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6 日晚，五四运动 100 周年纪念日前夕，出版公司世纪文景和独立书店单向空间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名为“1919，百年激荡：多元意义的跨界解读”的活动。

这场活动的嘉宾来自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和不同的三个学科，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李猛、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应星。他们讨论的内容围绕杨念群的新书《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展开。

活动开始，杨念群概述了自己新书《五四的另一面》的内容，觉得大家一般关注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多，但对“莫姑娘”（moral）注意得不够，而“莫姑娘”和五四前后的“个人主义”思潮有着重要联系。另外，他认为，理解五四，不应该把它仅仅局限在五四这一天，而应该从长时段来理解五四，向前可以追溯到科举制的废除，往后至少可以拉长到 1940 年代。因此，他分析了从后科举时代到社会改造出现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起的重要作用、个人主义的兴衰，以及社会主义最后如何取代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过程。

杨念群的演讲结束后，李猛和应星从各自角度，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和杨念群做了讨论。

李猛比较关注无政府主义的部分，“无政府主义在从共和阶段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特别是北伐之后，中国社会下一步的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关键性的转折作用？我一直觉得杨老师提出的这个视角，对于我们理解五四的长期意义而言，非常受启发，可能将来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伦理革命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组织重建，特别是对现代国家而言的一个非常悖谬的现象——为什么反国家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会对未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道路起这么重要的作用？”

应星则比较关注中国激进主义思潮兴起的过程，“如果我们盯着五四，往往看到的是北京的大学校。而我关心的课题，共产主义在地方的兴起，其主力是师范生和高中生。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新型组织和学校是共生的。这些中学生、师范生在学校生活之外，要建立自己的政治会和工读学校，而这往往成了通向激进革命的非常重要的通道。”

“今天我特别高兴请来了李猛和应星两位教授进行对谈，我们想进行一些所谓跨学科的对话，甚至是跨界的对话，把五四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带有一种立体的，包含各个面相的、非常有意思的系统，看看这些不同的面相之间是不是能形成一些碰撞和对话，从而深化我们对五四这段历史本身的观察。”杨念群在现场说道。

跨学科其实也是杨念群的特点，他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著有《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并主持有《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

他 1964 年生于北京，家族里出了不少名人，比如曾祖父是晚清名人杨度、曾外祖父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外婆梁思庄（梁启超次女）是图书馆学家。相比长辈，他的经历显得比较简单，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获得历史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和清史研究所教授。

活动末尾，有现场观众认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存在相似之处，提问怎么区分个人主义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某种意义上，也可将其看作个人主义在中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没有边界地认为自己是核心，完全自我中心的一种错误状态，但是个人主义恐怕不是这样。个人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你得遵守基本的契约，有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没有对具有大众倾向的公共利益的基本尊重，没有划分公私界限的基本的自觉，这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不是用简单的自私自利能概括的，所以不要把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划上等号，这是两个不同概念，也是截然不同的状态。”杨念群回答道。

最后，经《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编缉后，杨念群的发言内容如下，希望对你有所得。

左起：应星、杨念群、李猛，来自：世纪文景

五四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还有一个“莫姑娘”

五四今年恰逢一百周年。一般我们中国的史学界有一个习惯，每逢什么事件到百年的时候，甚至不到百年，但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一定要大规模纪念或者大规模讨论。我称之为“纪念史学”，“纪念史学”讨论的话题可能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我们讨论五四，肯定要讨论到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或者民主、科学怎么在中国落地生根，它的演变，有什么人去推行它，怎么样去接受它，或者它对中国历史的整个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因为五四已经到了一百年了，我们不能总是讨论一些旧的话题，我们应该讨论一些新的话题。这本书想从新的方面、新的路线，对五四的一些可能被遮蔽的，或者说被忽略的面相，进行一些展示。

如果谈到五四，可能有两条线索，或者说两种故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中学、大学的教科书里，都把五四看作一场政治运动，它的缘起基本上是因为当时要签巴黎和会协议，最后引起了国内的激愤，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或者说是广场运动，而且诱发了一系列的涉及各个阶层的一些激烈反应，比如罢工、罢市等等。五四在这个意义上被定位。同时，我们也知道，五四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年轻一代的激进活动家，这也是五四为人熟知的意义之一。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五四，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

但这是我们的主流叙事，另外一个叙事，或者另外一种对五四的说法不太一样。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掀起了“胡适热”。胡适和一些当时跟国民党相关的知识分子，把五四理解为一场自由主义的运动。胡适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把五四看作一场文化运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可以用另外一种叙事方式表达出来，这个故事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讲。这和从政治的角度讲完全不一样。这两个角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同时又相互有所渗透。这两个故事都是被反复言说，或者被反复陈述的。而我想讲的故事跟它们有一定联系，但跟它们还不太一样。

首先，我发现五四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还有一个“莫姑娘”，英文里的“道德”“伦理”（moral）。这方面大家注意得不够，同时也一直被民主和科学这两个非常耀眼的概念所压抑和遮蔽。这位“莫姑娘”应该有被重新发现的价值。由此，我们来看五四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面相值得我们发掘，这是我想揭示的“五四的另一面”的解题。

理解五四，不应该把它仅仅局限在五四这一天

第二个想法，理解五四，不应该把它仅仅局限在五四这一天。大家都熟知学生上街游行等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政治抗议活动，我们往往把它理解为五四这一天，好像它就能代表五四运动的完整图景，但实际上，我认为五四的含义远远要比这个丰富得多。我们要理解五四，不能仅仅从这一天出发，甚至不能仅仅把五四前后的一两年作为我们解读五四的时间段。

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是，能不能把五四拉得长一点，把它看作一个长时段的、更加复杂的一场运动，甚至可以把它延续到晚清的变革，晚清的戊戌和新政，以及辛亥革命。再往后，可以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续到国共之争导致的政治大变局。这是我想从“五四的另一面”来解读什么是五四的一个重新的考虑。

谈到从长时段来理解五四，我们就可以开掘出很多新的面相和想法。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五四以《新青年》这个杂志为主的和相关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身份又跟当时的历史的状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用时髦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这些身份决定了五四的走向，同时也展示了五四本身的一些独特性质。

如果要谈到五四，或者五四时期的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我们就必然要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的年代。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要看到五四，必须要先看晚清，要看晚清，有一个历史事件的节点非常重要，就是科举制度的崩溃。

要了解五四本身的历史事件广义的深层原因，应该从所谓的后科举时代来进行理解

科举制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套官僚选拔系统，崩溃掉之后，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要了解五四本身的历史事件广义的深层原因，我觉得应该从所谓的后科举时代来进行理解。

为什么这么说？我前几年一直在写文章，为科举制辩护。我觉得科举制从官僚选拔的制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制度。它优秀在什么地方？首先，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层制度，比如你要考上秀才，你就可以成为农村里最有文化的阶层——士绅阶层。但是你不能离开农村，不能离开你的家乡。你要是考上举人，相当于当中层干部，可以当县官。如果你考上进士，可以进翰林院，当大学士，等等。这样，实际上是把人才相当精准地分布在了上中下三个层次，使官员安排的合理性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同时，这个官僚选拔制度又是上下不断流动的。你秀才考到 60 岁，都有可能考上举人，你就有当官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要是进士，是中央的官员，如果你要退休了，一定会回到家乡，因为你的祖居地和你的家人，你的所有宗族、家庭都在家乡，所以你往往退休要回到家乡。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体制，一个不断循环流动的机制。这个机制的产生就导致了官员选拔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们再往下看，后来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导致什么后果？导致了学堂教育的产生。学堂教育（的）学生来源有三个。第一，我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男，受理科教育的一批人。很多人成为地方官员的幕僚，给他们提供科技知识和辅助。还有一部分人是政法男，师范院校出身，到日本进修一年，学到很短期速成的政法知识之后，回来就进入政府部门。但是这批人的素质非常令人怀疑。因为到了日本，他可以不学日语，日本人专门有翻译，来学习所谓的速成的政法知识，学了一年回来之后就能当大官。所以这部分人的素质让人堪忧。第三是军事学堂里出来的学生。这批学生往往后来成为地方割据的军阀。第四，海归。很多留学欧美或者日本的一些学生回来之后，成了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约这四部分人。

这四部分人的优点和劣势是什么？优点是接受了系统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训练。他们可能在很多专业的部门里，有很多广阔的作为。但是有一点，他们人文基本的素质和训练逐渐缺失掉，因为科举制终结了之后，整个人才教育和选拔体制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张之洞当年改科举的时候，不是要废科举，而是颠倒过来，把策问、中西、中外关系的那种知识放在第一场。我们知道原来八股文是第一场，他却把八股文放在最后一场，把策问放在第一场，实际上就是鼓励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首先应该从这个渠道获取拥有这些知识的人，考试也以这个为标准。人文知识、传统知识逐渐地退居到第三场。到最后，废除科举之后，人文知识的这一块微弱到占的比例更加小。他们的训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套训练。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现代学堂的教育和后来大学的教育，不仅导致了专门化，而且导致了官僚选拔机能的丧失。大学的教育和学堂教育不是为选拔合适的官僚的身份，而是通过分散的职业训练，使知识和学问变成了跟政治相脱节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

