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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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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
七年四月二日识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脸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是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 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 样！——同虫子一样！”
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说，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十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十三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1898 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 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同时是学者、翻译家、思想家。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等，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18 年 5 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至今日已逾百年，读来不仅不觉过时，反而越发振聋发聩——“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这狗叫声；“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吃人”二字。
文学本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但这追求往往易遭利用、歪曲，在文化中滋生虚伪。在满纸诸如“仁义道德”的口号下面，难免隐藏有种种嗜血的贪妄。是以，文学须在追求真善美的同时，破斥随之而来的假恶丑。鲁迅先生即此“破斥”之道的大师。“破斥”是动态的、持续的、反思的，它不迷信于既定的观念，也就不会使某种观念僵化为教条、幌子、愚弄人的道具，在对假恶丑的不断破斥中，便蕴含了真善美的本义。
就这篇小说而言，鲁迅先生以“狂人”之眼目揭穿四千年历史中隐隐的癫狂：以蒙昧为“正常”，以“正常”为礼法，麻木、腐蚀人心；另一面则暗藏凶心、怯弱与狡猾，“布满了罗网”，是为“吃人”，且使人相食，一个也不放过。小说的主人公后来被“治愈”，“赴某地候补”，这暗示他的反抗终以失败告终，还是被吞食了。这结局是绝望的，但作者由此绝望中汲取了一股力量，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百年前写此文时，作者心目中的“孩子”或许就是今日的我们。我们得救了吗？或再寄托于未来，或由我们来实现这样的未来，以告慰那个在铁屋中发出呐喊的人？
他的声音并未消隐于黑暗中，借用卡夫卡的隐喻——那声音依然是一柄利斧，一下下劈凿着时人内心的冰海。（特约编辑：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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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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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主义”！这个题目不是容易做的。我又不是专门研究易卜生的人，如何配做这篇文字？但是我们现在出一本《易卜生号》，大吹大擂的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似乎又不能不有一篇“易卜生主义”的文字。没奈何，我只好把我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写出来，做一个《易卜生号》的影子。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很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为“复活日”。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
我那时年纪还轻，不懂得世事。我以为这“复活日”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像，不带着一毫人世的经验，平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么过恶可除。……但是我后来地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很复杂的。……我眼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二幕）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学。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早年和晚年的著作虽不能全说是写实主义，但我们看他极盛时期的著作，尽可以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
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第一五九号）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要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一八八〇年，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尺牍》第一四八号）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
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郝尔茂，他觉得同他妻子有爱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她丈夫喜欢什么，她也该喜欢什么，她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她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会替她思想。她自己不过是她丈夫的玩意儿，很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偶之家》。）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如《群鬼》（G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师，很教训了她一顿，说她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娜拉》戏内的娜拉因为要救她丈夫的生命，所以冒她父亲的名字，签了借据去借钱。后来事体闹穿了，她丈夫不但肯娜拉分担冒名的干系，还要痛骂她带累他自己的名誉。后来和平了结了，没有危险了，她丈夫又装出大度的样子，说不追究她的错处了。他得意扬扬的说道：“一个男人赦了他妻子的过犯是很畅快的事！”（《娜拉》三幕）
这种极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势，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戏的戏台，她自己是台上的猴子。她有胆子，又不肯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了戏台，去干她自己的生活，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她的牧师一劝，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她的“天职”，守她的“妇道”。她丈夫仍旧做那处淫荡的行为。阿尔文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恐怕他在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她一面要哄她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边替她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她儿子说她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情形，过了十九个足年，她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所孤儿院，作她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把她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她儿子从胎里就得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火烧了，她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面子的结局。这就是腐败家庭的下场！
《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目录
其次，且看易卜生的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戏里有两件冒名签字的事：一件是一个律师做的，一件是一个不懂法律的妇人做的。那律师犯这罪全由于自私自利，那妇人儿这罪全因为她要救她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不问这些区别。请看两个“罪人”讨论这个问题：
（律师）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老实对你说，我犯的那桩使我一生名誉扫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难道你居然也敢冒险去救你的妻子的命吗？
（律师）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说来，这种法律是笨极了。
（律师）不问他笨不笨，你总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难道法律不许做女儿的想个法子免得她临死的父亲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做妻子的救她的丈夫的命吗？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总该有这种法律承认这些事的。你是一个律师，你难道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吗？柯先生，你真是一个不中用的律师了。（《娜拉》一幕）
最可怜的是世上真没有这种入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去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娜拉》戏里说：
（郝尔茂）你难道没有宗教吗？
（娜拉）我不很懂得究竟宗教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我进教时那位牧师告诉我的一些话。他对我说宗教是这个，是那个，是这样，是那样。（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问他信什么教，他就把他的牧师或是他的先生告诉他的话背给你听。他会背耶稣的祈祷文，他会念阿弥陀佛，他会背一部《圣谕广训》。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荡子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丈夫的行为。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何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群鬼》二幕）
但是这种机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这样兴旺呢？原来现在的宗教虽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却极有物质上的用场。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发财得意的。那《群鬼》戏里的木匠，本是一个极下流的酒鬼，卖妻卖女都肯干的。但是他见了那位道学的牧师，立刻就装出宗教家的样子，说宗教家的话，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祷，把这位蠢牧师哄得滴溜溜的转（二幕）。那《罗斯马庄》（Rosmersholm）戏里面的主人翁罗斯马本是一个牧师，后来他的思想改变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时想加入本地的自由党，不料党中的领袖却不许罗斯马宣告他脱离教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党里很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罗斯马的名誉来号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见宗教的兴旺，并不是因为宗教真有兴旺的价值，不过是因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处罢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过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他有一本戏，叫做《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戏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他犯了一桩奸情，却让他兄弟受这恶名，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不但如此，他还雇了一只烂脱底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灭口。
这样一个大奸，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会上都尊敬他，称他做“全市第一个公民”，“公民的模范”，“社会的栋梁！”他谋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几千人，排起队来，打着旗，奏着军乐，上他的门来表示社会的敬意，高声喊道，“褒匿万岁！社会的栋梁褒匿万岁！”
这就是道德！
《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启事 《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启事
