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科切拉音乐节（Coachella Valley Music and Arts Festival）在 4 月 12 日- 4 月 21 日期间的两个周末内举办，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奥市的沙漠，这个已有 20 年历史的盛大节日，被大多人视为一场结合音乐与艺术的狂欢。

今年共有 6 件大型艺术装置作品占据了加州的这片沙漠场地，可供游客在其间拍照、休憩或者互动，这些作品延续了往年的色彩缤纷感与想象力，体积庞大且梦幻，它们由来自全球的不同建筑师或艺术家创作。

生于西非布基纳法索的柏林建筑师 Francis Kéré 制作了 12 座塔楼，这些塔楼的灵感来自建筑师家乡的猴面包树，塔楼名称为“sarbaléke”，意为“庆祝之家”，代表节日、动物与自然。这些高度超过 18 米的塔楼，由木材与钢结构组成，表面由几何三角形覆盖，拥有亮丽颜色；结构之间特意设计了缝隙，为光的阴影留下空间。

“庆祝之家”，建筑师为 Francis Kéré，摄影师：lance gerber。

“庆祝之家”，建筑师为 Francis Kéré，

“庆祝之家”，建筑师为 Francis Kéré，摄影师：lance gerber。

“庆祝之家”，建筑师为 Francis Kéré，摄影师：lance gerber。

建筑师希望观众进入塔楼结构内部向天空张望时能感受到光线的启发，“在我家乡的文化里，没有光和电，如果我们看到一盏灯，会看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们沿着光一直走向它，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庆祝活动，”Kéré说道。他计划在音乐节结束后，把塔楼安置在科切拉东谷，作为永久性的公共聚会场所使用。

另一件叫作“HIPO”的装置有着幽默的构思，外形令人困惑和混淆，它看似是一个地面中央装有 8 层高的火箭的空间站，但实验室和控制中心里却挤满了河马打扮的表演者。

“我们喜欢用河马作为一种观看方式，为社会提供一面游乐场般的扭曲镜子，”这对艺术家组合之一的 Doublin 对 Artsy 说。来自洛杉矶的艺术家二人组 Dedo Vabo 擅长使用建筑、机器人、多媒体元素和打扮成河马的表演者，创造出荒诞或奇怪的现实主义情景。这次的“HIPO”作品花费了一年时间来完成。

“HIPO”，Dedo Vabo “HIPO”，Dedo Vabo

“HIPO”，Dedo Vabo

Overview Effect，by Poetic Kinetics

洛杉矶工作室 Poetic Kinetics 创作了高达 21 米的宇航员模型，这是该装置自 2014 年亮相后的回归，艺术家通过加深宇航服表层的做旧程度，来表明他们已走过了相当长的旅程。该宇航员模型呈蹲伏姿势，依据电子动画技术可进行移动，宇航头盔配备视频投影功能，可以呈现观众在社交媒体上传的脸部特写画面。

本地画家 Sofia Enriquez 与工作室 Kovacs 均创作了相似的装饰性结构作品。Enriquez 采用鲜艳的颜色与花卉图案，做出一组叶片或细胞形状的木制结构，并在每个边缘处都涂上不同颜色，以显明反差。Kovacs 则以仙人掌为原型搭建出一系列彩色块状结构，交错的平台形成供观众休憩的座位，延伸出的触角可以提供阴凉。这几件作品松散地排列在一个螺旋环中，成为休闲放松的广场。

MISMO，by Sofia Enriquez，摄影师：Lance Gerber

Colossal Cacti，by 工作室 Kovacs

Spectra，by NEWSUBSTANCE

2018 年音乐节上首次出现的圆形彩虹塔在今年被保留下来，设计师来自英国工作室 NEWSUBSTANCE。这个有 7 层楼高的沉浸式装置，在内部提供了一个螺旋形的 360 度观景台，由于外部用彩色玻璃笼罩，里面的观众在日落或日出时分能看到天际更丰富的红色、黄色与橙色。创作者想以此创造一个能暂时喘息的时刻。

图片来自艺术家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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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人类发射第一颗卫星已经过去 62 年，卫星能够做成鞋盒大小，但人们对于火箭的认知依然是庞然大物。地球周围环绕着近 5000 颗人造卫星，它们中绝大多数由大型运载火箭送上天空。

“太空探索领域正在发生变革——不是大的变革，而是小的变革。”火箭实验室公司（Rocket Lab）CEO Peter Beck 在 TED 的演讲台上说。他身后的屏幕放映出一颗置于指尖的芯片照片，这颗芯片支持摄像头和各种传感器，一颗人造卫星需要的全部运算能力都在这个米粒大小的空间。

火箭实验室的产品名叫 Electron，采用碳复合材料，直径只有 1 米高 18 米，最大载重 150kg，但它的推力足够将自己推入距离地球表面 500 公里的近地轨道，这差不多是国际空间站的位置。Space X 的 Falcon 9 相比之下是座巨人，有 3.7 米的直径和 70 米高度。

小不是重点，Beck 认为更重要的是发射频率。“想要太空民主化，发射频率是关键因素。”

Electron 火箭一次的发射成本大约为 500 万美元，Falcon 9 需要 9000 万。但是后者的载重更大能达到 Electron 的 300 倍，所以算单价的话每公斤还是 Space X 更便宜。

小火箭能灵活发射，Falcon 9 往往需要多家需求方“共乘”，大家凑在一起，各家需求又不尽相同，时间上就很难把握。

2018 年 11 月火箭实验室首次发射商用火箭，目前已将 25 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

Falcon 9，俄罗斯“联盟”号，印度 PSLV 火箭等等大型火箭都依此运作，“顺路”的小卫星发射任务也有专门的公司负责外包，比如美国 SpaceFlight 公司，他们的业务就是专门购买大型火箭发射时多余的载荷能力，打包卖给有小卫星发射需求的组织，让小卫星搭车。

SpaceFlight 的网站可以看到未来计划发射的大型火箭的时间表，上面写明了轨道参数和时间，你只需要选择自己卫星的大小和重量就能获得报价。

就像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二者各有优劣。Beck 还有一个比喻，说自己是太空旅行界的 FedEX，是“把包裹送到你家门口的那个人”。

《纽约时报》去年的一篇报道写到，美国军方正考虑使用小型火箭发射卫星，因为时间更有弹性，能够快速部署，给敌对方更少的反应时间。

“如果要每 72 小时发射一次卫星，那就需要能每 72 小时造一个火箭。”Beck 说。

为了达成快速生产，Beck 的小火箭的发动机几乎全部使用 3D 打印生产，发动机的制造周期 24 个小时。

火箭实验室公司将发射场地在新西兰，Beck 解释说这与发射成本有关。频繁发射的问题在于，每次发射都需要关闭大量的空域，航空公司每分钟就要损失数万美元。所以最适合的地方就是一个没太多人、没太多航班的地方，新西兰再合适不过。

商业太空崛起后，卫星小型化，发射低成本化是卫星产业的基本趋势。人类第一颗卫星重达 83.5 千克，而 Planet Labs 公司 2014 年发射的迷你卫星只有 4kg。

微型卫星公司能密集部署廉价卫星，马航搜救工作中这些公司就起到过关键作用，卫星成像图帮助政府缩小了搜救范围。 Planet Labs 公司已经发射了 146 颗微型卫星，创下了人类历史上发射最多卫星的记录。

另一边整个发射行业成本走低。2004 年美国联合发射联盟的单次发射报价在 7000 万到 9000 万美元之间，国际发射服务的价格在单次 1 亿美元左右。到 2014 年，Space X 单次发射的价格已经降到了 5400 万美元左右，可回收火箭成功后，每次发射的成本直接降低到了 3-500 万美元一次。

火箭实验室公司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快速增长但也竞争激烈的市场，目前全球有超过 30 家企业在竞争航天发射市场，Space X 的早期员工 Jim Cantrell 和 Tom Markusic 也分别有自己的小型火箭公司。

转卖大火箭空余位置的 Spaceflight 也是威胁，他们曾经计划收购火箭实验室公司的发射空间，这样后者就变成了供应商。

欣欣向荣的投资热点另一面是风险，Tom Markusic 的 Firefly 公司曾经拿到过NASA 订单，后来投资人因为英国脱欧退出，紧接着美国的投资方也退出，这家公司 2016 年倒闭了。