这个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后果，我觉得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乡村士绅阶层的消失。秀才原本可以长期在地方，不仅从事私塾教育、书院教育、慈善事业、修桥铺路，从事各种各样的帮助地方社会社区服务的工作，同时他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但是学堂教育的循环系统被打破之后，选官系统职能丧失之后，所有的学堂的学生都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都是向城市集中。这样集中的后果是乡村大量出现空洞化的局面——乡村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大量流失，导致了中国乡村的空心化。城市跟乡村的距离越拉越大，导致的知识状况的不合理和不平衡型，应该追溯到所谓的后科举时代。

这是第一个后果，我为什么要扯得这么远？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五四这个时期的知识阶层的身份状况。

从后科举时代到社会改造的出现，无政府主义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个后果，我们知道五四也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政治变革的组成部分。从戊戌变法到新政到辛亥革命，所有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都是寻求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合法性和建立新的现代国家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有很多选择。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也遭受了很多的挫折、失败和教训。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皇帝一旦打倒之后，清王朝灭亡之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咱们现在对这个问题，好像认为理所当然。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体制，但是在皇帝倒塌的那一刹那，我们实际上非常茫然。比如有各种选择。当时有可能采取联邦制，也有可能采取所谓的民族自决体制，民族自决就是各个地区独立成为一个个小的国家。还有一个可能性，回到清朝大一统民族的多元共同体的状态。所有这些设计都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开始的一些尝试。

但是，明显的一个感觉是，这些尝试是不成功的。我们知道清末民初有南北之争，有清帝逊位，有孙中山和袁世凯之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各种党派之争，互相打来打去。但是政党之争的一个最大后果是什么？就是导致所有的这些上层的，我们习惯将之称为顶层设计的制度变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建立不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的议政制度。在民国建立起来的十年之内，甚至不到十年，也就到 1919 年之前的大致七年时间，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对民国的现状不满，政局不满。一个最大的不满，我们到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现代国家？没有一个答案，而且民国初年没有给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的反民国的言论。这种反民国的言论我们原来以为都是殉大清、保大清，对大清念念不忘的这种遗老遗少式的腐朽反动的言论。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一定，比如我这本书里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梁济自杀，有人说你就是遗老遗少，殉大清，但梁济的遗书里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不是殉大清，我要是殉大清，清朝灭亡之后我立马自杀了。大清亡了之后我为什么不自杀？我为什么冷静观察民国，观察了数年之久？他说我认为我对民国的失望，在于民国缺乏一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国性。这个政体缺乏一个灵魂，不是一种所谓的表面上的制度或者表面上的很多东西，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的灵魂。称为国魂也好，国性也好，他认为缺了这个。而缺了这个，实际上国家根本没办法构架起来。他觉得如果缺乏国性，民初政局的混乱造成的局面还不如大清。

梁济代表了一批人对民国初年的看法，这时候有一大批人对民国失望，包括陈独秀。陈独秀是五四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国家顶层设计不行了，国家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改造，从社会入手。这里，我要提到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社会”的出现。“社会”这个词出现得很早， 19 世纪 70 年代由日本人把“society”这个英语按汉语翻译成了“社会”，后来梁启超、康有为、严复都纷纷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把“社会”引进到了中国，使之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

当然，我这本书不是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而是把社会看作当时的一个改革的平台和实体，把跟“国家”相对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概念提出来。这也是从五四以后，“社会”成为一个关键词的最重要的理由。也就是五四之后，社会改造运动变成了一个主流。不是从上层的政治，不是从顶层设计，不是从政党政治来讨论中国的命运，来讨论中国的改革，而是从社会基层的改造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把中国当作一个新的改革的对象，这是从五四以后慢慢形成的共识。

我这本书里提到，从后科举时代，到辛亥革命，到顶层的政党政治的失败，或者说失望，再到社会改造的开始出现，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包括刘师培等人写了很多文章，主张无政府。刘师培的基本观点就是，不管你是大清王朝，还是西方的民主政治，都是很糟糕的，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所谓的一帮官僚在上层唯利是图，为自己牟利的一套体系。所以我们要真正使中国变好，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打掉，我们换一个方式，从社会基层入手来，开始我们变革的步伐。这是刘师培和早期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无政府主义这个观点在五四时期慢慢形成了非常大的风潮，包括我们知道出现了新村主义，出现了很多乌托邦式的设计，包括毛泽东，也在做公社试验，一群人集中在公社中，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想从社会改造里形成新的价值观，形成新的改造中国的一套途径。这套设计在后来逐渐受到质疑，就是因为其中有太多的乌托邦的性质，同时，这套东西跟我马上要提到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越来越远。他们想象的设计和实际的运作方式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之后社会主义取代了无政府主义。同时，社会主义早期的人物很多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是我想从我的这本书里梳理的脉络。

个人主义在五四前后的兴衰史，最后以悲剧的命运被消解掉

第二个脉络，我特别提出的是五四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实际上跟“莫姑娘”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个人在家庭，在家族伦理的网络里，应该占据什么位置？我们是要走出家庭，鼓吹个人自由呢？还是我们应该投入到某个新的组织里，重新把自己认同于这个组织呢？当时有很大的争论。但是，这个争论的出发点就在于个人是否能真正地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作为个体被加以认识和认知？这是五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们看早期鲁迅的著作，早期胡适的著作，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他们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个人不好，社会也不会好，社会不好，国家也不能好。你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国家，中国现代的这个国家的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但是这个基本的认知后来遭到了相当大的质疑，最后以悲剧的命运被消解掉。

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以个人优先，或者把个人作为独立价值判断的这么一个基础。只有个别的作品如庄子《逍遥游》偶尔会提到个人自由，但是在以儒家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中，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他必须服从于整个家族和家庭的网络和更大的社会秩序。所谓宋明理学的基本脉络就是由个人推导到家国天下的脉络，个人只是出发点，但不可独立于任何的家国体系。你要谈个人，几乎就是不合法的，也是没有合理性的。

第二，中国的公私之间的界限非常不分明。我们知道从《礼记》来说，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包括孙中山的基本口号也是天下为公。“公”的合理性是理所应当的，是我们判断任何事情的前提。个人如果在天下和“公”里，强调个人和它们正当的对立关系，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但是，在五四最早的个人主义言论当中，如鲁迅和胡适，他们大胆提出来，个人能不能跟天下、“公”形成一个对立的、平行的，甚至可以不兼容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尝试最终失败了，最终失败的原因就是公私之间的界限在中国整个的体系脉络里就是无法区分的。“公”可能就是私的代表，但“私”实际上是变成了“公”的一个部分，融入其中，来体现自身的价值。

这是五四以来力求冲破网罗的最大尝试，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一个是传统的因素没有，导致它缺乏传统根基。第二个原因，公私的，或者个人的位置，往往是在跟家国天下的互动中来确立的。最大的原因是中国不断受到西方的侵略、入侵、干扰、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你个人必须在应对外来的所有因素中保持着一个持续的奋斗姿态。所以有人说救亡往往是最重要的，我们任何人，如果要把国家的利益，把抵抗外来侵略的利益放在私人的利益之外，或者把个人放在这样一个姿态之上，就没有合法性。私人到最后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自私自利的、带有很强烈负面价值的导向性的评价。而且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个人主义被压抑到相当狭小的范围之内，最后慢慢趋于消失。

我想，这可能是五四时期我们最值得惋惜的，而且也最值得把它重新挖掘出来、重新加以哀悼和致敬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在这本书里，用了一章的篇幅详细梳理了这个过程，而且把我的基本态度表达得非常明显，可以说是坚决吧。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型知识分子，如何接受了五四的遗产，同时对之加以改造？

全书最后一章谈到了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在整个五四前后的过程中，逐渐由它们的萌生、发展，到最后逐渐消失，最后取代它们的是什么？取代它们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们往往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很僵化地理解为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运动，好像就是社会主义战胜了所有的这些思潮之后，自然地变成一个必然性历史的大趋势。我觉得这个事情远为复杂。

最后一章里，涉及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接受了五四的遗产，同时对之加以改造的过程。

我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就是把五四看作一个中心和边缘的相互互动和相互斗争的框架。中心，是以陈独秀为首的这批北大的精英，和胡适为首的这批海归，占据着最充分的帝都的文化资源。他们这批人可以呼风唤雨，对五四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五四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有高度的话语权。

但是有一点，还有五四边缘的一批人，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缘群体，他们进入不了五四的核心地带，所以他们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调动地方的文化资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改造和社会组织的方式，这是与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核心圈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

当然，有人说了，毛泽东当时是北大的图书管理员，他从个人感情上就对北大的教授们对他的边缘化感到不满。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意识到了不仅仅要从像北京这样的核心城市地带来发动改造运动，还应该以各个京外地区为中心。社会不是孤立的、不是抽象的，应该把它落实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层面上，这个地区就是湖南。

我们知道社会组织是需要由人群来构造的，这一人群就是由湖南一师为认同点的这样一套机制。我们知道，新民学会基本是由湖南一师的人发起的，其中包括了蔡和森等人。这批人通过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改造方式，对北京核心区，以大学为体制的这样一种五四的话语，构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跟前者有很大的区别。

