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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之后，近日，在阿布扎比第三届年度文化峰会上，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主任兼博物馆馆长 Richard Armstrong 宣布，古根海姆阿布扎比分馆（Guggenheim Abu Dhabi）“正在步入正轨，预算也在控制之中”。
据欧洲新闻台，这个由当代建筑大师 Frank Gehry 设计的项目将“很快动工”，大约需要 4 年时间才能完工。Armstrong 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项目的一些部分非常复杂，所以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组装。”
该分馆建成后将成为古根海姆最大的空间，占地 32 万平方英尺。一旦施工完成，馆长表示，古根海姆基金会在阿布扎比的工作将集中在确保博物馆走上正确的创造之路。
Guggenheim Abu Dhabi
项目于 2006 年首次宣布成立，原计划于 2012 年开放，后又修改为 2017 年，但仍然一再被推迟，开馆预算也时起时落。
事实上，这个分馆首先是萨迪亚特岛上文化综合体开发的一部分，由阿联酋政府拥有的旅游开发投资公司（TDIC）共同监管。萨迪亚特文化区汇集了全球最重要的文化资源，该综合体还包括 2017 年开放的阿布扎比卢浮宫（Louvre Abu Dhabi）和未来的扎耶德国家博物馆（Zayed National Museum）等，每一座博物馆的设计都出自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之手。这些项目也都经历了拖延。扎耶德国家博物馆原定于 2013 年开放，但至今仍没有动静。
Armstrong 相信，阿联酋首都正走在成为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主要目的地的正确道路上。
但与阿布扎比卢浮宫一样，该项目也面临着与海湾地区外来建筑工人待遇相关的审查。一个名为海湾劳工艺术家联盟（Gulf Labor Artist Coalition）的活动组织对在萨迪亚特岛上建造博物馆的移民劳工的工作条件表示担忧，认为这些大规模建筑将使阿联酋记录在案的移民工人遭受的剥削永久化，因而抵制岛上文化机构的开发。
作为回应， Armstrong 在 2015 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强调，“在工人住宿、医疗保险、申诉程序和护照保留方面，已经取得了有记录的进展，额外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6 年，古根海姆终止了与这家激进组织的谈判，理由是他们的要求不断发生变化。 Armstrong 说，很多要求超出了博物馆作为艺术机构的影响力。他补充称，“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古根海姆作为艺术机构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的资源将最有效地用于与 TDIC 合作，实现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分馆的具体目标。
然而，据《艺术新闻》，2017 年，古根海姆基金会前主任同时也是项目最初的发起者 Thomas Krens 曾表示，古根海姆阿布扎比博物馆应该推迟或缩减规模，因为它很可能成为该地区恐怖分子的目标。
Krens 说，在金融浪潮和阿拉伯之春之后，“如今在一个这么引人注目的位置，建造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有着犹太名字的……美国博物馆，不是一个好主意。”他还表示，萨迪亚特岛上的文化综合体开发是在“人们都比现在天真得多”的时间点构思的，“不可能发生在今天”。
从左到右依次为， 纽约馆/威尼斯分馆/阿布扎比分馆/毕尔巴鄂分馆
这并不是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博物馆计划首次受到阻碍。目前，古根海姆博物馆在意大利威尼斯和西班牙毕尔巴鄂各有一座分馆。2011 年，基金会曾计划于芬兰赫尔辛基南港设立分馆，但很快成为被严格审查的对象。
芬兰多个政党对此持反对意见，人们认为，在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时间点，纳税人没有义务为这间国外机构买单。议员 Osku Pajamaki 说，“与其花钱买一座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分馆，我们现在不如专心在赫尔辛基打造独特的当地文化景点。”
而在欧洲新闻台的采访中，Armstrong 表示，“阿布扎比是一个好奇心日益增长的地方。”“各所大学都有良好的基础，在我看来即将成为创意之都的社区中，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地方。
在古根海姆阿布扎比分馆未来的策展计划中，馆长透露，该机构的重点将是 1965 年后的全球艺术，“主要是波普艺术之后的作品”。这有助于将它与邻近的阿布扎比卢浮宫区分开来。
年轻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也将成为收藏品的一部分，许多大型作品将被调整到最佳效果。“尤其是在顶层，我们希望能看到来自 James Turrell、Ernesto Neto 或 Monika Sosnowska 等人超大规模的有趣作品。”
Armstrong 补充道：“我认为，它（阿布扎比分馆）将在未来10年消耗我们所有的能量。”
图片来自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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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我们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它往往就是我们生活本身。每个人都会表达对城市的理解——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人对生活的理解。
我们的推荐，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索引；我们希望它所能传递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先行的思考者所得出的结论，一如既往，可以促进我们的思考。
1
《像与上帝握手》与城市的关联度并不高。它是一本文学相关的书，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几篇演讲。其中一篇是两个人——冯内古特和李·斯金格——联合推广自己的小说。
这位李·斯金格我们所知不多，黑人，住在纽约，觉得应该记录自己的生活，所以写了一本小说，名字叫《中央车站的冬天》。冯内古特说：“你的书理应产生政治后果，虽然你压根儿没有要求改革的意思。至少在纽约，这本书（《中央车站的冬天》）当之无愧成为畅销书，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真正一无所知的事情：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无意替风餐露宿者摇尾乞怜。但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一定会说：老天爷，必须做些事情改变这幅光景。”
做什么呢？李·斯金格发问。