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论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上文所说的褒匿，当少年时，也曾想和社会反抗。但是社会的权力很大，网罗很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驱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你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个戏叫《雁》，（The Wild Duck）写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他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他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他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
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有的发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誉了。这些人有了钱，有了势，有了名誉，就像老虎长了翅膀，更可横行不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做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易卜生的《社会的栋梁》和《博曼克》（John Gabriel Borkman）两本戏的主人翁都是这种人物，他们钱赚得够了，然后掏出几个小钱来，开一个学堂，造一所孤儿院，立一个公共游戏场，“捐二十磅金去买面包给贫人吃”（《社会性栋梁》二幕中语）。于是社会格外恭维他们，打着旗子，奏着军乐，上他们家来，大喊“社会的栋梁万岁！”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易卜生绝对的不承认这种迷信。他说“多数党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国民公敌》五幕）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地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国民公敌》，里面写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本戏的主人翁斯铎曼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这浴池的名，纷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铎曼医生便做了浴池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一瓶水寄与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继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秽停积在浴池里，发生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斯铎曼医生得了这种科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须要花费许多钱，又要把浴池闭歇一两年；浴池一闭歇，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的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铎曼医生的提议。他们宁可听任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却不情愿受这种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会场。后来好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告斯铎曼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他逃出会场，把裤子都撕破了，还被众人赶到他家，用石头掷他，把窗户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医；本地商民发了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他的房东请他赶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儿在学堂教书，也被校长辞退了。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段！
其次，我们且说易卜生的正义。易卜生的戏剧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须要用他的《尺牍》（Letters,ed.by hisson,Sigurd lbsen,English Trans.1905）做参考的材料。
易卜生真实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与一个朋友道：
……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国家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力，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自然个个是好兵了。再看犹太民族：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那犹太民族还能保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除国家的革命，我也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若能做到这步田地，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那些国体的变迁，换来换去，都不过是弄把戏，--都不过是全无道理的胡闹。（《尺牍》第七九）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败（一八七一），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灭了许多（《尺牍》第八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本国若有机会 ，定要把国中无权的人民联合成一个大政党，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提高妇女的地位，改良国家教育，要使脱除一切中古陋习（《尺牍》第一七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了。但是他自己到底不曾加入政党。他以为加入政党是很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一种观念起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二〇六）
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一九〇六）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进步了。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晓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的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绝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个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兰戴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弃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那戏中说：
（郝尔茂）……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吗？
（娜拉）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尺牍》第一六四）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一件摧残个人才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一个恶人害得破家荡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日，他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堕落深了，竟变成了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两个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很可以终身的。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极乐国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写一个女子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她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她年轻，不让她管家务，只叫她过安闲日子。哀梨妲在家觉得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她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阔天空的生活。她丈夫越不许她自由，她偏越想自由。后来她丈夫知道留她不住，只得许她自由出去，她丈夫说道：
（丈夫）……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你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妲）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妲说，有了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这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事见上文四节。）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的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球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铎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召集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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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胡适（1891.12.17 —1962.2.24），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20 世纪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也始终坚持宏扬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不辍，影响深远。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题图为林兆华导演《人民公敌》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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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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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
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世界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班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
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古代草昧初开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他才能居然统一国土。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事到如今，这等不但骗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们看穿，还不应该破坏么？
《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封面
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若说到国家自卫主义，乃不成问题。自卫主义，因侵害主义发生。若无侵害，自卫何为？侵害是因，自卫是果。）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但是世界上多数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明白这种偶像的害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因为功业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相当的纪念在人人心目中。节孝必出于自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方有价值；若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虚荣心伪道德的坏处，较之不道德尤甚。这种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却是真功业真道德的大障碍！
破坏！ 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_（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_
陈独秀（1879.10.9 - 1942.05.27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力极大，引领当时社会思想潮流。五四运动后期，他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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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工作呵！