这是我这本书里最后一章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分析。还有一个毛泽东比较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他充分利用了湖南本地，在近代以来的湖湘传统，我们知道，湖南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湖南当时在咸同以前是默默无闻的，甚至很难有人考上科举。但是通过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形成了所谓的“督抚半天下，都是湖南人”，而且很多督抚是布衣出身，虽然没有很高的科举职位，但是位居人臣，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对于这个独特历史现象，有很多的研究，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研究认为，他们秉承了非常重要的湖湘传统——对军事、政治准确的判断和他们严密的、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组织形式。从曾国藩、左宗棠，一直到后来许许多多的督抚，都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层次上，特别继承了湖湘传统中对政治的敏感度和对一些社会改造的基本资源的把握。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这章我没有展开，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地方。但我基本的思路已经提出来了，比如湖湘的地方资源是不是构成了一些地方的变革的传统，使得社会改造运动更加具体化，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的一些资源？这是最后一章里所展示的跟以往不同的面相。

最后，我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跟以往的五四研究有所区别。以往把五四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或者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我觉得都是不够的。应该把五四放在一个长线的历史脉络里，分别展示出它不同的面相。这些不同的面相，把五四跟后科举时代——往前可以追溯到后科举时代，往后可以追溯到社会改造运动——这些不同的对中国历史和政治有非常大影响的一些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把对于五四的整个解读复杂化，使它形成一个比较具有立体感的形象。

题图为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剧照，来自：豆瓣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曾经在《呐喊•自序》里说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民国初期沉闷而绝望的鲁迅与劝他为新文化期刊《新青年》写作的友人钱玄同之间的一场具有深刻隐喻意义的对话，很自然能够让我们从这个“铁屋子”联想到古希腊柏拉图著名的“洞穴”的隐喻：“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惟有在这真理之中，我们才不以幻觉与影像为足，而是追求到真实的存在”。[1]

铁屋子也好，洞穴也好，都认为人的生命与智性被一种蒙昧与昏暗所遮蔽，都需要一种光亮来照亮。对于欧洲的启蒙运动而言，这光亮来自古希腊与古罗马，是西方历史文化中的“内在之光”，而对于近代以后的中国知识人而言，这光亮却来自遥远而陌生的西方（有时候借道作为中介的日本），是“借来”甚至“盗来”的外在之光（这个比喻源自余英时先生），留学潮流的兴起象征着面对政治、社会与心灵秩序危机的中国读书人，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中国的三代之治与孔孟儒学去寻求解决危机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智慧，而必须“向西方寻求真理”。就此而言，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天然就存在一个中国的文明与西方文明这种异质性的因素甚至体系的融合问题，而这一接榫的历史过程到今天尚未完结，也正因为此，启蒙也仍未完成。

毫无疑问，五四绝不仅仅是一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2] 它更多的是一场人的唤醒与觉醒的运动，是呼唤形成人的主体性（即解放与自由，也即延续了谭嗣同所言的“冲决网罗”）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意涵就在于，不仅历史中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典范的启蒙运动，而对这场运动的不断回溯与接续也构成 2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中最真实的启蒙式的历史动力，换言之，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与对五四的历史阐释构成了回环往复的启蒙链条，共同推进着中国人寻求自由与民主的历史进程。而在后者中，学术与思想互动的历史写作自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经典的阐释来自于美国的三大华裔思想史名家张灏先生、林毓生先生与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在其自选集中有专门的一辑“重访五四”，收录了他论述五四的几篇经典文献：《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以及后来的一篇讲演《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这些文献对于五四新文化的一些核心命题尤其是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高调民主与低调民主、幽暗意识与民主文化等进行了极为深刻而富有洞见的论述。尤其是张灏教授提出的五四两歧性，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五四新文化包含着多元而复杂的思想源流，绝非外在的符号化标签可以“盖棺论定”，而对照近些年来不同知识派别对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甚至否定，就更可见张灏先生这一论断的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包涵着克服启蒙运动的病症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于五四百年的反思并不需要超越五四回归传统，更不需要转过身去拥抱西方，而需要聚精会神地进入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深处去汲取历史的智慧与光亮。

正如张灏教授所言：“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3]

2009 年在纪念五四 90 周年的会议上，张灏教授进一步指出五四启蒙与革命的历史关系：“中国近代思想在 1895 年以后，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宇宙观开始解体，在知识分子里产生普遍的精神失落与思想迷惘。在惶惶的文化解体过程中，他们急需一个新的个人与群体生命的方向感、文化认同与精神的归属感。到了五四时代，这种精神失落已经变得很普遍，形成一种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机。五四健将罗家伦用‘回旋时代’来描写当时他们所面对天旋地转的精神世界，最能凸显这种文化取向的危机震撼。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五四知识分子的领导人物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一面高谈理性主义、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另一面不时流露出他们需要新的‘宗教’。他们也像当时郭沫若一样，一方面要打倒偶像，另一方面也要追求偶像。针对这种吊诡的精神状态，我认为在激化的趋势之下，许多知识分子从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里，找到了一个新宗教，使他们在回旋的时代，能够于精神上维持方向感、认同感、归属感。”[4]

王汎森教授在这个学术论断的延长线上提出 1920 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主义时代”，他指出五四虽然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与极大自由，但这种被解放的个人发现自己的人生更“烦闷”与“苦恼”，旧的房子拆掉了，而新的房子还没建起来，因此后五四的相当一部分追求进步的青年开始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接受与传播，而这套价值观念与社会学说与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主义式政党紧密结合，给困惑、茫然和挣扎的新青年提供了一个整全化的制度和心灵依托。

这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中国，‘主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形成一张蓝图，一张沟渠网，把各种零散的力量最后都汇向一个出路，联合成共同的行动。它照顾到的范围不只是政治——即使它的最终目标是政治，它还包括人生观、世界观、日常生活中的烦闷与挫折。它提供了一套新的认知框架来解释烦闷与挫折的情绪，使得一切飘荡的资源可以循着‘主义’所提供的认知框架而得到新的位置与秩序。它将问题置入一个新的架构中，使得原来无以名之、无以解说的问题，在新架构中，一方面结束了它原有的模糊、漂浮、零碎性，转换成了新的了解问题、意义的方式。接着是解答这些问题，而且解答的方法是连珠式的、汇趋式的。像零散的小渠最后汇到一、两条大江、大河，形成共同的方向，最后流向一个共同的‘出路’。所以马列主义不是在 1949 年以后才从上笼罩下来，它一开始是一件宝贝，吸引各式各样的人”。[5]

这种所谓“大经大法”之所以能将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一网打尽”，与五四时代所寻求与确立的个人的特质有极大的关联。尽管胡适呼唤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鲁迅倡导一种尼采式的拒绝庸人政治的“自立而立人的个人”，陈独秀更是为新青年规划了一系列基本的人格特质，但不得不承认，五四时代并未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即基于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人[6]，用林毓生先生在其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论述鲁迅笔下的阿Q等人物时所指出的那样：缺乏一个内在的自我。或许正因为缺乏这样一个内在的健全的自我，中国启蒙运动所呼唤和向往的个人主义就缺乏一种稳健的社会和思想根基，在之后的主义时代尤其是革命政治之中，个人主义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就成为一种致命的原罪。

林毓生先生指出：“阿 Q 缺乏内在的自我，阻碍了这一点，因为没有自我觉醒，他不能有意识地培养和发展这种好的因素。由于他几乎是靠本能在生活，即使有外部刺激，他也不可能受到它的激励。他的天真实际上是缺乏内在自我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人格中的道德力量。……阿 Q 事迹所表现得正是对中国人民阴暗面的观察。在农村——中国的缩影——没有什么可以看作积极的希望之源。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变革，相反，暴露了中国人的可恶的本性。除了形式上更改了官衔，摧毁了旧社会的一些标志等而外，旧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迷信、风尚、中国社会的森严等级）实质上原封未动。”[7]

阿 Q 成了中国人一个具体而微的象征符号，这个小说人物其实也隐喻着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的悖论，等待或者拒绝被唤醒的底层民众未必能够理解启蒙者的心灵与理性，更未必愿意追随启蒙者去参加各种思想文化或政治的运动，正因为此，后五四时期对于启蒙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启蒙的问题被整体地置换成了“革命动员”问题，宣传与组织就显得特别重要。回到鲁迅式的启蒙命题上来，他必须面对一个永恒的困境：启蒙者如何面对被启蒙者？启蒙者如何克服自身灵魂深处的“幽暗基因”？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启蒙者如何面对大众政治尤其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兴起？其阶级和社会出身在后五四的革命年代就成了一种“原罪”，瞿秋白才会自称是“高等游民”甚至“废物”。在这一点上鲁迅倒是比较清醒，他自称自己是“大众的一员，既不是大众的导师，也不是大众的奴仆”。这在将劳工和底层神圣化（同时也污名化和漫画化）的五四时期尤其难得，换言之，鲁迅尝试去理解大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但这种理解并不代表一种认同的态度。

