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BBC 报道，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下令禁止公民在公共场合戴“有碍于身份识别”的面纱、头盔、面具，这是在 4 月 21 日复活主日连环爆炸案之后的紧急措施之一。面纱禁令在事情发生八天后的 4 月 29 日生效，整个国家仍处在高度警戒状态。

据 CNN 报道，总统在声明中表示“看清人的脸是识别人身份的基础”，并表明这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并不打搅任何群体”做出的决定。

尽管没有指明，最受到影响的人群还是外出需要佩戴面纱出门的穆斯林妇女。她们遮挡面部的服饰包括“尼卡布（niqab）”和“波卡（burqa）”，前者是覆盖面部的布质面纱，后者是覆盖全身的罩袍，在眼睛处有网眼布。据 BBC 报道，斯里兰卡全国有 2100 万人口，穆斯林群体有数百年历史，目前占到人口的 10% 左右，其中小部分女性需要穿戴这些传统服饰。

穿戴“尼卡布”的阿联酋妇女。图片来自 wikipedia。

穿“波卡”的阿富汗妇女。图片来自 wikipedia。

这个措施引起了穆斯林群体的反对。斯里兰卡穆斯林委员会的副主席希利·艾哈迈德（Hilmy Ahmed）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不接受当局在没询问宗教领袖的情况下干涉宗教事务”。

穆斯林妇女的面纱问题曾在多国有过讨论，话题涉及女性权利等议题，讨论在欧洲尤盛。法国是第一个在公共场所禁止遮全脸面纱的伊斯兰服饰的欧洲国家，从 2011 年 4 月开始，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来自别的国家的人佩戴全脸面纱都可能会受到罚款，当时的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表示面纱是“压迫女性的”，在法国“不受欢迎”。

在奥地利，2017 年 10 月有一条关于面纱和罩袍的法令出台，要求禁止在法院和学校等公共场合穿戴这两种服饰。发布这个法令的执政联盟由左翼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和保守的奥地利人民党（Austrian People's Party）组成，他们认为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阻碍了作为“开放社会”基础的“开放沟通”，也有人将这个举措解读为企图对抗右翼自由党（Freedom Party）的崛起。

在非洲，遮盖全脸的面纱在乍得、加蓬、刚果等国家也有限制。2015 年 6 月，喀麦隆遭遇两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其中一次是由两名穿着宗教服装的妇女引爆的。事件发生后，政府禁止极北省（Far North Region）公民佩戴遮全脸的面纱，“防止进一步的袭击”；在极北省，居住着该国的大部分穆斯林。

4 月 21 日，斯里兰卡发生连环爆炸，造成了 253 人左右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他们是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据 BBC，在一周后的 4月 27、28 日，依旧有数千名斯里兰卡的警卫在街头守卫、保护教堂和清真寺。在斯里兰卡，佛教徒的人数占到 70%。今年 3月 6日，斯里兰卡曾因为穆斯林群体与僧伽罗人的族群冲突进入紧急状态。

题图来自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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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reen 与比她大 16 岁的男子结婚时才 12 岁。婚后不久她就开始遭受家庭暴力，并在 18 岁第三次怀孕时因丈夫出轨而离婚，继而开始接受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帮助。

童婚是巴基斯坦常年无法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大量女性拥有和 Nasreen 相似的经历。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 21 %的巴基斯坦女性在 18 岁前结婚，3 % 结婚时还不到 15 岁，整体童婚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

4 月 29 日，巴基斯坦参议院通过童婚限制法（修正）案，将最低法定婚龄提至 18 岁。

新法案是基于 1929 年童婚限制法的修正，由参议员 Sherry Rehman 提出。根据修正案，与未满 18 岁的女性结婚可能为当事人带来 20 万卢比的罚款，协助同谋者可能被判处三年监禁。

修正案曾在 2017 年就被提出过一次，但遭到参议员常务委员会的驳回，原因是它“与宗教禁令相悖”。

旧法案中女性的法定婚龄定为 16 岁，但即便如此，其实也很少得到严格执行，因为在伊斯兰教法中，任何进入青春期的女性都是可以结婚的。虽然一些省级政府已就此问题立法，试图设定更高的最低婚姻年龄，或对进行童​​婚的人进行更严厉的惩罚，但巴基斯坦法院判决时仍然倾向于伊斯兰教法。

童婚往往发生在巴基斯坦最边缘化的地区，这些女性比同龄人更可能辍学，并面临与怀孕相关的健康风险。童婚的女性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并带来了一系列的贫困问题。

此次议案在参议院的不记名投票中获得通过，但引发了对于此问题的激烈辩论。该法案接下来可能会被送交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 CII ）进一步讨论—— CII 是一个宪法机构，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伊斯兰法律咨询。

联邦宗教事务部长 Noorul Haq Qadri 就表示，“伊斯兰教中的婚姻没有年龄限制”，并提醒众议院，类似的法案曾经被 CII 视为“反对伊斯兰教法”。

而参议员 Rehman 则指出，由于投票年龄和国民身份证（ NIC ）的资格为 18 岁，青春期的年龄也应相应确定。“已宣布 18 岁为青春期的穆斯林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土耳其、摩洛哥、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沙特阿拉伯。”

“我们不是在宣传西方价值观，而是在努力挽救无辜的生命。”她补充道，“每 20 分钟就有一名巴基斯坦妇女因早孕分娩而死亡。”

题图为一场童婚讨论中一名女孩的画作，女性角色梦想的建筑上写着“学校”; 男性的则写着“家”。来源于 Wiki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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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看的 Case

MINI 和爱彼迎将合作开一家“周末旅行杂货店”。店里贩卖旅行中的新鲜灵感——白日梦、冲动、理直气壮等等。从目前的路透照来看有“”救急”泡面和自有 T 恤，更多的杂货要等到 5 月 1 日正式在上海开业发现。

快手发布劳动节广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片子依然是分享快手用户的奋斗故事，找来黄渤配画外音。快手还和美团外卖、滴滴等品牌，联合发起同名活动。

神马专车最近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投放广告，向特斯拉维权。神马专车 2016-2017 年共向特斯拉采购 278 辆车型，超过 20% 的车辆陆续出现机电故障。它表示特斯拉售后不及时，问题没得到解决，借广告寻求解决方案。

雀巢在京东大牌风暴日活动期间开了间“解忧咖啡馆”。店内包括解忧好物削削乐铅笔盒、转运小花盆。之前还发布了一支“解忧小剧场” H5，把现在年轻人的日常问题和焦虑通过名画展现出来。

天猫更新了形象，由原来的扁平化调成为更加圆润的立体形象。此外，还有新形象 Sticky monster lab 上线。这些变化应该更利于天猫形象公仔化。

阿迪达斯印度发布了广告片 Always on the Run。片中从四位印度人的视角展示了他们的个人故事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精神。拍摄地位于印度孟买，片子还将在伦敦、马德里、上海等地展映，是今年“重构跑步”主题活动一部分。

宝洁投资的两部女性纪录片 Queen Collective 在 Hulu 独家播出。片子由女性电影制作人创作， _If There Is Light _讲述了女孩为了家人离开避难所；另外一个故事 _Ballet After Dark _主角是幸存的年轻女孩。

其他，也很重要

Bud light 签约成为守望先锋联赛官方啤酒赞助商。电子竞技已经不再只有青少年观众，Bud Light 成为赞助商后有机会触达更多能够合法饮酒的粉丝。此外，守望先锋联赛的非酒精饮料赞助商是可口可乐。

微软更换搜索广告业务品牌名称。微软的广告业务 Bing Ads 更名为 Microsoft Advertising，在 Bing Ads 之前该广告业务使用的品牌名称是 Microsoft adCenter。