火箭实验室 2018 年底拿到 1.4 亿美元 E 轮融资，公司估值超过了 10 亿美元。

也有过技术难题，2017 年 5 月 Electron 带着 3D 打印的电池动力进入太空，但却没有按照计划进入轨道。将近一年之后，2018 年 1 月 Electron 火箭才第一次进入轨道，之后火箭实验室宣布 4 月发射他们低一枚商用火箭，结果因为技术问题连续两次推迟，公司重新设计火箭方案，到 11 月才完成任务。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隐患——太空民主化带来的太空垃圾，Nasa 目前已经追踪到超过 50 万块漂浮在我们头顶的太空残骸。

“大部分垃圾并不来自卫星，而是火箭升空途中脱落的推进器。”Beck 说他们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于是设计了没有残骸的方案。

通常火箭升入太空后一级火箭坠入大气层烧毁，二级火箭载着卫星进入轨道，卫星脱离之后这部分航天器就变成了漂浮于太空的太空垃圾。Electron 的二级火箭也有独立的推进系统，它会自己改变方向，同样进入大气层消失。

“这是我们行业肮脏的小秘密，二级火箭留下了 20 倍于卫星质量的垃圾。”Beck 说。

题图来自 TED，插图来自火箭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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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当代人，你应该对以下这些日常操作都很熟悉：

• 微信公众号推送已经积压了十几篇，看标题都蛮有兴趣，就是懒得点；

• 收藏夹里囤了很多视频，但总也提不起精神打开；

• 拿到一张购物优惠券，发现还有两个月才到期，“时间还很长嘛”，最后彻底忘了这事；

• 攒了几本电子书打算睡前读，然而躺下来的第一件事依然是摸手机。

以面对的事情难度来分的话，拖延症有两种：一种是因为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进而进入“做不出，不想做”的死循环；另外一种就是上面这些，明明是自己并不排斥、甚至相当喜欢的事，执行起来竟然也很不积极。

Giphy ©️ Spongebob

Science of us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说到这个现象，并且引用了 2010 年发表在市场营销研究杂志的一篇论文来解释：研究者发现，不管是“完成一次景点参观”还是“用掉一张已经到手的 spa 券”，尽管它们都可以被定义成“不费力就能完成”的愉快体验，但如果没有时间限制的话，人们可能会拖延很久都不去兑现；然而，只要设定了一个固定的 deadline，临近到期的那几天，大家的参与意愿会骤然升高。

同样是看展，临近 deadline 的时候，参观人数（纵坐标）有明显上升（曲线右侧）。图/ researchgate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些人可能并不享受这些体验（比如不喜欢旅游），所以不想参加。研究者也考虑到了这点，所以另外针对旅游问题做了个对比测试：排除掉不爱旅游的那部分人，观察其他受访者的景点参观频次，结果依然是相似的：在目标地点停留太久的话，人们造访的景点数量并不会增加，而是出现了明显的降低——翻译过来就是，因为觉得“反正有空，迟早都会去玩”，大家反而没那么热衷旅游了，即使他们其实都是“想去”的。

不管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在目标地点停留时间（横坐标）超过一定范围之后，参观景点的平均数量（纵坐标）反而是下降的（仅限有旅游意愿的受访者）。图/ researchgate

论文作者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市场营销学副教授 Ayelet Gneezy 认为，这种情况大多是出自一种叫做“资源松懈（resource slack）”的心理，即，“因为感觉资源充裕，所以习惯性懈怠”。资源在这里不仅指实体物品，也可以指时间，我们经常说的“书非借不能读”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当你买回一本书之后，因为几乎拥有无限制的时间资源，对它的热情往往还不如到期要还的那些。

这个洞察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了点，但它在消费领域，其实是个相当好使的小技巧：同样是优惠券/限时特价，为了让消费者们别忘记使用它们，商家往往会把有效期设置得比人们的心理预期稍短一些，还会酌情给提前使用的人提供额外奖励；从消费者角度看也是一样，当你提醒自己“这个视频如果现在不看，很快就会被删掉”，你就会更倾向于当下花时间把它看完，而不是 mark 过了就随手丢进收藏夹。换句话讲，所谓的“冲动购物、即时消费”实际上也都是有前提的，当人们意识到资源过度充裕的时候，自我催促的冲动就会随之消失。

当然了，资源松懈也不是唯一的答案。Gneezy 说，还有几个原因也会加重这种拖延。比如，有时人们会有“刻意延迟满足”的心理，或者说，觉得拖延本身就能带来某种快乐，所以买到期盼已久的东西之后反倒舍不得上手，想要保留点儿期待不急着兑现（像 Gneezy 自己，就买了一双“一年都没舍得穿的靴子”）。另外，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订阅疲劳”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文章、播客、新闻、图片……容易到手的快乐太多，而当代人又太过忙碌（或者自以为忙碌），被不断堆叠的“美好体验”淹没之后，很容易放弃掉其中他们觉得不太紧急的那些。

如果说这种拖延症跟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有啥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它并不怎么让人焦虑，就这么耗着也还挺开心的；但反过来想想，如果你因为拖太久而忘记或错过了最终期限，那种得而复失的懊恼，其实也是难过加倍的。这样看来，哪怕是这种“快乐拖延”，你恐怕也还是别拖太久为妙。

题图来自：Giphy ©️ SLOTHI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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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发端，之后鸦片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读懂了鸦片，就读懂了半部近现代史。除了对人们身体的荼毒外，鸦片及其相关的生产、销售、消费、税收等等对中国社会百年来政治经济的演进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人们对鸦片及鸦片经济态度的转变，从相对宽容到与之作全方位斗争的历程，更是对现代中国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种种影响。

法国学者包利威在其《中国鸦片史》一书中，对于鸦片在中国外交、内政和宏观经济中的重要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也让人们对鸦片及禁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被合法化。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一个悖论，当年费劲巴拉禁止鸦片进口，却因为包括精英层在内的巨大需求和官僚体系的贪腐而成效不彰，导致走私进口量巨大，如今被迫放开，却发现土烟迎头赶上，迅速对洋烟产生了替代效应。

土烟生产规模和消费人群的扩大，令鸦片经济的规模也迅速扩大，生产、销售和融资链条也纵横交错遍布全国。指望其提供收入多元化的农民，把持制售环节和消费网络的青红帮等社团势力，依赖鸦片经济提供就业和税收的地方大员，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政府大权旁落等等，都令禁烟遇到了很大阻力。偶有类似山西巡抚张之洞这样的地方官员想要在禁烟方面有所作为，不仅遭遇来自民众的暴力反抗，还被同僚讥讽为沽名钓誉，也得不到来自中央的支持。

在包利威看来，或许鸦片泛滥唯一的一个“正面资产”就是，将原先游离于全国市场体系之外的边缘地区，以一种融入鸦片经济的方式加入到一个全国范围的市场交换体系中来。这样一种宽容乃至放纵的环境氛围到 1890 年达到了一个顶点，清政府在那一年正式宣布罂粟种植合法化。消息宣布之后，举国上下居然波澜不惊，充分证明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追认和除罪化而已。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仅仅十数年之后，风声为之大变。清政府不仅推出了 1906 年到 1916 年的十年禁烟计划，还和鸦片进入中国的“罪魁祸首”——老牌帝国主义分子英国人签订了中英禁烟协议。

这一变局的背后有着国际国内的多重推手。曾经靠鸦片撬开老大中华帝国大门的英国人，如今“良心发现”，成了国际禁毒先锋，一如他们在赚够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钱之后，率先抵制并于 1833 年通过禁止奴隶法案。

英国人态度的转变其来有自。一方面是中国土烟的进口替代效应让洋烟贩子利润收窄，而新兴工商阶层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如果中国人少花一点钱在鸦片上，就可能会多花一点钱。

整体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世纪伊始，人们看到国际范围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老牌帝国和新兴大国的竞争在加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传入，叠加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瓜分竞争的升级，加剧了中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新兴大国美国在 19 世纪末掀起了排华浪潮。为了合理化自己的举措，不少美国人把中国人刻画为劣等民族，喜爱赌博和吸毒，躲在唐人街烟馆中一边举着烟枪吞云吐雾一边谋划犯罪勾当成为华人的模式化形象。一次在路易斯安那州举行的中国收藏品展览会上，鸦片烟枪和烟灯也被送来参展。对于这种公然的轻侮，中国留学生发起了抗议。然而人们也明白，如欲人敬，必先自敬。年轻一代的精英们，尤其是沿海地带的知识阶层，开始发起各种鼓动政府禁烟、鼓励人们放弃吸食鸦片的舆论动员，并开始采取各种实际行动来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1905 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对禁烟运动的声势大有帮助。一是上海等地出现的因排华法案存废问题引发的抵制美货风潮。二是日本破天荒打败了帝国主义强国俄国。前者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降低了人们对视为中国落后愚昧象征的吸食鸦片习惯的容忍度。后者则大大提升了禁烟的感召力，因为先是打败中国后又掀翻沙俄的日本是禁烟国，早在 1860 年代就颁布法律禁止鸦片贸易。