取缔这一现象？把这些人赶走？让他们从我们面前消失？填饱每个人的肚子？
我不知道能为此做些什么，除了弄清楚你同它的关系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唯一能做的。
并不是要将侵犯我们对事物和自身观感的现象消灭干净。要做的只是去发现同它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说，当你在街头从某人身边走过：你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彼此相关的？除此以外的种种皆为空谈。
库尔特·冯内古特，《像与上帝握手》
“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彼此相关的”。我认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下面探讨的每一个问题、关于每一本书的推荐，我认为都应该围绕它而进行。它是所有思考的前提。
“除此以外的种种皆为空谈”。
鉴于这个前提，我们这里探讨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应该如何——都是针对全球范围意义上的城市，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城市。我们也不想回避我们的城市，把目光放得远一些，有助于扩大我们的视野。当然，也只有把目光放远一些之后，我们才会更多思考在一个打着为穷人的旗号而建立起来的国家，谁是新穷人，为什么会有新穷人，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视而不见，还试图把他们从眼前赶走，尤其是在富有、强大、崛起了之后。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所有探讨城市应该是什么样，探讨士绅化，探讨城市更新的唯一一个前提，是对人的尊重。
关于城市、士绅化、政府、“他们”、穷人、中产阶级，还有“我们”……不管这个“我们”指的到底是谁的读者——是眼下正在看这篇推荐文章的读者、冯内古特的书的读者或者李·斯金格的读者——总之，我们的推荐从这里开始。
2
社会学家罗伯特·E. 帕克在《城市》一书中剥离掉无生命的“人工构造物”之说。城市“乍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毫无人工痕迹的自然生长之物，因而人们很难将其看作一个生命体”，“人们很容易被城市的几何外形欺骗，以为它是一种纯粹的人工构造物，可以像一个积木搭建的房屋一样，将其任意拆分和重组”。实际上，城市发端于人性。
然而，城市实际上根植于其居民的习惯与风俗之中。这意味着，它在具有一种物理机制的同时，还保有一种道德机体，两者以某些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形塑，并相互改变。城市作为一个客观可见的结构，体态巨大，结构复杂，这往往是它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然而，这一结构却是发端于人性的，它是人性的某种表现形式。从另一方面说，这一庞大的客观机制虽然是出于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外在事实加诸于他们身上，并反过来根据它内在的设计与利益塑造这些居民。城市的构造与传统不过是同一个文化复合体的不同面向，只有这一文化复合体才能决定什么是城市区别于乡村，城市生活区别于野外生活的特性。
罗伯特·E. 帕克，《城市》
3
建筑师和规划师亨利·丘吉尔从他的职业角度解释了城市满足什么样的需求。“色彩斑斓的灯光、拥挤的人群、自由市场的紧张气氛、大都市中奢侈又罪恶的生活带来的压迫感，不过是大型城市中心的表象而已，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尽管这几乎是他职业价值和回报所应该追求的，但他还是认为这只是大城市的表象，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那些东西可能把人们吸引到大城市里来，它们可能让没见过世面的人瞠目结舌，然后把自己住在小县城里的表兄弟叫作‘乡巴佬’；它们能够吸引旅游人群或者流浪人群。但是，它们绝对不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东西”。
城市的真正价值在于：
从广义上说，除非和社会努力的目标结合起来，否则城市硬件设施的规划和经济规划都没有任何意义。
社会努力的目标就是，或者说应当是：让城市成为一个可以把孩子养育、教育成为健康正常人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并且有适当的保障；在那里，生活便利、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文化提升等都能够实现。无论从哪方面讲，这绝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过去和现在已经有很多城镇接近这个目标。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不是很多，他们也不幻想这些标准有多么高。
一套满足一家人生活的干净住宅，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一点可供孩子玩耍的场地或者社区活动场所；一所好学校；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给家人提供足够的吃、住房、置衣、看病的费用；社区内有电影院、保龄球馆、沙龙；有图书馆、博物馆、剧场，或者一些位于从属地位的东西。这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亨利·丘吉尔，《城市即人民》
4
我们可以用 E.B. 怀特一段针对纽约的感性描绘来强调一遍城市生活的本质。
但纽约的事情就妙在，每个大的地理单位都由无数小区组成。每个小区都自给自足。通常，它长不过三两个街区，宽不过几个街区。每个小区都是城中的城中之城。因此，不管你生活在纽约何处，一两个街区内都能找见杂货店、理发店、报摊、擦鞋摊、卖冰卖炭的地下店铺（路过时，可以把你要买的东西写在门外的便笺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随时外卖）、花店、殡仪馆、电影院、收音机修理店、文具店、服装店、裁缝铺、药店、泊车场、茶馆、酒吧、五金店、修鞋店。在纽约的大多数小区，每隔一两条街，都有一处小小的商业街。人们清早出门工作，走不上两百码远，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买份报纸；把鞋送到店里钉鞋掌；买盒香烟；订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时送来；留个字条给煤炭铺的隐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条裤子等着穿。八小时后的回家途中，买一束绒柳、一个马自达灯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 ——都在街角下车处与家门之间。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
E.B. 怀特，《这就是纽约》
5
这里将出现第一个矛盾。
在 E.B. 怀特的描述中，大量工作——如果是在他所描绘的 1940 年代的纽约——将由若干东欧犹太人、黑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等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来完成；如果是在上海，如果我们还能保有这样的社区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是安徽人、江西人、苏北人、四川人等来完成。
