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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封面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曲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传？”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 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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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Life，德文曰Leben，法文曰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原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陈独秀（1879.10.9 - 1942.05.27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力极大，引领当时社会思想潮流。五四运动后期，他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文集。
题图为电影《建党伟业》剧照 来自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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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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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吾于一室之中，悠然四顾，惟吾此身，与相对之一猫，及窗前之树，为天然品。余则上椽下席，笔砚几案，衣饰袜履，藉猫之褥，支树之橛，皆非天然所能有，概称之曰人为品，盖莫不一一皆造自人也。苟其无人，则此椽、此席、此笔砚、此几案、此衣饰袜履，与夫此褥、此橛，皆无从出现。猫则藉草，树则枕石，皆在山川云物逦迄回荡之中，生活于天造之草昧而已。纵亦有兽窜之穴，鸟筑之巢，蜂成之窠，蚁聚之垤，稍与大造争别异之观，亦止点缀于天然品之间，非能相对为物。有两大之势，有如今日人为品之耸塔于高峰，建市于平原，连樯于巨川，卦轨于大陆。一若山川云物，必待城郭舟车共组而为世界也。然则吾人言人事，所可表异于天然之界者，惟此世界相待以为组织成分之人为品而已。
吾决非崇拜物质文明之一人。惟认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发挥，则坚信无疑。幸福者果何物乎？幕吾以天，席吾以地，缠藤叶于吾身，坐山石之上，歌声出金石，固何歉乎？精神完固之我，而不认为有一种高尚之幸福。但此种幸福，皆在物质备具，充养吾之精神，已使演进而有余。而后偶任吾个体之返本自适，遂有若天地甚宽，其乐反未央耳。若真在藤叶缠身之世，共幕于天、共席于地之同胞，皆苦藤叶之不供。吾缠吾身，怀宝即罪，杀身之惨，可以区区章身之藤叶，安在而能如戒约完具。盗贼屏远之人境，有晏然之山石可坐，即非出于人与人之相害。以藤叶自缠，苟焉生活之人功，岂能使蛇、龙、兕、虎敛迹深林，而多干净可坐之山石。而且歌则有思，哭则有怀，纵原人亦自有呜呜之天趣。然安在所谓声出金石者，而望简册不富、缥缃不具之人类，足生吾人代为设想之繁感。是则吾人理想中高尚之幸福，一若全发挥于精神者，亦几几乎实由物质文明伸缩之区域，为其发挥弛张之区域耳。且认识幸福于自身，由慊然不敢备物之天德，觉与物质文明之进退无关。倘推举吾为幸福之制造家，则吾将造蛇、龙、兕、虎交相腾跃之山石，而坐吾同胞于上。为尽职乎？抑将张罗设阱，驱蛇、龙、兕、虎而远行，洁灾害不生之山石以坐之乎？循此以推，将使终年露坐于山石之上，与严霜畏日，争烈于朝暮乎？抑将教之编茅伐竹，蔽山石之半，俾可朝坐而暮息，晴出而雨休乎？一一备物无休，而物质文明，遂与人类幸福，相驱而并进。于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巨大成分之物质文明。吾视整然吾椽，洁然吾席，对精良之笔砚，冯坚适之几案，衣饰袜履，莫不周体。慵猫藉于褥，瘦树扶于橛，吾草此文于其中，方风雨之潇潇，而吾晏如。邻之人力车夫家，大风吹折其树枝，破椽瓦而去，雨水渍床前，坐三足椅上，扶破桌，身着单衣，飒飒寒战。磨金不换于碗底，执大蒜头笔，伸表心纸作书，乞贷乡人。彼此之情状，制造幸福家，厚吾抑厚彼，若谓所予之幸福，果分厚薄，无非备物以贻吾两人者，周与不周耳。是则物质之文明，决未可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蔑视。
