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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 TED 大会上，Google 先进科技与计划部门（ATAP）负责人 Ivan Poupyrev 将演讲变成了半个产品发布会。
在演讲的最后几分钟，Ivan Poupyrev 第一次对外展示了微型计算芯片 Jacquard，作为连接实体物品与云计算的统一载体。
Ivan Poupyrev 自 2014 年起掌管该部门。
图片来自：TED
Jacquard 是一块相当小的芯片，大小与手指指节相近。这块芯片以背部的铜片作为接触点，连接塞入了可导电且防水的特殊织物的实体物品，云计算用于控制其功能，包括识别手势操作等。
最近的案例是，Google 2017 年与牛仔品牌 Levi's 合作的 Commuter Trucker，一件售价 350 美元的智能夹克衫。
在 TED 舞台上，Ivan Poupyrev 就穿着这件智能夹克衫做演讲。他的右手在左手袖口上向外滑动来切换下一张 PPT。Ivan Poupyrev 也是这件智能夹克衫项目的工程师。
这件夹克衫左袖口内添加了可导电且防水的特殊织物，通过袖扣（大小类似于服饰门店里常见的防盗标签）内的 Jacquard 芯片进行控制。用户可以使用双击袖子、向内滑动、向外滑动这三种手势进行操作。
智能夹克衫 Commuter Trucker 的左袖口
“实体物品能否成为我们与数字生活交互的一种方式？世界能变成你的交互界面吗？这是我过去 20 年来思考的问题。我的想法是，与你的数字生活交互，你不需要屏幕、键盘、鼠标，你可以通过每天使用的物理事物来与你的数字生活交互。”
将所有物体的表面改造成交互界面，Ivan Poupyrev 谈到了他们面对的三项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将物体改造成交互界面。例如对人双手抱头、十指相扣等不同手势的识别，将植物被触碰时的反馈可视化。第二个挑战则是将原型产品变成实际可用的产品。ATAP 部门与东京山上的小型工厂合作，将电路金属丝与纱线织在了一起，并与 Levi's 合作，在后者工厂内生产了智能夹克衫。
第三个挑战是产品规模化，也就是将配置 Jacquard 的物体从智能夹克衫推广至大量类似的智能产品。这是 Ivan Poupyrev 带领的部门目前主要聚焦的部分。他们计划向实体商品的制造商、品牌方提供这种 Jacquard 芯片，利用后者的体量规模化这种智能服饰、鞋款等。
Jacquard 芯片可以根据不同的产品调整其功能。Ivan Poupyrev 称：“当你这块芯放入到不同的物体内时，它会识别你插入的区域，并重新配置自己以便为那些特定的物体启用特定的功能。”
Jacquard 芯片的基础很可能是 2015 年公布的 Project Soli。Project Soli 是一个大小接近于指甲盖的雷达芯片，通过无线电波反射探测周围环境。
今年 1 月， Project Soli 获得来自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批准，可以使用 57-64GHz 的频段，这种传感器也被批准在飞机上使用。
但 Google 推广 Jacquard 芯片仍然是一件有相当大难度的事。Google 说服 Levi's 与其合作制造智能夹克衫也许能吸引到其他服饰品牌。但 Commuter Trucker 售价相比 Levi's 其他夹克衫产品高出不少，实际能提供的功能非常有限，很难说它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有多大。
在 Commuter Trucker 推出后，Google 还在继续更新其软件。去年 5 月，Jacquard 1.2 软件更新中，Google 还增加了收藏地点，Uber、Lyft 司机接单时发送提醒等功能。
除此之外，Google 如何管理用户数据可能是另一个用户会担忧的问题。Ivan Poupyrev 称，Google 目前会保存 Jacquard 芯片收集到的信息。
题图来自：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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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一部名叫《大都会》（ Metropolis ）的黑白默片在德国上映。电影里描绘了地上和地下两个彼此割裂的未来世界：地上高楼林立，霓虹闪烁，连接大楼的空中马路川流不息，飞机、飞艇在楼宇间来回穿梭，这里是统治者居住的世界；地下则是一座座没有阳台只有一扇扇小窗户的宿舍楼，这里是每天被流水线工作打磨得双目无神的工人们的栖身之所。
物质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里的阶层割裂在现在并不是什么稀罕的题材——最近几年的赛博朋克电影都热衷于展现这样的未来图景，无论是去年的《头号玩家》或是前不久上映的《阿丽塔·战斗天使》。
但是在 20 世纪早期，当大部分科幻电影还停留在单纯追求奇观呈现的时候，《大都会》的出现让科幻电影有了更加深刻的人文思考，这让其被誉为“科幻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思想性之外，影片对于未来世界的场景展现以及使用的特效都代表了当时科幻电影的顶尖水平。
这部对此后的科幻电影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电影并不是一部好莱坞电影，而是由德国导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拍摄、德国电影公司 UFA 制作的一部“血统纯正”的德国电影——《大都会》拉开了德国科幻电影黄金时代的序幕。