殷海光曾经在与青年时代的林毓生的通信中很精辟地指出了五四知识人的这一困境：“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作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后的中国就没有日本那样的稳定的社会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间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荡，更是不可收拾，正在此时，日本从中横扫，遂至整个土崩瓦解。”[8] 解放重在“破”，而自由重在“立”，破并不能代表立，或许正因为此，五四时期也并未形成知识人的“内在的自我”。这也是相当一部分知识人后来走向革命的内在根源（外在的原因是民族主义与救亡图存的号召等）。

林毓生在讨论陈独秀时指出：“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的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虽然从未把国家视为尽善尽美或终极目标，但却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生存。他的个人主义，因为主要涉及的是个人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桎梏中获得解放，所以在功能上是与民族主义相联系的。他认为，解放了的个人不仅对个人幸福而且对民族- 国家（nation）利益都有好处。

陈独秀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因此，个人的解放具有双重正当理由：它不但对个人道德的完善而且对民族- 国家的生存都是必须的。”[9] 这也是史华慈所言的从寻求富强的严复开始，中国知识人追寻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同时也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富强目标，两者并未呈现出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那样的对峙和紧张。不过，即使在五四时期那样一个因巴黎和会国家利益受损而掀起的民族主义狂飙运动中，陈独秀也坚持了个人在国家利益面前的尊严与完整性，这或许也是晚年陈独秀能够对后来的革命文化做出深刻反思的根源吧。

林毓生先生指出：“在这篇文章中（指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因素——情感和理智——竞相控制人们的思想。爱国主义产生于个人对国家的情感上的献身。爱国主义固然重要，但我们却不应盲目赞美它，因为尽管它非常重要，也必须在人们意识到国家之目的以后才能引导人们爱国，这一点只有通过理智的作用才能理解。国家之目的是什么？是‘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国家为个人而存在，非个人为国家而存在。如果国家不能保障权利和共谋幸福，那么个人就不应当爱国。如果人民爱他们自己的国家，但并不了解国家之目的，那么，机会主义者和窃国之徒很可能滥用权力欺骗人民。”[10] 与清末民初将“国家”神圣化的取向不同的是，陈独秀将国家还原为增进民众福祉和自由的工具，国家如果违背这一基本的原则，则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成为政党操纵下对普通人进行压迫的工具。

余英时先生曾多次撰文纪念五四，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不像林毓生先生那样负面，在最近接受笔者的访问中，余先生概略地谈了他在五四百年之际的三个基本看法，其中一点指出：“我认为‘五四’具有多重的复杂性质，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场激进的思想运动（或革命）。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五四’的特色在推翻中国的名教传统，运用西方现代的文化成果，特别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把古老的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所以‘五四’作为一种‘新文化’或‘新思潮’往往被看作和‘反传统’与‘西化’是分不开的。这一理解或认识大体上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进一步推断：所有接受或认同‘五四’新文化的知识人都必然会走上反传统与激进化的道路。事实上，只要稍作考察，便可发现很多学人当时曾参加‘五四’运动，也接受‘民主’和‘科学’，但对中国传统并不一笔抹杀，而且还能指出传统家族与宗亲关系也有互相支援的一面。他们主张宪政，尊重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但反对以暴力改变现状的激进态度。我过去曾指出，萧公权便是一个典型人物，因为和他采取相似立场的学人随处可见。甚至胡适本人也同样具有典型性，晚年(1960)《中国传统和未来》（‘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一篇讲词便是明证。”[11]可见，五四对于那一代知识人是否构成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仍旧是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而从历史事实来看，传统未必会构成中国知识人追寻现代价值与宪政体制的阻力，传统中相对正面的部分思想文化资源甚至可能为中国的进入近代提供精神上的动力。而从已故旅美学人林同奇关于其家族的自述与研究的文章《林氏家风——士大夫生活之一瞥》，更可见传统的教育与理念，并不构成对该家族成员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道路的阻碍，反而提供了一种精神助力。林同奇指出：“林氏传统本来无意于敛财聚富，因此不鼓励子弟经商；对于参与政治派系的厌恶又抑制了成为政客的兴趣。对事业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即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人士，从传统士大夫到各种现代专家的转化已无可避免。”[12]

相对于上述三位学者从五四时期的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等大视角展开的历史思索，美国学者舒衡哲教授在其关于五四运动的经典著作《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更注重五四知识人的代际问题，同时也更注意作为现代理性觉醒的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是如何转化为崇尚暴力的革命的。舒衡哲指出，“为‘五四’启蒙运动开辟道路的师辈，本身深受儒学的熏陶。尽管这一代的多数人都拒绝参加满清政府所主办的延续到 1905 年的科举制度，但他们都有坚实的国学基础。进一步说，他们对他们致力推翻的世界观的了解，远超过书本上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被迫结婚、生儿育女、祭奠父母、遵从师长，与中国自身的伦理传统保持一致。即使 1919 年以前他们曾经留学海外，体验过某些对国内文人而言仍为禁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怀着单薄的个人解放的希望返回了中国。回国之后，他们先致力于发对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革命。受挫后，才着手于对单纯无暇的青年进行文化觉醒的工作。这些专业的教育家敏锐地感受到自己身为新旧文化之间过渡性一代的困境。通过自身在日本与西方游历的见闻，他们对近代科技和启蒙思想记忆犹新，从而无法对中国的落后视而不见。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旧旗帜下的惰性，因而举起了新的旗帜。”[13]

换言之，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这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言，他们对于传统的反叛有着创深痛巨的日常生活的苦难体验，比如对传统婚姻的背负或者艰难的割舍（胡适的所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鲁迅所谓的母亲赠的“礼物”），也就是一种侵入骨髓而难以切割的生活乃至精神维系，或许正因为此，他们才会呈现出一种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姿态，但与此同时，正如舒衡哲所言，这一代人又是从中国的历史文化里生长出来的，传统中国的文化、生活与趣味又在他们身上有着或深或浅的影响，传统中国就成为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所言的理性上反思甚至否定而在情感与心灵上有所眷恋的对象。而对于在五四运动中崛起的学生一代而言，舒衡哲很精辟地捕捉到了他们与师长辈的代际差异：“一瞬间，年轻一代似乎改变了年长一代。事实上，这两代人都具有最基本的启蒙信念，即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有其固有的自由性和进步性。学生们虽然比老师们更强调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但他们也要求高于一切的思想自由。……这些学生越深入探究科学方法论，他们就越加反对弥漫于中国社会的对个人自我表现的禁锢。最后，他们认识到，阻挠自由表达思想的障碍，与其说是由于同胞缺乏科学知识，不如说是因为同胞们本身长期的、内在的自我压抑（self- repression）。是这种他们称之为‘非民主的自我压抑，破坏了他们力图形成一个可代替的认识论的努力。这样，对科学的世界观的探索，使学生们直接与自我怀疑的习性，以及通过家族制度而形成的中国文化中的消极性，相互对立。’”[14]

除了上述著作和专论，研究五四的著作还有美国华人史学家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这本著作更为系统，主要从社会文化史与政治史的视角来考察五四的前因后果，其比较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梳理了五四后各国对于这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运动的观感，同时也很细致地爬梳了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在地方上的扩展，换言之，是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为文化事件的启蒙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助力，其对于后五四中国知识界在观念和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后世对于五四的竞争性的历史阐释与历史记忆的构成都做出了一些深入的分析。对于《新青年》的分化，周策纵指出：“《新青年》阵营中的左翼，尤其是陈独秀以及他在上海的助手们就抱怨该阵营中的自由派比如胡适、陶孟和等变得过于保守，太接近研究系。如李大钊所说：‘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而自由主义则觉得《新青年》的政治色彩太浓，说它‘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纽约共产党出版的一份每周一次的画报，《新青年》常转载其中的文章)的汉译本’。”[15]

此外，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强调从文本细读与现场细节入手，重构五四世代的思想语境与历史语境，充满着一种来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独特思路与气质，他对于五四的遗产也有着积极的认同：“‘五四’除了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很大程度成了 20 世纪中国人更新传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象征。每代人在纪念‘五四’、诠释‘五四’时，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但另一方面，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又有其相对确定的历史内涵。其文化口号、其学术思路，萌芽于晚清，延续至今日——可以这么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16]

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则对于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想源流（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及其基本内涵，以及相互的论争与关联，做了非常细密的分析，作者也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希望能够接续五四的启蒙理想，高力克对于五四知识人在启蒙取向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有着深刻的洞察：“中国的启蒙运动源于寻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而启蒙始终与民族主义结伴而行。这也是中国启蒙异于欧洲启蒙之处，欧洲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毋宁是世界主义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显然忽略了中西启蒙的历史差异以及中国启蒙的民族主义关怀。实际上，中国启蒙的深层动力正是‘救亡’，与欧洲人文主义式启蒙相比，中国启蒙毋宁说是一种落后民族寻求富强之道的‘救亡型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西方一直以强盗兼导师的矛盾形象而出现。它一方面代表了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是欺凌掠夺东方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与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两面神相对应，中国现代化运动和启蒙思潮，亦有亲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两种趋向。中国现代思想之‘反西方的西方化’和‘反现代的现代化’的矛盾取向，即源于此。因而，民族主义之于中国启蒙，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成为驱策启蒙的精神动力，又可成为抗拒启蒙和现代性的保守因素。”[17]