接下来中国被邀请加入国际禁烟行动，并于 1909 年成功举办了万国禁烟大会，也算是一种平等的身份加入了国际大家庭，可以在一个国际论坛上和列强平起平坐。取消治外法权是中国外交人士长期努力的目标，而针对治外法权最强有力的攻击工具之一就是外国人利用治外法权继续走私鸦片和其他新兴合成毒品。不过，这一诉求或多或少也因为列强对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鸦片生产国这一事实的指摘所抵消，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中国精英阶层敦促政府加大禁烟力度，以更快地取消治外法权。

事实上，新兴的精英阶层对鸦片消费态度的转变，也是禁烟形势迎来重大改观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当年正是来自精英消费阶层的暗中抵抗，令道光皇帝的禁烟举措流于形式。

到清政府意外覆灭的短短五年间，全国范围的禁烟行动取得了重大进展，并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遗产。虽然后来国内政治形势几经变幻，禁烟的主旋律时强时弱，但被污名化和唾弃的鸦片经济再难翻身，直至解放后被彻底取缔。

禁烟运动和抵货运动一起，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动员，令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大众动员型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常见的大众动员型政治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基础。而各种禁烟社团的兴起，则为中国有别于过去绅商主导型社会自治的现代公民社会的诞生发挥了助产士作用。

全国范围内推出的禁烟举措和禁烟体系的构建，以及各地戒烟所的成立，以及戒烟过程中的中西医之辩，令现代公共卫生的观念得到普及，政府应对公共卫生负责的理念也日渐深入人心，现代医疗体系的构建也随之而来。

在大众的心目中，禁烟已经成为政府天然的使命。而军阀的形象始终不佳，除了中国人传统上对割据的历史性厌恶外，军阀禁烟不力甚至纵容鸦片种植和销售以便从中汲取利益的行为更是其被人们厌弃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一俟政权稳固便要推出六年禁烟计划的根源所在：禁烟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在包利威看来，虽然说日本或许并未有计划、有系统地针对中国民众推进毒品战，但他们在自己占领区对毒品的放纵，以及对毒品走私的依赖，令其政权被视为“鸦片政权”，令将自身侵略殖民行为包装成构建所谓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努力迅速陷入破产的境地。不过，日伪统治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副产品，那就是对既有鸦片生产和销售网络的毁灭性破坏。客观而言，这对日后新政权禁绝鸦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解放后声势浩大的铲除鸦片运动及其成功，为新政权奠定了强大的合法性，也让人们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魔力”有了切身的体会和长时期的拥护。不过，这种对集权的偏爱，或多或少也让社会丧失了因多元和包容带来的活力和想象力，并因此蒙受了别的方面的损失，直至改革开放伊始，局面才有所改观。

推荐阅读：《中国鸦片史》

题图来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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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源稀缺是全世界都在面对的问题。美国有 9.5 万人在肾移植等待名单上排队，一年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能够进行移植手术，十分之一的人要么死亡，要么因为太过虚弱而无法接受移植。欧洲的情况同样严峻，2013 年，欧盟国家肾移植等待名单上去世的人数超过 4000。

虽然各国都渴求肾源，但不同国家地区肾的捐赠情况不尽相同。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欧洲北部的国家活体捐赠的情况更为普遍，南部的国家则主要是死后捐赠。

西班牙是全球器官捐赠率最高的国家。它在 1979 年出台了“默认同意”的法案，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除非本人表态不愿意捐赠。在护理器官捐赠者这件事上，西班牙也比其他国家行动得更早，比如，它会对受到脑损伤的病人进行器官保护治疗。而其他一些国家往往采取姑息治疗，这样一来，器官就无法得到良好的护理。

鉴于肾源的短缺，越来越多国家采取了和西班牙一样“默认同意”的方案。这些国家多在欧洲和南美，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瑞典、芬兰、法国、意大利、希腊、卢森堡、荷兰、波兰、西班牙、斯洛伐克、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土耳其、厄瓜多尔、巴拉圭、智利、克罗地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新加坡、突尼斯。

英格兰从 2020 年开始加入上述国家的行列。届时英格兰所有 18 岁以上成年人都将被视为同意捐献器官者。按照英国卫生部的说法，此举有望每年多拯救大约 700 人的生命。

英国上世纪 70 年代引入器官捐献全国志愿者注册机制，但受宗教因素、对死亡的忌讳等多种原因影响，多数英国人不愿捐献器官。数据显示，只有三成英格兰人登记同意捐献。从“告知同意”到“默认同意”，背后有一个具体案例的推动。

2016 年，9 岁的 Max Johnson 因为患有扩张型心肌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来维持生命。九个月后，他终于等到了因车祸去世的 Keira Bell 捐献的心脏。经历漫长等待的 Johnson 及其家人明白一个合适的器官对患病者的重要。因此，逐渐恢复健康的 Johnson 在他母亲的帮助下，发起了支持默认同意的“选择退出制度”（opt out）运动。

英格兰和西班牙不同的一个地方在于，即使实行了“默认同意”，潜在捐献者的家人都有权在最后时刻拒绝捐献至亲的器官。数据显示，最近五年内，英国超过 500 个家庭拒绝捐献死去亲人的器官，尽管死者本人生前同意捐献。对于亲属仍然握有决定权的做法，一些人视为是最后一道有必要存在的保险，而另一些人则视为干扰。

伊朗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合法买肾的国家。伊朗政府称，1999 年肾交易合法化高效地终结了肾移植的等待名单。在这里，需要肾的人被推荐给器官移植病人联合会，机构会为他们寻找合适的捐赠人；捐赠可以得到政府 1200 美元左右的补偿以及来自接受者 2300-4500 美元的报酬；捐赠者的医疗保险可以延期一年，以后在公立医院看病享受折扣；所有移植费用由政府承担。

在德国（采取的是“告知同意”原则，卫生部长有意修改为“默认同意”）和爱尔兰等国家，活体捐赠者必须与捐赠对象有血缘关系。而在美国，捐赠者可以自由选择捐赠对象。在英国，这种所谓的“非直接”捐赠在活体捐赠中占到了 10%。

在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年老的人不适合捐赠器官，这种看法逐渐改变。在美国，2014-2018 年间，65 岁以上捐肾者的数量翻了一倍，50-64 岁的捐赠者数量增长超过四分之一。

捐肾后，捐赠者一般需要在医院里住上两天，恢复时间在一个月左右。在拥有着较高活体捐赠率的荷兰，捐赠者享有三个月的疗养津贴，如果需要请人到家里看护宠物，这个费用也可以报销。而在美国，只有条件在一定基准以下的捐赠者才可以获得费用的报销。

有的时候，即使愿意为亲属捐赠，肾也可能不匹配。活体配对因此变得愈发普遍。新加坡 2009 年实行活体配对肾脏交换移植计划。活体配对肾脏交换移植主要由两种方式完成。肾脏和患病亲友不匹配的捐赠者可直接同另一对有相同处境的病患和捐赠者进行一对一交换。或者，病患也可接受由素未蒙面的自愿捐赠者移植肾脏，亲友则需将肾脏捐赠给另一名病患作为交换。2016 年，新加坡出现了首个活体配对成功的案例。

题图来自：sketch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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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还处于一种尚未发育的状态，看待世界的眼睛也将变得扁平，这在翡翠岛上尤其明显。

我很少来海边，来到这座岛上也有些时日了，但天气一直没放晴。我不喜欢一座被烟雾缭绕的岛屿，每天推窗望去，都看不清海平面，除了从薄雾中传来的鸟鸣，我置身岛屿和在别处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一直在等待这座岛屿从睡梦中苏醒。这天，岛屿终于苏醒了，我穿上泳衣，来到海边，把脚印留给退潮的沙滩，我的脚印串在上面，像大海戴的手铐，我转过身，在海水声中望着来时路。我还记得一周前我在一辆颠簸的汽车中醒来时，没过一会儿，翡翠岛就已经在我脚下了。

汽车行驶得很慢，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戴着墨镜的司机目不转睛地望着路面，打方向盘的是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方向盘被他的手磨光了，兜兜转转的运行方式让我晃眼。我吃了晕车药后，脑子很快进入了黑夜，打起了瞌睡。我从未想过我的失眠能如此轻易被治好，被一辆破旧的小卡车，两粒白色的晕车药。