（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目录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目录
李大钊（1889.10.29-1927.04.28），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 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代表作有《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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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著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许多年代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茀罗培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 Blake 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悦乐。
他这话虽然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封面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去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的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家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去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 Maupassant 的小说《一生》（ Une Vie ），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 Kuprin 的小说《坑》（ Jama ），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 --即殉节-- 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地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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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诺威 Ibsen 的戏剧《娜拉》（ Et Dukkehjem ）、《海女》（ Fruenfra Havet ），俄国 Tolstoj 的小说 Anna Karenina 、英国 Hardy 的小说 _Tess _等就是。恋爱起原，据芬兰学者 Westermarch 说，由于“人的对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 Lucke 说，因多年甚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 Dostojevskij 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 Dostojevskij 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外，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 Tagore 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对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话，指寡妇与她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选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的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的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了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罗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快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浓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唤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 Gorst 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 Homeros 史诗 Ilias 与 Euripides 悲剧 Troiades 中，说 Hektor 夫妇与儿子的死别的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 Ibsen 的《群鬼》（ Gengangere ），德国 Sudemann 的戏剧《故乡》（ Heimat ），俄国 Turgenjev 的小说《父子》（ Ottsy idjeti ）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这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例。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便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周作人（1885.01.16—1967.05.0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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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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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两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象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义）。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封面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对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原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陈独秀（1879.10.9 - 1942.05.27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力极大，引领当时社会思想潮流。五四运动后期，他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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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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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象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象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拚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 “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 “我吗？”
欧 “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 “我！你的母亲！”
欧 “正为那个。”
阿夫人 “我，生你的人！”
欧 “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
《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启事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雕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奚谷)”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象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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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未曾结婚，不闻他侘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为；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涂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谿，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谿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原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唐俟，即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1898 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唐俟等，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 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同时是学者、翻译家、思想家。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等，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题图为《摔跤吧！爸爸》电影剧照，来自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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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民治是什么？难道就是北京《民治日报》所说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实行民治，自然也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而且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们的目的，政治，道德，经济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政治虽是重要的工具，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说若要改良政治，别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别拿工具当目的，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们目的的工具，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在这两种工具当中，又是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的；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至于他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觉得还有点不彻底；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需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们中国社会经济的民治，自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政治的民治主义”这七个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还不大顺眼。但是我决不因此灰心短气，因为有三个缘故：一是中国创造共和的岁月，比起欧、美来还是太浅，陈年老病哪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国社会史上的现象，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了诉讼和纳税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这种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的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象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们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说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没有历史上的基础。三是中国人工商业不进化和国家观念不发达，从坏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因此物质文明不进步，因此国民没有一致团结力；从好的方面说起来，我们却因此没有造成象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许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我们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道的格言；因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许多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