《大都会》上映两年之后，1929 年 10 月 15 日弗里茨·朗在当时的柏林 UFA 电影宫为他的第二部科幻电影《月里嫦娥》（ Frau im Mond ）举行了首映式。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人类登月的故事，弗里茨·朗在片中对当时的火箭技术进行了实证主义式的再现。为了保证登月火箭的科学性，他聘请了当时的火箭先驱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为电影制作了火箭模型。由于太过接近真正的火箭，纳粹政府上台之后曾下令销毁所有为这部电影制作的火箭模型并禁止该电影在德国放映，以对新武器 V2 火箭的研发进行保密。导演在电影中设定的火箭起飞倒计时环节在后来成为了火箭发射前的固定程序——这大概是科幻影响现实最有力的写照。
首映式当天，德国媒体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美国大使甚至爱因斯坦都出席了活动，德国科幻电影一时风光无两。此后，UFA 电影公司还制作了包括《F.P.1 没有应答》（ F.P.1 antwortet nicht ）、《隧道》（ Der Tunnel ）、《黄金》（ Gold ）在内的一系列科幻电影，直到 1933 年。
1933 年纳粹的上台在给德国社会带来巨大转变的同时，也对德国科幻电影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纳粹政府对于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科技英雄没有兴趣，主流的电影多是对历史领袖的歌功颂德，德国的科幻电影从此开始一蹶不振。
“法西斯政权宣扬我们没有未来，我们就是未来，对未来没有任何的臆想，未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未来在我们的元首身上得以体现，所以说在德国纳粹时期，而且在德国战争时期，这种类型的片子基本都被禁止了。”德国电影评论家格奥尔格·赛斯伦（Georg Seeßlen）说。
二战结束之后的 50 年代，受到战争重创的德国人对表现科技前景和征服宇宙的电影兴趣不再，更愿意在反映故乡的电影中寻找归属感和安宁。对于这一现象，赛斯伦评论说：“他们不想去展望未来，而是不断地去回顾自己的历史，他们并不是说梦想着未来是怎么样的，而是梦想拥有比现在更好的历史。”
不过德国科幻电影的传统并未就此湮没，60 年代电视的普及让科幻影视不再以电影而是以电视剧的形式同德国观众见面。1966 年，西德的公共广播联盟花费 340 万马克拍摄的一部 7 集科幻剧《宇宙飞船猎户座号历险记》（ Raumpatrouille-Die phantastische Geschichte des Raumschiffes Orion ）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成为一部经典作品。
另外一部有着极大影响的科幻电视作品是 70 年代由西德广播公司制作的、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导演的上下两集的电视影片《世界旦夕之间》（ Welt am Draht ）。这部探讨“真实”主题的作品，深刻启发了后来的同题材系列电影《黑客帝国》。
然而在《世界旦夕之间》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德国本土几乎再也没有原创的科幻电影和电视剧出现。热衷于科幻影视作品拍摄的人员大部分前往了好莱坞发展，比如《独立日》、《后天》的导演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
资金是一个大问题。从科幻电影诞生伊始，这就是一个十分烧钱的电影门类，创造现实中没有的场面所需的特效、布景、道具需要极高的资金投入。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幻电影就是一场资本的游戏。好莱坞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和资本运作模式为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资金保障，但对于其他国家的电影从业者来说，制作好莱坞式的科幻大片并不现实。
对于这个问题，从影超过三十年的德国电影导演罗伯特·布拉姆坎普（Robert Bramkamp）心知肚明。在资金和制作无法与好莱坞抗衡的情况下，他知道只有通过拓宽科幻电影的边界，在科幻电影中尝试更多加多样的元素，才是当下德国科幻电影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位中国观众并不熟知的导演的两部作品《七号试验台》（ Prüfstand VII ，2002年上映）和《艺术女孩》（ Art Girls ，2013年上映）在不久前北京歌德学院举办的“臆象宇宙——科幻电影系列展映和讨论”活动中，与《大都会》、《月里嫦娥》、《世界旦夕之间》一起，被作为德国科幻电影的代表进行了展映。
严格来说，其实很难把《七号试验台》和《艺术女孩》简单地划为科幻电影，尽管这两部影片里都有一些科技的元素，但它们更像是艺术电影或是实验电影，布拉姆坎普自己也说“这两部电影还是非常明显地可以把它们也称为是艺术电影”。
在《七号试验台》中，他采用纪实和虚构相结合的手法，讲述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研发 V2 火箭的故事；在《艺术女孩》里，他用了相当多地意象来表现艺术、科技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尽管布拉姆坎普表示“希望做出更适合大众品味的电影”，但是他的故事表现手法和叙事逻辑或许有时候会让习惯了好莱坞科幻大片的电影观众觉得难以理解。这不仅是布拉姆坎普自己面临的问题，也是德国科幻电影从业人员集体面对的难题：在好莱坞单调却又强势的影响之下，如何才能让德国科幻电影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抵达更多的观众？
