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韩国全罗南道的的康津郡一所有 96年历史、名为 Daegu 的小学从今年开始招收想要学习的老人，他们大多数在年轻时没有机会完成教育，现在可以和他们的孙辈一起学习基础知识。

这个决策出现的原因就是小学的学生已经越来越少、到了校长要四处为人数少的年级找学生的地步。《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位和孙子一起上学的 70 岁女士 Hwang Wol-geum，她表示自己的小儿子 80 年代在这所小学上学时，每个年级有 90 多人，而现在整个学校只有 22人，其中四、五年级都只有一名学生。

乡村儿童变少、小学面临关闭在韩国并不少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工业化、城市化：年轻夫妇去大城市工作，留在乡村的儿童因此变少，留在乡村的老人居多。

另外，韩国的新生儿出生率也在降低，去年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儿童数量少于一名，这个比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之一。据《纽约时报》2016 年的报道，低出生率是韩国最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妇女越来越多地进入就业市场，同时职场女性在怀孕后经常有需要辞职的压力；另外，即使有工作，女性仍需要在家中承担大部分照顾孩子的工作。这些因素导致独身、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变得常见，韩国的出生率从 1970 年代每名妇女生 4.5 个孩子降到近年的一个上下。

《纽约时报》这次探访的康津郡被认为是“被韩国快速工业化遗留下的、典型的乡村区域”，这里在 1970 年代时曾有制陶业兴盛，但是后来逐渐衰落。老龄化日渐严重，这里的主导产业也因此成了草莓种植、以及从附近浅滩打捞牡蛎等生物。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被“扩招”进去的老人感到十分惊喜。 Hwang Wol-geum 告诉记者，她曾在 60 多年前羡慕周围可以上学的同学，但是却只能辍学回家照顾弟妹、干农活。尽管后来自己的孩子纷纷上了高中、大学，她还是为自己不能识字读书感到遗憾，因为和其他母亲相比，有些事她一直不能做。

“给我的孩子们写信，一直是我最梦寐以求的事”。

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郡居民 Hwang Wol-geum

现在这位老人和自己的孙子一起去学校上学，同去的还有几位 60 到 70 岁的女性，她们的情况类似——在年轻时因为经济压力和性别而辍学、做家务。她们其中有一些只会写、认自己的名字，这使她们过去几十年来都没法参与社会生活。《纽约时报》还采访了这些老人们 24 岁的老师，她表示这些老人们甚至会要求多做家庭作业，因为“渴望学习”。

而 70 岁的 Hwang Wol-geum 还表示想要竞选村里妇女协会的主席。

“以前人们也叫我去竞选，但是我退缩了。会写会读的人才干得了这份工作。”

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郡居民 Hwang Wol-geum

题图来自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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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这个词有点大，听上去像是一顶沉重的帽子。胡适在提出“少谈些主义”时说，“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存在主义”、“民粹主义”、“达达主义”这些在论文里才会出现的词汇我们暂且按下不表，还有一些挺“正经”的古早味主义，比如，在某件事情上要求很高就叫“完美主义”，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就概括成“理想主义”，注重实际、不谈愿景就被定义为“现实主义”……当它们出现在一个句子里的时候，往往都有点语焉不详，还带点假大空的嫌疑。

好在现如今，我们总算观察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主义”能造出来的词变得更小、更具体，而且走出了政治哲学艺术的范围，渗透到了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当中。比如说，光是吃东西这件事就能分出不少主义来：只吃菜不吃肉的素食主义、少吃多餐低糖低热量的轻食主义、以贝爷为代表的极端食物主义（extreme- foodie-ism）等等；而独身主义、拜金主义、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些词，如今几乎成了形容一个人“作风独特、立场坚定”的标配。

你可能会发现的是，这些带有“主义”的词不管怎么变，确实总有那么一点时代特色：买买买挂钩一切的“消费主义”说多了之后，以“断舍离”为指导思想的“反消费主义”立刻开始冒头；职场“白领文化”刚兴起没多久，“零食主义”马上成了流行；电视剧动漫作品里无视剧情逻辑强行开挂的套路成了常态，吐槽无脑情节的“都合主义”自然应运而生。国外也造了不少这样的词汇：像是“Economicism”，大致可以翻译成“经济学术语掌握世界主义”，还有“金融名词掌握世界主义”（finance- ism）、技术名词掌握世界主义（IT- ism）……甚至还有一个形容杠精什么都能杠的词“Whataboutism” （转移视线式抬杠主义），它描述的情境有点类似于情侣吵架时为了转嫁自己的责任，逐一数落对方的不是：当你问对方“你怎么洗完澡又没拖地？”，对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问你“那上次你吃完饭没洗碗又怎么说？”

虽然说“主义”这个词已经有了从大帽子降级成了小标签的趋势，但中文里的它一眼看上去还是太严肃正经。不过没关系，我们创造了一个“当代生活新主义/ ism 辞典”，其中的词条有些源于某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或说法，有些则是某一群有着共同特点的人。有了这些更好玩一点儿的 ism，你或许会更乐意抛开对“主义”这个词的成见。

那些当代互联网贡献的 ism 们

互联网让每个琐碎的小标签都能被保存并传播。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放到网上也总能找到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进而凝聚为一种带有群体感或者归属感的“主义”，例如：

Meme-ism（复读机主义） ：一种互联网人格逐渐鹦鹉化的趋势。从如何在追热点抖机灵的风潮中不落人后，到怎样用正确的姿势过出一套高分人生，答案都是不变的“把复读机精神应用到极致”。

Face-Only-ism（看脸主义） ：“颜值即正义”，一种相信自己能透过层层滤镜看出面相的当代玄学。

Marking-is-Reading-ism（收藏等于已读主义） ：当代互联网松鼠症的一种，坚信一切互联网上的内容“马过即看过”，收集的时候非常快乐，但是只要提到“整理收藏夹”就拖延症发作。

AWSL-ism（缩写主义） ：AWSL到底是“阿伟死了”还是“阿伟输了”、“啊我睡了”还是“啊我傻了”？答案是都可以。当代互联网暗语在不同圈子之间不一定能兼容，但似乎都 share 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把阅读障碍写进人类的基因里。

Shut-Up-ism（别问主义） ：熟练使用“别问，问就是xxx”的句式表达自我看法，不管有没有人真的要问为什么，都要戏精地假装有听众，完成一场自问自答式的表演。

Whitewashed-ism（洗白主义） ：最开始是指一种只在线上才会发作的洁癖，即，如果遭到别人的“抹黑”，哪怕对方说的是事实也要习惯性否认的心理病症。在掌握了“黑到深处自然粉”的奥义之后有了逆向操作的趋势，也就是通过自嘲来达到“我先黑为敬，你就不好再来黑我了”的反效果。

Poisonous -Chicken-Soup-ism（毒鸡汤主义） ：丧文化的一个分支，有些年轻人厌倦了积极向上的心灵鸡汤，转而将心灵砒霜言论奉为圭臬，代表金句是“生活总是起起落落落落落的”，试图从丧到极点的言论中触底反弹，进而获得乐观重拾生活信心，一种“既然生活已经如此丧气满满，干脆以毒攻毒、负负得正”的毒奶心态。

Snowflake-ism（雪花主义） ：不是用来形容 Snowflake generation（雪花一代）脆弱不经压的那个意思，而是刷屏主义的一个分支，具体来说就是，发生点社会上的坏事，整个互联网就会被“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刷屏，一种在线上免费看雪景的效果。它还有个兄弟，名叫“有人去世就在线点蜡烛主义”。

Anti-Pigman-ism（ 大猪蹄子主义） ：从大女主爽剧火起来的一种“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娇嗔版变体，其精髓跟“直男”这个称呼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男女相处中“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式的互相吐槽。

Light-ism（轻主义） ：“轻”，一个优雅的前缀，可以达到一种若有似无、两头都沾的暧昧效果。不信的话，你可以感受一下轻奢主义（不怎么贵的奢侈）、轻断食主义（少吃但又不是彻底不吃）、轻食主义（热量少到四舍五入相当于没吃），是不是好像在暗示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I-Like-ism（我喜欢至上主义） ：一种“不管有没有人关心，我就是要在这里表个态”的声明，代表句式包括“我在乎／重视／喜欢xx”“我要的，我现在就要”，既可以穿插在商家为了迎合年轻人而炮制出来的各种宣言式文案里，也可广泛应用在粉圈各路偶像明星的名字后面。

Same-People-ism（墙头草主义） ：互联网上的意见风向瞬息万变，但上网的人其实都是那一拨，让人不禁生出一点猜想：其实晒 xx 赢了和黑 xx 输了、为杜蕾斯广告文案叫绝的跟批判杜蕾斯喜茶联名微博很 low 的、提倡“熊孩子必须打不然就是贻害社会”和“打骂孩子的一定是原生家庭罪过贻害社会”的，可能都是同一拨人。到底站哪队其实无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才是重点。

