了我在会计师事务所做管理咨询的小朋友也兴致勃勃要去参加的活动，我就更不想去了。不过现在我不在乎这些了。如果不是变成会计师事务所的小朋友也想去的活动，今天小何也不会来音乐节。那位小朋友后来又去了银行，接着去了证券，“都是夕阳行业，”他说，“证券比之前的工作好一些，不过今年也不行。”应该还是有钱。音乐节是要他们去的，不能老是穷人唱穷人看，没前途。何况现在生活越来越不容易了。
演出分三个场地，小何问我去哪儿看。我说都可以啊，我都不知道有谁。卖激光唱片的人越来越少之后，我听的音乐也变少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就先去最近的那个舞台。刚好是少女歌迷团们守着的舞台，人很多，我们只能站在挺远的地方，出来一个偶像男团，唱跳了大概半小时，结束以后，大群歌迷们就都从前面撤出来，走了，别的都不看了。人顿时少了一半，下一场好像是个没人气的歌手，小何用手机查了一下节目单，说了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于是我们去别处看看。
在西面的舞台看到了很精彩的钢琴和木箱鼓的爵士乐演出，看得我很高兴，蹦蹦跳跳，小何站着没动。今年我去过一次观众不能站起来的摇滚音乐会，如果站起来保安就会过来制止，大家都牢牢坐在绒套椅子上，我不太适应。我问小何喝不喝啤酒，因为我想喝，他说不喝，因为他酒精过敏，其实我知道，就是问一声。我自己买了一杯，好喝，贵。应该比在黄山上吃方便面还要开心一点，我想。别人觉得贵吗？你们都在开怀畅饮吗？大家看上去都轻松快乐，到底有多少人在忍饥挨饿，多少人在忍痛吃喝，“先只管开心再说”，“总的来说是开心的”，“还是有开心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这样。买不起醉，只好意思意思。我喝完一杯，还想喝一杯，想想算了，一个人喝两杯也没什么意思，也不会再更开心，只会想去厕所，厕所大概要排队又很脏。简直有点想抽烟。在山顶上，大河边，我就会想，啊，来口烟吧！但我不抽烟，烟平时不好抽，我没烟，而且整个公园都是禁烟的。
又过了一会儿小何说他没吃午饭，饿了，我也没吃午饭，但我喝了啤酒，不太饿。我们跑去看吃的，也没什么好看，像那种社区美食节一样，一群人不知从哪儿来，平时在哪儿，带着他们的铁板、烤架和招牌忽然出现，拼搭起简易摊位，卖两天就走，仿佛餐饮界的游牧者，卖的东西从来也不好吃，总是那些，都不值得吃，素质还比不上我喝的啤酒。可惜小何饿了，看了一圈，选了盐酥鸡，边吃边问我吃不吃，我说不吃，我看三十五块钱只有很小一包，没多少，估计小何根本不够吃，他买这样不值的食物，心会痛吧。但我后来还是拿了一小块，因为再差劲的盐酥鸡还是有点香，结果只吃到了硬的面粉壳，没吃到什么鸡肉，这一下拿得不值。小何去了一次厕所，跟我说厕所没人排队，还挺干净的。我想，他们把东西卖这么贵，厚利少销，厕所不会脏，也不会有人在草地上呕吐，也不会有人发酒疯，划得来，他们一定计算过了。我们又买了两杯香精色素冲出来的果汁喝，我觉得一杯也就值三块钱，实际上一杯三十块钱。我脑子里都是东南亚物价，和上海物价差五倍，和音乐节物价差十倍。嫌东西贵的我，会不会变得像我爸爸，他喜欢说他大学时一个月饭钱十块五毛，国家又给大学生们补贴了三块钱，十三块五一个月，能吃到地道的鲥鱼。
天气宜人，晴朗而凉爽，开场时的阳光比较热烈，后来就飘来一大片阴云，抖下零星几滴雨，我刚忧虑起“要和小何共撑一把伞吗”、“撑伞惹人嫌”、“决定就淋着”，云便被近海的风吹散，露出下午的金色阳光洒在绿草地上。还是能见到好看的人、心里年轻的人、活泼的人。我们转了两个场地，公园很大，场地之间的路挺长的，我觉得跟小何快没话说了，因为一直以来都靠我在说，而我说的都是以前的事，似乎我只有以前可以说说，到后来就没了，这些年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切都过去了，现在只有乏味的生活；小何呢，好像一生都没什么可说的，我试过让他说点什么，可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也许不能怪那谁写的歌词肤浅空洞，这些年是不是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忍不住想。