微软在官方公告中称：“这是一个简单的转变，因为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已经知道我们是微软，许多人已经在使用搜索广告以外的新的广告产品，例如微软的观众网络（Microsoft Audience Network）。”

《纽约时报》监测读者在阅读文章时的情绪，用来预估读者对某一话题的兴趣程度。

《纽约时报》广告创新副总裁 Allison Murphy 在 NewFronts 大会上称，该公司预测读者后续举措的功能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上线，该功能可以评估读者在阅读报道后对于某个话题的兴趣。

《纽约时报》还将在今年秋天上线另外新的功能，包括用于监测广告效果的新工具 Campaign Scope。

去年，《纽约时报》推出了 Project Feels，用于监测读者在阅读一篇文章后产生的快乐、悲伤等 15 种情绪，用于改善广告投放的位置。今年 4 月，《纽约时报》称，该公司利用 Project Feels 投放了 50 个 campaign，获得了超过 3000 万次曝光。

题图来自：Fancycrave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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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几乎所有的社交网络平台上都出现了这样一段视频：一只猩猩熟练地刷着 Instagram。

只见它捧着手机，先是看了一会儿一只猩猩荡秋千和饲养员玩耍的视频，接着右划退出视频，返回列表，往下刷了一两下，点开一张图看了会儿，继续右划退出。再往下刷到了一则玩蛇的视频点了进去认真地看了几秒，再退出。随后又打开一个拍摄了一只猩猩和人类玩耍的视频，背景音一个人类男性的声音响起：哦，那是你呀。

毫无疑问，这只猩猩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它有意识地刷着 Instagram，观看着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它对内容的理解，对操纵手机的熟练程度让看过视频的网友都大呼：真是太聪明了。

面对这位长毛小朋友刷社交网络，大家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它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心情如何在想什么呢？猩猩那么聪明，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猩猩一起来玩社交网络呢？“真希望互联网能由此产生一些高质量的猴子内容，诞生一些猴子博客、Twitter 用户呀。” 游戏资讯博客 Kotaku 的作者 Zack Zwiezen 说。

刷 Instagram 的这只猩猩名叫 Sugriva 。而发布这则猩猩刷 Instagram 的用户是一位用户名为 Mike Holston 的 KOL，在 Instagram 上有 500 万粉丝。他自称是动物教育家和环保主义者，经常在 Instagram 上分享自己和动物互动的照片。

现在，随着 Sugriva 走红，Mike Holston 成了被申讨的对象。不只有动物保护组织 PETA 发文痛斥，还有世界上最著名的黑猩猩专家珍妮·古道尔在其研究网站上发表声明，详细列出了这起事件的恶劣影响。

如果总结一下，在珍妮·古道尔的专业角度来看，猩猩是一种聪明、有情感、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这则视频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

1、Mike Holston 作为动物教育家，经常教导猩猩人类行为，例如一只叫 Limbani 的猩猩与 Mike Holston 很亲近。这只猩猩经常穿着人类的衣服和人类互动，这些行为有违猩猩的本性，只是为宣传 Mike Holston 和他所在机构的品牌而已。“长期来看，这些举动对这只年轻猩猩的身心肯定会有伤害。”

2、视频中对猩猩的角色定位传达出了一种错误的表达。它看起来像宠物。而给人带来这种认知后，无疑会使黑猩猩的非法交易有所增长。但人类往往三分钟热度，照顾不好猩猩就将他们遗弃，给猩猩带来巨大的痛苦。猩猩很聪明，而且像人类一样感情复杂。被遗弃后，他们身形遭受的创伤往往要花上许多年才能康复。而被圈养期间如果遭受虐待，那么他们余生都将带着那时留下的伤疤。

3、有趣的视频可能会让人错误地认为猩猩是不会濒危的，因此忽视对它们的保护。非法捕猎可能也会加速一些濒危猿类的灭绝。根据声明给出的数据，每年大约有 3000 只大猩猩从野外被偷猎。

4、过多展现猩猩的人类化会让人忘了猩猩是有野性的。人们盲目地，不恰当地与猩猩互动，很可能会因为遭到猩猩的突然攻击而受伤。

Sugriva 的聪慧让人想到了日本曾经非常著名的黑猩猩小庞。小庞在驯兽师宫泽厚的训练下学会了很多人类的本领，还成了一档综艺节目里的明星，每一期都牵着牛头犬詹姆斯到人类的世界当小帮手。这档综艺节目曾被港台地区引入过，分别译为《阿笨与阿占》和《狗狗猩猩大冒险》。在开心网还很红的年代，这档节目中一幕小庞在公交车上给老奶奶让座的剪辑曾经在网上广为流传。但后来，这位和人类走得相当近，甚至已经掌握了人类习惯的动物明星还是被带回了大自然。

小庞遇到的问题和 Sugriva 走红后引发的指责是相似的——包括它因为有一次突然攻击了人类而从此被扒去衣服。不论当时小庞攻击观众有何前因后果，至少在那一刻，人们突然又想起了它是一个“野性难驯”的动物，并做主给了它动物应有的去处。

一开始，节目换了种做法，为它造了一个“森林”居住，并时不时地在这个“布景”里继续拍摄综艺。有不少爱它的人类（包括宫泽先生和志村院长）按照它已经养成的人类习惯而增加设施，那样的居住空间里，不可能会有其他猩猩与它共处，孤独是必然的。当然，这种做法也并没有持续太久。最后，小庞被送到了动物园里，成年后的样子不复小时候的可爱，它还是成了一只普通的猩猩。

毫无疑问，聪明的 Sugriva 或是小庞总是讨人喜欢的，但动物保护专家觉得，它们这些聪明的瞬间应该被删除，而不是传播出去。

#Meme 是《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2018 年 9 月上线的新栏目。

“Meme” （ /miːm/ ）， “ 梗 ” 、 “ 包袱 ” 、 “ 表情包 ” 的意思。我们用它来记录一些文化现象，有些事情光记录下来就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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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Liu Heung Shing ）从 1976 年起成为一名摄影记者，最早供职于《时代》周刊和美联社。他拍过很多照片，自认为最难的一张是宣布苏联解体时的戈尔巴乔夫肖像。

困难显而易见。刘香成是跟人混进会场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官员警告过他不许拍照。就算没有外力阻碍，也得赌一把。他把快门调到三十分之一秒，但要捕捉到合上讲稿那一刻纸张的虚化，还需要一点运气。

摄影：刘香成

这张摄于 1991 年 12 月 25 日克里姆林宫夜晚的照片，也被认为是新闻摄影的典范，刘香成和他的团队在 1992 年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普利策奖是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在此之前，刘香成是美联社的“年度最佳摄影师”，这个头衔是为了肯定他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照片。关于中国的这些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肖像那么难，也没有那么意义重大。它们属于刘香成一直以来最看重、也是如今最时兴的“日常瞬间”。因为刘香成申请前往中国的年份非常特殊——在 1976 年至 1983 年，正值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日常的照片也是时代巨变的一部分。

刘香成出版的摄影集超过 10 本。 1983 年，企鹅出版社在英国出版了刘香成的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 China after Mao ）。1992 年美联社出版了《苏联解体：一个帝国的坠落》。

最新一本《红海余生》（ A Life in a Sea of Red ）由德国出版社 Steidl 在今年 3 月发行。这是一次有趣的编辑，刘香成希望同时呈现苏联的溃败和中国的崛起，他把过去在两处拍摄的照片摆在了一起。“中国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被报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今年中国这么多周年，89 年柏林墙倒了之后苏联迅速解体，我正好也在那里。”

_A Life in a Sea of Red， _截图自 Steidl 官网

他还引用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的话，解释多年来反复重编影集的习惯：随着时间变化，照片的语境会发生变化。这不是他第一次引用苏珊·桑塔格的话了——很少下判断，但总会在不同场合重申这些判断，也是刘香成的习惯。