FFF-ism（FFF 主义） ：代表性组织为“FFF 团”，一个由单身狗成员组成的大型反恋爱组织，他们的三大口号是“烧死（异端）异性恋”“愿天下有情人都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秀恩爱死得快”，组织成员多出没于视频弹幕、微博吐槽和论坛跟帖里，死对头就是活跃于隔壁朋友圈的“秀恩爱主义”（Love- Bird-ism）。

一些成对出现的 ism 式反义词

几乎所有的理论教派都有各自的反方，很多词语其实都是成对出现的：有了“大男子主义”，就会有“大女子主义”，有不生娃的“丁克主义（Double-Income- No-Kids-ism）”，就会有“你怎么能不生娃”（U-Must-Have-Kids- ism）的催生主义者。在这里，我们也总结了几个针尖对麦芒、碰巧能凑成一对反义词的“主义”：

Hot-ism（热点主义） vs Cold-ism（热点冷感主义）：

前者秉承“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我”的原则，吃瓜要占最前排、首映要看第一场、追星要追顶级流量。后者则刚好相反，等热点尘埃落定瓜凉才吃、专追邪教 cp、新剧确认全部播完风评良好再看。

Danmu-On-ism（必开弹幕主义） vs Danmu-Off-ism（不开弹幕主义）：

前者喜欢体验那种七嘴八舌弹幕满屏的热闹，而后者当然讨厌连看个视频都无法清清静静的喧嚣。不过这两派其实都没有多少真正的忠实信徒，绝大部分人最喜欢的，还是在两种状态之间来回切换。

Spoiler-ism（求剧透主义） vs Anti-Spoiler-ism（别剧透主义）：

在“为了防止剧透卸载了所有社交软件，结果在另一部剧的弹幕里被剧透”的时代，后者比前者实现起来难度高太多，如果你真的很想在这年头贯彻 100%不被剧透，除了捂好耳朵不听讨论、闭上眼睛不刷热搜、 第一时间掏钱买票/找好资源之外，剩下的选择大概也就只有挥刀断网隐居山林。

Filter-ism（滤镜主义） vs None-Filter-ism（反滤镜主义）

两套主义的使用范围早就已经从自拍照拓展到了人生态度：“今日我市漫天雾霾，朦胧似仙境”，这是城市官博滤镜主义，“70 集电视剧，实际有用的剧情可能只有一半”，这是反电视剧粉丝滤镜主义。吊诡之处可能在于很多人对自己使用的是前一套，对外界坚持的却是后一套。

Tag-ism（贴标签主义） vs Tear-the-Tag-ism（撕标签主义）

从各路明星最爱的立人设，到这届年轻人自嘲各种“x 系青年是我”……前者奉行的是热情的“有圈就要套、有标签就要贴”；而后者则冷酷到底，坚持不写自我介绍、没有个性签名、拒当斜杠青年，争做当代无面人。

如何用 ism 重新定义那些生活主张

早在 2003 年，SHE 就出了一首叫《半糖主义》的歌，“半糖”就是点奶茶术语，介于“甜的有点齁”和“无糖无味”之间的甜度，于是这首歌里描述的“半糖主义”就成了十年前不少人的恋爱观。现在我们也可以效仿一下，给这几年流行的那些生活态度换个名字：

Milk-Tea-ism（奶茶主义） ：按照现如今奶茶店造词功力的长进，他们发明的饮料界术语可能比恋爱名词都多：“低卡糖/少糖/少少糖/少少少糖/不另外加糖/超甜/变态甜”，只要你一天舍弃不了这外表可爱滋味甜蜜的饮品，你就一天都是光荣的奶茶主义者。

Anti-Minimalism （就不搞断舍离主义） ：这个派别的支持者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乱归乱，但乱得很有章法，东西放在哪儿都门清”，坚信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断舍离”纯属多余，“剪不断理还乱”的混沌才是人生的真谛。

We-Are-Leeks-ism（韭菜主义） ：指，一部分人相信人类的本质其实是一撮韭菜，他们既爱用这种蔬菜来自比，也爱用这种蔬菜形容别人。他们声称，我们所有人其实都走在“总被割一茬，春风吹又生”的痛苦成长路径上。

Moyu-ism（摸鱼主义） ：一份伪装成正经上班的非正式工作，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是简单的摸鱼、放羊和打屁三板斧，而是一种几乎带有哲学意味的“如何主动用生活入侵工作，而不是被动让工作入侵生活”。

C’est-la-vie-ism（多大点事主义） ：面对麻烦的时候，最擅长用“摊手三连”——“有什么办法/生活不就这样/要恰饭的嘛”式话术进行自我催眠，从而达成自我与生活之间的（单方面）和解。

Anti-Tiktok-ism（反抖音主义）： 视抖音为当代洪水猛兽，具体表现为“公共场合上听见抖音 BGM 外放，立刻躲开数十米之外”，“所有放抖音神曲的店我都不想进”，“好好听着歌看到评论里刷“抖音带红”，WTF？！”，“天天刷抖音的人不想交往”、“带有抖音同款的产品，啊不买了谢谢”。

Anli-ism（安利主义） ：一种不计风险逢人就推荐的“己所欲必施于人”型人格。有“恨不得把人绑在凳子上逼 ta 看完”的硬塞派，也有“冷不丁突然冒出一句看完了吗好看吗”的精神压力派，风格多变，分支众多。

Holy-Cat-ism（拜猫主义） ：信奉“没有什么问题一只猫不能解决”的宗教式主义，信徒们未必有猫，但生活中却处处供奉着猫：聊天必出现各种猫咪表情包，下班回家靠云养猫重拾生活信心。每一位主教（网红猫）的背后都有一位到多位虔诚神父／修女照料其饮食起居（并手持单反／iPhone 时刻跟拍）。这个主义的标志之一是星巴克的猫爪杯。

Doggy-ism（狗头主义） ：一种用狗形容一切的语言/行为方式，内核可褒可贬。比如，一句阴阳怪气只要句末加了狗头标志，立马原地反转变成了友军；跟朋友互损时只要说出“孙xx你这个狗”，马上彰显出“我俩说啥对方都不会生气”的亲密关系；当然了，把“单身狗”“考研狗”“嗑盐狗”用在自己身上，其实也是略带矜持的自嘲式自夸。狗作为当代语言里存在感最多的动物，对人类的意义堪称“我吐槽起来连我自己都吐”的解构式玩梗。

OK-Fine-ism（及格主义） ：从佛系衍生而来的一种“及格即惊喜”的人生态度。具体表现包括，发现自己看书时居然十分钟都没有拿起过手机，可喜可贺；在社交网络上参与讨论居然没碰上杠精，真是难得；网红餐厅居然还有点好吃，出人意料；国产剧居然还不算太雷，值得庆祝。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优雅版的“给点阳光就灿烂”。

Anti-ism-ism（主义去死主义） ：反对世间万物的“主义化”，姿态之酷炫、态度之坚定，完全可以把“拒绝将一切事物抬高到主义层面”的主张，也升华成一种新主义。

题图、插图来自：郑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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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科幻小说巨匠吉恩·沃尔夫（Gene Wolfe）逝世，享年 87 岁。1996 年，吉恩·沃尔夫获得世界奇幻奖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13 年，吉恩·沃尔夫获得星云大师奖。出版商托尔图书（Tor）表示，吉恩·沃尔夫的代表作《新日之书》在《轨迹》（ Locus ）杂志的奇幻小说调查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指环王》和《霍比特人》。

吉恩·沃尔夫一直被视作西方最佳科幻作者之一。科幻小说作者迈克尔·斯万维克（Michael Swanwick ）曾说： “如果谈到仍在世的作家，无人能及沃尔夫在文章上的天分与造诣。其创作有清澈的思想与深刻的涵意。”此外，厄休拉·勒古恩认为吉恩·沃尔夫是当代麦尔维尔，尼尔·盖曼说他是美国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领域最杰出的男性作家，而《冰与火之歌》系列作者乔治·RR·马丁则认为，沃尔夫是科幻领域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

吉恩·沃尔夫以其充满隐喻的写作风格闻名。他通常会在作品中埋下伏笔，用故事来影射人类命运的黑暗与复杂，挖掘“美国梦”的另外一面。因此，吉恩·沃尔夫也经常被和托马斯·品钦、威廉·加迪斯相比较。

他也会在小说中使用不可靠的叙事手法。吉恩·沃尔夫曾谈到，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人们想要让自己的叙事变得可靠，但他们也依然都是不可靠的叙事人。这给读者增加了阅读难度，并要求读者自行寻找文本的意义。吉恩·沃尔夫认为，好的文学是给有教育及经验的读者阅读的，并且，读者在重新阅读时仍能感到趣味。

1931 年，吉恩·沃尔夫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曾在德克萨斯获得工程学位，也参加过朝鲜战争。成为宝洁公司的工程师后，他参与开发了使品客薯片变脆的机器，也担任了专业工程期刊的高级编辑。直到退休，吉恩·沃尔夫才成为全职作家，并继续创作了大量科幻小说。