幸好有嘻哈音乐，听到东边传来嘣嘣嘣的嘻哈音乐，我就想往那儿走，也不那么在乎没话说了。“我发现我最爱的是黑泡泡，”我说，“对摇滚、古典的喜欢可能都没这么真诚。”“是吗？”小何说。但我已经发现了，小何是不喜欢音乐的，除了一个叫“瑞克和莫迪”的动画片，我不知道他还喜欢什么，不过这个动画片还不赖。小何问我要不要去东边，我怀疑东边会有很多冒傻气的人，喜欢嘻哈的有很多冒傻气的人，我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也要小心，把我的傻气藏好一点。于是我说还是听摇滚。
这样一来我就突然看见了某某。某某在舞台上，离得有点远，台下人不算多，我站在外圈也没太远，他的歌迷不多，令我欣慰，如果很多，我们就会更远。从前他在比这小的台上，站最前面听，脸就会差不多对着他的裆部，让人难为情，我不会站在那儿，因为我不是歌迷，我还有点儿瞧不上他的歌。他也曾从我胯下游过，当时他住处的附近野地里竟然有一片很干净的水，我们在那儿游泳，他潜下去，再用肩膀把我架出水面，他的肩膀闪闪发光，像只淡水海豹，我们两个人都闪闪发光，一时间没有什么重量，岸上野草丰茂。有时我一个人在那儿游泳，他在岸边弹琴，或去了别的地方——找门路，我估摸着，去找别的乐队交流交流，有一次我听说，或是找别的姑娘，我寻思，干脆找个有门路的姑娘，我听说他们有人有有钱的女朋友，我也从来没问过他什么问题。我郁闷的时候就卖力游泳，游得太多了，上岸轻飘飘软绵绵的，像年轻的鬼学人走路，又像纵欲过度。有时我停在水里，悬着。我想着这里是不会能一直游下去，很快会有人来收拾这块荒地，也许水会变脏，但最迫切的是到了九月水就凉了，那时是八月，还很热。有一天我在那儿游啊游，忽然感到灰心丧气。我觉得我在北京待得有点莫名其妙。我从水里爬出来，在湿的泳衣外面套上连衣裙——平时也这样——淌着水往西走，因为我稀里糊涂，也不在乎走路。我往西走了好一阵子，走在了往市里去的路上，到了有很多车的公共汽车站，那时我已经干了，坐上一辆开到崇文门，下来有车坐，但我还是走路，再往外走，走回我夕照寺的家，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买了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那时的火车票是怎么买的，是不是在网上买的，我已经忘记了，可能我又去了一次火车站。我住得离火车站不远，出站会找不着出租车，司机都不乐意走。“这个人我认识，”我对小何说。小何问我他叫什么，然后用手机搜了搜。他没有很红，没排在晚上，天还亮着，我没有沉没进黑暗里，他还有一点儿可能看见我，或者穿马球衫的小何。可我不确定他记得我。也许是个健忘的人呢，毕竟写的歌也没有很好。他在唱什么啊？听也听不清。
当年贫穷的我竟然住在北京二环内，精装修高层电梯花园小区一室户，19 平米，窗大，视野开阔，不觉得逼仄，月租一千块，一千块，如梦似幻，晚上没钱坐出租车，就走路回家。有次晚上我所有钱只剩一张一百块，坐出租车回家，手里抓着找来的零钱关车门，结果钱全飞了出去，被大风卷到空中，掉进树丛和围墙里，四下黑咕隆咚，我一张也没找到。来自乐山的朋友住在我同一个小区的地下室里，床边堆满拉丁美洲小说，没有工作，晚上来我家上网、洗澡，时不时还去海滨城市看他的小女朋友，有时候我谎称不在家，他就去另一个朋友家洗澡，洗好走路回来又出一身汗。本来认为现在肯定比以前有钱，想想也不绝对，以前有以前的宽裕。闪闪发光，漂游终日，令我怅惘。我最终也没进入一种生活。
“步入正轨，”乐山朋友那会儿老爱说。我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也回了乐山。乐山有澡洗。问他在干什么，他坦然说：“啃老。”