但是，城里人不喜欢没有安全感，对外来人口保持警惕，并视他们为城市美好景观的破坏者，可能还是潜在的犯罪者。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强调了这种对“独特性”和“纯净”的需求。人类会为自己设立边界，边界内外分为“我们”和“他们”；对自己这一边“纯净”的追求来自于安全感，也来自于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可。
有自己特色的社区会有清晰的界限，把它与城市生活中的主流区分开。它们的独特性基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城市的网格中有几类社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比如说极富裕的社区、极穷困的社区、与外界交流甚少的城郊社区和贫民窟、由少数种族人群或者移民们组成的棚户区等。
不过，居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并没有在同样程度上认识到自己社区的独特性。
特别富裕的人群非常重视自己领域的边界——“我们要保持纯净”。
住在城郊的中间阶层相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也非常重视自己领域的完整性，因为相比于富人，他们的领土更容易被“不懂规矩”的外来人入侵。
棚户区里的有色人种被迫建立起一种关于家园的警惕性，因为只要不在家的附近，他们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敌意。
而住在贫民窟里面的白人（例如从欧洲来的移民聚居在某些地段）就不会太在意自己是否占据了某个具有特定边界、带有特定性质的地区。
段义孚，《恋地情结》
其实在 E.B. 怀特上述文章接下来的一段，就已经讲到了这样的安全感。
……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多走出两个街区，他就仿佛到了异乡，浑身不自在，非得回来。小店的店主对小区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进另一处公寓，在三个街区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店主见到她，激动得几乎落下眼泪。“你这一走，”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对他来说，三个街区，或者大约七百五十英尺，就是离开了。
E.B. 怀特《这就是纽约》
6
问题和矛盾似乎是必然的，并且很有可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好在李·斯金格那个问题一直都在：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彼此相关的。它会让我们的思考始终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维度上——如果离开了“人”这个概念，思考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呢？
毕竟城市是新的，历史并不长，内城衰败、社区解组、士绅化等等这些城市遇到的大问题对于大多城市来说都是第一次；毕竟城市如帕克所说是人性的有机体，而人又是复杂且不断处于变化中的，它反过来作用于城市，每一步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新问题。
7
罗伯特·E. 帕克将城市的组织化和解体过程看成生物体新陈代谢的合成与分解过程。个体被整合到城市当中，个体成为社会有机组成的一部分，“拥有一种文化的自然方式是出生于其中。一个人在某个家庭中出生时，该家庭已经适应了一种社会环境——在此处就是指现代城市”，由此，社区、邻里之类的概念才变得更重要。当这些社区中的组成分子遭遇到更多经济上的变故——比如失业、贫穷等问题时，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分化不断发生……
随着时间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每个区域都开始具有某种与该区域内居民的特性与品质密切相关的东西。城市中的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居民们的特殊情感。这就使那最初无甚内涵的地理区划转变为邻里，即一个具有感情、传统与自身历史的区域。
在这个邻里中，历史保持着自身的延续。
过去的一切形塑着现在，每一个邻里在自身动力的作用下不断展开新的生活，这种情形或多或少都会独立于邻里之外更大范围内的生活，以及与这种生活相关的利益。
罗伯特·E. 帕克，《城市》
8
我曾听威廉·詹姆斯说过“进一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说它是可怕的，主要是由于它打破了现有社会秩序所赖以存在的生活常规，从而摧毁了原有的文化和经济价值观，比如崇尚节俭、尊重技艺与勤劳的习惯，以及人们的希望、抱负和生活规划，正是这些构成了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主要内容。
对大城市做过研究的人会发现，我们的大城市充满了废弃物，其中大部分是人，比如那些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由于某种原因掉队，从而被其曾为之工作的工业组织所抛弃的男人和女人。
罗伯特·E. 帕克，《城市》
进一步的可怕的事情——也是那个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或者有意无意忽略的东西。如果城市是个有机体，它毕竟会不断产生垃圾；如果城市的主体和产出都是“人”，那么这个“垃圾”毫无疑问也会是人。
城市的悲剧大抵是从这里开始的。
社会分裂，城市更新，士绅化，对内城穷人的剥夺，资本有时大度但更多时是残忍，政府有时温情有时冷酷的政策……都会围绕它而产生。
9
因为涉及到大城市中人口结构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说美国好了。
城市对于外来者的态度，从纳税人口、增加就业、促进城市繁荣角度，对高端的有钱人保持一种倾斜——如果这种偏爱来自于民间，虽然在政治上不是很正确，但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对生活环境本能的一种需求，谁不希望自己的邻居跟自己更接近一些呢？
但如果是城市主政者，就另当别论。因为城市繁荣并非空中楼阁，这是当政者应该具备的一个常识。
城市的发展是由人所决定的。
高端人口当然也不是空中楼阁。纽约吸引高阶外来人口了吗？当然是这样，但纽约最重要的是长达一百多年时间里对移民的接纳能力。从爱尔兰人，到意大利人，到犹太人，到从南方来的解放了的黑人，到现在波多黎各人，韩国人，越南人，当然也有中国人。
中国大城市当然也是一样。上海开埠前 100 年在远东地区的辉煌往事，同样是接纳移民的结果。
2008 年，36% 的纽约人是在国外出生的，48% 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两种语言。整个美国与此对应的数字分别是 13% 和 20%。1891 年到 2009 年间，除 12 年以外的时间里，纽约交响乐团一直依赖国外出生的音乐总监。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
10
移民贡献了纽约的繁荣。
随着 1960 年代晚期大规模移民的恢复，世界上更多地区的人纷至沓来。到了 1980 年代，这些人开始复兴城市中的地方商业街。过去的经年累月的郊区迁徙、民间骚乱，以及城市自身的财政危机，使得许多商业街一直得不到投资。