我的梦很沉，像裹着床单从二楼的阳台往下坠落。这个裹着床单的梦带着我远离喧哗的城市，最后降落在这座人迹罕至的翡翠岛。其间我醒来一次，发现车玻璃上阳光刺眼，这种阳光经玻璃二次回收，变得比真正的阳光更加热烈，我把车的遮阳帘拉下，把头抵在上面，脸颊隐隐发烫，车内的光线霎时暗了许多，那些刚才还在阳光下浮游的尘埃已被黑暗吞噬。我望着前方，以一个老司机的执拗，看着前方被车轮碾压的高速公路。

路旁有指示牌，随时提示着此去离城市已有多少公里，另一侧公路的指示牌则刚好相反，提醒着旅人还有多少公里即能进入夜幕中的城市。蓝色的指示牌在灰蒙蒙的空气中庄严肃穆，白色的数字严阵以待。这座城市连指示牌都冷冰冰的，当我逃离那幢钢筋水泥，摆脱内心压抑已久的块垒后，我发现空气居然是甜的。

司机抿着嘴不说话，墨镜下的眼睛没有表情，只有那双手在来回转动。如果此刻我乘坐的是一艘船，司机手里握的就是舵，车轮下的公路便是茫茫大海。置身在海风咆哮的海面，船长只能凭借经验掌握方向，没有指示牌指示方向，也没有休息站供我们整理倦容，只有一座隐匿在风雨中的灯塔。近视的船长误把漩涡当成灯塔发出的微弱之光，一头栽了进去，狂风暴雨拖拽着船只，船长和船员在呕吐。

“下来休息会儿吧。”司机摘下墨镜，叫醒我。

休息站到了。我收回思绪，跟随司机的步伐走到厕所，人很多，排着长队。休息站旁边有个不喷水的小池子，旁边的花草沾上了累累灰尘。我脱离队伍，去买了瓶咖啡，一饮而尽，脑子还是昏沉沉的，司机从厕所出来，裤裆处洇开了一片水迹。他拿出烟，我没接，我已经戒烟很久了。司机把烟点上，重重吸了一口，我发现他的表情是一种入定后的愉悦。我盯着那辆车，那辆满载行李的小卡车。

卡车上有我的书柜，有我的书桌，有我的凳子，还有一摞摞看完的和还没来得及看的旧书新书。这次离开我带上了全部家当，终于决定从一座城市来到一座岛屿。我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在此之前，我从事一份看上去很有前途的工作：审片。这份工作很符合这座城市浮躁的调性。我无数次在加完班后走在城市的街道，数着那些沉默以对的路灯，有些时候地铁还未停运，我看着容纳地铁通过的地道，像一节节弓着背的毛毛虫。在这样的夜晚，我一般满怀心事，这和白天的我不太一样。上班的时候，我表现得很活泛，与每个同事都相处得很好，但这些每天与我一起吃午饭的同事们，不会知道我在黑夜中的模样。

坐我旁边的同事，甚至每天都借故提早去吃午饭，好让我可以拼他的凳子睡一个午觉。我不知道当我睡熟时，在旁边耐心等待我醒来的他心里在想什么。就像我不知道每天下午我们一起走进审片室看那些五花八门的电影时，他说的那些话是不是他心里所想。

他送过我一个垫枕，图饰是红蓝相加的球衣，10 号的梅西。我每天中午把梅西枕在脑后，休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而旁边是站立着空想的他。在审片室，他的眼睛会变得很亮，和他站着的样子很不一样。他和我一起坐在凳子上，看着屏幕，刚掐灭灯的审片室灰蒙蒙一片，我们把屁股坐在失去颜色的椅子上，胳膊抵在同样失去颜色的桌子上，眼前人影晃动，人声飘渺。和电影院不一样的是，审片室很安静，没有吃爆米花和嘬可乐的声音，也没有情侣热吻的唇，一切都很安静。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来到了坟墓，除了小鸟掠响翅膀的声音，坟头青草毕剥的拔节声，死者和他们所置身的墓穴都是悄无声息的。

只有他例外，他很兴奋，眼睛照耀出来的光是这个黑暗的审片室里唯一的亮色。他正襟危坐，这是他的招牌动作，不管是走路还是打篮球，都是一副抬头挺胸的姿态，好像一个随时待命的士兵。他觉得这样会让他看起来比较精神，他还年轻——年逾不惑，就应该要有年轻人的样子。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变相说我萎靡不振，他也许看到了在黑夜中的我——与白天的我大相径庭，看到了我在黑夜中弯腰驼背，以一副嫌弃这个世界的表情趿拉着脚后跟，走在华灯初上的城市街头。

不过这样也好，审片需要两双相异的眼睛。他闪耀着光芒的眼睛可以发现我未曾留意的细枝末节。我们需要把看过的每部影片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最后在末尾写上“同意”，“修改”或者“待定”。前者是一些爆米花电影，我们对此类电影的看法大都一致，中间的是一些比较激进的（我们觉得会带来不好的示范），有些时候，群众很脆弱，经常会受一些电影、书籍和画作的影响，为了避免产生此类影响，我们只好让这种电影陷入无限修改的泥淖，直到导演麻木放弃或者直接引入地下放映。我们只关切看得见的，至于地下还是其他地方放映，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最后的通常是一些又想赚钱又想保持所谓操守的电影，一般都四不像，我们会开会讨论，需要剪掉哪些保留哪些，导演刚开始老大不高兴，誓死捍卫自己的作品，但上头会许诺增加一些排片量来打消对方的不满。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需要捍卫的东西，在某些东西面前，坚持——人们所说的可贵的坚持，会变得不堪一击。我们对此非常了然。我的同事很多时候都在试探这些导演的底限所在，但结果都证明，他们的底限会随着我们提出的修改意见而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甚至允许最后的成片和自己的设想南辕北辙。他一直乐此不疲，对此我也不好说什么，用这种方法揭开人们心中糊的窗户纸，让他们看清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安静的审片室只有他沙沙记录的声音，一部片审下来，他的 A4 纸上会写满他的意见和一些看法。如果电影里面的人有现实意识，我觉得他们会走下荧幕，跟我们谈谈。谈话内容和把他们制造出来的导演不会一样——这些导演永远三句话不离排片量与票房，而他们只会就影片的内容谈论——

“你们不能让我这个生活在唐代的人说现在的话，我知道你们对某些古文理解有些困难。但这些是你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不仅如此，我们的穿着也要尽量符合那个时代的……”

我的同事对此的看法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如此，就要无限往当代靠拢。

“……我在影片里之所以坐着，是因为导演另有所图，你看看我坐的椅子和茶几上的摆设，就知道还原这些东西有多么困难了。”

同事则说，还原的事还是让考古学家来做吧，你们只需要按照剧情走向，或者按照电影应该有的拍摄方式站起来，怒吼一声，没有人对你们的内心活动感兴趣。

最后，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里那些导演辛辛苦苦还原的道具，都在这些建议下打碎捣毁。当电影呈现一种眼花缭乱的打斗后，我们都觉得该片修改得真是好极了。

A4 纸上写了多少建议，我们对一部电影的贡献就有多大。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把自己当成了编剧甚至导演，那些电影完全按照我们的看法修改。对此，我们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同事站着和坐着时不一样的原因。不过我对这些却没什么兴趣，如果不是职责所在，我不会去看任何一部影片，更不会花上半天时间对它们挑挑捡捡，我不喜欢隔着荧幕观看一截生活片段，这和戴着眼镜看世界有什么区别？很多时候，只有经历过，才有发言权，我没经历过任何一部电影，更没兴趣生活在任何一部影片中。有段时间，我心血来潮去眼镜店配眼镜，其实是想测试下双眼的度数有无加深，从读书时代起，我就有些近视，近视的原因不详，而且老师还把我的位置挪到了最后，导致我看黑板的时候，眼前经常出现一些蝌蚪和音符。现在我的面前经常朦胧一片，像眼睛洒上了薄雾，又像我与这个世界隔了一层透明的、颗粒状的薄膜。

这种膜经常在家具店里看到，用来垫家具的，上面有一排排可以用手摁响的泡泡，学名叫聚乙烯气泡复合膜。我就是那些家具，隔着复合膜，看不清购买我的那些顾客长什么样，只能听声辨别其性别。终于有一天，我不想再做一个隔着膜的家具，来到了一家眼镜店。