1969 年，五四 50 周年之际，作为五四精神传人的台湾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殷海光，被政治压迫和病魔纠缠的他在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篇纪念文章如今读来仍发人深省且毫不过时：“狂热、幻想、激变、神话、偏执，总不是清明的思维活动的征象。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真的有助理想世界之实现。民主是‘社会健康’的产品。‘社会健康’回过头来又可增进民主。二者之间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反面的‘良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境里，人的独立、尊严和存在的价值才能显现。科学所蕴含的是客观性和普遍性。只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撑起，才有‘理性’可言。如果一定要用‘理性’这样的字眼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说科学是人类理性的结晶。人群的现代生活若无理性作骨架，我们不能想象怎样活得下去。现在，五四运动倡导‘民主’及‘科学’五十年后，民主完全落了空，科学的基本态度也很少被人接受。但是，如果二者是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那么就会有许多人不断的追求它们。如果有许多人不断的追求它们，那足见它们还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如果它们还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那么迟早可能有再现的日子。”[18]

（原标题为《让历史写作照亮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百年的历史反思》）

注释

[1] 转引自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钱永祥等译，《韦伯作品集 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0 页。

[2] 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 2009 年第 5 期。

[3]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2 页。

[4] 张灏：《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 77 期， 2012 年 9 月。

[5] 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与“主义”的崛起》，载氏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版，第 160 页。

[6] 可参阅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北京：三联书店，2012 年版。

[7]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8 - 209 页。

[8] 殷海光、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重校增补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1 页。

[9]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7 页。

[10]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7 页。

[11] 余英时、唐小兵：《“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实的历史动力”——“五四”百年之际专访余英时先生》，台北：《思想》第 37 期。

[12] 林同奇：《林氏家风——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载氏著：《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52 页。

[13] 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9 页。

[14] 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丘为君校订，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6 页。

[15]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第 359 页。

[16]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 - 3 页。

[17]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9 页。

[18] 殷海光：《五四的隐没和再现——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而作》，载张忠栋等主编：《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五四与学生运动》，台北：唐山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6 - 167 页。

作者简介

唐小兵，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集中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史与报刊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回忆录、口述史与 20 世纪中国等，著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与民国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17）等。

题图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来自：维基百科；长题图为《新青年》杂志。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使女的故事》第三季发布了新预告，将于 6 月 5 日回归 Hulu。

第二季的结尾，June 试图带着新生的孩子 Nichole 逃到加拿大。不过她最终把孩子交给了另外一名使女，自己留了下来，希望拯救她的大女儿。

新的一季，使女对男权社会吉列国的反抗会更加激烈。“如果我要改变世界，我会需要盟友，具有强大权利的盟友。”由伊丽莎白·莫斯饰演的主角 June 在预告中说道。

Serena Joy 看上去就是新加入的盟友之一。

“你有影响力。”June 对 Serena 说道。

“一定程度上。”Serena 如此回复。

“那么就利用到这个程度。”

第二季结束之后，主创 Bruce Miller 透露了一些角色的命运：使女的管理者 Aunt Lydia 并没有死（“我不认为世界上存在强大到能够杀死 Aunt Lydia 的力量”），但是遭遇的攻击对角色产生了影响；反抗了统治者的 Nick 则可遭遇危险；Nichole 将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角色，使女们希望通过她实现自己的理想，而 Nichole 的亲生母亲 Serena 对送出女儿感到后悔。

从第二季开始，《使女的故事》实际上已经与原著小说的联系越来越远，比如废弃的 Colonies 就是全新设计出来的区域，小说中只是稍微提到过。按照 Bruce Miller 的说法：“对于艺术指导、摄影以及导演而言，设计出 Colonies 这样的地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很美丽，我希望继续继续展示吉列国是如何对待遭遇丢弃的使女的。”阿特伍德本人已经确认，《使女的故事》的续作将于 2019 年 9 月出版。

在 #Metoo 运动和讨论女权主义声量越来越高的语境下，《使女的故事》除了让 Hulu 获得口碑和奖项之外，也引发了更多关于现实意义的讨论。使女白帽红裙的装束还成为了反性骚扰或者反堕胎禁令等运动现场出现的符号。

不过，有电商因为把这种装束进行性感包装并摆上货架的做法招致了抗议，批评者认为这是拥抱奴隶的表现。

题图来自：豆瓣电影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2019 年为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逝世 20 周年。

伦敦设计博物馆为此举办了展览“Stanley Kubrick: The Exhibition”，来回顾这位伟大导演创作生涯中数部重要作品，展览共有 500 多件物品展出，从制作文件、道具、布景设计、故事板到平面海报，其细致程度被《卫报》描述为，“让参观者一头扎进库布里克那一丝不苟、且令人不安的思绪中，揭示他是如何构建整个世界，从零开始讲述他的故事的”。

进入展览前，参观者先通过一个走廊入口，走廊两侧竖有对称屏幕，正播放库布里克《闪灵》片段中伴随尖利配乐的标志性长廊镜头，脚下的地毯花纹复制了电影里度假山庄使用的橙棕色图案。

依据作品所探讨的不同主题划分，展览共分为 7 个房间：战争题材的《光荣之路》 （1957）、《斯巴达克斯》（1960）、《全金属外壳》（1987）；聚焦道德争议的《洛丽塔》（1962）与《发条橙》（1971）；《闪灵》（1980）、《大开眼界》（1999）、《奇爱博士》（1964）与《巴里·林登》（1975）各自为独立房间；《2001年：太空漫游》（1968）则放在最后。

房间还原了大量服装与道具，比如电影开场时扮演猿人所穿的皮毛外套， Olivier Mourgue 设计的亮红色未来派 Djinn 椅子，《发条橙》中 Alex 播放贝多芬名曲的唱机，也少不了《闪灵》中双胞胎姐妹穿的浅蓝色花边连衣裙套装。

《2001年：太空漫游》中，扮演猿人所穿的皮毛外套。 《2001年：太空漫游》中，Olivier Mourgue 设计的亮红色未来派 Djinn 椅子。 《2001年：太空漫游》中，Olivier Mourgue 设计的亮红色未来派 Djinn 椅子。 《发条橙》中， Alex 播放贝多芬名曲的唱机。

《2001年：太空漫游》中的 Djinn 椅子。图片来自伦敦设计博物馆。

除展示电影中出现过的标志性物件，通过事无巨细般的梳理，展览呈现了库布里克对于电影细节的全面控制，他对待合作设计者有着近乎无情的完美主义苛求。一份笔记透露了《闪灵》海报设计师 Saul Bass （他常与希区柯克、马丁·斯科塞斯等导演合作）做过的尝试。

由摄影师 Bobby Solomon 拍摄下的笔记照片捕捉了 Saul Bass 与库布里克之间长达数个回合的纸上交流，“难以阅读，即便是这个大小”、“酒店看起来太庞大”、“不够紧凑”，库布里克用潦草字体简短地写道。这对 Bass 来说并不容易，在获最终批准前，这张海报曾经历了 300 多次版本修改。

平面设计师 Saul Bass 与库布里克的纸上交流，能看到导演潦草且简短的评语。 平面设计师 Saul Bass 与库布里克的纸上交流，能看到导演潦草且简短的评语。 平面设计师 Saul Bass 与库布里克的纸上交流，能看到导演潦草且简短的评语。

另一大特点是开拍前精准度极高的研究工作，为体现真实性，库布里克花费数年沉浸于手头的主题中。在准备未完成的电影《拿破仑》时，他为法国皇帝的每一天安排都制订了小卡片，从日常活动到晚餐菜单选择，细致入微，“这就是一个模拟的维基百科，”策展人 Deyan Sudjic 对《卫报》这样感慨。这些细节均在展览中有所体现。

有时这也给库布里克带来麻烦。因为《奇爱博士》中战机内部设计太过精准，以至美国军方人员在参观后感到恐慌，怀疑库布里克曾从事间谍活动。“你最好明确说清设计的参考来自何处，否则将会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在一份文件备忘录中有人记录道。

对现代设计与技术的敏锐洞察，将“机器的性感”放入电影成为某种物质诱惑力，也是这次展览探讨的主题。1971年上映的《发条橙》中使用的内饰与道具，均为当时可售的商业产品，与现在不同的是，人们当时还未接受简洁、平滑或外观猩红的未来派产品。

《发条橙》中的牛奶酒吧（milk bar）由艺术家 Allen Jones 设计。图片来自豆瓣截图。 《2001年：太空漫游》里建筑师 Arne Jacobsen 设计的极简主义餐具，以及 IBM 的平板电脑。图片来自豆瓣截图。

类似的还有《2001 年：太空漫游》里建筑师 Arne Jacobsen 设计的极简主义餐具，以及 IBM 的平板电脑（tablet）。《发条橙》中的牛奶酒吧（milk bar）由艺术家 Allen Jones 设计，其挑衅般的玻璃雕塑家具，将女性形象作为物件一部分，在如今看来也颇具争议。