21 世纪早期，纽约几乎一半小型企业都是外国人创立的。此外，90% 的干洗店、84% 的杂货店、69% 的餐馆还有 63% 的服装店老板都是移民过来的。
莎伦·佐金，菲利普·卡辛尼兹，陈向明《全球城市地方商街》
11
贫困人口对于城市不是坏事。
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城市利用将会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刚刚进入大城市的人口的贫困率高于常驻人口的贫困率，这表明城市居民的财富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地增加。从其他地方来到城市的贫困人口不是傻瓜，也没有什么错误。他们纷纷涌到城市里来，是因为城市具有他们在原来居住地所无法找到的优势。城市贫民窟的严重问题并不在于城市里的人口太多，而在于这些居民往往过于脱离大城市的经济中心。大量的贫困人口的确构成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但是，希望城市能够接纳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远远要比希望那些潜在的移民在农业孤岛上寿终正寝要好。
评价一个地区的依据不应该是它存在的贫困现象，而应该是它在帮助比较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那么从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来看，它是成功的。如果某个地方已经变成了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所默认的家园，那么它就是失败的。
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
12
需要说明一下，在这篇文章中，社区、邻里、城市在很多时候是相通和可替代的。
我们说的相当多的问题，与内城关联度更高，与郊区化的新城有差异性。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经过一轮或多轮城市改造之后，内城人口大量迁出，比如上海外环外的多个“大居”、北京五环外的多个新城，它们大多是接纳的内城人口，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有极大不同，他们基本上是内城整体上的迁移。
它比尼尔·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中所描述的城市居民对自身和城市边界的扩张、与西部拓殖一脉相承的郊区化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要更残酷一些。
而中国城市郊区化过程当中，还有类似于“城乡结合部”——确切说是亚洲城市周边“贫民窟”问题的中国版本，而因为体制上的原因，此地居住者的政治权利实际上是被剥夺的，他们既没有成为票仓的可能，也没有借助选举而获得周期性喘息的机会。
回到我们探讨的问题本身。尽管我们面对的所有城市问题都有难以解答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忽略冯内古特针对李·斯金格的描述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老天爷，必须做些事情改变这幅光景。
众说纷纭的士绅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它在不同的地方表现不一，城市更新，城市转型，更宜居……
13
士绅化是城市发展的一部分，其表现为内城复兴，所以人们通常也会把它的兴起原因与内城兴衰联系起来。实际上，内城兴衰既有社会解组原因，也有技术变革重新塑造城市影响原因。
首先来看，内城人口流失是技术革命的一个结果。早在 1930 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讲座”中就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在讲了涉及建筑、技术、风格、住宅和摩天大楼等五个讲座后，他的最后一个讲座是“这个城市”。他的话让听众大吃一惊。他提出，“我认为，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城市逝去了。”他列举了多种技术，飞机、汽车、电话、广播，正是这些技术，鼓励人们分散开来。
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嬗变的大都市》
14
罗伯特·桑普森在几十年后认为人类曾经创造了一个“无本地性”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因为全球化、传播技术革新和城市多样化等多种原因叠加影响的结果。
人们普遍听过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哪都能去，所以我们所属之地的情况对我们的日后生活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随着身份的“去中心化”，邻里被视作落伍之物，被具有可互替换性质的全球网络取代。其他所谓的能瓦解本地背景的因素还包括经济、政治和国家。我们不自觉地受到路易斯·沃思的说法的指引，但加上了一些新的比喻说法：人们愤世嫉俗地认为个体和地方一样——被原子化并且失去了自己成长的社区。出于另一个原因，这一视角与个体选择视角一样不有容下邻里效应的空间。它认为自上而下的（“大的”）过程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力量，淹没了个体和邻里。
罗伯特·桑普森，《伟大的美国城市》
15
这个技术改变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结束，我们以往所做的“好奇心人类学”栏目中对于人的基于互联网社区的重新组织等系列报道，实际上就是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说的“分散化”、罗伯特·桑普森所说的“去中心化”的一种直观解释。
科技虽然让人更易取得地方影像，但也强化了地方社区是过时产物的看法。19 世纪的铁路和照片让人易于前往遥远的地方，但也令地方的前景视野丧失其直接性和深度。今日，即使是最小的地方也能在电子媒介的同步交换下结合，却破坏了赋予地方经验独特性的社会距离。简言之，随着市场渐趋全球化，地方则日益式微。
雪伦·朱津（又译：莎伦·佐金），《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16
“去中心化”与我们过去所推荐的文章中提到“去工业化”一道，重新改变了城市。借助于汽车业的发展，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鼓励人们分散开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郊区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城市最优先的一个选择。
17
但在卡尔维诺笔下，这种新型城市看起来没有什么诱惑力，他甚至觉得超级工业化让人类似乎又回到了农耕文明时代。
比起之前在纽约度过的两个月，我在克利夫兰和底特律周游的这些日子看到了更多的“美国”。某种程度上，我之前所建立起来的“美国也太不美国化了”的印象，得到了一定纠正。
首先改变的是我自己关于“城市”的概念。从高速公路上开车下来，寻找城市，城市在哪里？开车转几个小时，却找不到想象中的可以称为市中心的地方。是的，虽然还是有“市中心”，有办公集中区，但是住宅区消失了，居民住宅像在我们的乡村一样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中产阶级一般是两层别墅，稀稀拉拉地坐落在大同小异的社区马路边。在这里没有车子简直寸步难行，但是确实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住宅区周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小卖部或者小餐馆，或许在某个路口会有个购物中心，也就是人们可以去消费购物的地方。