现在政象不佳，没有实行民治主义的缘故，也有好几层：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们从前把建设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军全由军人主动，一般国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都以为政府万能，把全副精神用在宪法问题，国会问题，内阁问题，省制问题，全国的水利交通问题，至于民治的基础——人民的自治与联合——反无人来过问。五是少数提倡地方自治的人，虽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旧迷信大规模的省自治和县自治，其实这种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划分行政区域和地方长官权限的问题，仍旧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截然是两件事。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必须把上面说的二，三，四，五，这几层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实事，少出风头，把大伟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运动家大爱国者的架子收将起来，低下头在那小规模的极不威风的坚实的民治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上做工夫；不然，无论北洋军人执政也罢，西洋军人执政也罢，交通系得势也罢，北方的安福部得势也罢，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学会）得势也罢，进步党的内阁也罢，国民党的内阁也罢，旧官僚的内阁也罢，我可以断定中国的民治，仍旧是北京《民治日报》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民治。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目录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目录
我不是说不要宪法，不要国会，不要好内阁，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国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对省自治，县自治；我以为这些事业必须建筑在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充分发展；大规模的民治制度，必须建筑在小组织的民治的基础上面，才会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象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坏；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
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那一国都还没有实行；政治的民治主义，英、美两国比较其余的国家，总算是发达的了。他们所以发达的由来，乃是经许多岁月，由许多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各种同业联合，合拢起来，才能够发挥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民治主义；好象一个生物体，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块整物，乃无数细胞组织，器官组织，合拢起来，才能够成就全体的作用。他们的民治主义，不是由中央政府颁布一部宪法几条法令，就会马上涌现出来的，乃是他们全体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道：“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说道：“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找自由而来的，所以他们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
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
现在有许多人的心理，以为时局如此纷乱，政府那里顾得到地方自治的问题；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还未经正式国会详细规定出来，我们怎样着手？至于同业联合的组织法，政府国会都还未曾想到，更是无从组织。我想这种见解是大错而特错，是有两个根本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以为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够实现。我以为这种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就是能够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我们不要；我们所要的，是从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第二个错误，是以为法律能够产生事实，事实不能够产生法律。我的见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对，我以为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社会上先有一种已成的事实，政府承认他的“当然”就是法律，学者说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学说。一切法律和学说，大概都从已成的事实产生出来的。譬如英、美两国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们的人民创造出来这种事实，后来才由政府编成法典，学者演成学说，并不是先由政府颁布法典，学者创出学说，他们人民才去照办的。所以我觉得时局纷乱不纷乱，政府提倡不提倡，国会有没有议决法案，都和我们人民组织地方自治同业联合不生关系。
我所说的同业联合，和那由店东组织的各业公所及欧洲古时同业协会（Guild）不同，和欧洲此时由工人组织的的职工联合（旧译工联TradeUnion）及其他各种劳动组合也不同；因为此时中国工商界，象那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工厂和各处铁路矿山的督办总办，都是阔老官，当然不能和职工们平起平坐；其余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纯粹资本作用和劳力没有发生显然的冲突以前，凡是亲身从事业务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的广告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的广告
关于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种种学说，制度，非常之多；至于详细的办法，一时更说不尽；我现在单只就中国社会状态的需要而且可以实行的，举出几条原则，免得失了直接的实际的精神，就会发生笼统，涣散，空洞，利用，盘据，腐败，种种不可救药的老毛病：
最小范围的组织
乡间的地方自治，从一村一镇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一乡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马路或是警察的分区，分做许多小自治区域，先从这小区域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城自治市自治。同业联合是要拿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做范围，譬如一个码头的水手、船户、搬运夫，一个矿山的矿夫，一条铁路的职工，一个城市的学校教职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木匠、瓦匠、车夫、轿夫、铁工、纺织工、漆工、裁缝、剃头匠、排印工人、邮差、脚夫等，各办各的同业联合；商业的店东管事和店员，在小城市里便归在一个联合，在大城市里，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业或马路分办各的同业联合；万万不可急于组织那笼统空洞的什么“工会”，广大无边的什么“上海商界联合会”，什么“全国工人联合会”。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
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
这种小组织的地方团体和同业团体，人数都必然不多，团体内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会直接议决事务，无须采用代表制度。若是一个团体的事务，各个分子都有直接参与的权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以免得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在积极方面，可以养成多数人的组织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业上尽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观、团体涣散。中国现在的地方自治办不好，就是因为大家让少数的绅董盘踞在那里作恶，同业联合没有好效果，就是因为现在各业公所的组织，只是店东管事独霸的机关，与多数的职工店员无涉。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就是因为小组织的人少，便于全体直接参与，一扫从前绅董、店东、工头少数人把持的积弊，又可以磨练多数人办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数的教育程度不够，还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上的话来回答：“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对于政治有很大的责任，然后自然能养成一种政治人才。美国的浩雷斯曼说：‘我们的主张不是说人生下来就配干预政治，不过总要叫他配干预才是。‘这就是民治主义的教育。从前美国的选举也有财产、教育、男女的限制，现在才把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没听人说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见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的，不是生来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为男女应该有同等权利的理论，姑且不提；单就事实上说，女子加入的坏处，我一时想不出；我却想出许多女子加入的好处，女子的和平、稳静、精细、有秩序、顾名誉、富于同情心等，可以使团体凝结的性质，都比男子好；他们第一美点，就是不利用团体去夤缘官做。
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
执行团体议决事务的董事，由团体全员投票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应当有教育、财产、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数宜多，任期宜短，不能连任，每半年改选三分之一，满期退任的次第抽签预定。无论大会或是董事会，都只设临时主席，取合议制，不设会长总董。这都是防备少数人盘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
地方自治应该注重的是：教育（小学校及阅书报社），选举（国会、省县议会及城乡自治会），道路，公共卫生；乡村的地方，加上积谷、水利、害虫三件事。同业联合应该注重的是：教育（补习夜学，阅书报社，通俗讲演），储蓄，公共卫生，相互救济（疾病、老、死、失业等事），消费公社，职业介绍，公共娱乐，劳工待遇等事。上海工业界现在有许多同业的联合会发生，我们十分欢迎，但是我们也有十分担心的两个疑问：（一）是否仅仅为了外交的感触？还是另有团体本身生活上实际需要的觉悟？（二）是否店东管事们在那里包办？上海各马路的商界联合会，颇和我主张的小组织相同，但我们不能满意的地方：（一）到会的会员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体，并没有过半数。（二）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东管事，没有店员的分。（三）本身的组织和实际生活需要的问题，都没有谈起，请了许多事外的人来演说，发些救国裕商的空套议论，这是做什么！我盼望社会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为我所注重的实际生活需要讨价过低，说我主张不彻底；我相信照中国现社会的状况，只有这种小组织，注重这种实际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义坚持的基础，乃是政治经济彻底改造必经的门路。我盼望官场中神经过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马上就联想到破坏统一，不要提起同业联合，马上就联想到社会革命。我主张的这种小组织，实在平易可行，实在是共和国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实在说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什么社会革命。这种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们政权无涉，于你们官兴多碍，就是这种小组织的同业联合所注重的实际需要，也都是在现社会现经济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不但比不上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那样彻底，就是比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还要和平简陋得多。
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
军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无论北洋军人、老官僚、新官僚、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己未系、政学系，可以总批他“明抢暗夺误国殃民”八个大字，一定要说那个好那个歹，都是一偏之见，缺少阅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一线光明的希望，就是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想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新世界的指南针，就是唤醒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基础上最后要留意的，就是别让三害鬼混进来，伸出他背上的那只肮脏黑手，把我们的一线光明遮住了。蝇营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惯会看风头，乘机窃取起来，更是眼明腿快，我们要格外严防，别让他利用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办什么政党什么劳动党，做他当总长的敲门砖，最好是各种小组织的事务所，都贴上“小心扒手”，好叫大众留神。我所以主张小组织，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坚实的基础，也是故意摆出矮户低檐的景象，好叫这班阔人恐怕碰坏了纱帽翅，不来光顾才好。