刘香成 1951 年出生于香港。他的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福建人。1954 年刚学会走路，刘香成随母亲回福建念书。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可能不是最明智的决定。因为母亲家庭的地主出身，刘香成被认定为“黑五类”的后代。“大跃进”政策带来了普遍的营养不良，波及到了所有的邻居，他们都是在全民国有化浪潮中搬进刘香成家的私家庭院的——2009 年当《毛以后的中国》的中文版在中国内地出版时，刘香成在自序里写了这段经历。他的文字和照片一样充满令人惊叹的细节。

刘的父亲在香港是个报人，后来刘香成回忆说，他追随父亲进入新闻业是很自然的事。不久后刘香成回到香港，他学了一阵子画画，但对自己缺乏天赋感到沮丧。那段时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英语和粤语上，印象最深的是“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 年，刘香成离开香港，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大学最后一年，刘香成选修了《生活》杂志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但刘香成在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事后看来，这门课对刘香成影响很大。他在毕业后跟着基恩·米利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后来亨特学院一位中文教授把他介绍给了自己在哈佛的同学——时代集团的总裁凯尔索·苏顿。见面时，苏顿问刘香成，这辈子想要做什么？“我立即说我想到中国去”。一周之后，一位知名的图片编辑联系了他。

赶上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刘香成在 1978 年成为《时代》在中国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前三年，他是在北京的唯一一个外籍摄影记者。

“恰当的时间被放在了恰当的位置上。”总结作为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刘香成常这样说。不要误会，这不是全然谦逊的说法。自然，一些人拥有罕见的机会，时代发生巨变时，他们在场。但大卫·雷姆尼克和刘香成更罕见。大卫·雷姆尼克外派苏联多年后，凭借《列宁的坟墓》获得了 1994 年的普利策奖，后来他回到美国成为《纽约客》的主编。

刘香成解释过，为什么非刘香成不可？基恩·米利的影响是一部分，米利从未提及光圈、摄影机或景深（虽然米利是闪光设备的发明者之一），但教会了他“一个人必须深刻关怀他的拍摄对象”。

“能够说一口汉语和几省方言，的确令我工作起来比其他摄影师轻松一些，但这轻松不宜过高估计。这是一个外国人被排斥于重大事件之外的国家。”尽管刘香成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我从未因我的报道和图片而招致政府的阻挠”，但事实上，他遇到过几次直接干预。另一件给人“深刻教训”的是，在拍摄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的广场欢庆之夜时，刘香成的车和大衣都被泼了硫酸——这是他事后发现的。

在 1970 年代刘香成曾经受到马克·吕布的影响，他看过马克·吕布的《中国的三面旗帜》（ 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 ）。也有人把他和卡蒂埃-布列松相提并论，布列松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多次来中国，留下了一些难忘的中国影像。但他拍出的中国还是和他们完全不同。刘香成认为，他对文化中的肢体语言有更深的理解。他坚持一种观点：照片——尤其是好照片，会更多地依赖于摄影师知道些什么，而不是摄影师看到了什么。

《明镜》前北京分社社长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评价过刘香成为何难得——至少对于 1978 年-1983 年的中国影像来说。他说：“在越南，一个伟大摄影师的基本素质是胆气。……在中国，则没有类似的危险，这里需要的是智慧。勇于透过事物的表面，戳破那层为容易被满足和希望活得轻松的人织就的谎言与虚假印象的大网。刘正带着这种令众人羡慕的勇气。”

1981 年，大连理工学院，年轻的溜冰者。摄影：刘香成

在 80 年代，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现代时装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年轻人。云南。摄影：刘香成

1977 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们在排练肖邦的音乐。摄影：刘香成

1981 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学习准备高考的中国青年。高考于 1977 年恢复。摄影：刘香成

刘香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他时常谈起的一段轶事证明了这一点。“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 1979-1981 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摄的。”他转述姚伟的话：“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在摄影圈子——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圈子的话——也是如此。企鹅在 1983 年出版了《毛以后的中国》，但这本书无法在中国大陆流通。刘香成后来得知，“那时候中国的摄影师会翻译 caption（图说），手抄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拍中国日常生活的摄影书。现在这个版本还在流通。”

1991 年获得普利策奖后，更没人会怀疑这一点。

有好多年，为了证明自己，刘香成四处外派，在新德里、旁遮普邦、斯里兰卡、首尔、莫斯科、格鲁吉亚、阿富汗，他发回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的新闻照片，也积攒了一堆常人无法拥有的经历：自己组发电机、在马桶上洗照片、子弹距离要害部位只有一厘米……人们总喜欢向他询问这些经历，这让他看起来更传奇。另一方面，这些战地经验强化了刘香成的某种性格——倾向于解决问题，而不是批评抱怨。

1990 年代后期，刘香成决定回亚洲。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摄影记者了，常年在战地和革命现场也让他有些“同情心疲乏”。他拍得少了，他想创办自己的媒体。“信息是良性的。”刘香成也想促进中国的信息流通。

在短暂的创办、运营、停办 The Chinese （《中》）杂志后，刘香成回到北京，住进景山西街的一间四合院。这里能看到白塔和景山，成了时尚媒体津津乐道的花絮。但刘香成的抱负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他至今也未能像大卫·雷姆尼克一样，顺理成章地从出色的记者变成一份有影响力媒体的总编辑。

1997 年刘香成出任时代华纳驻中国首席代表。三年后，他被任命新闻集团（中国）常务副总裁，帮助星空卫视中文台在中国落地。这项业务一直非常棘手。此后刘香成在经纪公司 CAA 和本土媒体公司现代传播有过短暂任期，但他认为这些经历都不值一提。

五年前，刘香成搬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带。原因是上海徐汇区政府正在开发西岸的文化项目，他们邀请刘香成创立上海摄影中心。事实上，刘香成和上海的合作开始得更早。他和搭档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影像征集活动的策展人。受上海世博会所托，他们还合编了《上海 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2013 年 8 月，刘香成在中国上海的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题目为“中国梦”的个人摄影展。

《上海 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图片来自豆瓣

人人都想和刘香成合作，因为他是个人物。但不是所有时候，刘香成都能在“适当的时间被放到适当的位置”。从做摄影记者开始，刘香成就有交朋友的能力，也懂得抓住机会。官员理解他说的话，看重他的意见。刘香成也很聪明，他拒绝成为“吉祥物”的存在。

对于这个国家，刘香成有一些基本判断。他喜欢引用阿城常说的“常识”。“先前时代的许多社会政治动荡和创伤便是由于失去常识所造成的。1976 年到 1983 年……那时这个国家正迈出它最初的试探性步伐，以回复和重建阿城所称的‘常识’。”他批评常识尚未恢复，但举目四望，他认为一切都还大有可为。这又让人困惑。

“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刘香成有一次引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自序里的一段话。“她”指的是中国。多数时候，这可以理解为刘香成带有美国式的乐观，他还拥有介于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特殊身份。

今年 3 月，我们在香港见面。刘香成的影响力不减当年。因为新书出版，加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当周他有六场演讲。我们的采访见缝插针地进行。穿过中环的马路时，刘香成似有把握地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show them a book（给他们看一本书）。show them photograph（给他们看照片）。而不要批评他们的理论不行，或者他的 practise（实践）不行。”

“这就很像邓小平当年说的，不要争论。如果没有这个，中国也不会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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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和刘香成谈了更多：

Q：你提到说，外国人拍中国，有一种 detachment（抽离感），和中国人看到的中国会不一样。这是优势。但你也提到说，布列松、马克·吕布之类的法国人对中国有浪漫的想象。这似乎是不足。