物质文明者何？人为品而已；人为品者何？手制品而已。故夫手也者，一切人为品之产母也。生类万物之造作，其工具以角、以口、以足。角与口、足之外，更无别种之工具。人之初祖，立其两后足，使能支持其全体，乃以两前足转变为手。自有手而生类最良之工具，因以出世，何也？惟手之为工具，能产生他工具。若角、若口、若足，皆不能。攀枝而为杖，拾石而成斧，此产生最初简单之他工具。手能击燧或引日以取火，若角、若口、若足又不能。火之利用溥，杖且倏焉为矛，斧且倏焉有刃，由乎产生之简单他工具，又产生较繁复之他工具。于是网罟、耒耜、弓矢、舟车，以渐而备。自书契以来，经六千年之演进，于百年前十八世纪之末，尤繁复之工具，所谓蒸汽机者产生焉。蒸汽机既产生，不惟蒸汽杉角，千万倍于手之作用也，既有所谓机转之刨床者焉，他钻所不能刨者，刨床能之。又有所谓机转之钻台焉，他钻所不能钻者，钻台能之。又有所谓机转之锯座焉，他锯所不能锯者，锯座能之。不惟能刨、能钻、能锯，扩张无限之力量而已。而且由刨床、钻台、锯座之所刨、且钻、且锯者，能得千分万分之一之精密，决非手之所能为功也。此类之刨床、之钻台、之锯座，尽有号为机转。不过有机焉，可手摇足踏，非必尽转以汽机。惟此床、此台、此座，能具精密之机件，可手摇足踏，而功用繁富。其所具之机件，固必造自汽机。所以自汽机之产生，汽机自身，固突然而为古来未有之工具。由彼产生之刨床、钻台、锯座之类者，亦皆为古来未有之工具。盖由此等工具，皆能产生若斧、若凿、若枢、若括无数能力皆备之工具，以佐吾手之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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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卑之无甚高论，以今东方不能备物之民，与西方备物甚富之民较，固无异由人力车夫家之短垣，以窥吾室，备物周与不周而已。其备物不周之故，推想于物之所以备，即工具短缺是矣。工具短缺之情状，普通皆有觉悟，如所谓主张推广机器制造也，所谓传布实业主义也，所谓注重科学教育也，无非间接直接，亦望增多其工具。虽然，如不能成真正工具之嗜好，普及于青年间，则所谓机器制造，所谓实业主义，所谓科学教育，皆如隔云雾而谈天际也。古之青年，负箧于外，略具自治之能力者，其箧中必有小剪，有缝针，有修脚刀，或有铁锤。今之青年则有进，于上数者之外，又有裁纸削笔之刀，有开瓶之钻，有起钉之凿，甚而至于有事孔之螺钻。此人人认为与时辰表、寒暑计、画图规尺，为青年之所必备。嗟乎！此真中国之青年，欲知他国青年之生活，正在梦中。
西国鄙谚，即眼前品物而比较文明野蛮者，以吾所闻凡三日国之文野，可以肥皂店多寡分之；二曰国之文野，可以硫酸制造所多寡分之；三曰国之文野，可以工具发售处多寡分之、三者各有其持论之目的，吾以为工具发售处尤为其母亲。肥皂之厂，硫酸之器，皆从极便利、极精密之工具，得保有廉价，保有良果，始能日以发达。正如甲生携有小剪缝针，方不至足穿裂缝之袜，裾曳垂落之纽。如乙、丙各生之去家方远，常露其窘态也。吾国昔年除张小全、王麻子之外，曾否有正式之工具店？大匠之所具，百工之所为备，或专有一匠，为特别行业，熔造于隘巷；或就普通锻铁所由求者口讲手画以指制。所可适市而求者，不出乎小剪、缝针、修脚刀、铁锤而已。间或有裁纸之刀，所谓开瓶之钻、起钉之凿、事孔之螺钻，必于洋货铺。求他物于洋货铺，吾所不忍提议，惟就洋货铺而得工具，能得其制造之母亲。得之而久之可以不复更得，此正所谓借矛攻盾者也。然中国之洋货铺，能求得机转之刨床否？能求得机转之钻台否？能求得机转之锯座否？吾恐吾之青年，既未见其制，或且未闻其名。有之，在上海闹市，方用于广东、宁波之工匠者。确有无论何种青年，当备于其家中自修之室，而乃概骇之为机器，不曰工人所用，即曰机匠所需，与社会普通青年无关。有所关涉，亦工科之青年而已。嗟乎！此真中国之青年，欲知他国青年之生活，正在梦中。
幸而世界事业演进之发达，循自然而推暨，年来工具之输人，有所谓五金店者，月推而日盛。苟其吾之青年，能联合全国青年，开一欢迎五金店之大会，而中国青年之生活，必开一新纪元。其故无他，吾所谓机转之刨床者，五金店间可以求之。所谓机转之钻台，机转之锯座，五金店且尽可以求之。节缩青年制裘、观剧、会食种种销耗无益之资，先求刨床、求钻台、求锯座，置于家中自修室中。开其手匣，有小剪、缝针、修脚刀、铁锤、裁纸削笔之刀、开瓶之钻、起钉之凿孔之螺钻，无不毕备；扪其衣袋，时辰表、寒暑计、画图尺规，亦无不具；于是，烧蒸水之玻璃瓶，蓄电气之积累机，与所谓普通斧凿若枢、若括之支架，相位置于刨床、钻台、锯座之间；复有六经三史图谱哲像，互相点缀。此等青年，方为文明之青年。此正如古人骄养之青年，其父兄夸能永给子孙之轿马，无所用其手足。遂任天生之工具，萎缩而不用。今共知以轿马废其手足，缓急之苦累无穷。所以今日无论家富轿马者，亦主张有相当运动，发展其天所赋予之工具。推而进之，今日开明人类，知欲充吾天然之工具，至于相当者，不必发高论。而普通之所谓机械品，宜人人附于天然工具之一手，皆求而有之，而后充一普通人之能力乃完。故吾不望青年为伟人，仅望青年为普通人，当求刨床、求钻台、求锯座。
吾略据英国之青年为报告。其十二三以下之青年，其自修室中，大部有玩具（toy）。所谓刨床、钻台、锯座，皆刻以木，或制以马口铁，运动之以火酒，此意焉而已。而寻常之锯钻刨凿，皆由岁时即求备于邻近之五金店。十三四至二十以外之青年，遂有模型（model）。模型之为物，则影响大矣。鼓吹此等模型之报，邑有十数；交换此等模型之古物店，市有百数；制造此等模型之工厂，资本以数十百万者，亦以十百数。此等模型之能力，所谓刨床、钻台、锯座之类者，能连结于五六匹马力、十数匹马力之汽机、油机马达以动。而广东、宁波工匠得之，能设机器巨肆于虹口、洋泾浜之间，皆常出现于彼中青年家屋内自修之室也。即借此刨床、钻台、锯座之能力，自制一半匹马力至两三匹马力之汽机、油机马达，以自牵其刨床、钻台、锯座，不仅仅倚恃于手足。亦每日下午放假以后，聚议于公园球架之旁，至寻常也。所以去吾邻居之半里，有中校焉，为生徒者七百。其中三百人，家中皆有可用机力牵引之刨床，有正式制造小物之能力。自军火立部以来，所谓爱国之青年，皆思出少力以助公家。于是于星六及星日，此三百青年者，各领枪子二百，两日中就其自修室之刨床而竟工焉。盖一中校游戏工具之所助，乃周助六万“必马"。以青年不幸而造杀人之具，此别一问题，自当特别研究。至就作工之本题能力而言，吾青年仅藏小剪、缝针、铁锤而罢者，方如具有工具之人类，与止有若角、若口、若足者相比例矣。然而英之社会，自战事发生以来，犹痛诟其青年，以为工具之教育，远不如日耳曼。日耳曼即一车夫之家，皆有一工场（Work Shop。惟用Work Shop，表意乃显。译曰工场，嫌太广；曰工作所，又嫌太狭。所谓 Work Shop ，即种种工具，如牵机之汽机、油机马达，作工之刨床、钻台、锯座等，无不格外具备，工作可以完善。）工场何物？我之青年必对曰：在裘信昌及制造局。岂曾梦见自修室中有之乎？