眼镜有许多种，陈设在柜台，我挨个试戴，都不中意，这些眼镜都配不上我的脸型。

营业员的耐心在被我一点点消融，她换上了一副只有霸道的顾客才会有的表情，我有点害怕，想离开这间坐落在大型商场的眼镜店。

“为什么需要测度数？”我问营业员。

营业员没有回答我，也许在她看来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值得回答。我想随便买个戴上去能看清世界且不会头晕的眼镜，对方没同意，坚持要帮我测度数，还再三强调不要钱。他们不相信我，更愿意相信冷冰冰的机器。我觉得有点难受，我无法替自己的眼睛做主，它们以后只能继续保持灰蒙蒙的状态了。我走出了眼镜店，外面已经阴了，阳光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走在十字路口，被斑马线、红绿灯和那些灰色的建筑迷失了方向。

我终于没有配眼镜，我回到出租屋，坐在沙发上。这些沙发棕黄色，和室内的陈设很不搭调。窗外那些在夏季蓬勃生长的树木已经在落叶了，在我坐在沙发上休息的间隙，就掉了好几片。一片片巴掌大的落叶遮蔽了原本就灰暗的天空，让天空矮了好几寸。我坐在沙发上，望着面前的书柜，书柜里的书和我的职业毫无关系，是一些小说和散文，没有一本和电影相关。每晚加班回来，我从书柜随便抽出一本书，这些书的封皮在书店付完钱的那刻就被我撕下来丢进了垃圾桶，有些时候推荐语过多的封面也会遭遇同样的下场。我的书大都没有封皮和封面，只有一层白色的扉页，像破茧的蚕。

我坐在凳子上，打发难捱的夜。想到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书的内容就变得像鸡肋。窗外是闪烁的霓虹和步履匆匆的赶路人。有人曾敲开我的房门，为我推销健身卡。我不知道对方怎么知道我新近发福了，更不知道对方会敲响我的门，也许他走遍了整栋楼，每个房间都有他的敲门声。对敲门声没有回应的房间，门底下一般会塞满厚厚的一摞健身卡，只有那些有人头探出来的房门，他会及时换上笑容。

“五折优惠。”他递给我一张优惠卡。

窄窄的一张卡片，挤满了各种健身器材，要是我的身材也能变得如此娇小就好了，那么我每天早上就不会为穿不进裤子的腰身而兀自伤神了。人胖了，连衣服都不好买了，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也许我真的要去健身了，就从明天起，每天花上一个小时，把汗水挥洒到那些哑铃和跑步机上。我的同事有些时候会到公司楼下的游泳池游泳，我曾经用一副望远镜观察过游泳中的他。

游泳池在望远镜里变得很大，像经过一夜暴饮暴食发福的人。我能看到他的脊背水花一片，他游得很好，很快就从这头游到了那头，而且没有溅起水花弄湿池边遮阳伞下休息的人。遮阳伞花花绿绿的，我之前不知道，那些身穿泳衣的男人女人躺在伞下，露出一条白花花的大腿，像跳到岸边引诱花猫的一尾鱼。

我用望远镜打量路上的行人，在等红绿灯的行人没有表情，行人头顶的楼层都紧闭窗户，像对整个世界合上眼的蚌壳。同事起来了，抖落一片水花，用手把头发拢到耳后，过了一会儿，穿戴整齐地出现在路边，走进这幢森严的建筑。看到我没在睡觉，觉得有点奇怪，坐在凳子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把藏在身后的望远镜拿出来，环顾公司一圈，发现每个或休息或工作的同事都变胖不少。

公司墙壁上有一张蝴蝶标本，被镶在镜框里。这些本该纷飞在春天里或沉睡在冬季的蝴蝶被钉在了不足 12 英寸的镜框里，只有彩色的羽翼能让人想起它们曾经拥有过天空和花园。这些出现在望远镜里的蝴蝶标本，因距离的突然拉近，面目变得有些可憎，像一些奇丑的毛毛虫。我赶紧放下望远镜，回到工位上。

“先生，你到底办不办？”推销员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回过神来，看到推销员不再是撑开两翼的蝴蝶，而是活生生的人。他脸上热情未却，期待我对他的话有所反应，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还不明显，“下次再说吧。”我说。他尴尬地笑了笑，礼貌地退出去，让我有需要随时拨打上面的联系电话。我点了点头，把卡片丢进了门边的铁盒里，里面积攒了厚厚的一叠卡片，其中美食卡居多。

我坐在凳子上有些期待敲门声响起，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人好好说过话了，我想着要不要打电话让对方过来坐坐。我从铁盒里翻找健身卡片，找到后捏在手里，掏出手机，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手愣在了半空。脑海里有个声音不断地对我说，“你和他非亲非故，贸然打电话过去人家以为你要办会员，你已经让他失望一次了，难道还想让他二度失望？”

“我只是想找人说说话。”我说。

“人家很忙的，哪有时间陪你唠嗑？”他说。

“我可以买他的时间。”我说。

脑海里的声音断了，也许他也同意这个办法，于是我摁响了对方的号码。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对方相信我不是要办卡，而只是想和他说说话。但是他又不相信我会付他钱，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相信，就让他把支付宝帐号告诉我，我可以预付他一点钱，可是却没声了，电话断了。

我的同事对我在半夜找他聊天感到有点奇怪。他以为我们每天在公司就已经聊得够多了，换句话说，我们对彼此已经足够熟悉了。但是直到他在半夜穿过大半个城市看到我时才明过来，原来我们之间尚有一层隔断：他住这头，我住那头，唯一的交流也只是隔断的吱吱嘎嘎声，而内心的真实想法都深藏起来了。他看到我房间有那么多没有封面的书，有些不可思议，我通过他惊骇的双眼和夸张的表情判断，他就是对我竟然还看书感到大吃一惊。我没去管他，让他放轻松些，就像审片那样。

他听到我这句话更惊讶了。他原以为他在公司一直很得体，从未失态过，没想到一直以来小心翼翼保持的体面都在那间昏暗的审片室里露出了马脚。他奇怪地笑了笑，坐在沙发上没敢动弹，双腿并拢，像个拜见岳父岳母的准女婿。我们的谈话很不顺利，也很不自然，而且两人都把内心封尘起来了，言语虽然和准女婿那种豪言壮语、过分自谦有所差别，但与相亲时候的拘束倒也相差不大。最后我只好借口天色已晚，送他出门，而屋里的沙发上还遗留着一道仅有二十分钟温度的坐痕。

审片的时候，他眼里的光芒弱了很多。我看到他束手束脚的姿势，有些不习惯，但我知道自从上次深夜交谈失败以后，我与他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了。这个已经四十岁的同事，这个已经不知激情为何物的中年男人，已不可避免地平庸下去了，而且在生命终结的那天，躺在棺材里的姿势也是得体且令人赞叹的，即使变成了骨灰，骨灰形状也是不敢旁逸的椭圆形，与骨灰盒的空间如此登对，如此熨帖，一起安详又自得地陷入长久的虚无之中。

他对那些 A4 纸也过分小心了，往往一场片审下来，上面只有寥寥几语。这便宜了那些导演，他们突然间意识到他们已经在无形之中领会了电影的精髓，现在拍摄出来的电影不需要修改便能打动审查人员和观众的内心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世上不可能存在一部没有问题的电影，就像电影不可能一镜到底。

所以最后我只能与电影中的人对话，纠正他们的走路姿势、讲话方式，让剧情符合我们的想法那样发展。这样很累，但没办法，我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乐在其中，为电影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好在秋天很快到来了，进入了一年中的观影淡季，很多人都很忙，只有我每天没事干，也许我该去寻找一片落叶藏身。但我知道，那些落叶没有一片适合我藏身，秋天是四季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季节。当落叶纷飞，万物枯黄，只有我还保持着夏季的炙热，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急切想变成随着季节变化的虫子。春天时，我是一只热烈的瓢虫，夏天时，我是一只躲在阴暗角落的甴曱，现在秋天到了，我想变成一只枯叶蝶，大地为我染上枯黄，让我随着秋风翩跹，伴着秋露入眠。但我太显眼了，走在人群里一目了然。谁都能发现那个满怀心事的年轻人，正踽踽独行于四季中最萧索的秋天。