不是所有法国人都这样。他们两个来自相对布尔乔亚、相对好的家庭。我 80 年代去法国比较多。法国人把皇帝干掉之后，跟英国的工业革命的途径是不一样的，但两个国家对阶级这个事情的态度是非常明显。如果你看法国的历史，最早他们都想象东方有一个很优秀的文化，其实是他们想象中的，训练质量很高的官僚体制、一个文明国家，他们是拿这个来攻击当时的法国国王。但这些人都没有去过中国。

像布列松的家庭，是很有钱的纺织品的家族，他是法共，但不是很活跃的法共。这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有一批共产党员也是来自很好的家庭，有一点点共通。所以他们来到中国，有一部分同情共产主义，有想要建立平等社会的渴望 。另外一个，他们本能地有一种法国的浪漫主义。这两个结合起来，他们拍到的中国，中国人看了就很舒服。

现在马格南也有几个法国的摄影师来拍中国，像 Patrick Zachmann，属于后一辈，他们就没有这些相对贵族的世界观。

Q：你会怎么描述你的身份、视角？你的背景非常复杂。

摄影里有一个很重要，跟文化、感情的熏陶有关。我拍的是我的国人。但我又受到不单单是美国的教育，大学毕业我就去了西班牙、法国报道。我很早就在巴黎认识了宋怀桂。她也是刚刚到。她和保加利亚艺术家马林·瓦尔班诺夫的婚姻，是周恩来亲自批的。在巴黎，他们也住在一个艺术家公寓里。后来我又去了法国很多很多次。

我觉得如果是纯美国生长的 ABC，他又不一样。去西方的艺术家、摄影师，我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是多方面文化的影响。我又对中国很感兴趣。我父亲作为报人，在《大公报》。当时的香港，《大公报》是一份进步报纸。但美国人登月，你又不可以登，跟今天没什么区别。坐在他对面的是曹聚仁。这些都是文人。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种——你知道《大公报》最早是上海的报纸，好像是第一份中文报纸派记者去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埃德加·斯诺的那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是大家出钱翻译成中文——那时候他们对新的可能性是带着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那股劲儿。

所以昨天晚上我提到（指在香港大学的演讲和对谈），“五·四”是第一次中国的启蒙，至少是文人的启蒙。跟着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是第二次启蒙。

当时“星星美展”如果没有我的报道的话，今天可能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民主墙上也有其他的艺术家，他们跟政府的组织也不挂钩。他们也单独地拿一个晒衣服的绳子、夹子，挂上自己的作品。

1979 年，艺术家、“星星美展”的核心成员之一马德升在演讲。摄影：刘香成

Q：很多历史学者特别是艺术史学家都会指出，记录当代是很难的，因为你在当下无从判断，谁才是重要的，谁才会被历史记住。美协在当时发布了“画会开放宣言”之后，北京当时可能有十几个类似的团体。

对，还有四月影会。

Q：你是如何意识到，哪些是重要的，值得被记录的？

当时没有这种觉悟。因为当时也有最早的女性意识的作家，也有伤痕文学，有出版社出很多外国的方方面面的书，政治、哲学、文学，全部都有翻。那时候出版一下子放开。因为出版本来国家就有财政预算，之前也没什么好出，突然来了这么一个环境，他们都出。当时人民大学的同学也去参加示威，二炮占领了他们的校舍，他们也去游行。我也拍了京剧演员赵艳霞，离开体制，去开自己的表演团。农业又开始责任制，所以是整个社会走出前一个时代的格局。

当时民主墙有很多持不同政见者分子，一大堆的民刊。我的照片你也看到，我爬到民主墙的墙上面，那些人都拿着几毛钱，去买这个刊物。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第二次启蒙。后来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尤其是89 年之后，甚至是 83 年之后，邓小平就批评白桦《苦恋》，袁运生的裸体壁画（注：1979 年袁运生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的壁画中有裸体少女形象，1980 年被遮挡，1982 年被封住钉死）。意识形态方面又退回去了。

Q：听你的演讲有一个感觉，你对历史的描述和其他亲历者相比都更温和。这几天也见到很多人想从你这儿得到一些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你给的答案都不让他们满意。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现在西方有西方的叙述，中国内地有中国的叙述方式，香港、台湾都不一样。我的教育告诉我，说故事要用细节。归根结底，图片也是一种细节，拍的东西是我们生活里的细节。这可能也是这么多年来我观察事情的习惯。我跟人家讨论问题、看法，也觉得事情……事情不是黑白，它是灰的。所以 24 小时、全方位的信息时代，我觉得人们越来越倾向，用一个很黑白的方式去阅读，去看事情。

事情一直在变。包括福山说，他以为柏林墙倒了是历史的终结。包括我拍了戈尔巴乔夫辞职的瞬间，苏联解体，但其实历史它不会瞬间终止，还是往前的。我有时候发现，要跟美国人说中国不是这样子的，我要跟中国人说，中国也不是你们认为的那样子的，对香港人，我也鼓励他们，要放松，要放开。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不知道过去的香港是什么样的。他们老说是，97 之后事情变得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一国两制已经过了 20 年，其实方方面面都做了巨大的努力，来维持一国两制。你把这些噪音挪开的话，它跟我认识的香港完全没有两样。

Q：“事情是灰的”这个想法是 70 年代到现在一直没变，还是慢慢形成的想法？

我觉得是慢慢慢慢形成的。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走了这么多地方，而不是去一个地方，几个礼拜几个月时间，而是几年的时间，每个地方，好多个春夏秋冬。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学习过程中，休闲非常重要。在休闲的状态去听人家说话。而不是人家说话，你也听不进去，然后你要发表你的看法。这种过程，反正见仁见智。不同的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不一样。

Q：你描述过作为外派摄影记者的工作方式。“基本上在一个地方待四到五年，纽约总社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拍什么，除了重大事件以外，编辑部告诉我们你是我们报社的眼睛和耳朵，你在印度、中国、苏联，你来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这种办刊理念是西方主流媒体一直执行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是交朋友，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国家，我带着一种不熟悉的眼光去学习，去感受，这个其实是报道的初心。”

七八十年代在中国，你不仅跟艺术家，也跟新华社的记者做朋友，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是怎么交上朋友的？

在中国出生的卢斯先生，创办了《时代》、《财富》、《生活》杂志。他创办《生活》杂志，写了一段话，大意是，看生活，你去看有权有财富的人的骄势，也去看穷人生活的情况。你去看男人爱的女人，去看女人爱的男人。生活是通过观察，受启发，受鼓舞。生活才有意思。美国人的解读，其实也是一种人文主义。把一个新闻工作者也好，把摄影师的观察和灵感也好，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适合的位置上去。

Q：交朋友是一种能力。你具体是怎么跟这些人交上朋友的？

你对人家很诚恳。你自己带到这个谈话……你的说话会直接影响到对方要不要跟你说话。我经常发现，很多人很多事情不会跟家里人父母说，可能会跟陌生人说，这个陌生人是谁呢？经常我会发现，我去采访人家、拍人家，我也被人家采访，被人家拍。我不止一次发现，来采访的人，采访不下去。这个人带来的知识结构，很奇怪。他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你最喜欢什么……”他把生活、社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描述每个事情的过程……他已经做了一些结论，他要把我套在他的结论里去。

1981 年，月坛公园。摄影：刘香成

Q：你当时在中国拍了那么多日常的生活，比如两个情侣交叉脚，表达亲密，西方人能理解它的含义吗？

能。你去看 Fox Butterfield （注：1978 年-1981 年《纽约时报》第一任驻京总编辑）一些人的评价，他们都一致用了 intimacy （亲密）这个词。他们说很少有摄影师能和中国人走得这么近。我虽然也是中国人，但问题是其他的中国摄影师根本看不到这个事情，或者他们说，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来说，我要进人民大会堂，才能证明我是摄影记者。