某某换了一首歌。他现在有点肚子。我没有。要不要等下找他叙个旧？我不确定有什么旧好叙。问问以前乐队里的其他人？他们是怎样一一从北京撤退的？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听起来像质疑一名幸存者——你把他们抛弃了吗？你把他们吃掉了吗？我想想这也没什么好问。我记得有天我发高烧，他带我去社区医院输液，八十几块钱是他掏的，这就是我们的交情，也就这样。我们不曾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友谊并不深厚，快乐真诚而短暂。
突然，身边的小何高喊起某某的名字，他一脸兴奋，为他学着参与到音乐节里去，他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某某看见我了，看见了但没任何反应，目光就像水里滑过腿脚的什么东西，我第一反应是惊慌地甩开，接着就回想辨认猜那是什么，然后觉得应该没看见。夜色就在这时降下来。没想到夏天的天黑得这么快，不像印象里以为的夏天。我不动声色地站了一会儿。直到某某唱着唱着唱完。那是小何今天最努力投入的一刻。
“哎。”我说。
“怎么啦？”小何问。
“你觉得好听吗？”
“我不懂啊，”小何说，“你觉得呢？”
“还可以吧。”我说，“天黑得好快啊，怎么这么快。”
又看了一会儿，“再去吃点东西吧！”小何说。
我们又走上黑乎乎的公园路，半路上看见后台出来的人在搬运器材。往来的人脸都很快看不清了。只有小虫子兜脸飞。
到了靠近公园门方向的餐饮区，我想起又是那些东西，决定不吃了，也不想跟小何一起去看，大家在那堆东西面前犹豫不决，显得有点可怜，不喜欢那样子。好像可以选择，但每个选项都是被迫接受，这可真糟。即使已经妥协了也会吃到硬面粉壳，我记住了教训。“宁可饿死，”我想。我看见有个人在旁边抽烟，对小何说：“你去买吧，我不过去了，我在这儿等你。”小何就又一头扎进橙黄色的灯光和油烟中。我去问那个人：“能不能给我根烟？”
那个人掏出烟和火给我点上，我抽了一口，头就有点晕。我俩站在半明半暗的路边抽烟，小何拿着炸鸡和两杯水过来，看见我，说：“嗬，你还抽烟哪？”我似乎看见他心里想退半步，又站住了，只上身晃了晃。我笑笑也没解释。
给我烟的人对小何说：“你好。”小何也说：“你好。”
小何说：“还回去看吗？还是在这儿吃？”
我说：“看吧。”问给我烟的人：“你去看吗？”
他说：“我在这儿等人，你们去看吧。”
我和小何刚起脚往里走，过来一个保安，说不能抽烟，让把烟灭了。我把烟灭了。还有一个保安朝给我烟的人那儿去。我回头看，给我烟的人想要逃，于是两三个保安开始捉他，他左躲右闪、绕着弯跑，烟的橘红色火光确实在黑暗的公园路上很显眼，像他手里牵着个着火的蛾子。最后他落网了。
回到中央舞台时，人又围了很多，压轴的日本摇滚乐队来了，这是今天我唯一认识的乐队，歌我都听过，主唱五十多岁，画着浓妆，还很有气力，看着开心。听到一半小何问我要不要去坐地铁，因为晚了怕没地铁，或地铁很挤。坐出租回去很远很贵。我稍微迟疑了一下说好，于是我们转身走出了人群。
选自《小说界》2019 年第 1 期，责任编辑徐晓倩
顾湘：写过《为不高兴的欢乐》《好小猫》等，生活在上海，现在主业是为别人画画，副业是自己画画、写写、玩。
小说写了一男一女的一次约会，虽然是“一男”和“一女”，但似乎是两种生物，男方是“高级技术人员”，而女方大概是那种文艺青年中的老炮。男方为了迎合女方而不知深浅地选择去这个在他看来具有文艺气息的“音乐节”。这种组合，带有不露声色的喜剧感，同时也让人想象是怎样的寂寞感把他们凑到了一起。
女主人公让我想起九鬼周造对“粹”所做的分析，尤其是粹的一个构成要素：“死心”，即因放弃对命运的执着而表现出来的淡漠。她以淡漠的眼光去看小何与音乐节，心绪不是游离到丰富的、幻影般的过去，就是斤斤计较于眼前小食品的性价比。淡漠也是整篇小说的基调，但作者描写琐碎事务的语言却高度洗练，充满趣味。在淡漠中自然流溢着诗意，比如游泳之后买火车票的段落，乐山朋友混在北京的段落，要烟抽的段落，像是能牵引出更多故事，但都点到为止，留有余韵。（特约编辑：朱岳）