我们或许觉得这是城市商业高度集中的结果，但是未免已经过头了。城市变得碎片化，文明习俗和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超级工业已经使得世界退回到以小家庭为核心的状态，全家围着小火炉（现在是电视机），就像昨天的农耕文明一样。
卡尔维诺，《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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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郊区化出现的问题不仅于此。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种种弊端尽显。杰夫·斯佩克等人所著《郊区国家》总结了若干种可能贻害更久远的问题。
不幸的是，这种种族隔离的模式具有自我延续性。一个在这种单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很难对来自社会另一阶层的人抱有同情心，也很难融入多元化的社会。“其他人”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外人，他只在被认为夸大的电视节目中才见到过。人们的居住环境越相似，越安全，他们对不同的人或事物的理解就越少，对围墙之外的世界也就越漠不关心。
这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穷人们对中产阶级也是知之甚少，他们坚信那些人同自己根本就不是同类，对他们的痛苦更是置若罔闻。
安德鲁·杜安尼，伊丽莎白·普雷特-兹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区国家》
19
在中国，即使没有纯粹的郊区化城市出现，但这样的“以邻为壑”的问题也已经开始显露，并且表现得更加凶猛。在《郊区国家》中，作者们将郊区出生的新一代中产阶级儿童称为“尽端路儿童”。
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巨婴”。
郊区宽阔、安全、绿茵覆盖的场地适合孩子们玩耍，这也是好处。那么有什么是对孩子不好的呢？那就是，孩子们在郊区失去了行动自主权。在郊区，各种活动场所都被分隔独立开，彼此的距离要用汽车里程表作为衡量。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个人行动的范围最远也不会超过住宅区边界，就连当地的垒球场，也经常是孩子难以独立到达的。
结果就产生了一个新事物——“尽端路儿童”，这些孩子就像囚犯一样生活在绝对安全却又毫无挑战的环境之中。
或许，在孩子 5 岁之前，这样的情形还可以接受，甚至有人正希望如此。但接下来的 10 年、12 年间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孩子们会一直依赖成年人开车带他们到各处去，这样一来，儿童、青少年就没有机会通过实践使自己成熟起来。
跑出门去打一桶牛奶这样简单的家务事，他们不能做；骑自行车到玩具店去花掉自己的零花钱，他们不能做；妈妈上班时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他们不能做；步行去上学，他们通常也做不到；甚至过去孩子们临时拼凑起来举行的棒球比赛，也成了历史，因为家长们为了在约好的时间接送每个拼车的孩子，不得不像军事管理一样进行精确安排。
孩子们的自理能力仍然停留在婴儿时期，什么都要依赖别人。
他们既失去了创造多彩生活的能力，也被剥夺了自己判断与选择的机会。
郊区的家长常常会给孩子零用钱，以此鼓励他们的独立意识。“喜欢什么就去买什么吧！”他们说。而子女就会说：“谢谢妈妈，什么时候开车带我去趟购物中心呢？”
安德鲁·杜安尼，伊丽莎白·普雷特-兹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区国家》
20
嗯，还有汽车。它把一个乐于交流的民族变成了各自为战的敌人——如果你还记得托克维尔对 19 世纪美国人的热情赞扬，你一定会对下面的这段描述充满绝望。
在郊区，人们过去在公共领域度过的时间，现在却被消磨在一个既是私人空间，又是潜在反社会的空间里，那就是汽车。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在他坐到汽车方向盘后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公民，而变身为一名驾车者。
这意味着，你再也不可能和邻居成为彼此了解并熟悉的朋友，因为你们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
你们为路面空间展开争夺战，你在开车时稍一犹豫，或是一点错误的举动，你的邻居就会立刻向你示威：朝你按喇叭，抢你的位置，把车开到你的前面去，甚至其他一些粗暴行为都有可能发生。
当人们为自己的各种无理、粗暴和挑衅的行为进行辩解时，开车已经成了和喝酒一样用烂了的借口——“他抢了我的车道，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就这样，社会契约被撕毁了。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可以肯定地说，两个步行者经过对方时做出过激举动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安德鲁·杜安尼，伊丽莎白·普雷特-兹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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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的中产阶级开始怀念城里的生活。反思在各个层面展开。
“市民生活需要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场所。从政治团体到公园，乃至其他非正式的聚会场所，所有的城市公共空间都在衰退，于是人与人的交往几乎成了和知识生产一样的专业事物。”（Christopher Lasch，《精英的反抗与民主的背弃》）在缺少步行空间——如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领域——的情况下，不同年龄、种族和信仰的人们很难有机会彼此相遇和交谈。有些人认为互联网上的网站和聊天室能有效地代替公共空间，但他们严重低估了电脑显示器和真实人体的区别。
安德鲁·杜安尼，伊丽莎白·普雷特-兹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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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迪士尼都成了一种财富：它满足的是生活当中匮乏的社会交流的可能性。再一次回顾一下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民主气氛和社区认同，会感觉“理所应当”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异化。
大量郊区居民都喜欢到那里去度假。迪士尼一位建筑设计师指出，游客们用来玩游戏和看表演的时间通常只有 3%，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享受在他们郊区家园严重匮乏的商品：惬意而便利的步行公共空间，以及这种环境氛围所促成的社交活动。