展览“Stanley Kubrick: The Exhibition”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至 9 月 15 日在伦敦设计博物馆举行。

题图来自伦敦设计博物馆，部分配图来自豆瓣截图。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由斯洛伐克设计工作室 nice&wise 构思的低能耗便携式房屋“Ecocapsule”将于这个 5 月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的 NYCxDESIGN 上亮相。

NYCxDESIGN 是纽约市一年一度的设计庆典，由纽约市经济发展局及一些著名的设计机构共同发起，每年吸引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今年的 NYCxDESIGN 将于 5 月 10 日至 22 日举行。在这个为期 12 天的活动中，主办方将举办展览、产品发布会、开放工作室等活动，邀请城市里的居民及游客体验各个领域的设计成果，涵盖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等。

在几个欧洲国家成功落地后， NYCxDESIGN 成为 nice&wise 在美国推进 “Ecocapsule”的第一站。

“Ecocapsule”是一款能容纳约两个成年人舒适居住的可移动节能舱，内部面积仅 88 平方英尺（约 8.2 平方米），设有厨房、浴室、休息空间以及存储空间。创始人 Sona Pohlova 在《福布斯》的采访中表示，“形状是我们最喜欢的部分，”她解释说：“这是最基本的元素，它流畅度而不复杂，没有不必要的丑陋细节。”

可运输的小屋在当下已不是新鲜发明，此前好奇心也有过相关报道：美国品牌 Traveler 早在 2016 年便推出多个款式；斯洛文尼亚建筑工作室 OFIS Arhitekti 曾于米兰设计周上展示类似模块；2015 年东京设计周上热度颇高的 MUJI Hut 也于去年正式在日本开售。

与这些作品较为不同的地方在于，大多数房车需要插电才能完全运作，但“Ecocapsule”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它由太阳能电池板和一个小型风力涡轮机提供电力，并收集和过滤雨水来供应饮用水和服务用水，且室内物品都与智能家居系统相连。团队定义其为五脏俱全的小型房屋。

该产品最初是 nice&wise 创始人Sona Pohlova 为参加一项 2008 年的创意大赛 Andes Sprout Society Idea Competition 而设计的。 2014 年，Sona Pohlova 与工作室合伙人 Tomáš Žáček 着手在斯洛伐克众筹平台 Crowdberry 筹集 75 万欧元的资金，旨在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

“Ecocapsule” 于 2015 年正式发布并限量销售 50 件进入大众市场，定价 9.8 万美元。创意总监 Matej Gyárfáš 解释道：“我们正在把它们一块一块地生产出来——因此就有了独家标签，客户还可以选择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定制它们。”该公司计划第二款推出后开始大规模生产，这将带来更实惠的价格。

今年，首批“Ecocapsule”将全部交付到客户手中。Sona Pohlova 表示大多数买家来自北欧、澳大利亚及美国。很多申请人都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他们想拥有一个不需要建造的小型住所。

但也有包括石油公司和酒店在内的许多未公开身份的企业客户，意在将其作为办公空间或客房。“Ecocapsule 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并非只能在自然界中使用，还可以存在于生活密度和租金都很高的城市中。”设计师补充道。

近 20 厘米厚的外墙使“Ecocapsule”可以在低至 10 摄氏度和高至 40 摄氏度的温度下使用，方便适应各种气候条件。“我们主要是想让你走出去，和你周围的美产生共鸣。”Sona Pohlova 解释道。

图片来自 Ecocapsule。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英国艺术基金会（The Art Fund ）于近日公布了今年的年度博物馆奖（Museum of The Year Award）入围名单。

作为英国最大的艺术单项奖，该奖项旨在庆祝英国各地文化场所的创新成果，以表彰它们“在想象力和创新方面的卓越成就”，并鼓励大家“到博物馆中去”。年度博物馆奖可追溯至 2003 年，此前原本名为古尔本基安奖（Gulbenkian Prize），由葡萄牙私人基金会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资助。自 2008 年起，英国艺术基金会从博物馆奖信托基金处接手了管理工作。

每年，由多名艺术家、学者及企业家组成的评审团体将奖项颁给符合“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为观众带来鲜活的艺术品”、“达到公共教育目的”、“明显赢得用户支持”等标准的文化机构。此前的获奖者包括泰特圣艾夫斯美术馆（2018 年）、伦敦 V&A 博物馆（2016 年）、约克郡雕塑公园（2014 年）等。

今年的名单体现了英国不同区域的文化平衡，入围者分别为：苏格兰的 V&A 邓迪博物馆（ V&A Dundee）、威尔士的圣费根国家历史博物馆（St Fagans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卡罗琳号轻巡洋舰博物馆（HMS Caroline）、牛津的皮特·瑞物尤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以及诺丁汉当代艺术馆（Nottingham Contemporary）。

评审团主席 Stephen Deuchar 在代表评委发言时表示：“入围的五家博物馆都完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即以全新的、冒险的方式与最广泛的公众接触。”奖项的最终结果将于 7 月 3 日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举行的仪式上宣布，获奖的博物馆将被授予 10 万英镑的奖金，其他四家入围的博物馆则各自获得 1 万英镑。

一起来看看这 5 个文化机构：

V&A 邓迪博物馆

图片来自 Kengo Kuma & Associates 图片来自 Kengo Kuma & Associates 图片来自 Kengo Kuma & Associates

由隈研吾设计的 V&A 邓迪博物馆耗资 8000 万英镑，于 2018 年 9 月开馆，在短短七个月内就吸引了超 50 万游客。

它是苏格兰地区的首个设计博物馆，也是伦敦之外世界上唯一一个 V&A 博物馆。作为邓迪市一个巨大的商业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该馆被定义为“城市的客厅”，展品主要来自 V&A 博物馆丰富的苏格兰藏品，馆内不定期举办大型展览、讲座和研讨会等活动，意在展示国际上最好的设计作品。

逾 10 年的细致的筹备工作帮助 V&A 邓迪博物馆为现下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景点之一。VisitScotland 首席执行官 Malcolm Roughead 表示：“邓迪博物馆改变了苏格兰旅游业的格局，让苏格兰东部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并向世界范围的观众展示了我们的文化产品。”

圣费根国家历史博物馆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圣费根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威尔士最受欢迎的文化遗产景点之一，坐落在一座 16 世纪的庄园之中。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博物馆，里面既能看到许多当地农业任务的展示，还有木匠、面包师、铁匠等手艺人展示自己的技能。

2018 年，该馆接待了近 60 万名游客，并完成了“创造历史（Making History）”计划。这是一项耗资 3000 万英镑的重建计划，意在开设新的画廊及艺术家工作室，改善观众体验。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博物馆一直保持开放，并通过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公共项目，让 72 万公众参与了博物馆的改造，反映出博物馆的目标是“与”而不是“为”威尔士人民创造历史。

皮特·瑞物尤斯博物馆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皮特·瑞物尤斯博物馆始建于 19 世纪末，以其独特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展览而闻名。

这座博物馆珍藏着 60 多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物品、照片和手稿等，只有大英博物馆能与之匹敌。不同寻常的是，展品是按类型而不是按时间或地区展示的，创造了一种“物的民主”。

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它接待了约 50 万名游客，开始了一系列的创新项目，探讨殖民地历史、难民事件、同性恋文化等，意在庆祝多样性及挑战偏见。

诺丁汉当代艺术馆

图片来自 Caruso St. John Architects 图片来自 Caruso St. John Architects 图片来自 Caruso St. John Architects

诺丁汉当代美术馆成立于 2009 年，是英国最大的当代艺术中心之一，以其丰富的展览项目闻名，旨在激发人们社会现实的重要讨论，10 年来举办了 50 多场展览吸引了近 200 万左右的观众。

它既支持新兴艺术家从这里出发，也展示了许多当代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 David Hockney、Steve McQueen、Wolfgang Tillmans 等。2018 年，该馆主要聚焦于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以及被忽视和边缘化的文化实践，开展了诸多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项目。

艺术馆的建筑由英国知名建筑事务所 Caruso St. John Architects 操刀设计，也是诺丁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城市中历史悠久的花边市场（Lace Market），设计师借鉴了该地区的工业仓库设计。

卡罗琳号轻巡洋舰博物馆

图片来自 HMS Caroline 图片来自 HMS Caroline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一战巡洋舰卡罗琳号是英国皇家海军在日德兰半岛战役中唯一的幸存者，战后担任皇家海军辅助船只，于 2011 年正式退役，目前停靠在贝尔法斯特极具历史意义的泰坦尼克区。

在废弃计划被放弃后，2016 年，在日德兰海战 100 周年之际，卡罗琳号进行船体检查和修复，并于 2017 年开始作为博物馆舰对公众开放。

现在，这艘船通过真实再现船长宿舍、海军陆战队食堂、医务室、厨房和机舱，以及举办沉浸式介绍展览，提供了一个非凡的洞察海军历史、海上战争和爱尔兰水手故事的机会。但由于船体空间有限，从 2018 年 4 月到 12 月底，卡罗琳号的游客人数不到 3 万。