这篇文章刚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见张东荪先生新做的《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见《解放与改造》的一卷五号）说得很透彻，可以补我这篇文章的遗漏，读者务必要参看。我所主张的小组织好叫人人有直接参与权，似乎是打破一切寡头制度（头目包办制度自然包含在内）的根本方法；这种思想倘然能够成为事实，成为习惯，不但现在经济方面的恶制度可以扫除，就是将来较大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大组织，自然也不会有寡头专制的事发生，真民治主义才会实现。我所主张的同业联合，也含着有“两元的社会组织”的性质。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联合会日刊》所说的尽同，而且我不愿意采用“两元”的名词。因为本来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话说来太长，而且不是本篇的论旨，改日再谈罢。
十一月二日夜
（原载《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陈独秀（1879.10.9 - 1942.05.27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力极大，引领当时社会思想潮流。五四运动后期，他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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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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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人口问题，用远离不开人口学的鼻祖马尔塞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无论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
马尔塞斯的公式被人误会，被人抨击，人口学的真理——马氏人口论的真理——却是更显著了。
马尔塞斯人口论的要旨，只说食品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若要保持二者的均势，人口的增加一定须受节制。这节制人口的途径，只有两：1、预防的节制（人为的）。2、积极的节制（天然的）。这就是：有碍卫生的职业，过度的工作，极端的贫穷，儿童恶劣的食品，恶浊的风俗，疾病，时疫，战争，饥馑。
反对马尔塞斯人口论的人可分三派：
（一）社会主义派
举几个重要的：葛德文（Godwin）和马尔塞斯的争论，把马尔塞斯人口论的真理更发挥明确了。马克斯（Marx）说马尔塞斯的人口公例是资本制度之下的人口公例，这是没有细察人口增加的趋势和条件。佐治（ Henry George）的强辩——他说，人口增加的趋势正与马尔塞斯所说的相反—纯是一种妄想，离事实太远了。总而言之，这些社会主义家，对于他们所号召的太热心。所以不能或不愿看见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家之中也很有赞同马氏学说的：英国人铎木孙（ William Thomson）的组合制度里，不能任人自由婚嫁。社会要规定婚嫁的目，预防人满的祸患。法国人卜郎（ Louis blanc）也承认马尔塞斯人口论的确实，但是以为自制不可靠。要行他的工作组织，提高工人的生活程度，让他们爱高尚的生活，自知警戒，德国人文克雷希（ Winkel blech）说：“人类的增殖繁衍，若是不自行制限，祸乱必要循环无已。奥国人高慈启（Kautsky）说：“在人口问题未就堵以前，社会问题决不能得圆满的解决。
（二）乐观深
这派的人以为人口将来的趋势不足为优即便不改革社会和国家的组织人满之患也自然可以消释。举几个重要的：巴斯嘉（Rantian）说：“文明进步，欲望日繁，出产也随着欲望扩充。但是需求在前头跑，供给却是敲行着在后面追随。所以人永远有缺乏之感，马尔塞斯把它误认作人满之患了。”凯利（Carey）说：“天然界里头一切构造和生活，都是和一致，不能自己冲突。人的神经发展，生育力便要减少“乐观派的假定虚无绿带，完全没有察看人口的事实。
（三）根据天然科学的反对派
举几个重要的：德柏对（Th.Doubleday）说食品和生育力是相反抗的。无论动物植物，吸取的滋养料愈丰，生育力愈减。所以“贫穷的民族食品最粗劣生育率也最大。富足的民族，生活饶侈，生育最少。食品适中的民族，人口不增不减”。这派最有力的是斯宾塞尔（H.spencer）。斯宾塞尔说，动物的生活有两方面：第一是个体的发达，第二是种类的紧行。以生物学看起来，这两方面生活是反对的。生物界里，可以得以下的公例：1、机体愈小，维持个体生活的材料也愈少。维持个体生活的材料愈少，生殖之力愈强。2、机体的构造愈简单。繁殖的能力愈大。3、动物中行动愈不灵敏而操作愈少的，繁殖之力愈大。
由这动植物的公例可以预测人口变迁的趋势。人口日繁，生存的竟争定剧烈，人便不能不增进他的知识技术，不能不自己节制，为的是在社会里生存。如是生理上神经脑髓既然发展，生育力就要衰弱；直到均势而止。这天然科学派的话，乍一听见，似乎可信，生物学的证据，向来是有眩惑的效用的。其实人口增加的情形，并不这样简单。“人的生理上神经脑髓发展，生育力就要衰弱”这话并不能在经验上得一个确证。现在文明各国生育率的低减，还是心理的原因，并不是生理的原因。究竟人的“食物”“神经”“脑髓”于人的生育率有什么显著的影响，这还不曾证明。但是据以前和现在的“食物”“神经”“脑髓”的发展看，它们即便在生育率上发生影响，这影响也非常之小，决不能些须抵消那急烈的繁衍力；“均势”是更不可望了。
那么，马尔塞斯学说的原理，是不能摇动的了，我们且借这原理的光线，来烛照中国的人口。
《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封面
现在所能知的最古的调查人口方法的记载，要在《周礼》里寻找，《周礼》说：“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其贵贱老幼废疾……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比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会贡赋。”又：“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又：“司马掌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部，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由这些记载看起来，调查人口的目的，第一是军役，第二是寻常的力役，第三是赋税，这都是维持当时操政权的人的势力必需要的。至于操政权的人很愿欲人口的增加，这是古今中外一律，不消说的。他们永远要拿人口作扩充势力的器具，而人口的天然的增加趋势，也正可以供他们的利用。
以中国而论，周以后人口的被战争淘法，班班可考一一杜佑说：“战国之时，考苏秦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卒尚余五百余万。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秦兼诸侯，所杀三分居一。犹以余力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万。三十年间，百姓死没相于路。陈项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唯水不流。汉高帝定天下，人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十分无三。”以当时的政治史看起来，这数目确有几分可信。马端临说：“汉孝平时人口五千九百余万。光武中兴之后，三十余年所附养，至末年户数仅及西都孝平时四分之一。兵革之祸，可提也哉。”又说：“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废，天子奔流，白骨盈野…割剥旗民三十余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数，万无一存。“相类的记载，还可以引许多。总而言之，鼎革的战争，封建的战争，夷狄的祸思，无论它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如何，变动一次，人口便大大的削减一次。因为死亡的原因，不限于兵燹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影响比直接的影响还要厉害。但是平和多少年，休养生息的结果，人口数目总还要很快的复原。所以我们只要把最高的或平均的数目知道，便可以满意了。
最古的数目是出自夏禹时代。那时候的“九州”说是有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马端临说，“周公相成王，政理刑措，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万。“这是长江以北的人口。地面大约占现在国境的百分之六十五。所以那时候的人口大的有二千余万。汉时的数目是五千万至六千万。南北朝之后，隋炀帝时大约五千五百万。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六千万。宋时数目和唐时不相上下。金元的扰乱，把人口又削减了一大部分。明代最高数目大约六千三百余万。至于这些数目的来源，自然是不很可靠的。探讨的问题，只是用科学的方法，确定个差错的界限罢了。清代的人口调查，其初也只是为的征赋。并且“令直省每岁底将丁锡赋籍汇报，以户口消长课州县吏殿最”。如是调查所得的纳赋人数，直到乾隆六年前，每次都不过二千余万。康熙五十一年的论诏说：“联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册题报。联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人，只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只一二人交纳钱粮由此观之，民之生齿日繁。联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直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增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联并不为加赋，只欲知其实数耳。“粉饰太平和矜夸的意思，固然在所不免，但是综合着看起来，算是一种脱离国帑狭见的人口观察。这论诏一时自然还是没有效果。直到乾隆六年调查人口的数目，才达到万四千三百余万，这个数目或者离事实不远了。乾隆末年大约增到三万万。按照乾隆时屡次调查的数目计算起来，每年天然的增加数大约是百分之六九。这是用几何级数推算的平均数目，不是代数的平均数目。若是原来的数目尚有几分可靠，这增加数便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形象。并且可以暂且拿来和东方的日本、印度比较比较。日本自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十年间平均的每年增加数是百分之一、三七。印度于一九一一年的调查，由原来的三亿一千五百一十三万三千人口，在十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七，平均数（代数的）是每年百分之〇点七。这都是代数的平均数一一实在的增加数还要小一一更可以知道中国数目的大了。
近年的人口数目，经过欧美人多少估计。这种估计的价值，自然大多数也是很不可靠的。先举几个例：中国内地数会（The China Inland Mission）所出的 The Chinese Empire （一九〇六年）说苏州的人口本年有七十万。Richard’s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说有五十万（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一年的《海关的十年报告》（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说一九〇九年的时候宫界调查结果有二五六，五二四。一八九一年的《海关十年报告》里的《福州报告》说福建人口有六百万至八百万。同时《厦门报告》的福建人口数目是三千万。四川的人口据《海关报告》说是大概有七千二百万，但是下面注着 Hosie （前英国驻重庆领事）估计有四千五百万。 Parker 所著的 China， past and present 也是这样说。中国政府的人口调查的价值，也与此相差不多，中国人自己调查，机关虽然较为完备，但是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兴味。
《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目录 《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目录
至于近年全国的人口数目，各种估计，相差很多。先把各种估计中最高的数目和最低的数目提出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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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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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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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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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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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30，000
山东
|
38，000，000
|
25，310，000
山西
|
17，050，000
|
9，420，000
河南
|
35，310，000
|
22，380，000
安徽
|
36，000，000
|
14，080，000
江苏
|
37，800，000
|
15，380，000
浙江
|
26，300，000
|
11，580，000
江西
|
26，530，000
|
11，000，000
四川
|
79，500，000
|
45，000，000
湖南
|
23，600，000
|
18，000，000
湖北
|
35，280，000
|
21，260，000
广东
|
32，000，000
|
23，700，000
广西
|
8，120，000
|