社交空间，现在几乎成了迪士尼公司和大型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的专利产品了，而在过去，它曾是城市建造者们（无论是古希腊的渔民，还是美国早期的观察家们）认为理应要做的事情。直到现代城市规划兴起以后，成功的公共环境建设才日渐衰落。
在导致这种衰落的种种原因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些公共场所的建设规则过于简单。
安德鲁·杜安尼，伊丽莎白·普雷特-兹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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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士绅化无可逃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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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纽约，我爱你》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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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395
摄影
想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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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019
...你觉得爱情是人生的必备品吗？
对现在的女性来说，从某种程度而言，爱情或者婚姻不一定是必备品了。现在有两类女性，一个经济独立，她可能不需要爱情，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已经进入婚姻，但是不愉快，分开了。
“女孩子不一定要结婚的呀，只要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就好。”
往往爱情的开端总是美丽的，但是爱情过程可能很漫长。但是，在爱情里面，我们却还是可以完善自己、可以找见我们自己。
因而，从自我成长的角度，爱情或许人生成长与蜕变之路上无可替代的情感命题。
“人的天性就是会渴求爱情，可能因为人的一生有无数个冬天吧，我们想要温暖……”
人是可以没有爱情而活的。人不能没有空气、食物和水而活；但是，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没有书，没有音乐，人还是可以活着的，就像人可以没有爱情而活，然而，没有了这一切，活着也未免太苍白了。
爱情或许会使你失望、痛苦和心碎，可它也会带给你甜蜜和幸福，它给了你希望和梦想，它给了你温暖和牵挂。
它是牵挂，也是牵绊；它是自由，却也是束缚。
我们都需要爱和渴望爱，无论是多么孤独的人，在人生中某个时刻，还是会渴求陪伴与关怀。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短短的一生，就是要努力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
而这个最好的样子，不能没有爱情。
我笔下的人物也都很努力想要成为最好的自己，不负此生。
我从来没有刻意要给我的读者讲什么道理，我只是想讲一个故事，希望他们在我的故事里找到自己。
爱情是生命中很美好的东西，是一生中很灿烂和甜蜜的追寻，是最魂牵梦萦的期待。
正如我二十年来，一直都想写的都是是爱的历程, 我相信，凡所际遇，从来不是偶然的，这个人为什么偏偏会爱上这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未完的故事来到这个世界，寻找那个帮我把故事完成的人。有些人找到了，有些人错过了。
如我的最新作品《爱过你》中想要讲述的一样。十五年里，青山依旧，物是人非。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女孩方子瑶，有许多年，连一个可以说心事的人都没有，她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读书和考试。直到她遇见了俞愿、李洛、苏杨这三个女孩。她们分别来自重庆、东北和绍兴。有人是为了爱情，有人是为了理想，来到这座城市。这也让原本天各一方的她们，在这里相遇相识，她们一起哭，一起闹，经历了不同的爱情，见证着彼此的成长。
浮世若梦，世世茫然。在这漫长的历程之中，故事里不同的人物身上发生的一切，遇到的人、爱上的人、挫败、悲喜、幸福、伤痛、希望和失望、完整和破碎，这些经历最后也会成为他这个人的养分，使之成长，成长之后，对爱情和人生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
爱情究竟是什么？你我千言万语或许也不见得说的明白。
有的人在恋爱和婚姻的时候会设置许多物质条件，这种想法，无所谓对错。
每个人对爱情和婚姻的期待也不一样，要是你把恋爱和婚姻看成人生必经的阶段，你的要求也许会现实一些；要是你把这两样看成是生命中难能可贵的礼物，你可能会浪漫些。
你是什么人，就会遇上什么样的爱情。
但是爱情总难免会有得失，甚至有成败，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你学到什么，又得到什么。
有些人无论受伤多少次，永远都不会学聪明，以后还是会犯同一个错误，直到青春散尽，一无所得；有些人则相反，她在恋爱中长大和蜕变，变得更好，曾经的错爱，只是历练，她会成为浴火凤凰，涅槃重生。
责任编辑：张拉灯
...1882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刚 19 个月的海伦凯勒生活中所有的色彩、声音、动作。和她的生活一样，这个塔斯坎比亚小镇的家庭从此也进入了一个黑暗而寂静的世界。直到 6 年后，沙利文老师出现在海伦的生活，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在沙利文的帮助下，海伦凯勒不仅学会了盲文阅读，还在成年后写下了那句「唯有失聪者才会珍视听觉」。
这个故事几乎每个人在小学都已熟悉，因为语文老师们总会布置一篇《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感》的命题作文。但并不是所有听力受损的人都能和海伦凯勒一样幸运，拥有沙利文的独特帮助。
目前，在全世界 4.66 亿遭遇耳聋和听力障碍的人士中，只有极少人能支付起与他人进行即时交流时需要采购的手动转录服务，如美国的 CART，英国的 Palantypist 或其他国家的 STTR。更多的人，在无声对话。
为了改变这一情况，2019 年 2 月 4 日，Google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基于 App——Live Transcribe 的内测版，这是一款即时转录真实世界语音的应用程序，只需使用手机的麦克风即可将其转换为实时字幕。3 月，其正式在 Play 商店正式上线。
Live Transcribe使用界面｜YouTube截图
一岁时失聪的俄罗斯人 Dimitri Kanevsky 现在是 Google 的一名科学家。他说话有些吃力，在告诉店员「今天过得不错」时，词句之间的停顿明显。不过，现在他并不需要任何的人工帮助。手机上的 Live Transcribe，正在黑色背景上实时同步店员说的每一个单词：你想喝点什么？右上角的小圆圈也不停地变换大小来暗示周围环境的嘈杂程度。