题图原图来自：Tanom on iStock，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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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迎来百岁生日，其新作《小男孩》（ Little Boy ）也在他百岁生日之际正式问世。
劳伦斯·费林盖蒂是“垮掉的一代”代表诗人。他曾出版三十余部诗集，其代表作包括《心灵的科尼岛》等。同时，劳伦斯·费林盖蒂也是一位出版家、商人和社会评论家。他曾因出版艾伦·金斯堡的《嚎叫》被捕，也曾出版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
1953 年，劳伦斯·费林盖蒂在旧金山创立先锋文化圣地“城市之光”书店，如今在旧金山，也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劳伦斯·费林盖蒂曾被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鲍勃·迪伦也曾谈到，劳伦斯·费林盖蒂是一个勇敢的男人，也是一位勇敢的诗人。
《小男孩》是劳伦斯·费林盖蒂的第三部小说。这是一部融合了自传、哲学、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实验性作品，而“小男孩”指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劳伦斯·费林盖蒂。在书中，劳伦斯·费林盖蒂讲述了他的童年时代、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他所亲历的诺曼底登陆、他的大学时代、他在巴黎的流浪生活，以及他和艾伦·金斯堡有关的经历。《小男孩》是劳伦斯·费林盖蒂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小男孩》的出版之路并不顺利。一开始，劳伦斯·费林盖蒂的文学代理人斯特林·洛德（Sterling Lord）未能成功出售《小男孩》的手稿，但劳伦斯·费林盖蒂依然认为斯特林·洛德是“城里最好的文学代理人”。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林·洛德本人也年近一百。
在《卫报》看来，劳伦斯·费林盖蒂集中体现了 20 世纪的美国文化。在《小男孩》里，读者可以看到 “垮掉的一代”的经典语言风格。劳伦斯·费林盖蒂的嬉皮士战友们大都已经逝世，而这位一百岁的诗人则是“垮掉的一代”中最后幸存的成员之一。
最新一期《巴黎评论》也对劳伦斯·费林盖蒂进行了专访。在访谈中，他回忆了自己与莎士比亚书店的创立者乔治·惠特曼的友谊，也讲述了自己调查长崎原子弹事件的经历。近年来，视网膜黄斑变性导致他的视力大幅下降。如今他已经无法正常阅读，也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在旧金山周围散步或者骑自行车。但是，他看上去也并不像一位一百岁的老人。他总是挺着身子，也一直拒绝使用拐杖。在外界的帮助下，他继续着写作，并依然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题图来自：巴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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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草皮屋顶一直被用于隔热，但近些年，有越多越多建筑师和设计师开始充分利用屋顶创造绿色空间，设想各种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屋顶环境。这个周末，我们盘点了一组屋顶花园的设计案例，一起来看看。
Phoenix Rooftop 位于墨尔本繁华市中心的 30 层楼顶上，作用壮丽的城市景观。这座位于高空中的花园是一处微缩的户外休闲空间，为穿行在城市生活与郊野风光之间的人们提供了过渡场所。