5，140，000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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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0
|
8，560，000
云南
|
12，720，000
|
4，000，000
贵州
|
11，300，000
|
5，000，000
甘肃
|
10，380，000
|
3，800，000
陕西
|
10，310，000
|
6，730，000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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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770，000
|
271，770，000
东三省
|
20，000，000
|
12，740，000
蒙古
|
10，000，000
|
1，800，000
新疆
|
2，490，000
|
1，000，000
西藏
|
6，500，000
|
2，200，000
共
|
544，760，000
|
289，510，000
以上的数目是这样集成。最高数目：河南、湖北、甘肃、江西、山西、西藏是光绪廿八年户部估计。浙江、江苏、广西、陕西是根据一八八二年的《海关报告》。安徽、山东、广东是根据一九一〇年的《海关每年报告》。直隶湖南、贵州是根据宣统二年民政部的调查。福建是录自一九〇一年的《厦门海关十年报告》。云南是录自 Richard 的《地理学》。四川是根据俄人 Popoff 的报告。东三省、蒙古是依着 The Chinese Empire 。最低的数目：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湖北、福建、广东、陕西、甘肃是依着宣统二年民政部的调查。浙江、广西是依着光绪廿八年户部估计。湖南是依着一九一一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江西是根据一九〇三年的《英国领事江西报告》。贵州、新疆是根据 The Chinese Empire 。四川是根据 Hosie 。云南是根据《蒙自海关报告》。东三省是根据民政部调查。西藏、蒙古是依着 Richard 《地理学》。以上最高最低的数目，相差二万五千多万！
宣统二年民政部的调查和同年海关的估计，是比较的最可靠的。据前者的调查，全国人口数目是（廿一省）：三亿三千一百一十八万八千。加上新疆、西藏共三亿四千二百六十三万九千。民政部的调查，只是调查户数。然后用一个由多少详细调查得来的每户平均人数去乘它。这每户平均人数是五、五，但是奉天一处每户平均人数却是假定八、三八。所以这种调查，其实也只是一种估计。同年海关估计，二十一省共有人口四亿三千八百四十二万五千。
近世兵燹饥馑灾疫等对于人口的势力，大约如下：明末清初的流寇的鼎革的封建的扰乱，是不消说的。洪杨之役，蹂了九省，死于兵革的大约有五千万人。嘉道之际，死于饥懂的也约有五千万人。光绪四年的饥懂，死亡的约有一千万人。光绪二十六年陕西饥懂，死亡的人约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前数年江北饥懂，死者约有三百万人。这都是重大的事件，显而易见的。其余如各省河流的溃决、海盗、会匪、胡睡、瘟疫等等所吞没的牺牲一定数目很多不过我们不能举一个详确的数目罢了。要几死亡的数目，可以由香港的调查得一个写真：据一九〇九年香港的调查，本年一岁以下的中国婴儿，每百分中死亡八十七分。由这个数目，可以推测到南方沿江海大城镇的相类的情形了。婴儿死亡率高，是一个确凿的人满的征兆！
和这死亡数有关系的便是人口的密度。我把几个密度最高的省份和它们约略的人口密度列在下方：
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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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每方祁罗迈当内所居居住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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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宣统二年民政部数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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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据同年海关估计数目计算
山东
江苏
浙江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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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四
一七三
一七九
一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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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二
二一三
一二三
一二四
由这个数目看起来，山东人口密度，按照海关的估计，远超过欧洲人口最稠密的比利时。就是按照民政部的调查，也赶上工商业最繁盛的英格兰。江苏人口的密度恰像英国三岛。浙江、广东也赶上德国。这种现象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以上是种种记载估计。我们若是再想想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廷嗣为人生惟一天职的宗教（这个关系最大），那以子女为父母的投资的伦理，那早婚纳妾的风俗，那苟且偷安节省神经的性情，就知道这记载估计是虽不中不远了。由此看来，足见1、中国的人口是超乎中国经济能力以上。这种离均势的状况绝不能持久的，必要时时发生天灾人祸。2、现时社会的困苦，不能全归罪于政治不良。3、人口离均势的社会很难助成好政治，即使有了好政治，若是不在限制人口上做工夫，好政治也不能收长久的效果。4、无论改革政治或改革社会，须同时根本上打破那造成人满的宗教伦理，改铸那造成人满的风俗。
《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原文
人满的结果很多，我还须详细列举：
（一）由经济一面观看人类居住在天然界里，如要维持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两件东西是不可少的：第一是人工，第二是社会的资本或国民的资本。社会的资本就是一切动的货物，可资以出产，或可利用之以增益出产的效果的。譬如原料、助料、机器、工作场、器械、辅助出产的各种交通器具（如铁路、各种运送机器、传递消息机器），田地内灌溉排水等等的建筑、肥料、仓廪、堤防屯积的生活品等。凡这些社会的资本，都是社会一代一代渐渐贮蓄下来的。社会资本的作用，是增益人工在出产上的效果。人若是徒手工作，出产能力极小；社会资本愈完备愈充足，工作的效果愈大。所以一国天富（土地、矿产）无论如何丰裕，倘或没有社会的资本，徒有人工，不能开发富源。这人工的效果既然太小，除去他们的消耗——因为人都要衣食住一便没有富余可以贮蓄。并且工作的效果既然小，工作人的生计一定艰难，他们除去苟延残喘之外，决不能享受文化的幸福；这是社会很不幸的事。由此看来，一国贫富的区别，就在此处：富的国所以富，就是社会资本和人口相形之下比较的充足。贫的国所以贫，就是社会资本和人口相形之下比较的缺乏。
若是社会资本比较的充足，工作的效果（每人每日所得的结果）便可以大，因此社会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获才能丰厚。社会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获丰厚，然后这国人的生计才能优裕，这就是富国的情形。社会资本若是比较的缺乏，工作的效果（每人每日所得的结果）一定小，因此社会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获必少，而这国人的生计自然也要窘迫，这便是贫国的情形。由此看来，国的社会资本和一国的人口一定要持平均之势，然后这国的人民才能免于贫困。在人满的国里，一面社会的资本太少，不能安置那繁衍太速的人口；一面人口太多，不能找得卖力求生的机会。
所以在人满的国里，人的生活程度是一定很低的。但是什么是生活程度？
生活程度是人在饮食衣住卫生娱乐学同等等之所用的货物的数量和品格。生活程度的高低和费用大小不是一件事。尽管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全体的人费用很大，花的钱很多，他们的生话程度不见得一定就高。但是在钱币经济时代，一切货物的价格，都是以钱为标准，生活程度高，所需要的货物的价格也高，值的钱也多。所以以个人论，收入的钱多，便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们细看这收入的“钱”对于个人的生话和社会的生活都有什么影响，于个人和社会都有什么价值！一个人收入了一定数目的钱之后，他先拿一部分满足他和他家族的生活必需的欲望。这生活必需的欲望满足之后。他若还有富余的钱，他便可以用在卫生、娱乐、读书、求学、教育子女等等上头。他若是这些欲望满足之后，还有富余的钱。他便可以用在赏玩美术品、旅行、游览提倡或捐助公益事业上头。这样看起来，他收人的第一部分，专拿来维持他个人的生活，别无效力。以后一部分一部分的加增，他才能拿来做些于社会的文明有益的事情。所以“钱此地专指“消费人的钱对于人的价值有两个，就是（1）个人的生存价值，（2）社会的文明价值，前者（个人的生存价值）是一个人收入中第一部分的钱所产生的。后者（社会的文明价值）是第二，三部分以下各部分的钱所能产生的。并且第三部分钱的文明价值便比第二部分钱的文明价值大，第四部分钱的文明价值又比第三部分钱的文明价值大，如是递推，收入的钱愈多，每一个钱的单位所能发生的文明效力亦愈大。在不用钱币的社会或时代里（以前的天然经济或是将来社会式的经济），各人所分得的财货的价值，正与此同，不必重复述说。这就叫作“财货效力递增的公例”。按照这个公例，一样这多的财货，若是集在一个人手里，刚可以（我不说“一定”，这是为的顾虑一切非经济的条件）发生文明的效力的；或分给两个人消费，便只能维持他们两个人的生存，决不能发生文明的效力了。所以无论直接恤贫还是间接恤贫，都不是根本上救济多数贫人的方法。
贫人为什么贫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社会资本缺乏。（1）因为社会资本缺乏，所以他们虽然愿欲工作谋生，却得不着工作的机会——因为徒手是不能工作的一社会里工作的机会有限，竟争的人太多，工作力不值钱——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条断——虽然情愿廉价卖力，却不可得了。（2）因为社会资本缺乏，所以教育的设备不完备。一般繁衍无限的人，自幼失学，长大了之后，一无所长；道德、知识、身体都是不及格的（培养道德、知识、身体，一定要资本）。这些人除去下等的兽欲之外，没有一点思想感觉，其中驯善的只是辗转就死，狡點的便可以他们的恶欲，实行他们的残杀行为，这便是人满社会的现象。
（二）由社会的心理一面观看 一国人满或是人口增加的太快，影响于人的心理很大。因为职业少而谋职业的多，竟争一定剧烈。竟争若是剧烈，必有一部分道德薄弱的人施种种不道德的恶劣的手段，达他谋生的目的。平心而论，人要到了饥寒交迫的时候，尚能操守坚贞丝毫不苟的，千万人之中实难找出一两个来。大多数的人总是枉道以求了。但是甲既然违背良心去谋生，乙更要加甚，丙更要加甚更要卑劣，如是互竟不已，道德的堕落便没有止境了。
人满的或人口增加太快的社会里头，谋生是最急最要最难的事，所以无论某人的行为如何，即便是盗窃抢夺，只要能够自谋衣食，并且可以给他的家族亲戚党羽谋衣食，社会的一般人就一定羡慕他、佩服他。一个社会的毁誉，就是表明这社会里的人的需求。人满的社会里，多数的人要靠着少数的人生活，这些寄生虫占大多数，所以他们的毁誉有势力，他们准着他们的利害造成社会的是非。
人满的或人口增加太快的社会里，人口的压力太大，生计的竟争太烈，所以养成互相残害、互相嫉忌的心理。把一切互助互爱的动机都摧残于未萌。因为受了生计竞争的严酷教训，所以人人脑中都深刻着一个印象，这印象是“凡事于人有益便多半于我有损”。
（三）由文化一面观看文明有两大种，便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若是一国人口太多或增加太速，经济窘迫，自然没有物质文明，更无从有精神文明。人满的社会里头，没有高等技术、高等科学的需要切的职业事务，只有数量，没有品格。一切的货物（广义的货物）只要问它目前能够延长多少人的生命，不问它对于人生有什么价值。所以高等技术、高等科学的人才，不能在这种社会里生存。他们本来不容易享受高等的教育，既享受高等教育之后，决不能施展他的才干。什么原故？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高等技术科学所以能够应用的条件是集中的组织，是社会的资本。它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人满的社会，一切情形正与此相反，所以决不能产生文化的人才。即便有了文化的人才，也绝不能收他的效用。
人满的社会，生计最贵，人最贱。所以人格是卑下的。风俗是恶浊的。谋生太难，所以急不暇择了。
（四）由社会的挑选一面观看社会里的人，哪个可以生存，哪个必要天亡，哪个人可以发展，哪个人必须被淘，这些事都有一个伟大的势力在暗中主持。这伟大的势力就是社会。个人是不能独立生活的，他的一切物质的生活基础和一切精神的快乐，都仰仗他所附属的社会。他的性情，意向、志睡态度若是与社会所崇尚的性质、意向等等相符合，他便可以生存。他的那一切等等若是与社会所崇尚的相违背，他便不能立足。所以社会的生活，就如一个大法庭。社会是法官，他有权力挑选某某人应生，某某人应死。社会里的个人就是被挑选的。但是一个社会里哪种人便可以生存荣盛，哪种人便要枯衰凋落呢？再进一步，我们要问问社会这个法官公平不公平呢？他还是把善良的份子一忠直的、义侠的、智慧的、优秀的人一保存住呢，还是把恶劣的份子奸诈的、虚伪的、愚钝的、粗鄙的人一保存呢？换一句话说，他还是传播良种淘汰劣种，使社会进步呢，还是反平此道而行呢？
由历史的经验看起来，一个社会很健康的时候，这个法官一社会一的判断，实在很公道。但是在不健康的社会里，这个法官便非常的倒行逆施，他把忠直义侠的人都残害了，他把智哲优秀的人都抛到荒野去饿死或监闭在污移的空气里优郁死了。然后他便把死的人的财产分给一帮凶恶的无和较點的头，饱他们的兽欲，弄得暗无天日，这便是这法官时常作的事，什么原故呢？这原故自然很多，但是多少原故之中的一个大原故就是人满。
在人满的国家（或地方），因为上几条所说的关系，惟有恶劣的分子才能生存。因为物质的竞争太烈，非把一切的顾虑一道德的一都抛置脑后，非把良心埋没，不能生活。在人满的社会里，贤者被淘汰，凶恶胶诈的人，才能有立足之地。
由历史上看起来，文化的真进步，人类真价值的增加，都是社会的良善分子优秀分子牺牲他们的心力生命争来的。社会的一般人，只是受他们的赐，才能够物质上、精神上发达进步。社会所以有生气，能够繁昌荣盛，也只是这些良善分子、优秀分子的血汗的作用。所以这些良善优秀的分子就譬如燃料，社会就是譬如机器：机器所以能转动，全靠着焚烧燃料；社会所以能进步，全靠着牺牲贤者。这是历史的事实，人类的运命，无可更易。但是非人满的社会和人满的社会的区别就在这里：第一，在非人满的社会里，良善优秀的分子牺牲了他们的心力生命之后，便一定可以在社会里成全一点事业，建设一点功绩。