「Live Transcribe 的转录延迟低于 200 毫秒，接近于实时。」该 App 的产品经理 Sagar Salva 对极客公园说。这样的延时就像 50HZ 的交流电方向的改变一样，难以察觉，保证了双方交流的互动性。同时，据 Salva 介绍，它能支持 70 多种语言和方言，覆盖了世界上 80% 的人群。针对双语家庭，App 里还设有在两种语言间进行快速切换的按键。
两年前，Kanevsky 带着 30 年的语音识别经验加入了谷歌的 AI 研究组时，这款产品还未诞生。每次开会 Kanevsky 都需要提前预定 CART 服务，靠字幕员虚拟地加入会议，来将语音对话敲到屏幕上，进行转录。Salva 和同事们便设想如何能通过使用现在 Google 的技术来减少 Kanevsky 的准备过程。
Kanevsky正在使用Live Transcribe与服务员进行交流｜YouTube
而今，从山景城到台北，这个模型被不断优化，最终演进成了 Live Transcribe。
在短时间里开发出全新 App 还是得益于谷歌本身的技术积累。据 Salva 介绍，Live Transcribe 背后的核心技术是谷歌各种语音搜索应用一直在使用自动语音识别（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ASR）技术。ASR 主要包含特征提取、声学模型，语言模型以及字典与解码四大部分。简而言之，其任务是准确、高效的将语音信号转化为文字信息。目前，YouTube 上准确率极高的实时字幕转录便是得益于谷歌这项技术的支持。
但开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Salva 说，第一个便是用户实际使用场景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电脑、平板设备、或者手机等硬件设备上展现转录结果，也可以有更大胆的设计。例如，Kanevsky 还尝试用小型投影设备将转录出来的字幕打在 Salva 的 T 恤上。
但对于听力受损的人来讲，劳动力回报以及收入都相对较低。据中国残联发布的《2018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 948.4 万人，其中灵活就业（含社区、居家就业）254.6 万人，从事农业种养加 480.1 万人，几乎占了绝大部分。在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也与社会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所有智能设备中，Salva 和团队最终选择了智能手机：「目前全球已经有 20 亿人在使用安卓的手机，这样的硬件平台选择是成本最低廉的。」
Sagar Salva｜受访者提供
为了让较为低配的手机也能使用 Live Transcribe，Salva 和团队选择在这款 App 背后使用两种不同的神经网络。第一个是在设备上运行神经网络，主要完成声音分类的工作，例如婴儿哭声、玻璃破碎声音等。在对这些声音的实时转录中，能够快速地进行分类和辨析。第二个是用于完成语音转录成文字工作的云端神经网络模型。
「事实上，在云端，在 Google 的服务器上，利用机器学习和这些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语音的识别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这款产品在一些低配的手机上也能够运行。」Salva 说。「当它在运行的时候，只会消耗大概 4M 左右的内存空间。我们做了电量使用优化，单次充电可以使用 10 个小时左右。」
谷歌想做的是让每个听力受损的都能真正使用得起这个免费的 App。实际上，这个想法早已有迹可循。
在 2016 年 3 月，Google 就推出了 Accessibility Scanner，这是一款自动化工具，用于评估应用程序，并为视觉和听觉障碍用户提供改进方法，例如，通过扩大小型触摸目标或更改对比度。
2018 年 8 月，Google 又发布了一项新的开放式规范，旨在启动助听器的开发，这种助听器能够在蓝牙低功耗（LE）的 Android 手机上完美运行，充足的低延迟和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最小。
这些演进踪迹的源头却是一个偶然。Salva 介绍说，最初 Live transcribe 只是一个 20% 创新项目。20% 是在谷歌内部一个著名的鼓励文化：鼓励员工利用 20% 的时间用于创新。比如在一周 5 天的工作中，员工能用 1 天的时间用于研究本职工作外的其他感兴趣的项目。如这些创新获得了进一步的证明，便能获得推广、完善的机会，如耳熟能详的 Google News 和 Gmail 都属于创新诞生的产物。
当 Live transcribe 诞生后，不仅是 Kanevsky，在谷歌团队内部其他的听力受损同事之中也广受好评。因此，才逐渐走向了 Play 商店。
Salva正在介绍Live Transcribe诞生过程｜受访者提供
在研发过程中，为了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得影响使转录效果更好，谷歌还推出了另一款相关的 App：Sound Amplifier。这款应用能够使用声音放大器，使音频更清晰，更容易听到。可以在 Android 智能手机上使用带有线耳机的声音放大器来过滤，增强和放大环境中的声音。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 2055 年，全世界听力受损的人数将达到 9 亿。虽然不确定那时的医疗是否已经能够使人们不再受到听力受损的困扰，但能肯定的是，至少今天正如谷歌所希望的一样，Live Transcribe 和 Sound Amplifier，正在帮助数亿聋人沟通得更清楚。
责任编辑 卧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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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战事中，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不太惹人关注，它不像被视为转折点的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战役那么振奋人心，也不像硫磺岛和冲绳岛战事那么惨烈。但其实就对太平洋乃至整个对日作战及亚太地区战后局势而言，马里亚纳群岛争夺战更具深远意义。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的意义首先集中体现在对日战争的终结方式上。可以说，正是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开启了通过广岛核爆之路。原子弹试爆成功，只是决定以核打击形式促使日本投降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他两个重要条件分别是安全熟练的投放方式和做出政治决断。正是在马里亚纳战事中，上述三个条件汇聚到了一起，并开始产生互激效应。美国著名军史专家詹姆斯·霍恩费舍尔的《巨浪上的舰队》一书，就是围绕这三条线索交织展开，绵密细致地展现了通向广岛之路是如何铺就的。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由四个战斗组成，其中三个是夺岛战斗，分别围绕塞班、关岛和天宁岛展开。在战役进行期间，斯普鲁恩斯将军率领的第五特混舰队还分兵一部去和前来支援马里亚纳日军的日本海军舰队展开了厮杀，是为第四个战斗。
正是夺取塞班岛的惨重代价，让美国军政高层开始逐渐下定决心，寻求在常规战事以外终结对日作战的手段。之前的瓜岛和贝里琉岛的战事已经让美军充分领教了日本兵的顽强善战和近乎疯狂的自杀式进攻（玉碎）的决心及其杀伤力。然而，塞班岛战事第一次让美国人见识到了被裹挟的日本平民的杀伤力及其高自杀率。