“该上车了。”司机戴上墨镜对我说。

车继续驶在高速公路上。这几年，我一直在路上，沿途的风景也看过不少，但都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印象。我对在路上一直没什么兴趣，如果有可能，我宁愿久居一座城，哪都不去，那些美景美食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不明白人们对在路上兴致勃勃的原因，更不明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途中所背负的躯壳即使千斤重，也阻挡不了他们对出游的热情。每逢节假日，大部分景区就会挤满从各地蜂拥而至的人群，这些人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坐上几个小时的飞机，数天的火车，只为了来看看这里的人们和他们所在地的人们有什么区别。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失望地发现，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张嘴，而他们寄予厚望的景点，也被这些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张嘴的游人稀释了，什么都看不见，眼前灰蒙蒙一片，就像一只小虫掉到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上。

但很多时候，即使自己不愿意，生活也会逼迫你上路。你会腻烦一座城，腻烦城中的人和建筑，你想换个环境，起码在去往别处的途中，你的心情是保持愉悦的，即使出行的意义只剩下这短短几分钟的快乐，在你看来，也比继续呆在城市好。

为了这短暂的快乐，我又踏上了去别处的路途。多年来，这样的轨迹像恒星运行，从没改变，偶尔偏离轨道，也会被意外这只刺猬刺伤之后重归正途。我的心情像多棱镜般，折射出一道酝酿中的彩虹。每个镜面都代表一种心情，每个心情都象征一道颜色，只不过现在我颠簸在狭窄的车内，呈现给外界，给自己的，刚好置于灰色。

车窗外是低矮的树丛，几间小屋点缀其间。有人在翻土，几个动作来回重复，平整的土地很快被锄头掀翻，像一只硕大的土拨鼠用脊背拱起土，再用利齿把泥土细嚼慢咽，待到适合植物生长之时，锄头被放回了屋角。留存在田园的是几垄新翻的泥土，鳄鱼的鳞片在阳光下闪耀着微光。

司机一路都不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很佩服他，他能分清这些纵横交错的公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开车上路比织毛衣困难，即使有指示牌这个织衣说明书。这些司机就像一只蜘蛛，在这些一如二维码般混乱的网里，非但没有迷失，还把我们这些乘客送到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想到这里，我眼含笑意地瞥了他一眼，只不过这只蜘蛛太严肃了，没有给我任何回应，还是专注地望着前方歧路横生的高速公路。他们也要非常小心，非常认真才能不出错，此刻我在心中默默地为他颁了一纸奖状。

还在城市的时候，我的同事领我去了一回迷宫。铸造迷宫的铁墙将近一人高，当然对我来说，不止一人高，对我同事来说，一人高未满。他是北方人，生来高大。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错综复杂的迷宫，而是迷宫中央的观灯亭，传说每年元宵或中秋，皇帝会命宫女举着花灯闯迷宫，谁第一个顺利到达正在俯瞰她们的皇帝身边，谁就会在当晚沐浴到皇帝的雨露。皇帝一般站在观灯亭，看着脚下宫女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会享受到一种类似小孩吃到糖的喜悦，这种喜悦是对他久居深宫的一种补偿。

我们置身在迷宫中，他走得比较快，我落在他后面，很快我就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了，可是他却看不见在铁墙内左支右绌的我。我已经迷路了，只能尽量昂起身用目光追寻他越来越快移动的脑袋。虽然有指引，但那些墙壁就像鱼肠一样，不是相通的，而是设置了很多障碍。我在迷宫里，头一回碰壁这么多。等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看不见他了，而是听到了一阵震耳的笑声，他已经站在观灯亭上了，俯视着我，看着我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不知路在何方。

在暗夜里，他用发光的手机屏幕为我指示方向，经过无数次失败之后，我终于和他站在了一起，并肩。我用手擦拭脸上的汗水，享受着俯瞰迷宫的喜悦。迷宫在我们脚下，像极了二维码，这些二维码出现在无数商品包装袋中，经无数小贩的嘴吆喝出来，经常让我生出一种购物堪比乱麻的错乱感。那天晚上，我终于可以正视迷宫了，之后我也可以在经过那些嚷嚷着“扫一扫”的人们身边时，停留下来，和其他人一样，像能捡到多大便宜似的掏出手机，让这些二维码和我的手机打个照面，从此以后，我所需的物品就和它们关联上了。

然而，我到底还是认不清路。

“你怎么一个人？”司机终于说话了。

我没有回答他，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学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对我至今一个人感到很奇怪，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大概算一种病，一种可大可小的病，在家人看来，这种病无药可医，只有找到另一半才能自行痊愈，在朋友看来，这种病无关痛痒，顶多关乎一个男人的自尊。但对我来说，这真的不算病，我既不需要另一半，男人那脆弱又好笑的尊严我也不在乎。

“一个人比较舒服。”我说。

司机点了点头，好像赞同我的看法，“就快到了，你为什么去翡翠岛？”

“翡翠岛远离陆地，在大海漂泊，就像一个人。”我说。

司机笑了。

我们在进岛的路上看到孔明灯绽放。天已经黑了，天上没有星星，只有人为的孔明灯飘在半空，让还没下车的我们依旧可以看清路旁的指示牌——阿那亚，1km。

很可惜，这个充满希腊神话般色彩的地名与诸神无关，只是一个度假村，仅仅是一个度假村而已。而此时驶过的这座桥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茹荷桥，同样无关上古神话，只是一座桥，一座在海边渐渐腐烂的栈桥。车胎碾过，发出饱经风霜的咳嗽声。我们循着孔明灯的亮光，抵达了海中央的翡翠岛。

我们在黑夜里看不清岛屿的轮廓，远眺海面，只有几艘还未进港的渔船的帆，在模糊的夜色中发出达达似的发动机响声。司机把我送到屋旁，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木屋，之后花了我半天的时间修葺，才将将可以住人。司机看了我一眼，无法确定我真的要住在这座荒凉的岛屿。岛上什么都没有，唯一的生活超市，还在几公里以外的进岛小道旁。

我从他手里接过我的行李，司机看了一眼地上放的书柜等物品，矮身钻进了车，开动发动机，车灯在夜幕中渐渐地熄了，我与岛屿重新陷入了无垠的黑暗中。天上的孔明灯飞得很高，烛火闪烁，隐隐像一只身陷囹圄的飞蛾。

第二天，我醒来时，打开窗看到有人在沙滩上踢球，几辆 JEEP 在沙地上打滑，旋起一阵风沙，车辙印在沙土中凹凸分明。各种垃圾堆满了涨潮的海滩，浸泡在水中，吐着白色的泡沫。这里的海没有天空的蓝，只有阴天的灰，说是海，其实更像一瓢刚洗完碗筷的池水。

好几次，我想去海边，但不作美的天公每次都让我打消此念。我只好躺在还未修葺完毕的木屋内看书。等到夜晚来临，我点燃从远处小树林里捡来的木柴，小树林很多朽木，被海水泡得发白，白蚁在里面打穴，搬运的时候，需要敲打朽木，让白蚁落尽。当火燃起来，这些朽木很快会被火焰吞噬。海滩边还有篝火的灰烬，像被灼伤的一块皮肤。

这样过了几天，我感到百无聊赖，我已经备好了泳衣泳裤泳帽，就等天放晴，下海畅游一番了。这些游泳必备品还是我同事送我的，就像他送我梅西睡枕一样，我事先也不知道。

他告诉我说，躺下来这个世界会比较不一样。

当我躺在公司的凳子上时，我知道这个世界会比较不一样，我看不到人们的面容，只能看到他们的大腿小腿，让我像误入了丛林深处。他让我去尝试游泳，只有躺在水面，才能看见站着时看不见的景物。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走出泳池，换上了正装，只有头发还湿漉漉的，露出了他锃亮的额头。我接过他手里的袋子，点点头。只是他永远不会想到，我始终没去游泳池游泳，而是去了远离城市几千公里之外的翡翠岛。

那段时间，我一直想去翡翠岛看看，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和上头说。同事送给我泳衣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徘徊在上头办公室门口。我还没找到离职的借口。上头在百叶窗内发现了我，招手叫我进去。我迟疑着开了口。上头微微一笑，说现在刚好是审片淡季，出去走走也好。就这样，我获得了为期一周的假期。

可是，现在假期快结束了，我还没去海边好好地看一看，我不想让这次翡翠岛之行被天气破坏。然而不管我多着急，天空还是没有放晴的预兆，还是黑着一张脸，好像时刻会从紧锁的眉头挤出水来似的。我只好躺在屋内的木板上，听海风穿过屋檐的声音。好在中午的时候，天终于放晴了，我穿上泳衣，戴上泳帽，走在足迹慢慢变少的沙滩，望着发黑的海水，站了很久，始终不敢下去。我无数次在下班后站在湛蓝的游泳池边，望着发蓝的池水，站了很久，始终不敢下去。小时候我也是游泳的一把好手，数米高的悬崖一跃而下，迸射起朵朵水花，可是突然有一天，我被飘忽而至的大水冲到了下游，如果不是有人用一把锄头把我拉上岸，也许我早就不在了。从此，我一见到水就鼻腔发酸，两耳嗡声作响。我不会游泳了。