广东有个安哥，当时在香港。有一次我经过香港，他来找我谈话。我说你在香港浪费你的时间，你赶快回去啊。你不要走什么西藏、新疆，你就在广东拍你认识的广东，你周围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在中新社这种环境下，也不可能今天派你去这里，明天派去哪里，也不会给你三年五年的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他的建议，最务实的就是把你熟悉的环境拍好。所以他后来回去了，出了一本书叫《邓小平后的中国》嘛。

当时北京的摄影师看到《毛以后的中国》这本书，《中国日报》图片首席记者王文澜说，就好像有人在脑子里给我一锤。所以那本书其实是影响了一代的摄影人。

1982 年，北京，邓小平在迎接美国企业家阿默德·哈默的欢迎会上。邓小平希望借此机会，吸引外国投资，促进中外合资项目。摄影：刘香成

Q：聊聊你个人的经历。1990 年后期，你就拍得比较少了。回到开头问你的问题，最初来到中国，有一种抽离感，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后来你越来越多地参与中国的发展，包括时代华纳、新闻集团在中国的项目落地，现代传播集团，和上海政府也有了更多的合作。是更深的介入让你不拍了么？

现代传播的时间其实很短。我主要的时间在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当时他们请我在中国给他们做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在香港办的一个月刊。

Q：《中》。

对。在西方，一个记者，一个摄影师，变成一个总编辑，是很自然的过程。

莫斯科之后，我可能的选择是去白宫或者去欧盟。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这种差事、工作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去印度、去前苏联、在中国，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当时林明达——现在泰国“黄衣党”的领袖——当时我的书在他那里印，所以我们就在曼谷认识了。他就说，你回来吧。我说，我回来亚洲做什么。因为他想当亚洲的默多克。他买了美国的一些杂志，他的印刷厂在泰国，是亚洲最大的印刷厂。他自己有一个《经理人报》，今天在曼谷很有影响，就相当于泰国的 FT。他鼓励我回到亚洲。其实他也说中了我想做的事情，回亚洲，回中国。因为我感觉到中国的故事远远没有说完。

我从 26 岁开始，进入美国最主流最主流媒体，被派到中国，我就很希望改革开放到一定的程度，下一波是不是媒体要开放，因为我觉得社会要进步，创造硬件的能力、生产的能力，摆在那里，中国人很务实、很勤劳。但建造一个更大、更文明的国家，需要人文的发展。所以我就觉得媒体是一个平台，把社会的另一种力量，呈现给自己，给世界。因为我们之间的谈话、说话，老是语录性的、口号性的说话。这不是最优秀的文明。所以我一直希望用很好的图片、很好的文字。这是《中》月刊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没做多久就停掉了？因为 97 的金融风波是从泰国开始的，泰国农业银行要把给林明达先生 100 亿的贷款收回来。我是为了救我的杂志，才回到老的时代华纳。我说你把这个杂志买掉。他们翻了翻说，杂志很好，但我们不做中文的出版，你还是回来我们这里。所以我去了，替他们两个集团把非常难办的像电视台落地了。你知道在中国多难啊，尤其是默多克的星空，是从零开始，中国政府看都没看到的一个频道，让你落地。

但那时候他们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做得非常累。后来卖给了华人文化，他们就知道怎么把星空作为制作的公司，在广东落地，去做节目。因为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制片人都是老外，在中国做内容的成本又高，题材也不一定是中国人要看的，也拉不了什么广告，无法打开局面。

Q：你是如何帮他们落地的？看起来这需要非常多的人脉、资源，你怎么会有这些资源？

我有机会跟中国领导人交流。如果开汽车工厂，他们会觉得是这是一门生意，我的观点就是说，其实媒体也是一门生意，是一个产业，你跟欧美社会来往，不让这些媒体公司的业务进入中国，不让他们做一点事情的话，你对媒体的产业是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的。这句话他们听进去了。

1981 年，北京，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挑战故宫门前的金狮子，他的妻子薇若妮卡微笑着从旁而立。阿里在一段封闭期内教导过中国拳手。摄影：刘香成

Q：他们是想通过这个展现他们的影响力？

不是。影响力有时候是互相有约束的。像《纽约时报》对《华盛顿邮报》是有约束的，互相有约束。如果他们在中国任何事情都不做的话，那他说中国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因为你对它一点点约束都没有。我说的这一点，是往正面的去讲，不是说通过这个去做你的宣传，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这是双方维持各自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最友善的办法。因为中国人说的话世界是听不懂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到，这套表述的方法，别人是听不进去的。西方的那一套，除了看内参，除了看《参考消息》，其他基本上听不进去的。

Q：你自己有做媒体集团的野心吗？

我没有。我不是个好的经理人。

我总是有一种直觉。信息本身是良性的。良性的过程中，你要容许不同的观点，但是你不需要急着跟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做一个结论。上周哈佛大学的校长去北大演讲，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个东西。中国如果没有好的媒体发展，我觉得我们很遗憾地把人文、人权所有这些问题，你把这个话语权交给人家。因为西方的人觉得人文价值观是普世价值。那普世价值就不是欧洲特有的。但如果你不表达你的看法，你就是放弃了你的普世价值 。

Q：你觉得有两种不同的普世价值。

可以不只有两种。但你需要表达清楚你的价值是什么。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成功，因为他用的语言、用的手段。你要做超级大国，你要跟所有的人平起平坐，你应该告诉他们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Q：你觉得这只是语言和手段的问题？

这是 mentality （思想层面）的问题。

Q：九几年，你搬到北京，住在四合院里。2014 年你又搬到上海。搬到上海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变化吗？

嗯。其实也是回到一个东西上面。我做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ôP）。你让人家看嘛。摄影作为一种艺术，一种语言。你可以表达什么事情，怎么表达这个事情。怎么去策划一个展览。这个东西，你说是另外一回事，做出来是另一回事。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去看了 ICP，Internatoional Centre of Photograph（国际摄影中心）。我说，哦，原来图片有这个力量。

当时徐汇区的书记他们要做西岸文化走廊。他们说，刘先生，你到上海吧。

我这样说，你就可以理解了， 从我工作的第一天起，very consistent（始终如一）。 通过摄影的画面，通过语言，通过报道方式、通过记录的方式，包括《毛以后的中国》或者这本书，我都告诉你，从我的眼中，中国是怎么回事。

Q：你是不是一个对机会、平台特别敏感的人？比如当时美联社、《时代》来中国的机会，抓住的人很少。包括徐汇区政府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你认为也许可以做成像 ICP 一样的摄影中心。

但是，很多人都说刘香成运气好。他们没有说刘香成很努力。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创造的。

西岸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房子要重新装修。跟他们打交道十个月的时间，我等于是做民工。中国它有这个机制。但西岸也好，徐汇区政府也好，他不会派人来替我做的。如果 SCôP 现在设立小小美术馆，有小小美术馆的标准。展览有展览质量的标准，介绍中英文，要让西方人看起来是地道的。所以每一个事情，不论多大多小，都是在细节上面。

图片提供：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Q：你是个亲力亲为的人。

是是是。这也是特派员经历的影响。报社给你放一条很长很长的线，他们从来都不把这条线收回来，除非你没有做好。

但是这种机构不会说你去加州，你去我们西部很重要的分社，因为东部的你不需要来，他们说，你报道政治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了，你不要去华盛顿。你去一个西部的地方。你知道美国一千多份报纸平常是怎么运作的。我会放弃南加州阳光明媚的房子去印度，所有美联社的同事都不理解。他们进来暗房，“听说你要去印度？所有美联社的记者都希望派到南加州。你这么难得从中国回来，你又要跑到印度去，你是不是有问题？”

Q：真的吗？美联社记者没有一点儿报道的野心?