3 月 30 日下午，《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在位于北京 798 艺术园区的歌德学院见到了正在参加活动的布拉姆坎普。这位 58 岁的导演非常健谈，在一个小时的专访期间，他多次谈及对德国科幻电影发展的想法。在他看来，电影工业的全球化和流媒体播放的兴起，都是这个时代留给德国电影从业者提高自己影响力的机会。
罗伯特·布拉姆坎普
图片由歌德学院提供
以下是经过整理之后的访谈内容：
Q=Qdaily
B=布拉姆坎普
Q：你常常会在电影里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例如在《七号试验台》这部影片中，你采用了一种纪实和虚构相结合的叙事手法，这让你的电影相比于一般的电影更具实验性，也更加小众。你当初为什么会走上实验电影创作这条道路？
B： 其实我的这两部电影，《艺术女孩》和《七号试验台》不是专门为了某些实验性质的电视或者电影院拍摄的，它就是一个常规的电影，而且在德国上映的时候也就是在平时大家都去的电影院放映的，另外也出了 DVD 版，在 Netflix 上也能看到，发行的渠道跟普通的电影是一样的。
选择这种实验性质的叙事方式也不是我自愿的，而是因为电影要呈现的主题，比如《七号试验台》是想呈现火箭，那么在电影的剧本创作过程中，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这部长篇小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也是在美国被大家非常热议的一部长篇小说。
我想要表现火箭各个不同的面貌就使得我不得不去采用不同形式的素材，包括我在这里面也用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纪录影像，比如说去表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有时候是表现历史上一些让人很悲痛的事实，所以就是为了处理这么复杂的题目，迫使我选择非常多的叙事方式。因为火箭其实拥有一个非常极简的造型，你是看不透它的。它里面不仅包含了技术上面高度的复杂性，同时也包含了技术在产生的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因素。为了能够抛开它极简的外形去表现它内核非常复杂的层面，我就只能是通过我的想象创造出来一些非常具有实验性质的叙事形式。
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观众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地理解这种实验性质的东西。不要小看观众的接受力，其实他们对实验性质的东西理解得非常好。他们一看就明白我想要表达什么。
Q：所以是否是在德国有这样一批观众让你有了进行实验创作的空间？
B：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像我们的《七号试验台》在 2001 年的时候是删减版在电视上播放，然后收视评论还不错。但是因为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也是要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比如说《艺术女孩》这部电影中就没有出现任何纪录片或者历史影像，它是更多地展示艺术的多样性，我们希望在这个片子中去呈现更多样的艺术和技术的合作。
其实观众基础不是说自然而然就在那里的，你必须要不断地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抗争，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观众来看，世界上各国的电影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肯定是希望做出更适合大众品味的电影，我跟苏珊娜·威尔里希（注：《艺术女孩》的艺术指导）现在正在合作一部新的电影，也很有实验性质，其中也有很多历史档案的呈现，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成一部喜剧片，希望能做的更有趣一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到电影院来看。我们现在在做的新电影对我们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Q：在科幻电影这个领域，好莱坞无疑代表了现在世界上科幻电影的主流。从你的经验来说，德国科幻电影从业人员目前的工作状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在德国拍科幻电影存在什么样的困难？
B： 目前德国科幻电影界的电影人面对着很大的困难。德国虽然也有拍摄科幻电影的传统，但是到了 1972 年法斯宾德的《世界危在旦夕》这部片子之后基本上就中断了。
我是尝试着在 2000 年拍摄了《七号试验台》还有之后拍摄了《艺术女孩》，就是希望能够展现我们德国电影人也能够在科幻电影领域有发言权，而不是说大家都一味地去看好莱坞的那种科幻片。因为好莱坞的科幻片好多主题都是重复的，都是那种异托邦、世界末日、寻找一个新的生存环境（的主题）。
我们德国的电影人希望借着全球化的大潮、借着现在流媒体播放的这种新技术手段，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合作，我认为国际合作一起来拍摄科幻电影是未来一个发展必经之路。
也不见得非得是那种特别大的制作成本，因为跟好莱坞的科幻电影还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很明显的竞争，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种国际合作拍摄的电影可以是小成本的电影。比如说科幻电影一方面是用特效手段来展示科技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展现人头脑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心理的世界和新技术结合等等，这样其实是不需要很大的投资就能够拍摄出来的，不需要非常大的那种场景。