我绕道去远处的生活超市。那里有帐篷兜售。既然我始终无法亲近海水，总可以露营在沙滩，尽可能拉近与海水的距离。我知道海洋深处，是一个五彩的世界。我曾经在无数影片中看过海底世界，那些扇贝，珊瑚，鱼类在海底组成了一个秩序分明的社会。而且，海洋远比陆地广袤，生活在里面，应该不会感到拥挤。

退潮的海滩躺着各种颜色的贝壳，泥沙里有许多细小的眼，那是某些浮游动物逃生的窟，远处海鸥带来一团白云，海面作业的渔船在朦胧中像梦一样遥远。超市老板给了我一个单人帐篷，还问我会不会搭，我说有说明书问题就不大。走出超市后，我才发现墙上到处是宾馆、海鲜的信息，几间残垣断壁屹立在海边，像默默守卫海洋的使者。

当天晚上——距离假期只剩最后一天，我没住在那座木屋里，而是在沙滩上把帐篷搭起。搭帐篷不太容易，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搞清楚那两根铁杆的作用，花了更多的时间学会分辨帐篷的正面和反面，还与越来越大的海风搏击了很久，才让帐篷竖立在风中，不至于被吹倒。

帐篷搭好后，天也黑了。我在大雨到来之前钻了进去，刚眯上眼睛，帐篷就被兜头一浇，雨降下来了，落在帐篷上，像大火燃烧森林的声音。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在这个酷似翡翠的翡翠岛上，我在帐篷里听雨，外面蛙声叫了一夜。不过，明天我始终是要回去的。

雨越下越大，我感受到帐篷越来越矮，越来越吃重，帐篷顶端就快接近我躺着的脸了，像被千斤坠压着，喘不了气。我掏出之前为避免进沙装入塑料袋里的手机，拨打求援电话，可是信号断了，潮水已经漫上来了。我终于在躺着时真正发现这个世界的不同之处了。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结尾太悲观了，没必要让主角以这种方式死去。”同事看完电影说，“而且他已经离开城市了，结尾应该光明点。”

“我不赞同你的看法，我觉得很好，影片结尾已经说了，第二天他又要回到城市，他的假期结束了，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让他永远离开城市。”我说，“而且我觉得他并不想死，只不过当死亡真的来临之后，他已经无从选择了。”

我们第一次为一部电影的情节相持不下。最后他生气地摔门而去，我耸耸肩膀，走出公司，准备把谋划已久的出游计划付诸行动，最好是去往一座岛。

关于作者林为攀

林为攀，青年作家，编剧，福建上杭人，现居北京。出版有长篇小说《追随他的记忆》、《万物春生》等。

一些解读

如果一个人无法融于周围世界，或者一个人无法认同自己，那么他会陷入难以自处的境地。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接受了这一切——他接受无法融于周围世界，他也接受自己无法认同自己。这很像是一种悖谬的姿态。

这篇小说以轻逸、懒散的笔法，写着没什么故事的故事，一个人想要逃离城市去一座海岛，但到接近末了，文中出现了矛盾，他带着全部家当搬去海岛，但其实只准备度七天假。这个矛盾出现之后，逃往一个小岛安居的白日梦迅速出现了漏洞，主人公回到了现实中。

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度假也好，辞职也罢，逃离也好，认命也罢，孤岛也好，城市也罢，真实也好，梦幻（电影）也罢，主人公已经接受了一切。既然什么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那么（很奇怪）什么都可以接受。这种既柔顺又无奈的姿态，不是“垮掉”，而是如标题所示的——“躺”。（特约编辑：朱岳）

题图原图来自：Daria Zaseda on 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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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路（King’s Road）是位于伦敦切尔西地区的一条东西方向的道路。

1960 年代，这里是英国反文化的中心地带，并催生了风靡伦敦乃至世界的摩德风（Mod），迷你裙之母 Mary Quant 1955 年在这里开设了她的第一家店铺 Bazaar。

20 世纪 70 年代，国王路一度成为朋克文化的聚集地，也是西太后 Vivienne Westwood 和性手枪乐队经理 Malcolm McLaren 的活动场所。

这样一条商业街如今正面临大规模的重建，涵盖零售、餐饮和公共区域，试图改变这里被手机店、快时尚和平庸餐厅占领的局面。如何向年轻的伦敦人展现国王路的文化，同时把它带到数字时代于是成了一个问题。

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创意机构 Winkreative 接下了这个任务，并推出了一个拥有全新视觉形象的网站，帮助这条富有魅力的街道和如今伦敦那些可能更酷、更年轻的购物中心竞争。

创意团队追溯到国王路最早诞生的时间，它作为 17 世纪查理二世的一条私人道路，后者喜欢用 King Rex 的拉丁文缩写 R 签署其所有往来信件。KR 于是成了国王路新的手写会标之一——因为在几个世纪前，人们必须持有国王写着批示的文书才被允许走到这里来。

随着零售商业的竞争愈发激烈，一条马路也有自己的品牌形象已经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想想日本那些成功的商业区，比如拥有流线型长椅的表参道）。国王路的问题在于它有太多的历史建筑，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硬件改造，各种物料的平面设计则多少弥补了它如今缺乏的现代气质。

“我们希望标识清晰，但同时动态有趣。” Winkreative 的创意总监 Maurus Fraser 接受《创意评论》的采访时说，“我们将字标分开，围绕在字母 S 上。一些宣传页的标题设计也用了相同的方法，赋予视觉系统以持续运动的感觉。”

居住在伦敦的美国摄影师 Alexander Coggin 则为国王路拍摄了一系列图片，捕捉了国王路上生活的人们的一些片段；另一名插画艺术家 Alice Meteignier 则创作了一些简洁优雅的图片来概述国王路的历史。

题图来自 King's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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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BC 的消息，孟加拉国一位 19 岁的女孩在学校遭遇校长性骚扰后去警察局报案，最终却因为指控校长而被火烧死。

这个女孩叫做 Nusrat Jahan Rafi，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Feni 小镇的一所穆斯林学校上学。她说，3 月 27 日，校长叫她去了办公室并开始摸她。她在仓皇之下跑了出去。

与因为担心蒙羞而在性骚扰中选择沉默的女性不同，Nusrat 不仅说出了自己的遭遇，还去警察局报了案。

报案的过程中，当地警察局的一位警察用手机拍下了她描述性骚扰的过程。视频中可以看到，Nusrat 试着用手遮住脸，而警察让她把手拿下来，还说这不是什么大事。

报案后，警方逮捕了校长。一群人因此上街抗议，要求释放校长。同时，人们开始怪罪 Nusrat。

4 月 6 日，也就是报案后的第 11 天，Nusrat 去学校参加期末考试。Nusrat 的哥哥 Mahmudul Hasan Noman 表示，自己想陪妹妹进学校但是被阻止了。“如果我没有被阻止，这件事就不会发生在我妹妹身上。”

按照 Nusrat 死前的说法，一名女同学对她说她的朋友正在被打，并把她带到学校屋顶。Nusrat 上了屋顶后，四五个穿着罩袍的人把她围了起来，要求她撤销对校长的指控。当 Nusrat 拒绝后，他们就放火烧她。

根据警察局长 Banaj Kumar Majumder 的说法，他们试图把这件事弄得看上去像是 Nusrat 要自杀。不过，在他们逃离现场后，Nusrat 被救了出来，她也因此得以在去世前描述她的遭遇。

“一个凶手用手按住她的头，所以煤油没有倒在头上，因此她的头部没有烧伤。”Banaj Kumar Majumder 向 BBC 表示。

Nusrat 全身 80% 的地方被烧伤，由于当地的医院无法治疗这样的伤势，工作人员把 Nusrat 送往达卡医学院。在救护车里，Nusrat 用哥哥的手机录了一段声明：“老师摸了我，我将与犯罪行为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她还指认了一些在学校屋顶上攻击她的人。

4 月 10 日，Nusrat 去世。数以千计的人出席了她的葬礼。

警方逮捕了 15 人，其中七人涉嫌谋杀，两个人组织了要求释放校长的抗议。校长仍然在拘留中。拍摄 Nusrat 报案过程的警察被转移到了其他部门。

Nusrat 的死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人们纷纷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性骚扰的担忧和愤慨。“我愿意为我的女儿付出一切，但现在我感到害怕，在这个国家生下女孩意味着一辈子的恐惧和担忧。”一个人在 Facebook 上写道。