和许多朝鲜战争老兵一样，吉恩·沃尔夫也在战后遭受了持续的创伤。从他的家信中可以发现，吉恩·沃尔夫几乎是被强迫着表现出快乐的姿态。虽然吉恩·沃尔夫本人经常大笑，但他的作品却大都阴郁而沉重。《卫报》认为，这段创伤经历是吉恩·沃尔夫身上双重性的主要来源。

题图来自：thefeder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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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如今是一项受欢迎的运动，但比赛结束后，常常见到大量的塑料瓶被丢弃在赛道上。

伦敦马拉松正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 4 月 28 日开幕的第 39 届伦敦马拉松比赛上，主办方向运动员分发了超过 3 万只可食用饮料胶囊——这是一个拥有透明薄膜的小袋子，袋子里装了运动饮料。薄膜是用海藻做的，无味，且可以食用，不过即使你把它丢掉，它也将在四至六周内自然分解——比聚乳酸（PLA，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生物塑料）自然分解得更快。

可食用饮料胶囊。图片来自 NOTPLA。

图片来自 Charlie Crowhurst。

可食用饮料胶囊是由伦敦的一家初创公司 Skipping Rocks Lab 开发的。该公司的两位创始人 Rodrigo Garcia Gonzalez 和 Pierre Paslier 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他们从 2013 年就开始着手开发这一产品。

“它非常简单，因为它是一种膜，膜是用最少量材料封装东西的技术”，Gonzalez 在今年 1 月的一次演讲中解释道，而海藻又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资源”，因为你不需要给它浇水或施肥。

“我们希望证明它可以在未来大规模使用”，Gonzalez 告诉 CNN。

这也是该公司和三得利旗下的功能饮料品牌 Lucozade Sport 的又一次合作。上一次是在 2018 年 9 月的里士满马拉松比赛上，该品牌在几场比赛中分发了这种胶囊。

而此前，该公司已经和其他品牌有过合作，推出了胶囊鸡尾酒、胶囊番茄酱和其他胶囊调味料等。

2018 年，伦敦马拉松使用了将近 92 万只塑料瓶，根据 BBC 的报道，比赛结束后，清洁人员收集了将近 5 万只被丢在城市街道上的塑料瓶。今年，该赛事的主办方计划将使用的塑料瓶减少到 70 万只。

根据《卫报》的报道，人类每分钟要购买 100 万只塑料瓶。2017 年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 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们生产的塑料，只有 9％ 得到了回收利用，另有 12％ 被烧毁，而剩余的 79％ 则被送往垃圾填埋场，或进入到了海洋。反塑料浪潮正席卷全球，而一场重大体育赛事通常会产生几十万只塑料瓶，因此，赛事的主办方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2018 年 9 月的伦敦半程马拉松赛就禁止了一次性塑料瓶的使用，选择了可降解水杯这一替代方案。

更多的组织方正在加入这场反塑料运动。今年 1 月的厦门马拉松，也使用了由玉米秸秆制成的可生物降解水杯。

为了让比赛更绿色环保，伦敦马拉松主办方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比如用再生塑料代替一部分普通塑料，并承诺废弃的塑料瓶都将被回收利用。

题图来自 Dez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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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整个营销行业都紧盯着各类驱动短期增长的数字指标，会不会错了？

营销行业新闻媒体 The Drum 的专栏作者 Samuel Scott 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挺有趣。我们认为值得分享。

Samuel Scott 是一名高科技行业的前营销总监、也当过新闻编辑，现在是专业的营销业演讲人。他说，自己最近在 Google 搜索了关键词「营销指标」，弹出一篇来自数据分析平台 Klipfolio 的文章。

文章罗列了 70 多个“每个营销从业者应该衡量的关键营销指标”，比如销售增量、网站流量来源、总访问量、点击率、页面停留时间……Scott 说这些几乎都是短期、即时的数字，而传统营销业用来衡量广告效果的品牌认知、印象、购买意图等长期指标则基本消失了。

还有那些在「内容营销」的热潮下应运而生的互动数字：点赞、回复、参与率等等。

Scott 引用了一些其他行业人士的警告，比如捷星的前首席执行官 Bruce Buchanan 本月早些时候在澳大利亚的一场论坛上说的：“数字营销带来的数据统计能力可能让公司陷入一种困境，搞错了为你的生意创造价值的东西。”

市场研究公司 Forrester 负责 B2C 营销绩效评估的高级分析师 Tina Moffett 则指出，衡量更长期的广告效果可以帮助营销人员弄清楚，一条广告（或者说一条“内容”）是否让消费者更喜欢你的品牌，而且也有助于品牌获得更高忠诚度的客户，他们有可能会变成品牌的传播者。

举例来说，Kate Spade 之前做过一系列促销主题的数字营销，但长期来看消费者开始觉得这个牌子越来越廉价。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老生常谈，但过分关注数字已经成为行业的主流热点，或者不如说，是对从业者对于增长焦虑的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年多时间国内市场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洗脑广告，从 Boss 直聘到马蜂窝，短暂曝光带来的巨大流量是背后广告公司得意的资本，但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些数字背后能带来多少实际的价值。（虽然也有用百度指数和 AppStore 排名作为反驳的评论，但这样的比较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些公司的市场策略，也没有设定平等的参数。）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媒体创新教授 Karen Nelson-Field 的研究倾向于认为，营销人员在看待数字媒体绩效数字的时候，应该采取特定的标准，而非照单全收。简单来说，当你盯着一块巨型户外广告牌，和你随手点击了手机上的一条广告（还可能是误触）付出的精力相差甚远。“我们对广告商的建议是，每个媒介接触点都应该考虑整体受众的质量、吸引注意力的水平、推动销售的水平。”Nelson- Field 表示，跨平台营销在测量时用单一标准是非常危险的，“在我们研究媒体效率的过去三年，电视的表现一直比 Facebook 和 YouTube 好很多。”

已经有不少行业研究表明，今天的营销人员正在把预算大把大把地转移到数字渠道，那里的结果可预期，方便测量（当然，也方便造假）。Scott 还在文章里引用了麦肯锡、Thinkbox、SevenOne Media 的研究，结果几乎都在暗示把社交媒体上的绩效数字和品牌建立直接相关的趋势可能是错误的。

当然，数字广告的行业测量标准一直在建立和探索当中，美国的营销人员一直在这方面走得比较前面，中国的广告市场最近也在试图参考并建立类似的标准——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从业者都开始盲目相信数字营销的结果，真正有利于你的广告、你的品牌、你的客户的营销就会很难进展。

Samuel Scott 表示，他正在邀请业界进一步对跨平台的测量做一些研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文章。

题图来自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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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BBC 报道，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下令禁止公民在公共场合戴“有碍于身份识别”的面纱、头盔、面具，这是在 4 月 21 日复活主日连环爆炸案之后的紧急措施之一。面纱禁令在事情发生八天后的 4 月 29 日生效，整个国家仍处在高度警戒状态。

据 CNN 报道，总统在声明中表示“看清人的脸是识别人身份的基础”，并表明这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并不打搅任何群体”做出的决定。

尽管没有指明，最受到影响的人群还是外出需要佩戴面纱出门的穆斯林妇女。她们遮挡面部的服饰包括“尼卡布（niqab）”和“波卡（burqa）”，前者是覆盖面部的布质面纱，后者是覆盖全身的罩袍，在眼睛处有网眼布。据 BBC 报道，斯里兰卡全国有 2100 万人口，穆斯林群体有数百年历史，目前占到人口的 10% 左右，其中小部分女性需要穿戴这些传统服饰。

穿戴“尼卡布”的阿联酋妇女。图片来自 wikipedia。

穿“波卡”的阿富汗妇女。图片来自 wikipedia。

这个措施引起了穆斯林群体的反对。斯里兰卡穆斯林委员会的副主席希利·艾哈迈德（Hilmy Ahmed）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不接受当局在没询问宗教领袖的情况下干涉宗教事务”。

穆斯林妇女的面纱问题曾在多国有过讨论，话题涉及女性权利等议题，讨论在欧洲尤盛。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场所禁止遮全脸面纱的伊斯兰服饰的欧洲国家，从 2011 年 4 月开始，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来自别的国家的人佩戴全脸面纱都可能会受到罚款，当时的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表示面纱是“压迫女性的”，在法国“不受欢迎”。

在奥地利，2017 年 10 月有一条关于面纱和罩袍的法令出台，要求禁止在法院和学校等公共场合穿戴这两种服饰。发布这个法令的执政联盟由左翼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和保守的奥地利人民党（Austrian People's Party）组成，他们认为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阻碍了作为“开放社会”基础的“开放沟通”，也有人将这个举措解读为企图对抗右翼自由党（Freedom Party）的崛起。