他们的牺牲，不是枉然的；社会的确因为他们的牺牲得了益处了，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的确因为他们的牺牲增添了幸福了。所以他们的牺牲是经济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牺牲—这是社会全体的消耗—是可以产生相当效果的。用将才所举的譬喻说，就如同一个机器有高的“效用率”（ efficieney），消耗最少的燃料，产生最多的能力。在人满的社会里，这种效用是没有的：良善的，优秀的分子无论如何牺牲，在社会上不能发生效力。就譬如一个败的机器无论焚烧多少燃料，因为它的消耗（泄露能力。糟蹋能力的地方）太多，所以不能够产生应用的能力。第二，在非人满的社会里，物质的竞争不烈，生活比较的还容易；所以良善优秀的分子，还有独善其身的机会。社会的恶毒的气焰还不至于逼人太紧。良善优秀的分子还有休养的时候。他们虽然仍要为社会牺牲，但是牺牲的宗旨、牺牲的方法，还可以从容选择。并且利用人类的摹仿性，还可以传播他们的高尚的理想和纯洁的习尚。社会的良善的、优秀的种子多了，他们的势力自然厚了；他们的牺牲的宗旨方法，便更可以慎重选择了。他们虽然牺牲，却是他们的根蒂不断；所以社会的进步可以绵亘永续。在人满的社会里，四周的恶浊空气逼人太甚。好似冰霜，把一切向上的萌芽都冻死了。这种社会里，有无量数恶魔时时捉人入地狱，躲避也躲避不开。所以良种没有工夫传衍—一没有发育已摧残了。良种绝了，社会的进步也停滞了。这就是譬如一再用我们的譬喻一把燃料全焚烧尽了，机器也停顿了。
以上是人满的结果，我想这些结果都是我们不幸所眼见的。救济的方法，我想不能拘定一种；必要把各种的方法同时应用才可。就是：1、禁止早婚（规定最低的婚嫁年岁）。2、禁止纳妾。3、打破一切造成人满的宗教伦理风俗。4、传播人口学说和各派限制人口的方法。5、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6、提高科学美术的教育。7、施行有统系的恤贫律。8、施行各种保护工人的政策。
（原文载《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顾孟余（1888-1972.06.25），原名兆麟，字梦渔，后改字孟余，以此字行，笔名公孙愈之。政治家、政治经济学学者。幼读译学馆，后留学德国，毕业于柏林大学。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等职。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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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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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从前讲完绪论以后，曾提出社会政治的种种问题，分三大组：第一线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第二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第三组是知识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
第一组已经讲完了，从今天起，讲第二组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方面的题是什么呢？大约可以分为四大部分：（1）国家的问题，就是国家的性质范围权力等等；（2）政府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性质作用和权力的范围，政体的君主民主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民主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政府是不是应该有等等；（3）法律的问题，就是法律的作用和范围等等；（4）权利义务的问题，就是法律对于人民的关系，一是权利，一是义务，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权利义务的范围等等。
这些问题，倘一一说来，未免太繁，最好是能找出一个观念，把这国家，政府，法律，义务和权利四部分都贯串起来。这四部分之中，法律是个中心问题。法律所规定的话，不能让个人自由选择。它的特别意义，就是有一种能力，可以帮助法律所说的话，使它有效。用这个根本观念来看，如事体的合法不合法，即是否在法律之内，是政治的问题，不合法应如何办理，是司法的问题，立法执法，也都是政治的问题，所以法律是个中心问题。
先讲第一部分国家的问题。什么是国家？下这个定义，不是我们的责任。国家无不有人民、土地的，而仅有人民土地也未必能算国家。如印度人民很多，土地也很大，还有历史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但是我们只承认它为英国的一部分，而不承认它是个国家。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除了人民土地以外，还有政治的组织，就是政府。但国家却不就是政府，政府不过是一个国家的机关，或器具。
平常有人说，国家是社会的组织，有能力可以管理支配各分子的行为。但是研究历史的人就可以晓得，有能力可以管理支配各种分子的行为的，不单是国家如此。家长时代的家长，固有管理支配一家一族中各分子的行为的能力，就是人类进化到近世，各种团体，也有支配管理它的各分子的能力。如一个会能支配会员，教会及营业机关的公司等也能管理它的各分子的行为。那么国家的性质，与此种机关的性质相同。故须向别处去看国家以外的东西，然后可以把国家的性质，格外明了。
倘不直接去看国家，而看旁的种种组织，凡是一部分人住在一起，它的社会生活，自然发生一种组织，有管理支配的章程、办法、和权力。这种管理支配、是免不掉的。不但国家如此，就是主张无政府的人，虽然不承认国家有能力管理支配个人的行为，但也免不掉一种管理支配的章程。我知道一个美国主张无政府的团体，会员入会时，签名遵守戒约，永不做官，不投选举票，亦不被选举，且不与政府往来。这些章程，会员能够遵守，就是一种管理支配，与国家有共同的性质。
我们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实际方面，可以知道它攻击国家有两层意思：（1）单是不承认现在这种国家是良好的政治的机关，并不是承认一切有组织的团结都不配做管理社会的事业；（2）根本不承认国家应该用武力（ Physica force）执行它的法律，干涉个人的行动。
这是无政府的人所主张的，但究竟国家是否可以用权力来支配各分子的行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俄国托尔斯泰一流人，以为一切武力都不该用，国家不配用兵警的权力，故国家没有存在的理由。我们先把这个“力”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极端反对用武力的人，对于精神上的力，也以为可用。故力大约可分为两种：是精神上的力（ Moral Force），一种是物质上的力（ Physical Force）。他们虽然反对政治法律的力，而却承认精神上的力，如劝导、教训，甚而至于嘲讽。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究竟精神的力与物质的力有没有界线可以分别。
据我看来，精神的力与物质的力并没有绝对的分别，两种力的界限很难确定。就是最专制野蛮的暴君，也不能全用武力，把人民个个都关在牢狱里，加上脚镣，叫他们只准这样做，不准那样做。其所以能被他压服者，还有许多是心理的作用，和精神的反应。他能叫他们恐怕，不敢不照他命令的那样做：这是心理的动机，而不是物质方面的办法。所以物质的力与精神的力很难分别。
但真的问题，并不在乎区别物质的力与精神的力，也不是两种都不能用。真的题是看他“力”的用出来，在精神上起一种什么反应。暴君的力所起的反应就是恐怕，以及极下等的种种精神反应，所以我们反对它，不要他。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连载的《杜威博士讲演录》 《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上连载的《杜威博士讲演录》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连载的《杜威博士讲演录》
自古以来，各国政府所用法律政治的威权，有许多不好，可以指摘的地方。但仔细想来，这并不是力的不好，也不是力的该用不该用，而在乎用法的得当不得当，聪明不聪明。是怎样用法的问题，不是用不用的问题。监牢，拷打，脚镣，杀头等刑罚，所以应该攻击，并不是攻击力的本身，只是攻击他用力的蠢笨，引起很坏的反动：一方用的人，养成道德堕落及残忍凶暴的习惯；一方被执行的人，反而格外规避，法律愈惨酷，规避亦愈巧。所以攻击他用力需妈右物质的力太蠢笨，不是说一切力都不准用。
一切精神的力，全赖物质的力始能表现，只有精神的力而没有物质的力以表现之，则这精神的力也无从看出来了。譬如脑筋里面的意思，必须口里说出来，手里做出来，方能表现，倘只有一个死意思，放在脑筋里面，不使人知道，有什么用呢？譬如我有一个出门的意思，一定要从走出门，坐车等动作表现出来，然走出门坐车等动作，都近于物质方面的力。所以我说，力并不是用不用的题，是怎样用法的问题。用法应该聪明，经济，不要浪费，糟塌。譬如两人都有很聪明的意思，只因用法不对，在路上一碰，两方面的力都打消了所以法律政治的作用，是怎样支配用力的方向，使力用形体表现出来的时候不冲突，也不糟塌。
我于讲演开端的时候，曾经说过，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重要之点，并不是笼统的赞成这样，反对那样，而在具体的考察评判这一件事，那一件事，这个题，那一个问题。现在对于“力”，也当持这个态度，去考察评判“力”的哪种用法是好的，是高等的，那种用法是不好的，然而这考察评判，用什么来做标准呢？大约有两个标准：
第一，看用力的时候，其含意是否为公共利益，还是带有恶意。倘先存种仇视的观念，而不以公共利益为前提，这种力用出去，必然引起同样仇视的反动。所以用力以公共利益做根据的是好的，以恶意为根据的是坏的，如威廉与别国挑战，是想用力摧残别人，就是不好的，国际如此，国内也是如此。
第二，看用力的进候，是否能引起最高限度的知识思想。倘摧残或禁止别人用知识思想的是坏的，能提醒的是好的。因为用力的蠢笨与聪明，全在知识思想的反应。
这两个标准做评判的根据，可以把用力的方法，分为三种：
（1）能力（ Energy）。这是不可少的，譬如木匠，不用刀锯锉刨等形体的力，怎样能造出桌子椅子等物？所以用力得出一种结果，是大家公认，不能反对的。如开口也是力，讲话也是力，不用力便不能达到目的。这第一种力不成问题。
（2）阻力（ Coercion or Resistance）。这是抵抗的力，例如有侵犯他人自由的事，不得不用力去限制它。这种力可要发生问题了，防卫国家是否可以使用兵力？国内是否可以使用法律警察等干涉的力？都成为问题，但我可以简单的说：这种力是可以用得的，但须看那引起它的原动力，是何等性质，它所抵抗阻止的原动力比较越无理，这种抵抗阻止也就越有理。故这种阻力与引起它的原动力是成比例的。
（3）暴力（Violence）。这完全是破坏消极不经济的力。第一种“能力”是为达到目的，第二种“阻力”是为抵抗强暴，第三种是完全不能发生效果，即发生效果，也所得不偿所失。古代的刑法，如腰斩、刚割、扬灰等最残酷的，本来都可以不用，而执法的人，一定非用他们不足以快其感情，结果成精神上的不经济，或蓄复仇的心思，或成规避的习惯。国内国际，无不如此，所以力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切的力都变成第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不经济的力，以致引起第二种阻力。用这个做标准，然后可以评判力的问题。
力既然是越建设越经济越好，越破坏越不经济越不好，那么例如国家办教育，开矿，造路，建屋，都是好的，用力害人，便是不好的。但用力并不限于那一种组织，家庭实业等组织，我刚才没有讲到，也都可以用力，不过都应以经济不经济，建设不建设来区别。至于国家何以历史上成为最高用力的机关呢？这是因为人类总想寻一个高最主持公道的机关。譬如两个人打起架来，必定要找第三者的公正人来和解，不但冲突如此，就是有意见或利益的不同，彼此都不能不要求第三者的解决。因为公道很难找，只有第三者在二者以外，不偏彼此，可以做得公正人。又因人类争执的时候，有有和种天性的趋向，一定要找比两造范围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就是国家渐渐成为最高用权力的机关的原因了。
人类天性的趋向，既然要找范围较大的第三者解决争端，那么家庭，教会，和旁的经济组织，何尝不可以出来评判呢？因为这些都是小的组织，所代表的有限，或与两造有关系，不能不找更大的第三者出来。文化愈加复杂，各种组织彼此的关系，也愈加密切，遇有争执的时候，不能不归到这个代表最多最广的公共利益的机关来受评判。即如无政府的人主张自由恋爱，以为结婚的事，国家不配干涉，男女尽可完全自己办理。但是他们生下了小孩的时候，若再离婚，这便不单是他们男女两人的利害了，这里面便有关系别人的利害，应该有范围更广的机关来评判了。社会愈进化，要求第三者解决的事愈多，所以国家更成为永久的评判机关。
因历史的进化，国家成为永久操纵最高权力的机关，我们可以再回到要讲的根本问题，找个标准，评判国家的好坏。国家所以可以操纵最高权力，因为他代表的是最广的公共利益，小组所以不可以操纵最高权力，不配做评判人，因为他不能代表公人利益。因此，凡是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是好的，若名为民治而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或皇室，或党派，或有钱的人，是不好的。总之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组成一个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十一）
上几次讲演国家的性质，指出国家的问题往往容易与政府的问题相混。国家与政府，虽然是两样东西，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政治组织—一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重要行为不是用政府的机关去做的，所以历史上每每把这两个国家的问题与政府的问题容易混在一处。
上次又指出国家（State）与国（ Country）的不同。国只要有土地人民就够了，国家的重要部成分，却不仅在土地人民，而在做行使职权和能力的机关。这权力对外可以抵抗防御，对内可以执行法律，这便是国家的特性。
国家又与民族（ Nation）不同，有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学民族不是国家。试看欧洲波兰等民族，久在那里想变成一个国家，可见民族可以变成国家，却未必就是国家。有对内对外的权力，才是国家的特性。
国家的性质明白了，再来讲政府的问题。这问题的所以成为问题，及最可以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政府的目的，与其所以达到目的的方法，时有冲突。政府的目的，是在做到国家应做的事体，国家所以要有威力，因为要想做到各小部分都有关系；而各小部分单独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事体。我们须先知道，政府的内容是人做成功的。人无不有他的野心，嗜欲和利己心。怎样可以使同我们一样有野心，嗜欲和利己心的政府，去做国家的事体，而不去做他自私自利的事体，使他有威权而乱用，对于公共的事体，只有利益，没有妨碍？这真是一个问题。
古代希腊的学者，有一个比喻说，政府是一个牧羊人，人民一群羊。牧羊人对于羊所做的事体，就是不使他受豺狼的毒害，而使他有水草可以过他的日子。或者又说，牧羊人为什么要牧这班羊呢？因为望羊长大些，可以剪羊毛，吃羊肉。如此，政府要用权力保护人民，正因要饱他的私囊。
讲到政府的问题，是极困难。政府要达到目的，不能不用威权，否则对内不能行施法律，对外不能抵御外侮。但是权力在人手里，怎样可以使他们用在对内对外，而不去做自私自利的事？这是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纸上的空谈。近三百年来的学者，主张立宪政体，代议政体，及负责任府，都是因为有了觉司，要想把政府的威权，设法防止，不使他滥用来妨害公安。