你以为？美联社能派到驻外的不多的嘛。我很明白。因为在中国，他们说，你是中国人，你的中文什么什么，你有天然的优势。我说，我去印度证明我自己。在印度我没有任何优势。

Q：是抱着证明自己的想法去的。

对，对。我在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开了所有图片的分社。苏联进兵阿富汗，我是第一个西方记者进入阿富汗的。我常驻新德里，一天到晚跟阿富汗的外交官喝威士忌，最后他给了我一个签证。进去以后，战场里面，传真机没有电怎么办，我去租一个发电机，又没有柴油，我去向苏联兵买柴油，去发电。不然你传真不了啊。正常情况下，你到报社说我电脑没电，这个说法大家都接受的嘛。但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作为一个特派员，你不要跟人家说你的麻烦是什么，因为明天 page one（头版）也好，page 10 （第十版）也好，没有你的消息，你就不存在。

Q：这个对你的做事风格有很大影响吧。总是想要解决问题。

我觉得对我是个锻炼。

Q：你在 2013 年出版了摄影集《中国梦》。之前在采访里，你提到过，“中国梦”这个词其实是你自己想的。跟后来国家层面提的“中国梦”是没有关系的。

嗯。当时他们要给我办一个展览，我的“中国梦”就是我观察到的中国——我有一个时间框架，进入 21 世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在物质上面，中国人的梦已经实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人，一支香烟能办一件事情。这个展览就是说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Q：后来看到这个词成为官方话语，铺天盖地，你会希望避嫌、希望区分开来的想法吗？

我是想要区分开来。因为他们说的那个大中国梦，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今天我跟你谈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做，或者不知道怎么做。

Q：你刚刚在 China Club 表达过，包括我们聊的时候，你也有流露，就是：政治领袖可能来了又走，但作为一个摄影师，永远有机会捕捉日常生活中动人的瞬间。你最近有看过中国的摄影作品，有捕捉到这些日常的瞬间吗？

中国的摄影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从我的观察来说，他们有一种没有被核实的、宏观的东西。他们对摄影的理解是用说话，而不是用画面。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他们有一种理论，图片说明比图片要重要。这是很官方、也很被接受的理论。

到今天，当然有很多很多年轻人，有时候他们急于去模仿西方，不同的、新的风格，或者时尚。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还是方方面面有一种很急的心理。真的要容纳到世界，跟世界要挂钩，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这种人文的训练，去观察一些细节。这个细节是摄影语言里最能胜任的。在一个有观察力的人，摄影是个很重要的工具，但你要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所以昨天晚上，我跟港大的人说，要有好奇心。这个好奇心，是让你有能力去理解你有好奇的事情的智慧。

而且中国的摄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媒体。中国的媒体没有办法和世界的媒体走在一起。外国的媒体他看不见，中国的媒体又不成器。从画面上，哪怕是月刊。西方杂志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建立了准则、标准，怎么说故事。所以在这里的熏陶，从小就开始了。我们在这里说自己好，你用什么样的准则去说好？你看到某个人的摄影，这个摄影从来没有被发表过。所以媒体是一个 enabler，是一个平台让人们能展示他们的工作，被看到，被批评 。这样才有进步。如果你写一篇文章，也没有人看，也没有人看过之后跟你提他的看法的话。那你就只是一个人。

中国媒体常常有英雄主义的倾向。他觉得媒体是个监督。他把西方的媒体理论全盘地拿过来，又消化不了。中国记者都要得奖，得奖了才有一个平台，才能够说话。我说我一生没有一次奖是我去申请的。都是他们给我的。

我驻外特派员二十几年，我没有一天要跟任何人开什么会。我就是去做我要做的工作。你去了一个不同的国家，如果没有朋友，你怎么去发现人家的社会，怎么更深入地去理解它，价值在哪儿。

Q：你的身份还是特殊的，比起国内的摄影师、记者，你是一个中间态，这会给你更多的可能性。

是的。这个毫不怀疑。但新华社、《人民日报》也有派到国外去。

Q：这就要说到新华社和美联社的区别了。

不是，美联社也有派到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在我离开之后，路透社、美联社的华裔记者也挺普遍。不同年代，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很多。他们和我也没什么区别。问题是，你怎么去处理这个工作。所以，还是回到个人。你个人的学习，个人的悟性，对事情的观察。怎么看事情。人家说话，你听得细不细。如果听得很细，你会得到启发，帮助自己。这不就是我们天天干的事情吗？

做我们这种工作，读者最需要尊敬的。你面对的不是一个读者，是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你应该对自己有一种理解，读者是很聪明的，所以别想着糊弄你的读者。如果记者一天到晚想当英雄的话，就会产生一个东西，你会想要教训、指导你的读者，“我比你懂得多”。这是非常错误的。

如无说明，题图、及文中照片皆由刘香成提供。长题图摄影：蔡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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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拉姆塞在 1898 年发现了注入真空管的稀有气体可以导电并发出红光，他将其命名为氖气（Neon），另一层意思是“新”。接下来的十年，法国工程师乔治·克劳德基于这个原理发明了包裹着氖气、可通电让其发光 1000 小时以上的玻璃管——霓虹灯开始点亮大都市的夜空。

《大西洋月刊》回顾，哲学家 Luis de Miranda 在 2012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L’être et le Néon》、类似于材料史的书，译成英语是“存在与霓虹灯”。“当我们听到这个词，脑海中浮现的一副画面便是灯光、色彩、标牌、玻璃的合体，图像本身便是一种心情，自带一种气氛。它述说了城市的本质、夜晚的诗意，以及 20 世纪。”

克劳德在 1910 年的巴黎车展上让霓虹灯首次亮相，40 英尺高、装点大楼外表的灯光散发出红橙色的光芒，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因为它并不能产生和标准灯泡同色的光，也无法用于室内，最好就是用在商业领域和街头招牌上，克劳德认为这不会对白炽灯产业造成冲击。

第一家亮起霓虹灯的店是巴黎的一家理发店，接着便扩散到影院和夜店。随着交易细节的走漏和克劳德所拥有专利的过期，霓虹灯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席卷城市，一天 24 小时都在将城市天空变成动感闪耀的彩色光点。巴黎的文化气质又让它和霓虹灯天生一对——彼时，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正收获震惊与称赞，可可·香奈儿在重塑时尚守则，德彪西背离正统类型的音乐让人兴奋，崭新的艺术和新鲜又闪亮的霓虹灯结合，将欧洲和世界文化带进了新时代。

此后它漂洋过海，在 1933 年的芝加哥世纪进步博览会上现身。而 1939 年的纽约世界交易会上，霓虹灯装点了一个巨型招牌，上面写着“未来”（futurama），照亮的是名为“明日世界”，是通往通用汽车公司的展台；30 多年后，科幻作者们把霓虹灯写进了赛博朋克小说，之后也让它成了该类别改编影视的标志性背景，因为它在同时展现了繁荣、未来感、贫富对比和让人目眩的不确定性。

除了在商业领域变得极有价值外，霓虹灯还充当了政治宣传的助力。苏联在 1960 年代实施了东欧首都的“霓虹灯化”，以模拟西方城市的繁华，或者可以称之为“比拼”。在华沙这样的地方，商业性的店铺十分罕见，所以接受装饰的便是公共楼房。因而当苏联公民环顾周遭，他们不仅能看到传统的政治海报，也能被西方大都市梦幻般的霓虹灯光包围。

不过也在差不多同时，西方的霓虹热已经渐渐消退了，因为更廉价的替代品——塑料和荧光招牌登场。而 1970 年代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曾经开着霓虹灯的店铺生意不好，没有精力和财力再去保养灯泡，或是买一组新的更换，所以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越来越陈旧、破败。曾经颇具未来感的形象，如今已经过时又脏兮兮。

作者观察到，霓虹灯仿若一个承载着过去的漂流瓶（或是时空胶囊），就像它用玻璃管裹住了通电气体那样。它为人们传达了来自一战前的信息，又亲身经历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化。在今天，它们就如同很多欧洲首都，介于垃圾场和博物馆之间。