在非洲，遮盖全脸的面纱在乍得、加蓬、刚果等国家也有限制。2015 年 6 月，喀麦隆遭遇两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其中一次是由两名穿着宗教服装的妇女引爆的。事件发生后，政府禁止极北省（Far North Region）公民佩戴遮全脸的面纱，“防止进一步的袭击”；在极北省，居住着该国的大部分穆斯林。

4 月 21 日，斯里兰卡发生连环爆炸，造成了 253 人左右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他们是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据 BBC，在一周后的 4月 27、28 日，依旧有数千名斯里兰卡的警卫在街头守卫、保护教堂和清真寺。在斯里兰卡，佛教徒的人数占到 70%。今年 3月 6日，斯里兰卡曾因为穆斯林群体与僧伽罗人的族群冲突进入紧急状态。

题图来自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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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reen 与比她大 16 岁的男子结婚时才 12 岁。婚后不久她就开始遭受家庭暴力，并在 18 岁第三次怀孕时因丈夫出轨而离婚，继而开始接受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帮助。

童婚是巴基斯坦常年无法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大量女性拥有和 Nasreen 相似的经历。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 21 %的巴基斯坦女性在 18 岁前结婚，3 % 结婚时还不到 15 岁，整体童婚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

4 月 29 日，巴基斯坦参议院通过童婚限制法（修正）案，将最低法定婚龄提至 18 岁。

新法案是基于 1929 年童婚限制法的修正，由参议员 Sherry Rehman 提出。根据修正案，与未满 18 岁的女性结婚可能为当事人带来 20 万卢比的罚款，协助同谋者可能被判处三年监禁。

修正案曾在 2017 年就被提出过一次，但遭到参议员常务委员会的驳回，原因是它“与宗教禁令相悖”。

旧法案中女性的法定婚龄定为 16 岁，但即便如此，其实也很少得到严格执行，因为在伊斯兰教法中，任何进入青春期的女性都是可以结婚的。虽然一些省级政府已就此问题立法，试图设定更高的最低婚姻年龄，或对进行童​​婚的人进行更严厉的惩罚，但巴基斯坦法院判决时仍然倾向于伊斯兰教法。

童婚往往发生在巴基斯坦最边缘化的地区，这些女性比同龄人更可能辍学，并面临与怀孕相关的健康风险。童婚的女性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并带来了一系列的贫困问题。

此次议案在参议院的不记名投票中获得通过，但引发了对于此问题的激烈辩论。该法案接下来可能会被送交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 CII ）进一步讨论—— CII 是一个宪法机构，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伊斯兰法律咨询。

联邦宗教事务部长 Noorul Haq Qadri 就表示，“伊斯兰教中的婚姻没有年龄限制”，并提醒众议院，类似的法案曾经被 CII 视为“反对伊斯兰教法”。

而参议员 Rehman 则指出，由于投票年龄和国民身份证（ NIC ）的资格为 18 岁，青春期的年龄也应相应确定。“已宣布 18 岁为青春期的穆斯林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土耳其、摩洛哥、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沙特阿拉伯。”

“我们不是在宣传西方价值观，而是在努力挽救无辜的生命。”她补充道，“每 20 分钟就有一名巴基斯坦妇女因早孕分娩而死亡。”

题图为一场童婚讨论中一名女孩的画作，女性角色梦想的建筑上写着“学校”; 男性的则写着“家”。来源于 Wiki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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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看的 Case

MINI 和爱彼迎将合作开一家“周末旅行杂货店”。店里贩卖旅行中的新鲜灵感——白日梦、冲动、理直气壮等等。从目前的路透照来看有“”救急”泡面和自有 T 恤，更多的杂货要等到 5 月 1 日正式在上海开业发现。

快手发布劳动节广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片子依然是分享快手用户的奋斗故事，找来黄渤配画外音。快手还和美团外卖、滴滴等品牌，联合发起同名活动。

神马专车最近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投放广告，向特斯拉维权。神马专车 2016-2017 年共向特斯拉采购 278 辆车型，超过 20% 的车辆陆续出现机电故障。它表示特斯拉售后不及时，问题没得到解决，借广告寻求解决方案。

雀巢在京东大牌风暴日活动期间开了间“解忧咖啡馆”。店内包括解忧好物削削乐铅笔盒、转运小花盆。之前还发布了一支“解忧小剧场” H5，把现在年轻人的日常问题和焦虑通过名画展现出来。

天猫更新了形象，由原来的扁平化调成为更加圆润的立体形象。此外，还有新形象 Sticky monster lab 上线。这些变化应该更利于天猫形象公仔化。

阿迪达斯印度发布了广告片 Always on the Run。片中从四位印度人的视角展示了他们的个人故事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精神。拍摄地位于印度孟买，片子还将在伦敦、马德里、上海等地展映，是今年“重构跑步”主题活动一部分。

宝洁投资的两部女性纪录片 Queen Collective 在 Hulu 独家播出。片子由女性电影制作人创作， _If There Is Light _讲述了女孩为了家人离开避难所；另外一个故事 _Ballet After Dark _主角是幸存的年轻女孩。

其他，也很重要

Bud light 签约成为守望先锋联赛官方啤酒赞助商。电子竞技已经不再只有青少年观众，Bud Light 成为赞助商后有机会触达更多能够合法饮酒的粉丝。此外，守望先锋联赛的非酒精饮料赞助商是可口可乐。

微软更换搜索广告业务品牌名称。微软的广告业务 Bing Ads 更名为 Microsoft Advertising，在 Bing Ads 之前该广告业务使用的品牌名称是 Microsoft adCenter。

微软在官方公告中称：“这是一个简单的转变，因为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已经知道我们是微软，许多人已经在使用搜索广告以外的新的广告产品，例如微软的观众网络（Microsoft Audience Network）。”

《纽约时报》监测读者在阅读文章时的情绪，用来预估读者对某一话题的兴趣程度。

《纽约时报》广告创新副总裁 Allison Murphy 在 NewFronts 大会上称，该公司预测读者后续举措的功能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上线，该功能可以评估读者在阅读报道后对于某个话题的兴趣。

《纽约时报》还将在今年秋天上线另外新的功能，包括用于监测广告效果的新工具 Campaign Scope。

去年，《纽约时报》推出了 Project Feels，用于监测读者在阅读一篇文章后产生的快乐、悲伤等 15 种情绪，用于改善广告投放的位置。今年 4 月，《纽约时报》称，该公司利用 Project Feels 投放了 50 个 campaign，获得了超过 3000 万次曝光。

题图来自：Fancycrav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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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几乎所有的社交网络平台上都出现了这样一段视频：一只猩猩熟练地刷着 Instagram。

只见它捧着手机，先是看了一会儿一只猩猩荡秋千和饲养员玩耍的视频，接着右划退出视频，返回列表，往下刷了一两下，点开一张图看了会儿，继续右划退出。再往下刷到了一则玩蛇的视频点了进去认真地看了几秒，再退出。随后又打开一个拍摄了一只猩猩和人类玩耍的视频，背景音一个人类男性的声音响起：哦，那是你呀。

毫无疑问，这只猩猩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它有意识地刷着 Instagram，观看着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它对内容的理解，对操纵手机的熟练程度让看过视频的网友都大呼：真是太聪明了。

面对这位长毛小朋友刷社交网络，大家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它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情如何在想什么呢？猩猩那么聪明，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猩猩一起来玩社交网络呢？“真希望互联网能由此产生一些高质量的猴子内容，诞生一些猴子博客、Twitter 用户呀。” 游戏资讯博客 Kotaku 的作者 Zack Zwiezen 说。

刷 Instagram 的这只猩猩名叫 Sugriva 。而发布这则猩猩刷 Instagram 的用户是一位用户名为 Mike Holston 的 KOL，在 Instagram 上有 500 万粉丝。他自称是动物教育家和环保主义者，经常在 Instagram 上分享自己和动物互动的照片。

现在，随着 Sugriva 走红，Mike Holston 成了被申讨的对象。不只有动物保护组织 PETA 发文痛斥，还有世界上最著名的黑猩猩专家珍妮·古道尔在其研究网站上发表声明，详细列出了这起事件的恶劣影响。

如果总结一下，在珍妮·古道尔的专业角度来看，猩猩是一种聪明、有情感、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这则视频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

1、Mike Holston 作为动物教育家，经常教导猩猩人类行为，例如一只叫 Limbani 的猩猩与 Mike Holston 很亲近。这只猩猩经常穿着人类的衣服和人类互动，这些行为有违猩猩的本性，只是为宣传 Mike Holston 和他所在机构的品牌而已。“长期来看，这些举动对这只年轻猩猩的身心肯定会有伤害。”

2、视频中对猩猩的角色定位传达出了一种错误的表达。它看起来像宠物。而给人带来这种认知后，无疑会使黑猩猩的非法交易有所增长。但人类往往三分钟热度，照顾不好猩猩就将他们遗弃，给猩猩带来巨大的痛苦。猩猩很聪明，而且像人类一样感情复杂。被遗弃后，他们身形遭受的创伤往往要花上许多年才能康复。而被圈养期间如果遭受虐待，那么他们余生都将带着那时留下的伤疤。