所以我认为只有国际合作拍摄才能够实现科幻电影的更新换代，单靠德国电影人自己实现科幻电影的新的突破是不太可能的。
Q：我也觉得现在的科幻电影题材越来越同质化，你是否觉得题材上的变化可以成为德国科幻电影在世界上的一个突破？
B： 当然我希望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只有通过大家的合作才能够将各国比较分散的团队力量集中起来形成让人惊喜的一种突破，包括主题上的更新等等。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国际合作，如果这能成为将来科幻电影的一个潮流的话，当然我个人也是非常愿意看到的。
Q：像你刚才提到的，科幻电影的制作成本非常高，这也是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会拍摄科幻电影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虽然欧洲有许多电影会通过多国合拍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但是在科幻电影领域，这种合作方式却不太行得通。影评家赛斯伦认为问题在于欧洲每个国家对于未来、对于什么是科幻电影的元素有不同的想象，你认为这是欧洲科幻电影没能像好莱坞那样崛起的原因吗？
B： 他说的有道理。其实不只是德国，欧洲的科幻电影这个方面很多大的导演、有名的导演都去好莱坞发展了，比方说英国的斯科特（注：《异形》的导演）、德国的一些导演。
唯一（在欧洲本土发展的）可能比较有名的就是法国的吕克·贝松，他还算是不错的，通过一己之力让法国的科幻片在影院也能够达到成功。因为在我们欧洲各国，大家对于电影本身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解的，各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一种电影语言，没有办法去进行调和。
比如德国的弗里茨·朗在 1929 年拍摄的《月里嫦娥》，他在拍摄的时候本身就用了三种语言拍摄，因为你单独靠一种语言所对应的这个区域，它的市场还是太小了，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大的影院的成功，所以他只能靠一部电影用三种语言，将来发行的时候能涉及到的区域更大一点。
单靠欧洲各国的力量合作来拍摄科幻电影还没有办法跟好莱坞形成一种有效的对抗。更何况现在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本身，它的国际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比如说它的投资方来自日本、中国、英国、德国等等，它是把钱筹措到一起之后，（制作了）很多有名的电影，比如昆汀的作品，他是在德国柏林拍摄的。他们是把全球的资源集中在一起，然后又进行全球的配置，电影拍摄的时候可能是在世界各国去拍的，所以你很难（说）好像我们欧洲这些国家的电影人合作就能够跟好莱坞抗衡，这肯定是不行的。
想要实现科幻电影的突破或者更新只能寄希望于一些特别有想法的导演，大家能够跨越国界来进行合作，而且是用这种小成本拍一些比较小的电影项目，这样的话我认为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Q：其实德国也曾拍过自己的科幻电视剧，比如《宇宙飞船猎户座号历险记》、《世界旦夕之间》，而且都引起过收视热潮。但和电影一样，科幻电视剧在德国也是昙花一现，没有持续发展下去，你认为德国的科幻电视剧没有得到持续地发展问题出在了哪里？
B：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像法斯宾德的《世界旦夕之间》其实是两个部分构成的，改编自法国的一部长篇小说，1972 年上映。在这之后德国的技术发展实现了一种飞跃，这反而在某些方面其实是限制了科幻片（的发展）。不是说大家认为的一个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它的科幻片也一定很繁荣，反而是因为德国人对技术过于狂热，使得德国人很死板，没有想象力，就是技术反而压制了想象力。一些大公司，它们是一味地去追求技术发展，它们认为说我们本身就实现了这个梦想，你就不需要再通过这种片子去呈现什么梦想了。很多德国人都认为只要我们有特别快的汽车，我们有特别快的铁路就行了、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再通过科幻片去实现什么，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跟两德统一有关。89 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整体的电影水平是被拉低了，尤其是在拍电视剧这个方面，全部就变成了很统一的现实主义手法，比如说特别热衷于拍摄犯罪题材的（电视剧）。德国的《犯罪现场》就拍了几百集，还有像《老干探》，一拍就是几百集，也一直都有人看，这造成了（德国电视剧）发展非常单一。而且很多德国人不是很自信，他们总是会看看说美国拍了什么样的题材我们是不是能够参考一下。其实德国人的想象力是有的，但是希望能够超越这个现实主义，实现一个想象力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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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豆瓣《大都会》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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