题图来自 The Art Fund。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受日常生活场景的启发，日本艺术家和雕塑家笠谷耕二（Koji Kasatani）创作了一系列以香蕉为主题的雕塑作品。

它们或者是表现单只或多只“香蕉”的作品，这些“香蕉”的外观——无论是颜色、大小、形状——像极了真实生活中的香蕉，让人甚至有点不敢相信它们其实是用陶瓷制作的。但同时，这些作品又透露着超现实的意味，它们姿态扭曲、身型也不匀称，甚至身体像橡皮泥一样被压得扁扁的。

或者是一些由多只“香蕉”组成的半身人像。新鲜饱满的“香蕉”所刻画的人像看起来坚定沉着——不禁让人联想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而腐烂的“香蕉皮”则让人像看起来垂头丧气。

笠谷耕二 1964 年出生于东京，2007 年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毕业。这所学校培养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莫迪利阿尼等一大批著名人物。而在这里，Designboom 的报道称，笠谷耕二发展了对经典、自然和持久材料的热爱。

日常物品——生锈的铁管、破烂的鞋子、旧书或者纸板箱——都能构成他作品的主题，这让他的作品有一种流行艺术的气质。不过香蕉系列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从 2014 年开始创作第一批以香蕉为灵感的雕塑作品后，他便持续进行该系列的创作。这些作品过去几年在日本的一些艺术展上展出。

笠谷耕二认为，幽默是艺术的本质，它是连接艺术家和门外汉的桥梁。

看到这些雕塑作品，你可能会想到安迪·沃霍尔在 1960 年代为地下丝绒乐队设计的唱片封面——没错，是一根香蕉。音乐家贝克·汉森曾评论道：“它如此的平淡，说明了一切又一切都没有说明。” 在笠谷耕二这里，香蕉丰富多了，或许它有什么象征，或者又什么都没有，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大部分观众看到后，至少都会笑一下。

文章题图、文中图片均来自 Koji Kasatani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4 月 24 日起，数千名巴西原住民聚集在首都巴西利亚。这些穿着传统服饰、身上画有图腾图案的原住民，在通往巴西国会的大道上设立帐篷营地，开展至少为期三天的“自由土地营区”（the Free Land Encampment）活动。

自由土地营区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巴西原住民联结（APIB）。该活动已开展 16 年，每年他们都会前往首都扎营数日，举办大游行、文化展演、议题论坛等活动，展示文化，也向政府表达诉求。

根据巴西官方的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的数据，巴西目前约有 300 个不同的部落。曾是主要族群的原住民，如今仅剩 80 万人，约占巴西总人口的 1%。

在军事独裁时期，巴西政府将原住民社区视为开发矿场、农田的障碍，强迫他们融入社会，不尊重其自主权。1988 年后，巴西宪法明文保障原住民的土地权，政府划定了占国土面积 13% 的原住民保留地，禁止采矿、伐木等威胁传统生活方式的活动。

27 日，超过 4000 人、代表着 300 多个部落的原住民队伍向总统办公室进军。他们头戴用亚马逊鸟类羽毛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头饰，挥舞着弓箭，唱着抗议歌曲，敲锣打鼓般行进。

这次抗议，针对的是 1 月就任总统的伊雅尔·博尔索纳罗的原住民土地政策。 博尔索纳罗是前陆军上尉，在1985年巴西结束军政府独裁后，以民选议员身份进入政坛。他在 2018 年的巴西总统选举中多次公开发表恐同、种族主义、赞扬军事独裁的极右翼言论，最后以 56% 的得票率赢得大选。他的当选获得了巴西农业部门的支持，后者希望推动更多的土地开发、更少的枪支管控、与更宽松的环保限制。

伊雅尔·博尔索纳罗，图 / 维基百科

博尔索纳罗曾多次就原住民问题发表争议性言论。1998 年，时任国会议员的博尔索纳罗在报刊访谈中说，巴西骑兵在灭绝印第安人上不如美国人一样高效，是很“可惜的”。2018年，博尔索纳罗提出，人类学家已将巴西原住民“像动物一样关在动物园里”，原住民应被允许从农业和矿业中以收受特许经营费的方式获利。博尔索纳罗声称要“同化”原住民，通过兴建新的亚马逊公路和铁路，清理出更多的农业区域。

博尔索纳罗 1 月 1 日上任后的第一项措施，即是拆分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将保留地划界的决定权交给受农业利益控制的农业部。博尔索纳罗赞同开放亚马逊森林的开发，尤其欢迎美国的开采。在自由土地营区活动的前一周，博尔索纳罗于 Facebook 直播中说，“应该合理探索丰富的亚马逊地区，以便为人民、尤其是原住民社区提供福利。”

在巴西帕拉州的 Arara 族保留区，原住民领袖 Tatji Arara 感叹说，“现在每天我们都能发现被砍伐的树木，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他认为博尔索纳罗当选之后，Arara 区的非法伐木情况愈发严重。总部位于帕拉的环境保护组织 Imazon 统计指出，博尔索纳罗当选后的 1 月，亚马逊地区森林砍伐面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4 %。

巴西原住民 Arara 人，图 / John Miles on Survival

近年巴西政府开始放宽雨林开发的限制。即使博尔索纳罗前任的劳工党政府在国际上多次承诺减碳与遏止滥伐，仍全力推动引发争议的港口、水利项目；因巴黎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不愿意就减排问题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前劳工党政府也未严格执行减排、限伐。

上任政府未积极管理、现任政府转向主动开发，均使得原住民的传统生活遭到极大威胁，也引起国际关注亚马逊森林可能面临的危机。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热带雨林，亚马逊森林的三分之二位于巴西。亚马逊色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对生态平衡、遏制全球变暖具有重要作用。

4 月 15 日，因主张开发亚马逊森林的博尔索纳罗出席晚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取消了把场馆借给巴西-美国商会的安排。25 日，著名科学杂志 Science 刊登一份 600 多名科学家联署的宣言，要求欧盟与巴西贸易谈判时将环境的可持续列入谈判条件。

针对原住民团体的活动，司法部长 Sergio Moro 于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家部队将采取行动确保公共秩序和财产安全。2017 年，原住民团体曾和警方冲突，互相投射箭头与催泪弹。

组织团体则回应称，博尔索纳罗只想消灭巴西原住民，而非听取、帮助他们。

“过去的 15 年中，我们的营区活动一直在和平地开展，这是为了让我们日常的斗争更被社会了解。（......）暴力的不是我们，正在攻击我们向军队抗议的神圣权利的才是暴力。”APIB（原住民连结）在一份声明中说。

题图：Wikimedia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4 月 30 日傍晚，日本明仁天皇在皇居“松之间”举行“退位礼正殿之仪”，正式结束了自己作为天皇的所有工作。5 月 1 日零点，皇太子德仁即位，成为新任天皇。

在这一刻，远离皇宫的涩谷交叉十字路口处，响起无数年轻人的呼喊：“ 5、4、3、2、1 ！令和！令和！令和！”细密的雨点中，伴随着令和时代的第一个绿灯，激动的年轻人们抛飞手中的雨伞，放开脚步欢叫着冲向斑马线。

这里的倒计时活动并没有事先组织，甚至警方还曾开着巡逻车再三强调当晚没有庆祝活动。但多年来万圣节和世界杯时养成的习惯，还是让年轻人们不约而同的聚集起来。

11 点前一切如常，只有各路媒体和众多手持戒带的巡逻警察在涩谷驻足。到了 11 点半，人群突然密集起来，雨水激起的水雾中混杂着浓烈的酒气。

警察在交叉十字路口拉起警戒带，交叉通行临时改为直线通行，并用警笛和喇叭催促人群前进，不要堵塞路口。面对警察的催促，年轻人们不断高呼“令和”对抗。

11 点 50 分之后，人们高举手机，开始等待见证历史的时刻。还剩 15 秒时，尽管没有任何官方组织，倒计时的声浪依然如约而来。当人群高喊着“令和”冲过斑马线时，现场的气氛到达了顶点。

但短暂的高潮结束后，人流迅速消散。被问及接下来准备做什么时，人们的脸上显露出了茫然。面对近代史上首次天皇生前退位带来的时代更迭，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该用什么仪式来庆祝。

“不如回家吃碗荞麦面。” 一名头戴“令和”字样眼镜的男子说。作为日本新年前夜“大晦日”的固定食品，吃荞麦面意味着辞旧迎新，与过去一年的灾厄一刀两断。

5月1日在神社参拜的队列

想到直接把年俗挪用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各大商场和食品卖场也纷纷跟紧商机。速食荞麦面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象征吉祥喜庆的“红豆饭”摆满货架、过年专供的“福袋”也重现江湖。神社清早开门，等待“初诣”的信徒排成长龙。

伊势丹百货 “恭贺天皇陛下即位”

5 月 1 日各大商场挂出“恭贺天皇陛下即位”的广告。肃穆的白底黑字虽然稍显冷淡，却阻挡不了人们购物的热情。毕竟在官方没有组织的情况下，除了购物，并没有太多渠道可以宣泄欢喜之情。