3、有趣的视频可能会让人错误地认为猩猩是不会濒危的，因此忽视对它们的保护。非法捕猎可能也会加速一些濒危猿类的灭绝。根据声明给出的数据，每年大约有 3000 只大猩猩从野外被偷猎。

4、过多展现猩猩的人类化会让人忘了猩猩是有野性的。人们盲目地，不恰当地与猩猩互动，很可能会因为遭到猩猩的突然攻击而受伤。

Sugriva 的聪慧让人想到了日本曾经非常著名的黑猩猩小庞。小庞在驯兽师宫泽厚的训练下学会了很多人类的本领，还成了一档综艺节目里的明星，每一期都牵着牛头犬詹姆斯到人类的世界当小帮手。这档综艺节目曾被港台地区引入过，分别译为《阿笨与阿占》和《狗狗猩猩大冒险》。在开心网还很红的年代，这档节目中一幕小庞在公交车上给老奶奶让座的剪辑曾经在网上广为流传。但后来，这位和人类走得相当近，甚至已经掌握了人类习惯的动物明星还是被带回了大自然。

小庞遇到的问题和 Sugriva 走红后引发的指责是相似的——包括它因为有一次突然攻击了人类而从此被扒去衣服。不论当时小庞攻击观众有何前因后果，至少在那一刻，人们突然又想起了它是一个“野性难驯”的动物，并做主给了它动物应有的去处。

一开始，节目换了种做法，为它造了一个“森林”居住，并时不时地在这个“布景”里继续拍摄综艺。有不少爱它的人类（包括宫泽先生和志村院长）按照它已经养成的人类习惯而增加设施，那样的居住空间里，不可能会有其他猩猩与它共处，孤独是必然的。当然，这种做法也并没有持续太久。最后，小庞被送到了动物园里，成年后的样子不复小时候的可爱，它还是成了一只普通的猩猩。

毫无疑问，聪明的 Sugriva 或是小庞总是讨人喜欢的，但动物保护专家觉得，它们这些聪明的瞬间应该被删除，而不是传播出去。

#Meme 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2018 年 9 月上线的新栏目。

“Meme” （ /miːm/ ）， “ 梗 ” 、 “ 包袱 ” 、 “ 表情包 ” 的意思。我们用它来记录一些文化现象，有些事情光记录下来就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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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Liu Heung Shing ）从 1976 年起成为一名摄影记者，最早供职于《时代》周刊和美联社。他拍过很多照片，自认为最难的一张是宣布苏联解体时的戈尔巴乔夫肖像。

困难显而易见。刘香成是跟人混进会场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官员警告过他不许拍照。就算没有外力阻碍，也得赌一把。他把快门调到三十分之一秒，但要捕捉到合上讲稿那一刻纸张的虚化，还需要一点运气。

摄影：刘香成

这张摄于 1991 年 12 月 25 日克里姆林宫夜晚的照片，也被认为是新闻摄影的典范，刘香成和他的团队在 1992 年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普利策奖是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在此之前，刘香成是美联社的“年度最佳摄影师”，这个头衔是为了肯定他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照片。关于中国的这些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肖像那么难，也没有那么意义重大。它们属于刘香成一直以来最看重、也是如今最时兴的“日常瞬间”。因为刘香成申请前往中国的年份非常特殊——在 1976 年至 1983 年，正值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日常的照片也是时代巨变的一部分。

刘香成出版的摄影集超过 10 本。 1983 年，企鹅出版社在英国出版了刘香成的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 China after Mao ）。1992 年美联社出版了《苏联解体：一个帝国的坠落》。

最新一本《红海余生》（ A Life in a Sea of Red ）由德国出版社 Steidl 在今年 3 月发行。这是一次有趣的编辑，刘香成希望同时呈现苏联的溃败和中国的崛起，他把过去在两处拍摄的照片摆在了一起。“中国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被报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今年中国这么多周年，89 年柏林墙倒了之后苏联迅速解体，我正好也在那里。”

_A Life in a Sea of Red， _截图自 Steidl 官网

他还引用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的话，解释多年来反复重编影集的习惯：随着时间变化，照片的语境会发生变化。这不是他第一次引用苏珊·桑塔格的话了——很少下判断，但总会在不同场合重申这些判断，也是刘香成的习惯。

刘香成 1951 年出生于香港。他的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福建人。1954 年刚学会走路，刘香成随母亲回福建念书。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可能不是最明智的决定。因为母亲家庭的地主出身，刘香成被认定为“黑五类”的后代。“大跃进”政策带来了普遍的营养不良，波及到了所有的邻居，他们都是在全民国有化浪潮中搬进刘香成家的私家庭院的——2009 年当《毛以后的中国》的中文版在中国内地出版时，刘香成在自序里写了这段经历。他的文字和照片一样充满令人惊叹的细节。

刘的父亲在香港是个报人，后来刘香成回忆说，他追随父亲进入新闻业是很自然的事。不久后刘香成回到香港，他学了一阵子画画，但对自己缺乏天赋感到沮丧。那段时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英语和粤语上，印象最深的是“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 年，刘香成离开香港，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大学最后一年，刘香成选修了《生活》杂志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但刘香成在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事后看来，这门课对刘香成影响很大。他在毕业后跟着基恩·米利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后来亨特学院一位中文教授把他介绍给了自己在哈佛的同学——时代集团的总裁凯尔索·苏顿。见面时，苏顿问刘香成，这辈子想要做什么？“我立即说我想到中国去”。一周之后，一位知名的图片编辑联系了他。

赶上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刘香成在 1978 年成为《时代》在中国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前三年，他是在北京的唯一一个外籍摄影记者。

“恰当的时间被放在了恰当的位置上。”总结作为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刘香成常这样说。不要误会，这不是全然谦逊的说法。自然，一些人拥有罕见的机会，时代发生巨变时，他们在场。但大卫·雷姆尼克和刘香成更罕见。大卫·雷姆尼克外派苏联多年后，凭借《列宁的坟墓》获得了 1994 年的普利策奖，后来他回到美国成为《纽约客》的主编。

刘香成解释过，为什么非刘香成不可？基恩·米利的影响是一部分，米利从未提及光圈、摄影机或景深（虽然米利是闪光设备的发明者之一），但教会了他“一个人必须深刻关怀他的拍摄对象”。

“能够说一口汉语和几省方言，的确令我工作起来比其他摄影师轻松一些，但这轻松不宜过高估计。这是一个外国人被排斥于重大事件之外的国家。”尽管刘香成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我从未因我的报道和图片而招致政府的阻挠”，但事实上，他遇到过几次直接干预。另一件给人“深刻教训”的是，在拍摄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的广场欢庆之夜时，刘香成的车和大衣都被泼了硫酸——这是他事后发现的。

在 1970 年代刘香成曾经受到马克·吕布的影响，他看过马克·吕布的《中国的三面旗帜》（ 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 ）。也有人把他和卡蒂埃-布列松相提并论，布列松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多次来中国，留下了一些难忘的中国影像。但他拍出的中国还是和他们完全不同。刘香成认为，他对文化中的肢体语言有更深的理解。他坚持一种观点：照片——尤其是好照片，会更多地依赖于摄影师知道些什么，而不是摄影师看到了什么。

《明镜》前北京分社社长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评价过刘香成为何难得——至少对于 1978 年-1983 年的中国影像来说。他说：“在越南，一个伟大摄影师的基本素质是胆气。……在中国，则没有类似的危险，这里需要的是智慧。勇于透过事物的表面，戳破那层为容易被满足和希望活得轻松的人织就的谎言与虚假印象的大网。刘正带着这种令众人羡慕的勇气。”

1981 年，大连理工学院，年轻的溜冰者。摄影：刘香成

在 80 年代，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现代时装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年轻人。云南。摄影：刘香成

1977 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们在排练肖邦的音乐。摄影：刘香成

1981 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准备高考的中国青年。高考于 1977 年恢复。摄影：刘香成

刘香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他时常谈起的一段轶事证明了这一点。“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 1979-1981 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摄的。”他转述姚伟的话：“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在摄影圈子——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圈子的话——也是如此。企鹅在 1983 年出版了《毛以后的中国》，但这本书无法在中国大陆流通。刘香成后来得知，“那时候中国的摄影师会翻译 caption（图说），手抄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拍中国日常生活的摄影书。现在这个版本还在流通。”

1991 年获得普利策奖后，更没人会怀疑这一点。

有好多年，为了证明自己，刘香成四处外派，在新德里、旁遮普邦、斯里兰卡、首尔、莫斯科、格鲁吉亚、阿富汗，他发回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的新闻照片，也积攒了一堆常人无法拥有的经历：自己组发电机、在马桶上洗照片、子弹距离要害部位只有一厘米……人们总喜欢向他询问这些经历，这让他看起来更传奇。另一方面，这些战地经验强化了刘香成的某种性格——倾向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批评抱怨。