设计师将该屋顶空间分成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连的三个部分。一部分作为站立的休闲空间，供人在此处举杯畅饮；另一部分就坐空间让人恣意享受日光的温暖；此外还有一处户外烧烤空间，让来访者与家人和朋友们享受烧烤的美妙时光。
马赛克花池里植满了芬芳四溢的花朵，除作为区域分割的围栏外，这些花池还展现出必要的遮阴和避雨功能。由绿色，白色，黄色和蓝色瓷砖点缀着的花池，也如同花朵一样装点着这里。如雕塑般的凉亭在花园顶部浮动，顺势攀爬的植物为花园和来此的休闲者遮阴避雨，将各区域营造出独特的氛围。
图片来源：BENT Architecture
这个屋顶花园同样位于墨尔本，是由 Pentana Solutions 委托 Ian Barker Gardens 团队设计建造的。
设计团队在屋顶东南角的混合种植花床上设计了开场的混合草坪，是聚会或者是集体活动的理想场所。
在花园的东北角，一辆极具特色的老式车皮被安放在种植床上，为花园注入了乐趣和奇想的元素。一个带桌椅组合的木质平台和步道，为工作人员提供了充足的休息空间。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可以欣赏天台上美丽的植物。
屋顶的北侧设有大面积的铺装和条带形的草坪，草坪一侧是矩形种植槽中的低矮树篱。将草坪休息区划分开的是一个巨型的棋盘，艺术装置给空间带来了活泼的气氛。可伸缩的遮阳篷可以覆盖整个区域，确保在所有天气条件下空间都能被充分的利用。
图片来源：Ian Barker Gardens
这是一处特殊的区域，几幢楼之间带有天窗的裙房屋顶空间要被辟为休闲绿地。因为承重和造价原因，场地不适合种植高大乔木，于是设计团队 GUISE 利用能攀缘植物的拱形棚架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
两组盆架均为白色，造型优美，底部是圆柱形花盆，适宜种植植物，一个白色盆架棚架位于平地上，另外一个与造型台阶发生关系。屋顶花园上的其它种植花盆与棚架底部花盆造型相同。
图片来源：GUISE
和常规意义上的屋顶花园不同，Ulus Savoy 住宅区的自然景观是从社区内的路面延伸至各个坡路和住宅塔楼的顶部。
这是建筑事务所 Emre Arolat Architects 与景观事务所 DS Architecture – Landscape 的合作项目。它位于一系列三角形几何折面的起伏“地面”景观之上，不过这些景观虽然看起来像是生长在地面上，实际是生长在地下停车场的屋顶上。
屋顶起伏区域作为观赏花园，平坦区域用于安放社区设施和私人花园，同时在整个屋顶花园范围内设置一条循环园路。
如果遇见特别陡峭的屋顶结构，就用石材覆盖，并安装上有趣的圆形天窗，为停车场内部提供戏剧性的照明效果。同时这些石材表皮与四周每个季节都在变化的植物景观形成鲜明对比。
伯恩利公共屋顶花园位于墨尔本大学伯恩利校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屋顶花园，意在用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以降低能耗和水耗为前提，提供一个最大限度利用现场环境的低造价屋顶花园。
屋顶花园由三个不同的功能区组成，能够满足全天候多功能的展示，研究，宣传。
多样化的植物种植区有灌溉区和非灌溉区；倒圆角的木质桌椅和道路分划出各个小的植物群。三条红色的条带穿越木质平台，形成各自的平面微区域，并与中心红色植物种植槽形成呼应。屋顶花园的植物采用墨尔本本土植物，同时也创造出鸟类、昆虫和爬行动物的栖息地。
屋顶花园中的研究室上方还有一个屋顶花园，该屋顶花园则被分成四个区域，进行并发实验，测试不同的给储排水反应效果。
图片来源：HA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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