与人们预想的不同，德仁天皇在即位当日不举行“一般参拜”或巡行。普通人想要亲自恭贺新天皇，至少要等到 5 月 4 日的首次“一般参拜”。

5 月 1 日“得见天颜”的唯一方法是早早在赤坂御所到皇居的道路旁站好位置，等待德仁天皇前往皇居的车驾。当日沿途聚集了 500 余人，天皇和皇后雅子经过时，热心的支持者们大声高呼：“天皇陛下！天皇陛下万岁！”天皇夫妇透过摇下的车窗挥手微笑致意。

德仁天皇拥有与历史上其他天皇极为不同的人生经历。由于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的坚持，他成为了近代以来首个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天皇。成年后留学英国、取得研究生学位，迎娶外交官小和田雅子，并努力维护这位难以适应皇室生活的妻子。

他在即位后的“朝见之仪”上讲话称：“值此继承皇位之际，我深念上皇陛下迄今的历程，并铭记历代天皇的行为，在努力自我钻研的同时，立誓将始终心怀国民、贴近国民，遵循《宪法》作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履行职责，殷切希望国民幸福、国家进一步发展以及世界和平。” 人们相信他将延续老天皇“亲民”和“直面历史”的形象。

虽然天皇形象可亲，但“天皇制度”本身在日本一直饱受争议。反对天皇制的人认为：

从国民主权来看，以天皇为国家象征实质上是将国民臣民化，与国民主权的现代理念相矛盾。

从平等角度来看，天皇不可被控告，是实际上凌驾于《宪法》的特殊国民。

从政教分离的角度来看，天皇是神道教的祭祀主宰者，天皇崇拜是对其他宗教的弹压。

从经济角度来看，供养皇室和相关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税金。

从基本人权来看，皇室成员不能拥有姓氏、不能办理信用卡、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也不能进行政治性发言、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和住所、没有信教自由，在多个维度都不享有基本人权。

激烈的反天皇制人士希望彻底废除皇室。4 月 26 日，新皇太子秋筱宫的长子悠仁的学校被校外人士潜入，该男子在课桌上放置了 2 把刀具，刀刃涂成红色。

而同东京大学法学家井上达夫一样，更多温和的知识分子认为，应当废除现行制度，保证皇室与普通人拥有相同的权利与义务，保留皇室关于文化与美的职能。

4 月 30 日，一场反天皇制集会在新宿东口小广场声势浩大地举行。约 130 名反天皇制人士在新左翼团体“反天皇制运动联络会”（反天联）的组织下，高呼“不要庆祝”、“不要天皇制”、“天皇制是身份歧视和性别歧视”。参与者多为中老年人。

由于正值十连休，新宿站附近人流量巨大，警方非常重视这次集会，派出了大量警力维护秩序。几十名身材高大的警察组成 3 层人墙，将示威者围在圈内并不断敦促路人不要驻留。身材矮小的人几乎难以看到示威者手中的标语。

同时，拥护天皇的右翼团体也来到现场。

集会广场对面，3 辆漆成黑色的宣传车停靠在路边。车身上用醒目的白色写有“警钟乱打”、“一灯照隅”、“爱乡无限”等汉字。这些车辆属于“街宣右翼”，一般以黑色宣传车为载体，配以国旗、菊花纹章，播放军歌，穿街走巷宣传政治主张。大部分具有黑道背景。

下午 4 点左右，40 多名右翼团体“菊水国防联合”成员来到现场，与左翼示威者发生激烈争吵。5 点左右，右翼团体现场组织者江川麻莉（27 岁）对维持治安的警察发动肢体攻击，当场被捕，一同被逮捕的还有“菊水国防联合”干部前田健一（38 岁）。

为了维护好 4 月 30 日、5 月 1 日、5 月 4 日的治安，东京警方每天出动数千名机动队员，在皇居等地来回巡查。针对无人机、无线通讯攻击都制定了专门预案，还提前派出船只彻底搜查了皇居护城河的水面及水下。可谓细致入微。

皇位更迭的两天中，始终阴雨绵绵，有人联想到德仁天皇大婚时同样天降大雨，笑称新皇是位“雨男”。也有更为仔细的人指出，这几天虽然一直降雨，但每到德仁天皇出门时，天气就会暂时转晴。加上德仁天皇在水资源、水运学术方面颇有研究。与其说是“雨男”，不如说是善于治水的“真龙天子”。

不论如何附会，人们总是期望这位新任天皇能够给“令和时代”带来一些好的兆头，让问题重重的日本能在未来拨云见日，重拾辉煌。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也许没有哪家公司比亚马逊更能体现自动化技术带来的焦虑和希望了。说到自动化仓库，亚马逊早就走在诸多零售业同行的前面，但是要完全用机器替代人工，即使是在这件事上早早投入了十几年的亚马逊，也说未来还远得很。

“人们常常误认为亚马逊很快就会实现完全自动物流中心，”亚马逊机器人技术实施总监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在陪同媒体参观亚马逊巴尔的摩运营中心时表示，“但是技术要达到这一点，至少还有十年的时间。”

安德森表示，从现在来看自动化技术还相当有限，并未达到亚马逊需要的水平。

从一堆东西里拾起其中一件同时不碰坏边上的东西，或是一次性从中拿起好几件，对人类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是要让机器做到这一点，即使是亚马逊也还需要再经过数年研发。从现在的技术水平来看，还是把这事交给人类员工更划算。

2014 年开始，亚马逊在仓库推广基瓦系统（Kiva Systems）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只承担了仓库里的一部分工作。

人类“充填工”负责把把商品放上机器人货架，补充存货，机器人则背着装满商品、重达 3000 磅的竖直货架在仓库里移动，另一端，人类“分拣工”会根据电脑屏幕上的说明，从货架上拿下商品，装进塑料箱——简单来说，机器人跑腿，人类员工动手。好处是人不再需要满仓库的走动拿东西，速度更快了。

在亚马逊近年投入巨大的生鲜配送环节里，机器人也暂时没有用武之地。一方面，生鲜产品比普通商品更脆弱，机械臂很难保证力度，另外一方面，人类判断生鲜商品是否符合要求，比起机器识别也准确多了。比如说，有些顾客想要生一点的香蕉，有些则备注需要熟一些的香蕉，人类扫一眼就能分辨，换了机器就涉及到图像识别里的复杂技术了。

上个月，亚马逊宣布将把 Prime 会员享有的包邮两日达服务升级为包邮一日达。安德森表示，公司目前的目标是，从用户下单到商品打包离开仓库，中间花费的时间不超过 4 个小时。

订单离开运营中心之后的自动化技术，则还处于测试阶段。4 月底，亚马逊开始在华盛顿州测试快递机器人 Amazon Scout。这个机器人有六个轮子，走在路上送货的时候能够避让行人、动物，速度也大约相当于人类步行。

目前，这项测试只有六个机器人上路，也仅在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工作。要用这些机器人替代“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员，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送货，显然也还是很遥远的事。

题图 / 唐云路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

据《卫报》报道，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北的 Binalonan 市市长 Ramon Guico III 将散布或传播当地八卦丑闻定为非法行为。

这项法令提出，对于在 Binalonan 市内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来说，首犯者将会被处以 200 比索（约为 27 元人民币）罚款并提供 3 小时捡垃圾的社区服务，屡犯者则将面临最高 1000 比索（约为 130 元人民币）的罚款，且再提供 8 小时的社区服务。

Guico 告诉《卫报》，“八卦的类型有很多，但在这个城市里谈论的多数八卦都和财产、金钱以及人际关系的冲突相关”。Guico 认为，“这项法令旨在提醒人们，在这个城镇生活的人们有责任作为个人为他们所说负责。我们想向其他城市展示 Binalonan 是一个充满善意和安全的好地方”。

这个禁令最初在 Binalonan 市的 Capas 社区实施，Guico 认为实施后的效果“非常成功”。 Guico 随后又将其推广到 Binalonan 市的其他七个社区。

Guico 证实说，确实有一些居民已经受到这个禁令的处罚，当地的纠纷也因为这个禁令得到了减少。除了八卦禁令，Guico 为了提高这个城市文明水平还提出了晚 10点后禁止卡拉 OK 的决定。

Guico 向《华尔街日报》解释说，“夏天是谣言传播最多的时候，因为人们通常会聚集在某棵大树下避暑，这就是八卦的开始，他们的讨论会很快变成谣传夫妻之间的欺骗行为和某个家庭的负债传闻。”

“禁止八卦是一个提高城镇生活质量的好方法”，Guico 说，“一个没有八卦的小城会更加有效率，因为人们会把时间花费在更值得做好的事情上，而不是讨论他人生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那些违反八卦禁令指控的人将由地方议会的领导人 Jovelyn Manaois 进行调查，具体的惩罚措施也由她来决定。Manaois 表示，截止至目前他们没有再惩罚过任何再犯的人。她补充说，“因为没有人愿意被视作是刻意传播八卦的一份子”。

《华尔街日报》向 Guico 提出了这是否会影响言论自由的问题，Guico 对此持否认态度。“Binalonan 市的居民都很支持这个法令，他们也希望在不随意传播八卦的氛围中生活，这项法令不会侵犯言论自由，它只会防止诽谤等情况的出现”。

题图来自 GIPHY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