1990 年代后期，刘香成决定回亚洲。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摄影记者了，常年在战地和革命现场也让他有些“同情心疲乏”。他拍得少了，他想创办自己的媒体。“信息是良性的。”刘香成也想促进中国的信息流通。

在短暂的创办、运营、停办 The Chinese （《中》）杂志后，刘香成回到北京，住进景山西街的一间四合院。这里能看到白塔和景山，成了时尚媒体津津乐道的花絮。但刘香成的抱负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他至今也未能像大卫·雷姆尼克一样，顺理成章地从出色的记者变成一份有影响力媒体的总编辑。

1997 年刘香成出任时代华纳驻中国首席代表。三年后，他被任命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帮助星空卫视中文台在中国落地。这项业务一直非常棘手。此后刘香成在经纪公司 CAA 和本土媒体公司现代传播有过短暂任期，但他认为这些经历都不值一提。

五年前，刘香成搬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带。原因是上海徐汇区政府正在开发西岸的文化项目，他们邀请刘香成创立上海摄影中心。事实上，刘香成和上海的合作开始得更早。他和搭档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影像征集活动的策展人。受上海世博会所托，他们还合编了《上海 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2013 年 8 月，刘香成在中国上海的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题目为“中国梦”的个人摄影展。

《上海 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图片来自豆瓣

人人都想和刘香成合作，因为他是个人物。但不是所有时候，刘香成都能在“适当的时间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从做摄影记者开始，刘香成就有交朋友的能力，也懂得抓住机会。官员理解他说的话，看重他的意见。刘香成也很聪明，他拒绝成为“吉祥物”的存在。

对于这个国家，刘香成有一些基本判断。他喜欢引用阿城常说的“常识”。“先前时代的许多社会政治动荡和创伤便是由于失去常识所造成的。1976 年到 1983 年……那时这个国家正迈出它最初的试探性步伐，以回复和重建阿城所称的‘常识’。”他批评常识尚未恢复，但举目四望，他认为一切都还大有可为。这又让人困惑。

“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有一次引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自序里的一段话。“她”指的是中国。多数时候，这可以理解为刘香成带有美国式的乐观，他还拥有介于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特殊身份。

今年 3 月，我们在香港见面。刘香成的影响力不减当年。因为新书出版，加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当周他有六场演讲。我们的采访见缝插针地进行。穿过中环的马路时，刘香成似有把握地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show them a book（给他们看一本书）。show them photograph（给他们看照片）。而不要批评他们的理论不行，或者他的 practise（实践）不行。”

“这就很像邓小平当年说的，不要争论。如果没有这个，中国也不会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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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和刘香成谈了更多：

Q：你提到说，外国人拍中国，有一种 detachment（抽离感），和中国人看到的中国会不一样。这是优势。但你也提到说，布列松、马克·吕布之类的法国人对中国有浪漫的想象。这似乎是不足。

不是所有法国人都这样。他们两个来自相对布尔乔亚、相对好的家庭。我 80 年代去法国比较多。法国人把皇帝干掉之后，跟英国的工业革命的途径是不一样的，但两个国家对阶级这个事情的态度是非常明显。如果你看法国的历史，最早他们都想象东方有一个很优秀的文化，其实是他们想象中的，训练质量很高的官僚体制、一个文明国家，他们是拿这个来攻击当时的法国国王。但这些人都没有去过中国。

像布列松的家庭，是很有钱的纺织品的家族，他是法共，但不是很活跃的法共。这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有一批共产党员也是来自很好的家庭，有一点点共通。所以他们来到中国，有一部分同情共产主义，有想要建立平等社会的渴望 。另外一个，他们本能地有一种法国的浪漫主义。这两个结合起来，他们拍到的中国，中国人看了就很舒服。

现在马格南也有几个法国的摄影师来拍中国，像 Patrick Zachmann，属于后一辈，他们就没有这些相对贵族的世界观。

Q：你会怎么描述你的身份、视角？你的背景非常复杂。

摄影里有一个很重要，跟文化、感情的熏陶有关。我拍的是我的国人。但我又受到不单单是美国的教育，大学毕业我就去了西班牙、法国报道。我很早就在巴黎认识了宋怀桂。她也是刚刚到。她和保加利亚艺术家马林·瓦尔班诺夫的婚姻，是周恩来亲自批的。在巴黎，他们也住在一个艺术家公寓里。后来我又去了法国很多很多次。

我觉得如果是纯美国生长的 ABC，他又不一样。去西方的艺术家、摄影师，我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是多方面文化的影响。我又对中国很感兴趣。我父亲作为报人，在《大公报》。当时的香港，《大公报》是一份进步报纸。但美国人登月，你又不可以登，跟今天没什么区别。坐在他对面的是曹聚仁。这些都是文人。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种——你知道《大公报》最早是上海的报纸，好像是第一份中文报纸派记者去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埃德加·斯诺的那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是大家出钱翻译成中文——那时候他们对新的可能性是带着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那股劲儿。

所以昨天晚上我提到（指在香港大学的演讲和对谈），“五·四”是第一次中国的启蒙，至少是文人的启蒙。跟着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是第二次启蒙。

当时“星星美展”如果没有我的报道的话，今天可能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民主墙上也有其他的艺术家，他们跟政府的组织也不挂钩。他们也单独地拿一个晒衣服的绳子、夹子，挂上自己的作品。

1979 年，艺术家、“星星美展”的核心成员之一马德升在演讲。摄影：刘香成

Q：很多历史学者特别是艺术史学家都会指出，记录当代是很难的，因为你在当下无从判断，谁才是重要的，谁才会被历史记住。美协在当时发布了“画会开放宣言”之后，北京当时可能有十几个类似的团体。

对，还有四月影会。

Q：你是如何意识到，哪些是重要的，值得被记录的？

当时没有这种觉悟。因为当时也有最早的女性意识的作家，也有伤痕文学，有出版社出很多外国的方方面面的书，政治、哲学、文学，全部都有翻。那时候出版一下子放开。因为出版本来国家就有财政预算，之前也没什么好出，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环境，他们都出。当时人民大学的同学也去参加示威，二炮占领了他们的校舍，他们也去游行。我也拍了京剧演员赵艳霞，离开体制，去开自己的表演团。农业又开始责任制，所以是整个社会走出前一个时代的格局。

当时民主墙有很多持不同政见者分子，一大堆的民刊。我的照片你也看到，我爬到民主墙的墙上面，那些人都拿着几毛钱，去买这个刊物。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第二次启蒙。后来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尤其是89 年之后，甚至是 83 年之后，邓小平就批评白桦《苦恋》，袁运生的裸体壁画（注：1979 年袁运生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的壁画中有裸体少女形象，1980 年被遮挡，1982 年被封住钉死）。意识形态方面又退回去了。

Q：听你的演讲有一个感觉，你对历史的描述和其他亲历者相比都更温和。这几天也见到很多人想从你这儿得到一些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你给的答案都不让他们满意。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现在西方有西方的叙述，中国内地有中国的叙述方式，香港、台湾都不一样。我的教育告诉我，说故事要用细节。归根结底，图片也是一种细节，拍的东西是我们生活里的细节。这可能也是这么多年来我观察事情的习惯。我跟人家讨论问题、看法，也觉得事情……事情不是黑白，它是灰的。所以 24 小时、全方位的信息时代，我觉得人们越来越倾向，用一个很黑白的方式去阅读，去看事情。

事情一直在变。包括福山说，他以为柏林墙倒了是历史的终结。包括我拍了戈尔巴乔夫辞职的瞬间，苏联解体，但其实历史它不会瞬间终止，还是往前的。我有时候发现，要跟美国人说中国不是这样子的，我要跟中国人说，中国也不是你们认为的那样子的，对香港人，我也鼓励他们，要放松，要放开。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不知道过去的香港是什么样的。他们老说是，97 之后事情变得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一国两制已经过了 20 年，其实方方面面都做了巨大的努力，来维持一国两制。你把这些噪音挪开的话，它跟我认识的香港完全没有两样。

Q：“事情是灰的”这个想法是 70 年代到现在一直没变，还是慢慢形成的想法？

我觉得是慢慢慢慢形成的。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走了这么多地方，而不是去一个地方，几个礼拜几个月时间，而是几年的时间，每个地方，好多个春夏秋冬。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学习过程中，休闲非常重要。在休闲的状态去听人家说话。而不是人家说话，你也听不进去，然后你要发表你的看法。这种过程，反正见仁见智。不同的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不一样。

Q：你描述过作为外派摄影记者的工作方式。“基本上在一个地方待四到五年，纽约总社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拍什么，除了重大事件以外，编辑部告诉我们你是我们报社的眼睛和耳朵，你在印度、中国、苏联，你来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这种办刊理念是西方主流媒体一直执行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是交朋友，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国家，我带着一种不熟悉的眼光去学习，去感受，这个其实是报道的初心。”