但是，霓虹灯也在一定程度上迎来了复兴。它不可被大规模生产，意味着每一件都类似于个人所做的艺术品，新潮的酒吧和餐馆又拾起了霓虹灯做招牌和店内装饰的主意，艺术家对其也自有办法。如果它仍能捕捉到近未来的神秘气质，也许霓虹灯还不算过时。

题图来自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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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来自五位捐助者超过 300 万英镑的资助后，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探索迷幻药物治疗的学术研究中心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创立。

该中心由 Robin Carhart-Harris 博士负责。他是迷幻研究领域的著名领军人物。 2016 年，他使用脑成像技术扫描显示 LSD 如何影响人的大脑，让使用者自我意识降低，产生与周遭世界的统一感的实验，是这个领域最具开创性的研究之一。

与正常情况下（左侧）的大脑相比， LSD （右侧）下大脑视觉处理的区域增加

新的研究中心将重点关注两个主题：在心理健康领域迷幻剂的使用；以及其作为“探索大脑意识基础”的工具。

此外，他们还希望开发一个研究型诊所，帮助收集更多的临床数据，使其成为未来合法化的迷幻治疗设施原型。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迷幻剂就被认为是“神奇药物”，被用于针对包括抑郁症、 PTSD 以及酒精依赖在内的心理疾病治疗。这类研究在 60 年代迎来最富有成效的十年，直到随反文化、嬉皮士运动而来的道德恐慌，让迷幻药物在 1971 年被视为非法，研究实践锐减甚至停滞。

Carhart-Harris 带领的研究小组到 2016 年才尝试扫描使用者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该药物的负面形象以及管制。

近年，随着管制放松，他的团队还率先研究了迷幻蘑菇的主要活性成分 psilocybin 对重度抑郁症患者治疗的积极效果，引发全世界范围内对于这种药物潜力的探索。研究数量出现指数级的回升，迷幻药物的科学探索“复兴”。

psilocybin 相关的科学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变化统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治疗师利用 psilocybin 的影响，减少了晚期癌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美国、瑞士、加拿大和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则在 MDMA 协助下，在 PTSD 的治疗方面获得了进展；迷幻药物还被证明与人的一系列积极心态相关。

今年早些时候，Carhart-Harris 的小组开始了一项新的试验，对 psilocybin 疗法和常规抗抑郁药物的效果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计划明年开始另一项新试验，探讨 psilocybin 治疗厌食症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不过，对于迷幻药物运作机制的知之甚少，以及效果的难以预测，也让使用时的专业监督显得非常重要。

迷幻物质的“去妖魔化”能大幅推进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也让人能理性审视它们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专家就明确指出，迷幻剂并不对所有健康状况都适用，尤其是对于拥有潜在人格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的人，存在症状恶化的风险。

“这个新中心代表了迷幻科学的分水岭; 它是现在主流认可的象征。” Carhart-Harris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迷幻剂将在未来几年对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产生重大影响。能够走在医学科学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的前沿是一种荣幸。”

“当能被安全和专业地送达时，迷幻疗法很可能治疗一些非常严重的精神健康状况，并在未来有一天为治疗选择有限的弱势群体带来新的希望。”

题图来源于 Gi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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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报》报道，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原著小说的续集手稿对外公布。由原著作者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创作的续集手稿名为《发条条件》（A Clockwork Condition）长约 200 页，并且尚未完成。

《发条橙》是 1962 年由安东尼·伯吉斯所著的反乌托邦中篇小说，曾多次入选百大英文小说。1971 年，由斯坦利·库布里克指导的电影《发条橙》上映，引起巨大争议。电影《发条橙》间接引起多起恶性案件，并因此被归为禁片。库布里克逝世之后，“暴力美学”的经典之作《发条橙》解禁，被誉为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之一。

电影《发条橙》被禁之后，原著作者安东尼·伯吉斯于 1972 年至 1973 年间写下了《发条条件》。安东尼·伯吉斯基于《发条橙》的主题，反思了库布里克改编自己作品后引发的道德恐慌，也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根据《卫报》报道，手稿在安东尼·伯吉斯靠近罗马的家中被发现。1993 年，安东尼·伯吉斯去世，这栋房子也被出售。他的档案随后被转移至曼彻斯特，由安东尼·伯吉斯基金会负责保管。安东尼·伯吉斯基金会的会长安德鲁·比斯维尔对媒体表示，《发条条件》对安东尼·伯吉斯、库布里克和《发条橙》都做出了新的阐释，也会让读者以另一种角度来理解《发条橙》。

安德鲁·比斯维尔谈到，《发条条件》既是哲学反思，也是安东尼·伯吉斯的自传。它讲述了《发条橙》的创作背景，深入了安东尼·伯吉斯对犯罪、惩罚和视觉文化的观点。《发条橙》中的人物关系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复杂，而由笔记、草稿和大纲组成的《发条条件》则提供了新的线索。

安东尼·伯吉斯在《发条条件》中写道，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发条地狱”，人类不过是机器中的齿轮。人类不再能自然地成长，而人性则难以从中突围。他希望再写两部作品，其中一部讲述困在机器世界里的人类，另一部则是关于人类如何打破机械组成的地狱。

安东尼·伯吉斯也在《发条条件》中谈到了《发条橙》这个标题的来源：1945 年，他在伦敦的一家酒吧里，听到一个 80 岁的英国人说别人“像一个发条橙一样疯狂”。“发条橙”是只有老年人才会用的词，也是年代久远的比喻。安东尼·伯吉斯认为，这个词融合了奇异色彩和超现实主义，因此将之用作小说标题。

题图来自：crowded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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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eptive jewellery by by researchers at 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想避孕？戴首饰就行了。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通过耳环、手镯和戒指上的垫片来释放避孕激素的技术。这些贴片被放置在最容易与皮肤接触的区域，如耳环的背面或戒指的内壁，类似于尼古丁贴片中用于戒烟的技术，被称为“药品珠宝”。

研究人员表示，常见避孕药和避孕用品由于使用时的副作用而有着显著的“失败率”，“药品珠宝”则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药物输送方式，提高吸收避孕激素的效率和主动性。

图片来源：Dezeen

Hotaru by OEO Studio for Stellar Works

扎根上海的设计品牌 Stellar Works 与位于哥本哈根的 OEO Studio 合作设计了首款灯具系列：Hotaru。

OEO Studio 善于对生活中的体验和仪式场合进行设计上的类比延伸。不论是用老式唱片机上播放唱片、还是用相机按下快门的瞬间，都能启发他们的灵感。

这样的设计思维也反映在 Hotaru 系列上。Hotaru 原意为日文的萤火虫，其系列背后的设计精神充满有趣的象征比喻又不失精雕细琢，是形式及功能的精妙融合。

Piece & Earth on Sky & One On One & Four Levels & Colour Blue & Way Up,

Way Out by Maria Scarpulla

比利时裔美国设计师 Maria Scarpulla 创作了五个桌子系列，这些桌子上有可翻转的彩色双面饰面。整个系列包括各种不同的形状和大小，包括一张餐桌和咖啡桌。

每一个都有漆钢框架和双面可持续木材顶部，两侧都有对比色。

“你可以翻转桌面，这样你就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Maria Scarpulla 表示。“这背后的想法是，你可以改变颜色，以适应你的心情，并在你的日常生活工作或生活空间有多种表达的可能性。”

Maria Scarpulla 将这个系列分别命名为 Piece，Earth on Sky，One On One，Four Levels，Colour Blue 以及 Way Up, Way Out。