后来，在预测入侵日本本土可能遭受的伤亡时，美军最初使用的评估体系就是根据塞班岛的经验设计出的所谓“塞班岛伤亡系数”。当然，后来随着战事日益逼近日本本土以及冲绳岛的惨痛经验，此一系数被不断修正，可能的伤亡人数也不断被“提高”。
而夺取了马里亚纳三岛，也让美军有了可靠的轰炸日本本土的海上基地。三岛中的天宁岛成为美国最新式大型远程轰炸机 B20 的后勤基地，后来对广岛和长崎进行核弹轰炸的 B29 中队就是从天宁岛出发的，之前他们曾就相关路线进行多次演练。与人们想象的相反，远程轰炸尤其是核打击，出发点并非越近越好，而相关团队也需要时间进行训练，因此最先进入对日本本土打击距离的天宁岛便成为合适的选择。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日本本土的决战都是围绕从中国出发进行计划的，然而从中国成都附近的空军基地出发对日本进行的几次轰炸效果不佳，一是远途奔袭风险较大，能够出动的架次也不多，二是后勤难题，航空燃油及 B29 的各种部件都要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送过来，成本大且风险系数高，而且要占用三千多架本来可用于作战的飞机。
而日本 1944 年发动的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并直指中国西南美国空军基地的战役，以及国民党的一败涂地，也令以中国为进攻基地的设想被迫暂时搁置。等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尼米兹麾下的部队已经非常靠近日本本土了，而以马里亚纳为进攻基地的战略轰炸机作战方案已经操练成熟了。日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来自西太平洋上越来越频繁的轰炸。而国民党豫湘桂战役的惨败以及美国发现替代性进攻线路，也奠定了日后国民党在整个大陆的败局：如果美军被迫继续以中国基地为主发动对日作战，那么美军与国民党政权的捆绑和扶助力度会不可同日而语，或许国民党政府的命运也会因此改观。
对日本人使用核弹的想法从动念到下定决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硫磺岛到冲绳岛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事及其所造成的惨重伤亡，以及越来越多的来自神风突击队的自杀式进攻，令美国人越来越担心陷入日本本土作战的血海之中，而日本的总体战叫嚣更加重了这种忧惧心理。
除了对自身损失的担忧外，冲绳岛平民的大规模自杀，让美国方面对尽快结束对日作战有了一条新的理由：可以尽早解除日本军阀对日本民众的裹挟，尽量减少无辜平民的陪葬。这种为对方着想及早解除日本平民痛苦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美国高层对使用原子弹的负疚之感。以小恶制大恶已经是非常可取了，如果还能行善，那就更为可行了。
在最后下决心使用核弹之前，美国人还曾祭出倒数第二个大杀器，试图通过大规模使用燃烧弹进行轰炸造成的损失来促使日本政府投降。这种燃烧弹的第一次使用也是在马里亚纳战场上，其致命的有效性令美军官兵感到震惊。
由 B29 轰炸机进行的东京大轰炸造成了冲天大火，估计有近十万人葬身火海。然而面对如此惨烈的后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投降，继续鼓吹“一亿总玉碎”的战争口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京大轰炸扣下了核爆的扳机。轰炸的惨烈后果及其未能达成目标，让美国军方和民众都硬起了心肠，看来必须加大毁灭力度才能让日本服输。最后的摊牌已无可避免。
最后的结果人们已耳熟能详，在遭受了两次核爆后日本人才选择了投降。这还是天皇亲自出面干预的结果，而且还是在挫败了一小撮直到此时仍然想血战到底的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叛乱之后。与人们所知的相反，其实美国人有三枚核弹，而且已经做好了如果日本仍不投降，就发动第三次核打击的准备。
战后关于应该不应该使用核弹的争议从未止息。詹姆斯·霍恩费舍尔《巨浪上的舰队》一书中的主要人物从始至终都持赞成态度，比如亲自驾驶 B29 轰炸机执行对广岛核轰炸任务的蒂贝茨上校就认为，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根本没有体验过在鬼门关前徘徊的滋味，而他和许多日本军人和平民都受过这种煎熬。
如詹姆斯·霍恩费舍尔所言，来自天宁岛的蒂贝茨轰炸机编队扔下两颗原子弹后，裕仁天皇改变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并作出终战的决定，这便是原子弹威力的最佳证明。书中所引用的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原子弹的初心让人始料未及，其作用是无可置疑的。遭受原子弹轰炸后，裕仁终于为日本的战士们找到了一个体面的台阶，既能减轻战败的耻辱感，又能为投降扫清障碍。”
推荐阅读：《巨浪上的舰队：海陆空三军血战太平洋 1944 — 1945》
题图来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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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视障儿童来说，盲文是需要习得的重要技能。不过，像盲文显示机这样传统的学习工具用起来实在有些枯燥。加上面向视觉障碍人士的有声读物和应用程序越来越多，越来越少的视障儿童愿意学习盲文了。
根据英国皇家盲人协会（RNIB）的统计，2017 年，只有 1077 名儿童学习盲文，而该国视障儿童预计有 21900 名，也就是说，只有不到 5％ 的视障儿童学习盲文。
4 月 24 日，乐高基金会和乐高集团宣布，将推出特制版盲文积木“Braille Bricks”，以帮助视障儿童增加学习盲文的乐趣。
整套积木将包含大约 250 个颗粒，和普通的乐高积木在外观上几乎没有差别，并且与普通积木兼容。盲文积木上有着凸起的盲文字母、数字或符号，并不都像普通积木那样有完整的 8 个 “螺柱”。每个颗粒上显示了对应的字母或符号，让视力正常的人也能参与游戏互动。
乐高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John Goodwin 表示，盲童和视障儿童和视力正常的孩子“有同样的愿望和需要，即通过游戏探索世界和社交”。
该产品背后的概念最早是由丹麦盲人协会于 2011 年向乐高基金会提出的，2017 年，巴西的 Dorina Nowill 盲人基金会再次向乐高基金会提议。此后，来自丹麦、巴西、英国和挪威的盲人组织为该建议开展了紧密的合作，首批样品目前也正在这些国家进行概念测试。
其实此前，也有帮助视障儿童学习盲文的玩具，比如 BecDot。“考虑到乐高积木有着跟盲文点字类似的结构，这件事没有在几十年前就做成，这实在令人惊讶”，科技媒体 __Techcrunch 的一篇文章评论道，“当涉及到残疾人这样的边缘化人群时，很多显而易见的事情往往会遭到忽视。但有时候，如果一个处在正确位置上的人突然醒悟……这些事情就能做成。”
该产品目前正在进行丹麦语、挪威语、英语和葡萄牙语的测试，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测试预计将在 2019 年第三季度开展。最终版的产品计划于 2020 年推出，并将通过在各地区市场参与测试的合作伙伴向指定机构免费提供。
题图来自美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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