七八十年代在中国，你不仅跟艺术家，也跟新华社的记者做朋友，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是怎么交上朋友的？

在中国出生的卢斯先生，创办了《时代》、《财富》、《生活》杂志。他创办《生活》杂志，写了一段话，大意是，看生活，你去看有权有财富的人的骄势，也去看穷人生活的情况。你去看男人爱的女人，去看女人爱的男人。生活是通过观察，受启发，受鼓舞。生活才有意思。美国人的解读，其实也是一种人文主义。把一个新闻工作者也好，把摄影师的观察和灵感也好，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适合的位置上去。

Q：交朋友是一种能力。你具体是怎么跟这些人交上朋友的？

你对人家很诚恳。你自己带到这个谈话……你的说话会直接影响到对方要不要跟你说话。我经常发现，很多人很多事情不会跟家里人父母说，可能会跟陌生人说，这个陌生人是谁呢？经常我会发现，我去采访人家、拍人家，我也被人家采访，被人家拍。我不止一次发现，来采访的人，采访不下去。这个人带来的知识结构，很奇怪。他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你最喜欢什么……”他把生活、社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描述每个事情的过程……他已经做了一些结论，他要把我套在他的结论里去。

1981 年，月坛公园。摄影：刘香成

Q：你当时在中国拍了那么多日常的生活，比如两个情侣交叉脚，表达亲密，西方人能理解它的含义吗？

能。你去看 Fox Butterfield （注：1978 年-1981 年《纽约时报》第一任驻京总编辑）一些人的评价，他们都一致用了 intimacy （亲密）这个词。他们说很少有摄影师能和中国人走得这么近。我虽然也是中国人，但问题是其他的中国摄影师根本看不到这个事情，或者他们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来说，我要进人民大会堂，才能证明我是摄影记者。

广东有个安哥，当时在香港。有一次我经过香港，他来找我谈话。我说你在香港浪费你的时间，你赶快回去啊。你不要走什么西藏、新疆，你就在广东拍你认识的广东，你周围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在中新社这种环境下，也不可能今天派你去这里，明天派去哪里，也不会给你三年五年的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他的建议，最务实的就是把你熟悉的环境拍好。所以他后来回去了，出了一本书叫《邓小平后的中国》嘛。

当时北京的摄影师看到《毛以后的中国》这本书，《中国日报》图片首席记者王文澜说，就好像有人在脑子里给我一锤。所以那本书其实是影响了一代的摄影人。

1982 年，北京，邓小平在迎接美国企业家阿默德·哈默的欢迎会上。邓小平希望借此机会，吸引外国投资，促进中外合资项目。摄影：刘香成

Q：聊聊你个人的经历。1990 年后期，你就拍得比较少了。回到开头问你的问题，最初来到中国，有一种抽离感，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后来你越来越多地参与中国的发展，包括时代华纳、新闻集团在中国的项目落地，现代传播集团，和上海政府也有了更多的合作。是更深的介入让你不拍了么？

现代传播的时间其实很短。我主要的时间在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当时他们请我在中国给他们做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在香港办的一个月刊。

Q：《中》。

对。在西方，一个记者，一个摄影师，变成一个总编辑，是很自然的过程。

莫斯科之后，我可能的选择是去白宫或者去欧盟。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这种差事、工作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去印度、去前苏联、在中国，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当时林明达——现在泰国“黄衣党”的领袖——当时我的书在他那里印，所以我们就在曼谷认识了。他就说，你回来吧。我说，我回来亚洲做什么。因为他想当亚洲的默多克。他买了美国的一些杂志，他的印刷厂在泰国，是亚洲最大的印刷厂。他自己有一个《经理人报》，今天在曼谷很有影响，就相当于泰国的 FT。他鼓励我回到亚洲。其实他也说中了我想做的事情，回亚洲，回中国。因为我感觉到中国的故事远远没有说完。

我从 26 岁开始，进入美国最主流最主流媒体，被派到中国，我就很希望改革开放到一定的程度，下一波是不是媒体要开放，因为我觉得社会要进步，创造硬件的能力、生产的能力，摆在那里，中国人很务实、很勤劳。但建造一个更大、更文明的国家，需要人文的发展。所以我就觉得媒体是一个平台，把社会的另一种力量，呈现给自己，给世界。因为我们之间的谈话、说话，老是语录性的、口号性的说话。这不是最优秀的文明。所以我一直希望用很好的图片、很好的文字。这是《中》月刊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没做多久就停掉了？因为 97 的金融风波是从泰国开始的，泰国农业银行要把给林明达先生 100 亿的贷款收回来。我是为了救我的杂志，才回到老的时代华纳。我说你把这个杂志买掉。他们翻了翻说，杂志很好，但我们不做中文的出版，你还是回来我们这里。所以我去了，替他们两个集团把非常难办的像电视台落地了。你知道在中国多难啊，尤其是默多克的星空，是从零开始，中国政府看都没看到的一个频道，让你落地。

但那时候他们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做得非常累。后来卖给了华人文化，他们就知道怎么把星空作为制作的公司，在广东落地，去做节目。因为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制片人都是老外，在中国做内容的成本又高，题材也不一定是中国人要看的，也拉不了什么广告，无法打开局面。

Q：你是如何帮他们落地的？看起来这需要非常多的人脉、资源，你怎么会有这些资源？

我有机会跟中国领导人交流。如果开汽车工厂，他们会觉得是这是一门生意，我的观点就是说，其实媒体也是一门生意，是一个产业，你跟欧美社会来往，不让这些媒体公司的业务进入中国，不让他们做一点事情的话，你对媒体的产业是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的。这句话他们听进去了。

1981 年，北京，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挑战故宫门前的金狮子，他的妻子薇若妮卡微笑着从旁而立。阿里在一段封闭期内教导过中国拳手。摄影：刘香成

Q：他们是想通过这个展现他们的影响力？

不是。影响力有时候是互相有约束的。像《纽约时报》对《华盛顿邮报》是有约束的，互相有约束。如果他们在中国任何事情都不做的话，那他说中国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因为你对它一点点约束都没有。我说的这一点，是往正面的去讲，不是说通过这个去做你的宣传，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这是双方维持各自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最友善的办法。因为中国人说的话世界是听不懂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到，这套表述的方法，别人是听不进去的。西方的那一套，除了看内参，除了看《参考消息》，其他基本上听不进去的。

Q：你自己有做媒体集团的野心吗？

我没有。我不是个好的经理人。

我总是有一种直觉。信息本身是良性的。良性的过程中，你要容许不同的观点，但是你不需要急着跟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做一个结论。上周哈佛大学的校长去北大演讲，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个东西。中国如果没有好的媒体发展，我觉得我们很遗憾地把人文、人权所有这些问题，你把这个话语权交给人家。因为西方的人觉得人文价值观是普世价值。那普世价值就不是欧洲特有的。但如果你不表达你的看法，你就是放弃了你的普世价值 。

Q：你觉得有两种不同的普世价值。

可以不只有两种。但你需要表达清楚你的价值是什么。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成功，因为他用的语言、用的手段。你要做超级大国，你要跟所有的人平起平坐，你应该告诉他们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Q：你觉得这只是语言和手段的问题？

这是 mentality （思想层面）的问题。

Q：九几年，你搬到北京，住在四合院里。2014 年你又搬到上海。搬到上海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变化吗？

嗯。其实也是回到一个东西上面。我做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ôP）。你让人家看嘛。摄影作为一种艺术，一种语言。你可以表达什么事情，怎么表达这个事情。怎么去策划一个展览。这个东西，你说是另外一回事，做出来是另一回事。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去看了 ICP，Internatoional Centre of Photograph（国际摄影中心）。我说，哦，原来图片有这个力量。

当时徐汇区的书记他们要做西岸文化走廊。他们说，刘先生，你到上海吧。

我这样说，你就可以理解了， 从我工作的第一天起，very consistent（始终如一）。 通过摄影的画面，通过语言，通过报道方式、通过记录的方式，包括《毛以后的中国》或者这本书，我都告诉你，从我的眼中，中国是怎么回事。

Q：你是不是一个对机会、平台特别敏感的人？比如当时美联社、《时代》来中国的机会，抓住的人很少。包括徐汇区政府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你认为也许可以做成像 ICP 一样的摄影中心。

但是，很多人都说刘香成运气好。他们没有说刘香成很努力。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创造的。

西岸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房子要重新装修。跟他们打交道十个月的时间，我等于是做民工。中国它有这个机制。但西岸也好，徐汇区政府也好，他不会派人来替我做的。如果 SCôP 现在设立小小美术馆，有小小美术馆的标准。展览有展览质量的标准，介绍中英文，要让西方人看起来是地道的。所以每一个事情，不论多大多小，都是在细节上面。

图片提供：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Q：你是个亲力亲为的人。

是是是。这也是特派员经历的影响。报社给你放一条很长很长的线，他们从来都不把这条线收回来，除非你没有做好。

但是这种机构不会说你去加州，你去我们西部很重要的分社，因为东部的你不需要来，他们说，你报道政治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了，你不要去华盛顿。你去一个西部的地方。你知道美国一千多份报纸平常是怎么运作的。我会放弃南加州阳光明媚的房子去印度，所有美联社的同事都不理解。他们进来暗房，“听说你要去印度？所有美联社的记者都希望派到南加州。你这么难得从中国回来，你又要跑到印度去，你是不是有问题？”

Q：真的吗？美联社记者没有一点儿报道的野心?