这些桌子是由根特当地的工匠制作的。

图片来源：Maria Scarpulla

Totally Tubular Ceramics by Neenineen Studio

这一系列完全管状的陶瓷作品，搭配扭曲和波浪的形状，加上俏皮的色彩组合，第一眼看上去就很抓人眼球。这些均是出自设计工作室 Neenineen 之手。

洛杉矶设计师 Ninon Choplin 手工制作了一系列陶瓷作品。据称，设计师的灵感来自很久以前学校水上乐园的启发，她希望人们在看到其作品时，脸上能够立即绽放出笑容，感觉自己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Dwell, Tapestry, Dual Glaze, and Mural by Heath Ceramics

加利福尼亚瓷砖品牌 Heath Ceramics 为向其创始人 Edith Heath 致敬，推出创新瓷砖系列，包括 Dwell, Tapestry, Dual Glaze 和 Mural，延续其品牌一贯以来喜欢在釉面上做创新实验的风格。

在最新的四个系列中，几个形状和八种釉面的选择，为瓷砖的使用赋予无限可能性，你可以平衡各种对比，包括釉面和无釉，光滑和纹理，哑光和光泽，以及浅色和深色。

每个三角形瓷砖分层有两个纹理和两个饰面，所有这些都是手工完成的。根据它们的布局方式，可以形成新的形状，从正方形到平行四边形到钻石形状。最重要的是，八种釉面混合物，包括天然白、天然锰、海湾蓝、玄武岩熔岩、赭石、雾白、百日草和海泡石等样式，可以混搭出各种大胆、充满活力且俏皮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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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个并不陌生的场景：在某个惬意的下午，你和朋友打算挑一部电影一起欣赏，如果某部片子你想看但对方已经看过了的话，除非 ta 不介意，多数情况下你们会重新再挑一部。

大西洋月刊的报道中也提到过这种喜新厌旧的现象：不管是什么东西（书/电影/景点），如果已经你已经体验过一次，下次选择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被你直接排除在可选项之外。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在休闲娱乐的情况下。

对当代人来说，这样做几乎越来越像一种默认的习惯：好奇心研究所关于「你觉得哪些‘一次性用品’正变得越来越多？」的线上征集中，「一次性影视剧」（12.9%）这个选项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认同。现如今，越来越少的影视剧能让人们看第二遍，以两倍速刷完已经是最大的尊重。个中原因可能是不合口味，也可能是质量不佳。但退一步说，即便是看过的好作品，在任何可预测和重复的体验都会让人觉得无聊的当下，你想再欣赏一次的兴致可能也不会太高。

图片来源：Giphy

不过，今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新研究却认为，人们低估了同一个娱乐项目重复两次的乐趣：事实上，「重复」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枯燥无聊/浪费时间，虽然人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该团队共完成了 7 项实验，总计有 3,356 名参与者，涵盖了人们生活中的不同放松休闲的场景，包括参观展览、观看电影、玩视频游戏等。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研究团队寻找芝加哥科学工业博物馆附近的游览参观者，要求他们就「自己对展览的喜爱程度」与「再次参观时自己可能收获的乐趣」来打分，虽然很多受访对象预测自己第二次再来可能没那么有趣了，但在研究员的要求下，再次来到展览馆的参与者打分结果显示，有趣程度几乎和初次体验的一样高。第二次尝试熟悉的事物，能带给受访者比其预期更大的满足感。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团队让受访对象在 Netflix 上观看此前从未看过的电影，并且挑选的都是非常符合他们口味偏好的片子。看完之后，受访者们给出了 5.3 分的平均分（满分为 7 分）。接着，在实验要求下，一部分受访对象第二天晚上继续观看同一部电影，观影后他们打了 4.5 分；而没有被要求这样做的实验对象，预测自己重复观看的体验分只有 3.5，也就是说，虽然第二次看同一部电影不能收获像初次观影时那样的快乐，但它至少说明，人们因为重复而收获的乐趣比自己预测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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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觉得一件事做两遍的乐趣不高呢？此项研究的负责人、布斯商学院行为科学教授 Ed O’Brien 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采访中指出，人们可能低估了藏在熟悉事物里的「新奇程度」，就第一项实验而言，受访者认为自己初次参观后就能很了解这个地方，但可能只是盲目接收了扑面而来的信息而已，第二次之后才能拥有掌控感；另外，第一次参观时忽略了的展览细节，也可以在第二次得到补充。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对「喜新厌旧」的解释是，当人们需要娱乐消遣时，他们通常会选择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不熟悉的事情和领域，比如翻开一本新小说、看一部新电影、去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旅游。这样做并没有问题，因为总体而言，人们在越熟悉的事物上收获的幸福感越少。但这不代表新的一定会比旧的有趣，因为有时候，人们选择新鲜体验并非真的出于对新事物的期待，而是因为对旧事物产生了沉闷无聊的消极反应，而这种负面情绪，往往会被无意识地夸大。

更重要的是，「对重复的预期偏差」，也许并不是与生俱来的。Ed O’Brien 又举了儿童的例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少排斥反复看同一部动画片、读同一本绘本、唱同一首儿歌，但大人们却很少享受这样的过程。他认为，小朋友们也许还没被培养出驾驭复杂信息环境的能力，并不完全知晓新奇事物能带来的（所谓的）「快乐」。或者说，正因为没有受到社会化影响，他们反而更好地掌握了重复做某件事的价值，而不是直接把重复定义为「停滞不前」或者「无聊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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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O’Brien 教授希望通过这项新发现，帮助人们更好地度过闲暇时光：与其在搜索框里盲目地寻找 something new，不如去做自己本来就喜欢的事，不仅节约了时间，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些从前不曾发现的惊喜。

题图来自：Gi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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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CNN 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向野猫宣战，希望能在 2020 年前通过空投有毒食物、射击和诱捕等方式消灭澳大利亚境内大约 200 万只野猫。

在澳大利亚发布的一份政府声明中，澳大利亚政府出于对该国本土物种的担忧，将野猫标记为影响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之一。

澳大利亚政府的声明解释说，这是澳大利亚为保护濒危物种的计划而开展的行动之一，“我们将对野猫和其它入侵物种采取行动，减少它们对其他物种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增强澳大利亚本地物种的恢复力”。

据 CNN 报道，澳大利亚的第一只野猫最早是由来自欧洲的移民在 17 世纪前后引入的。自那之后野猫的数量就呈现出激增的趋势，澳大利亚政府估计现今野猫的数量最多可接近 600 万只。

这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作为一个和世界其它地方曾隔绝了数千年的岛国，澳大利亚有 80 %的哺乳动物和 45% 的鸟类在地球的其他地方都是从未被发现过的。

而野猫则主要以澳大利亚的本地物种为食。据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的科学研究显示，如今澳大利亚的野猫每天要杀死超过 100 万只鸟类，另有 170 万只爬行动物也会作为它们食物而消失。从 17 世纪至今，野猫大概使澳大利亚本地近 20 种哺乳动物灭绝。

关于消灭野猫的计划曾在 2015 年时被首次提出，当时就受到了来自动物保护组织 PETA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的强烈反对，当时有近 15000 名澳大利亚公民签署请愿书要求政府终止这一决议。PETA 认为这样的方法代表着“一种可怕的残忍”。除此之外，来自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生态保护学家 Tim Doherty 也提出，这样以数字为目标的方法其实并不科学，而杀死野猫并不一定能挽救鸟类的生命，这主要是生态系统的问题，城市扩张和伐木对物种灭绝也有重要影响。

澳大利亚不是唯一一个为野猫数量而发愁的国家，新西兰还曾有人呼吁禁止饲养家猫。在新西兰境内，除了蝙蝠以外没有别的哺乳动物，这意味着多数鸟类都是在地面生活。新西兰政府此前曾估计有 37 %的鸟类受到野猫野外捕食活动的威胁。

题图为电影《爱猫之城》剧照 来自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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