根据女权公益组织 Bangladesh Mahila Parishad 的说法，2018 年，孟加拉国发生了 940 起强奸案。研究人员表示实际的数字还要更高。受害者一旦举报，往往会面临更多的骚扰，这让很多人选择沉默，也让施害者变本加厉。

2009 年，孟加拉国的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法令，让所有教育机构建立反性骚扰小组，遭遇性骚扰的学生可以有地方投诉。不过很少学校主动实施。现在活动人士要求学校实施命令，并将其写入法律。

达卡大学的教授 Kaberi Gayen 说：“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震惊，但正如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这样的事件迟早会被遗忘。我认为这之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必须看看正义是否能得到伸张。变化必须发生，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法律方面。学校应该在学生孩童时期就提高他们对性骚扰的意识。当涉及到性骚扰时，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题图来自：豆瓣电影《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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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表情包、创作病毒流行语和笑话等 meme 算是一份工作吗？如果只是一种偶尔为之的创作，那可以算作是兴趣。但如果是长期持续稳定地产出，那么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一种职业，类似专业段子手。

若是算作职业，那么就必须要有权益保障。而现在，据《大西洋月刊》说，Instagram 上的 meme 人正在组建一个工会，IG Meme Union （ ID 是 IG Meme Union Local 69-420）。

虽然这个组织还没有得到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认可，但它已经开始承担传统工会的角色了。

作为一个 meme 人的组织，它的成立公告也显得很 meme ，严肃中不失活泼，体现了“守望相助”的感觉。公告称，组织成立的初衷是当 Instagram 对各位 meme 人的账号做出了不公平的处理时，可以凭借组织的力量一起维权。想要参加这个工会的 meme 人只需要在线填一张表格就可以了。

工会组委会代表保罗·普林多告诉《大西洋月刊》，他们认为他们制作的 meme 为 Instagram 带来了人气流量以及收入，但他们自己却毫无工作保障。

对于创作者来说，平台就是一个帮助扩大影响力的传播途径，但同时也是一个不稳定的风险因素。因为它随时就可能被封号、限流、屏蔽或者遭到侵权。个人的力量比较单薄，而专业的组织往往处理起来更有优势。这便是这个公会成立的初衷。

据说这也和 Instagram 的投诉程序非常低效有关。被侵权的 meme 人通常只能填表，处理结果不尽如人意也很难上诉。这才使得有人觉得必须凝聚起一股更大的力量和这家巨头协商。

meme 产业虽然越来越发达，头部创作者也许能够积累几百万的粉丝，但总的来说还是缺乏传统行业的工作保护。

《大西洋月刊》说，Instagram、Facebook、YouTube 和其他社交平台都会通过广告等方式将用户创作的内容货币化，但用户却不会收到相应回报。

虽然 meme 人为互联网带去了欢声笑语、引领了潮流文化，但现实处境中，他们的个人保障却十分脆弱。

题图来自 giphy

#Meme 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2018 年 9 月上线的新栏目。

“Meme” （ /miːm/ ）， “ 梗 ” 、 “ 包袱 ” 、 “ 表情包 ” 的意思。我们用它来记录一些文化现象，有些事情光记录下来就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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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申报 2 个月后，国内 4 月 22 日开始重新受理游戏版号申请，要求也会更严。

据第三方游戏运营和版号代办理公司艺忛出版，一周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各地方出版主管部门下发了关于重新开放游戏产品版号申请受理的通知。除重新接受游戏申请材料外，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申请了版号但未收到受理通知的游戏，也要重新提交申报材料。

在下发通知的同时，国家新闻出版署还组织各地方出版主管部门召开了全国游戏管理工作专题会议，谈了游戏版号受理的新要求和规则，主要包括：

• 组建全国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
• 控制版号发放数量，不受理官斗类、棋牌类游戏，换装类游戏或将暂缓申请；
• 加强小程序游戏监管，无内置付费的游戏小程序也需要版号才能上线运营，之前上线的需要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重新备案；
• 游戏内容不能出现尸体和血泊，将血泊改成其它颜色也不行。

艺忛出版在昨日发布关于上述版号新要求的消息后，于今日删除了文章，不过微博名为“游戏版号楠柏湾”的用户也在一周前发布了类似的内容。

一家独立游戏公司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表示，由于棋牌类游戏涉黑涉赌较多，今年确实不批了。

据第三方游戏研究公司 Niko Partners，今年中国一季度版号开始发放以来，共有 795 个游戏获得新版号，这些游戏中没有一个是棋牌类游戏，而去年一季度共审批通过了 962 款棋牌类游戏，占审批总数的近 50%。

小程序中原本由个人开发、只靠广告赚钱的游戏不需要申请游戏版号，现在则可能统一需要版号才可以上线运营。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游戏版号限制审批影响了国内相当一部分游戏游戏公司的业绩。《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整理了 20 家国内最主要游戏公司的 2018 年业绩快报，包括腾讯、网易、完美世界、三七互娱、宝通科技等，其中利润增长为正的公司只有 6 家。

题图： Unicorns Abound on Visual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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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大街上的女孩” Vida Movahed 被判刑了。尽管其辩护律师向美联社透露，她被列上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特赦名单，但特赦的官方消息还没有放出。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一张拍摄于德黑兰街头的照片在伊朗国内外的媒体广泛流传。照片中，一位女子站在伊朗革命广场（Enghelab square）的邮筒，把白色的头巾捆绑在木棒上，沉默地挥舞着。

她在一个小时后被警方逮捕，但她的影像已经传遍了伊朗的社交网络。伊朗网络用户与官方均确认，她是 Vida Movahed，其时 31 岁，是 20 月大的婴儿的母亲。

图 / 社交网络

2017 年 12 月，伊朗刚刚开始一阵由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抗议。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她声援的是该年 6 月兴起的“白色星期三”运动。这场线上运动由社会活动家马西·阿里内加（Masih Alinejad ）发起，邀请伊朗男人、女人穿上违背教法常规的白色头巾，以抗议伊朗针对女性的头巾法令。

伊朗在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变成了政教合一的国家。道德警察会在道路上巡查，若发现不遵从规定佩戴头巾的女性，可处以 500,000 伊朗里亚尔（约合人民币 80 元）的罚款或最高两个月的监禁。

正是在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这条大街， Vida Movahed 挥舞头巾抗议法令。她也引起了一轮“革命”。2017 年 12 月她失踪后，伊朗人民在线上以标签“她在哪里？”声援她。在她之后，又有女性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邮筒上抗议。模仿 Vida 行径的女性陆续有来，她们的图像在“革命大街上的女孩们”的标签下广传于网络。伊朗官方后来甚至改建了这个邮筒，以防有人再站在上面。

被改建的邮筒，图/ 维基百科

2018 年 1 月，Vida Movahed 取保释放。在该年 10 月，她又一次站在了德黑兰革命广场顶上，挥舞彩色气球表达抗议。这是她这次被判刑的事由。根据官方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IRNA）的消息，她因“通过摘下面纱鼓励公众腐化与色情交易（corruption and prostitution）”而被判入狱一年。审判早在 3 月 2 日就已完成，只是伊通社近日才公布了结果。

近年伊朗官方针对头巾法令，在态度与行动上都有所松动。2017 年 12 月 28日，伊朗警方表态将不再拘捕违反伊斯兰教着装规范的女性。备受期待的改革派总统鲁哈尼，也曾在 2018 年 2 月释放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近半数伊朗国民认为头巾是私人问题，无需政府插手。分析人士指鲁哈尼这是在表达对伊朗强硬的司法系统的反对。

尽管如此，在对头巾法令的系列抗议中，已经有约 29 位女性被捕。警方不再拘捕也不意味着惩罚的免去，警察与司法系统中仍有大量保守人士，违反法令的女性需要学习宗教课程，多次触犯法令的女性依照法律仍可能被捕。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在 2018 年国际妇女节时表态，头巾是一种保护而非限制，女性应该安于本分。

Vida Movahed 的辩护律师透露， 哈梅内伊已将 Vida Movahed 列入特赦名单，然而释放的程序仍在进行中。特赦一般与特殊节庆有关，如今年 2 月的特赦令是为了纪念伊斯兰革命的 40 周年、2018 年 11 月特赦 1000 多位囚犯的命令是为了纪念穆罕默德诞辰。 因此这次特赦很难说明哈梅内伊对头巾法令的态度有所改变。

题图：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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