故吾决非崇拜物质文明者也。如稍有一毫不能打破备物以为幸福之理论，请吾青年视其手，又视文明之工具。决非工科青年，方当注重于工具者也。
吴先生稚晖，笃行好学，老而愈挚。诚国民之模范，吾辈之师资。此文竟于发热剧烈时力疾为之，以践本志之约。其诲不倦重然诺如此。全文无一语非药石。我中国人头脑中得未曾有，望读者诸君珍重读之，勿轻轻放过一行一句一字也。
独秀谨识
（原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
吴稚晖（1865.03.23 —1953.10.30），后名敬恒，字稚晖，江苏阳湖县人，近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书法家。吴氏热心政治，却从不为官，早年曾主张改良，后倾向排满革命，既是近代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旗手，也是宣传三民主义的干将、国民党的重要元老。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普及，提倡科学，倡导国音统一与勤工俭学，参与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有《盦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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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咸”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禾农）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古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儿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
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链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目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马肃）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 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 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的通告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一诗云：“岂有鸩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狼虎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懒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木巳）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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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人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交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可观。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词隽意远，又复雄富。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独秀识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 一月一日）
胡适（1891.12.17 —1962.2.24），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20 世纪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也始终坚持宏扬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不辍，影响深远。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题图为《建党伟业》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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