你以为？美联社能派到驻外的不多的嘛。我很明白。因为在中国，他们说，你是中国人，你的中文什么什么，你有天然的优势。我说，我去印度证明我自己。在印度我没有任何优势。

Q：是抱着证明自己的想法去的。

对，对。我在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开了所有图片的分社。苏联进兵阿富汗，我是第一个西方记者进入阿富汗的。我常驻新德里，一天到晚跟阿富汗的外交官喝威士忌，最后他给了我一个签证。进去以后，战场里面，传真机没有电怎么办，我去租一个发电机，又没有柴油，我去向苏联兵买柴油，去发电。不然你传真不了啊。正常情况下，你到报社说我电脑没电，这个说法大家都接受的嘛。但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作为一个特派员，你不要跟人家说你的麻烦是什么，因为明天 page one（头版）也好，page 10 （第十版）也好，没有你的消息，你就不存在。

Q：这个对你的做事风格有很大影响吧。总是想要解决问题。

我觉得对我是个锻炼。

Q：你在 2013 年出版了摄影集《中国梦》。之前在采访里，你提到过，“中国梦”这个词其实是你自己想的。跟后来国家层面提的“中国梦”是没有关系的。

嗯。当时他们要给我办一个展览，我的“中国梦”就是我观察到的中国——我有一个时间框架，进入 21 世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在物质上面，中国人的梦已经实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人，一支香烟能办一件事情。这个展览就是说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Q：后来看到这个词成为官方话语，铺天盖地，你会希望避嫌、希望区分开来的想法吗？

我是想要区分开来。因为他们说的那个大中国梦，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今天我跟你谈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做，或者不知道怎么做。

Q：你刚刚在 China Club 表达过，包括我们聊的时候，你也有流露，就是：政治领袖可能来了又走，但作为一个摄影师，永远有机会捕捉日常生活中动人的瞬间。你最近有看过中国的摄影作品，有捕捉到这些日常的瞬间吗？

中国的摄影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从我的观察来说，他们有一种没有被核实的、宏观的东西。他们对摄影的理解是用说话，而不是用画面。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他们有一种理论，图片说明比图片要重要。这是很官方、也很被接受的理论。

到今天，当然有很多很多年轻人，有时候他们急于去模仿西方，不同的、新的风格，或者时尚。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还是方方面面有一种很急的心理。真的要容纳到世界，跟世界要挂钩，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这种人文的训练，去观察一些细节。这个细节是摄影语言里最能胜任的。在一个有观察力的人，摄影是个很重要的工具，但你要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所以昨天晚上，我跟港大的人说，要有好奇心。这个好奇心，是让你有能力去理解你有好奇的事情的智慧。

而且中国的摄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媒体。中国的媒体没有办法和世界的媒体走在一起。外国的媒体他看不见，中国的媒体又不成器。从画面上，哪怕是月刊。西方杂志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建立了准则、标准，怎么说故事。所以在这里的熏陶，从小就开始了。我们在这里说自己好，你用什么样的准则去说好？你看到某个人的摄影，这个摄影从来没有被发表过。所以媒体是一个 enabler，是一个平台让人们能展示他们的工作，被看到，被批评 。这样才有进步。如果你写一篇文章，也没有人看，也没有人看过之后跟你提他的看法的话。那你就只是一个人。

中国媒体常常有英雄主义的倾向。他觉得媒体是个监督。他把西方的媒体理论全盘地拿过来，又消化不了。中国记者都要得奖，得奖了才有一个平台，才能够说话。我说我一生没有一次奖是我去申请的。都是他们给我的。

我驻外特派员二十几年，我没有一天要跟任何人开什么会。我就是去做我要做的工作。你去了一个不同的国家，如果没有朋友，你怎么去发现人家的社会，怎么更深入地去理解它，价值在哪儿。

Q：你的身份还是特殊的，比起国内的摄影师、记者，你是一个中间态，这会给你更多的可能性。

是的。这个毫不怀疑。但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有派到国外去。

Q：这就要说到新华社和美联社的区别了。

不是，美联社也有派到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在我离开之后，路透社、美联社的华裔记者也挺普遍。不同年代，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很多。他们和我也没什么区别。问题是，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工作。所以，还是回到个人。你个人的学习，个人的悟性，对事情的观察。怎么看事情。人家说话，你听得细不细。如果听得很细，你会得到启发，帮助自己。这不就是我们天天干的事情吗？

做我们这种工作，读者最需要尊敬的。你面对的不是一个读者，是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你应该对自己有一种理解，读者是很聪明的，所以别想着糊弄你的读者。如果记者一天到晚想当英雄的话，就会产生一个东西，你会想要教训、指导你的读者，“我比你懂得多”。这是非常错误的。

如无说明，题图、及文中照片皆由刘香成提供。长题图摄影：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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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拉姆塞在 1898 年发现了注入真空管的稀有气体可以导电并发出红光，他将其命名为氖气（Neon），另一层意思是“新”。接下来的十年，法国工程师乔治·克劳德基于这个原理发明了包裹着氖气、可通电让其发光 1000 小时以上的玻璃管——霓虹灯开始点亮大都市的夜空。

《大西洋月刊》回顾，哲学家 Luis de Miranda 在 2012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L’être et le Néon》、类似于材料史的书，译成英语是“存在与霓虹灯”。“当我们听到这个词，脑海中浮现的一副画面便是灯光、色彩、标牌、玻璃的合体，图像本身便是一种心情，自带一种气氛。它述说了城市的本质、夜晚的诗意，以及 20 世纪。”

克劳德在 1910 年的巴黎车展上让霓虹灯首次亮相，40 英尺高、装点大楼外表的灯光散发出红橙色的光芒，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因为它并不能产生和标准灯泡同色的光，也无法用于室内，最好就是用在商业领域和街头招牌上，克劳德认为这不会对白炽灯产业造成冲击。

第一家亮起霓虹灯的店是巴黎的一家理发店，接着便扩散到影院和夜店。随着交易细节的走漏和克劳德所拥有专利的过期，霓虹灯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席卷城市，一天 24 小时都在将城市天空变成动感闪耀的彩色光点。巴黎的文化气质又让它和霓虹灯天生一对——彼时，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正收获震惊与称赞，可可·香奈儿在重塑时尚守则，德彪西背离正统类型的音乐让人兴奋，崭新的艺术和新鲜又闪亮的霓虹灯结合，将欧洲和世界文化带进了新时代。

此后它漂洋过海，在 1933 年的芝加哥世纪进步博览会上现身。而 1939 年的纽约世界交易会上，霓虹灯装点了一个巨型招牌，上面写着“未来”（futurama），照亮的是名为“明日世界”，是通往通用汽车公司的展台；30 多年后，科幻作者们把霓虹灯写进了赛博朋克小说，之后也让它成了该类别改编影视的标志性背景，因为它在同时展现了繁荣、未来感、贫富对比和让人目眩的不确定性。

除了在商业领域变得极有价值外，霓虹灯还充当了政治宣传的助力。苏联在 1960 年代实施了东欧首都的“霓虹灯化”，以模拟西方城市的繁华，或者可以称之为“比拼”。在华沙这样的地方，商业性的店铺十分罕见，所以接受装饰的便是公共楼房。因而当苏联公民环顾周遭，他们不仅能看到传统的政治海报，也能被西方大都市梦幻般的霓虹灯光包围。

不过也在差不多同时，西方的霓虹热已经渐渐消退了，因为更廉价的替代品——塑料和荧光招牌登场。而 1970 年代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曾经开着霓虹灯的店铺生意不好，没有精力和财力再去保养灯泡，或是买一组新的更换，所以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越来越陈旧、破败。曾经颇具未来感的形象，如今已经过时又脏兮兮。

作者观察到，霓虹灯仿若一个承载着过去的漂流瓶（或是时空胶囊），就像它用玻璃管裹住了通电气体那样。它为人们传达了来自一战前的信息，又亲身经历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化。在今天，它们就如同很多欧洲首都，介于垃圾场和博物馆之间。

但是，霓虹灯也在一定程度上迎来了复兴。它不可被大规模生产，意味着每一件都类似于个人所做的艺术品，新潮的酒吧和餐馆又拾起了霓虹灯做招牌和店内装饰的主意，艺术家对其也自有办法。如果它仍能捕捉到近未来的神秘气质，也许霓虹灯还不算过时。

题图来自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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