这问题在西洋起于两件重要的事实：第一，根于历史；第二，根于人的天性。西洋在古代了与东方一样，政府限于一小部分的皇朝，而且是老代传袭下来的。古代相传，以为君主的特权，是天意给他的、是他应该得的，别人不能争的。他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最高的尊严，最大的权力，且除了对于上帝，对于良心，负责任以外，对于人民，不负责任。因为政府不负责任，所以有要求代议政体的运动。英国发生这种运动最早。就因他的天命的君主，势力较小，封建制度，在英最短，神权的君主，没有大的势力所以发生立宪最早。大陆方而君主的势力还大，立宪政体的成立，所以比较迟些。
以上是历史的事实，再讲人的天性。人类有了大权以后，要是没有限制，最容易滥用他的权力，做不好的事。无论怎样的好人，若永远享用无限的大权，也渐渐利用他的权力去做不正当的事了。
前几天看见一个学者著的书，说西洋的政治制度，根据于人性本恶的学说，所以提出许多牵制政府的方法，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根据于人性本善的学说，所以只以为君主能仁民爱物，用不着议会等等制度去限制他。这话虽然太偏，包也也以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根据，其实并不是说人性本来恶的，就不过说人类有了大权，若没有限制，一定有滥用大权的趋势，就是好人也会有变成坏人的趋势。并不是以为人性本为坏的，不过防备他限制他不做坏事罢了。
但是西方政治学说，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一概如此。这当中有两个大派别：第一，主张政府有绝对威权。此派在大陆方面最有势力，近世德国学者最提倡的。第二，与第一派恰恰相反，主张自由，相种种方法限制政府英国的学者，提倡最力。
今天先讲第一派。
要讲这一派的政治学说，须先讲明白这派学说发生在什么时代。十六十七世纪是大变迁的时代。一千年来，全欧洲政治的中心，尽在于圣罗马帝国，和圣罗马教。后来经济状况改变了，欧洲北部，发生了许多新的小独立国，地地中海一带，商务繁盛，渐渐养成了财产阶级，蒸汽机虽尚未发明，工业却很发达。加以旧教势力渐小，新教也起来了。合起这些宗教主、政治、商业、工业的改革来，把统一的欧洲，弄到四分五裂。北部诸国，且常在纷乱之中。当这过渡时代，有许多人想望从前一统太平的国家，于是在学理上发生这专制的，绝对的政治学说。
在这早不保晚的纷乱时代，自然大家都希望治安，因此对于政治，只要能使天下太平，什么学说都可以的。他们以为政府应该有大的权力，使人民过太平日子，其余的什么我们都可以牺牲。本这咱心理而倡为学说者，第一就是意大利人马嘉维利（ Machiavelli）。他做了一本“君道论”（ The Prince），在当初是很有价值的。他以为君主应该用威权，对内要信赏必罚，对外只要合着保民护国的目的，什么手段都不要紧，兵力也好，欺诈也好。因为国家不能受道德限制的，只有一种限制，就是使人民过太平日子。
马嘉维利之后，此派第二个学者就是英国的霍布士（ Hobbes），他生在英国大革命时代，也提倡国家应有绝对威权的学说，比了马嘉维利更为详尽。他说人类初生时代，彼此互相侵害，由于人类有三种坏的性质：
第一，是贪利，就是有财产的天性，什么东西，都希望变为自己的，自己的东西，越我越好。
第二，是怕死，因为彼此互相猜忌，我怕人家害我，人家也怕我害他，结果不得不互相防备。
第三，是好名，就是家出风头，自己总要也在人家之上，结果大家争起来了。
因这三种坏的天性，大家便互相侵害，互相残杀，没有安宁的日子，是很可悲的。所以大家商量一个办法，就是组织国家，把管理的威权，情愿交给少数人，替他们维持公安，无论如何专制，只能听他，因为这威权是他们自己交给他的。
霍布士是第一个提倡有条理的主权论的哲学家。他以为国这的主权是绝对的，无限的，是我们当初自己交给他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因为时势的影响，也是自然的结果。但是受他影响的学者，却太认定了威权绝对无限之说，以为国家许你做的事，并不单是许你的，是命令你的，譬如我们走来走去是法律所不禁的，但是这种法律不禁的行为，就是法律所许可的，就是法律所命令的。这一派的学说把法律看作无往不在，超于自然的东西。因为他们以为法律是国家所造，断没有能造者反比所造者为低的道理。这种学说在英国一方面，后来不久也不适用了。英国经过王政复辟以后，到十七世纪末年（一六八八）又变为很共和的立宪体，这种学说，已成陈迹。但在大陆方面，还着实有人引伸为很有力的学说。
霍布士之后，此派第三个重要学者是斯宾娜莎（Spinoza）。他把马嘉维利和霍布士二家学说的精采取出来，变为一种较高尚和平的学说。他说人类没有社会的时候，与下等动物一样，不能算是人，等到理性发现，知道要有社会，遂把动物的野心压下去。有了这个观念，于是发生社会，社会是进化的一级，国家是再高的一级。国家有法律组织，能使人知道行为的规律，不单靠私欲活动，且能表现理性的生活。由社会国家进化，最高的是共和，但须人人都照法律去做，始可以为共和国家，否则只配专制政体，因为专制政体可以使人民知道全体的利益，把个人消纳于全体之中，故可以看作预备共和国民的训练。
斯宾娜莎讲国家的威权是无限的，人民只有服从，自然不能主什么反叛，什么革命。这是很严厉的政治学说，但是他也主张一种限制，就是不能侵犯思想信仰的自由。因为国家是人所以表现他理性的生活，应该让他一步一步的发展他的理性，不能去侵犯他良心的自由，否则便反背了人类所以要有国家的原由了。
斯宾娜莎的哲学，在他自己的时代，没有什么效果。就是他死了以后，也不有很大的直接的影响，但间接的影响，却是很大。德国后起的学者，把他的学说提出来，再加上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合在一起，发生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在大陆方面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派德国的新政治哲学，起于十九世纪的初年。因为十八世纪末年，法国大革命的反动，闹得很惨，所以德国这班学者，见了个人主义一自由主义酿成恐怖残杀的结果，遂提倡这派哲学。例如黑格尔（ Hegel）的学说，以为国家是代表天理的，天意到什么地方，便指定那一个国家代表天命，传播文化。战争是表示天意的东西，天意所喜欢的给他胜，否则败。他并且引许多历史上的事实，证明天意必有所归，德国是代表最后的天意，宣传文化，所以有很大的威权。
黑格尔差不多是个德国官派的哲学家，势力很大。他由历史的观察，以为神圣的意志，从国家表现出来，个人只能消纳于全体之中。黑格尔在欧洲的影响，有两大效果。
第一，使普鲁士的独裁政治有学理上的根据，助成他的军国主义，并见使德国人存一种很坏的见解，以为只有他的文化是正宗，是代天宣传的文化。
第二，但这一派学说了有好的一方面。下次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派的坏处，在于国家的势力太限制了，以为国家只可维持关于物质方面的平安，他的权力，愈小愈好。现在讲这派第二个效果，就是这个反面的好处，就是认定国家所包，不仅在生计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裁制，还有精神方面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
这次大战，常有人说是两种不相容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的战争。我们承认独载政治打败了，以后再有主张它的，不会有是后胜利的了，但是德国系的政治哲学也有一部分真理，是永远胜了，不会磨灭的，就是看国家不仅在保护财产，履行契约，还要做精神上文化教育的事业，使国人有精神上的发展。他们承认：散漫孤立的个人是斗不过愚陋、贫穷、疾病、痛苦等恶势力的，所以国家应该利用政府的权力来提倡教育，鼓励美术科学，保护个人的安全，如劳动保险，老病保险，失业保险等。这些都是积极的责献，他们的价值是不会跟着中欧的军国主义一同消灭的。我希望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也把此派有价值的贡献收入，成为更完美的政治哲学。
（十二）
讨论政治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行使政府的权威怎样有道德上的理由？即国家的组织—一政府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的威权，有什么道德价值的限制？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
第一，就是上次已经讲过，德国系学者的答案。他们以为这简直不成问第题，因为一切是非善恶和道德不道德的标准，都根于国家法律面来。没有国家，便没有所谓社会生活，自然还有什么是非善恶道德不道德可说？国家既然是道德生活的根据，所以用不着道德的限制。
第二，是今天要讲的英国一派自由主义的答案。他们以为国家所以能行使威权，完全以个人的自由为根据。
个人自由有冲突的时候，国家用威权来维持他。
这派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英国的洛克（ Locke）他著书在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大革命以后，这时候英国正把专制王朝推倒，换了立宪的君主政体。新王朝进来，受许多宪法的限制，从此再没有专政体出现洛克著书的目的是说明立宪政体在学理上的根据，替那一次大革命作辩护。
洛克开始就说有两种情形的不同：一种是有了政治以后，一种是没有政治以前。没有政治以前，是天然时代（ State of Nature），人是理性，能群的生物，所以在这时代虽然没有政治，却也有社会的生活，并不是霍布士所说互相残杀互相侵夺的情形。可是这时候的人虽然也可以过日子，但有三种缺点，故有发生政治组织的必要。
第一，没有一种机并能发表社会应守的法律规则。
第二，彼此发生争论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做公正人。
人人自己都是裁判官，因为人人都是袒护自己的，所以结果弄得没有是非。
第三，没有第三者执行赏罚。犯了罪没有人去罚他，所以全靠自己或子孙出来报仇，不但人人做裁判官，还要人人做警察，于是大家仇仇相报，没有已时。
因为有种种不方便，故大家商量设立一种公共的机关来做立法司法行政的事体，所以有发生政治的必要。
照洛克这样讲法，是人类大家因为感受没有政府的不便，所以情愿牺牲部分的自由，去换更重要的权利。
这样协商的结果，大家委托一部分人组织政刑。人民与政府之间，仿佛立有一种契约，这就是所谓民约论。
就是牺牲天然时代中人人自己立法司法执行的一部分自由，去换得生命财产格外隐妥格外安全的基本权利。
人民把立法司法执行的一部分，让给政府，委托政府去办，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格外安全，这就是所谓契约。
洛克的用意：第一，是为一千六百八十八年革命立宪政体辩护。规定权限，订立宪法，是为保障人民权利，使新政府有学理上的根据。因为政府是受人民委托来的。第二，是为这一次大革命说明。推翻 Stuarts皇朝，不算反叛，是正当的革命。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的，办理不善，就是不守契约，人民当然可以出来更换。这是道德，合理的，相当的手续。
有一派反对的人，以为这派学说，用历史的眼光来考证，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不能存在。历史上并没有人民与政府订立契约的事实，这种学说，自可打消。但是这种反对，对于这派学说的精义，仍然没有妨碍。洛克并不是要同人家讲考据。他的目的：第一，政府是有目的的，有作用的，不是可以凭空存在的，倘他不能做到契约的条件，人民可以不要他；第二，人民对于政府，应该保留干涉的权利，好的政府不必说，坏的可以推翻更换。这两种是他的学说的精神，就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也能依然存在的。
洛克的学说，并不是民主的而君主立宪的，不但主张人民保留政治权利而主张把政治权利委托政府。但是政府须受限制，政府不守本分时，人民可以革命。他本是王党，是主张立宪的王党，所以他的学说如此。
此后一百年，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大革命起来，那完全是民主的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哲学代表是卢梭（ Rousseau），正如英国大革命的哲学代表是洛克。卢梭提倡的是民主革命的学说。
卢梭的根本观念，是以前和现有的政府都不是良好的，良好的还没有出现哩。现在的政府，不过根据于势力威权。若是正当的政府，应该是扰于公民人同协商，人人把自己的意志暂时取消，尊重共同的意志，以代表社会全要的幸福乐利。所以说，能以社会全体的力量去帮助执行共同意志的政府，才是正当的政府。
卢梭以为法律是代表共同意志的，故立法权最为重要，就应该让归国民全体。洛克的学说，主张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并立，不能偏重，偏了就是专制。这是英国相传的见解。卢梭既认立法为最重要，故不信代表制度，以为人人应该参预立法。司法行政不过是派出来管事体的，所以不甚重要，不得当的时候，只要更换就算了，只有立法权非归人民保存不可。这是极端的民主政体。
卢梭的学说，也如洛克学说之于英国革命，是法国会命的哲学，是革命思想上的背景。英国人不甚欢迎他，英国人看卢梭，正如现在守旧的人看Bolsheviki 一样。
Bolsheviki的学说，很有许多从卢梭传下来的，不过卢梭讲的是公民全体，Bolsheviki只主张劳动工人全体，卢梭所讲的共同意志， Bolsheviki只主张劳动工人的共同意志，略有不同的地方罢了。
现在要讲这派学说沿革的历史。洛克的学说，从十七世纪末年一直到千八百三十二年，经过许多的变迁。
十七世纪以后，英国政治的腐败情形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洛克的学说，究竟不是民主，而是君主立宪，宪法的限制，还是很少。英国人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对于他的学说，不能满意。于是十九世纪有人出来修正，就是所谓乐利主义派（ Utilitarians），他们以为政府是在乎“用”的，是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的的。
乐利主义的根本观念，就是政府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的，每一个人算一个单位。把他分开来说，在政治学上的应用有三条：
第一，每人对于自已的利害，知之最深，旁人无论是谁，总不如他自知的深切。这个观念很重要一一由此发生普通选举的观念，主张每个投票，表示他要什么不要什么。近世普能选举的运动，简直可说是根据于这一派个人主义的学说/
第二，被选出来的人须对于国民负责任。这派学者，也知道人人知识不能平等，所以主张代议政体，由普通选举出人来代办。但是举出来的人有什么可限制他呢？否则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要他负责任，国民选举他赞成的人，不会他不赞成的人，选他以后，又有几年一任的限制，任满以后，还须回到国民面前去算帐。
第三，立法者也须受法律的制限。这话初听似很浅薄，其实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立法者也须根据基本宪法，使政府各部分，都受宪法的支配。
这三条——普通选举，负责任的政府，根据泪的国会，是自由主义的革新主张的重要部分。经过许许多的争执，在英国总算逐渐做到，美国自开国以来，逐渐做到。十九世纪的政治自由史，可以算做这三条要求及实行的历史。
这派学说在各国经过许多变迁，因为时间的不同，或地位的不同，他的吸本观念，也受了许多变化。我此刻把这三条总括起来，说他的大意：
第一，国民是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的威权，不是由天下来的，也不是由什么超自然的势力来的，是很平常的人民给他的。所以人民有干涉政府的。这是民主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
第二，国家是为社会的，不是社会为国家的。德国系的讲法，以为社会生活为国家而设，自由主义则没有了国家可以使社会间互相交换感情意志，国家为社会的，不是社会附设于国家的。
第三，不是人民对于国家负责任，乃是国家对于人民负责任，就是政府所作所为，须在人民面前交代得出，不然，人民就可以干涉或撤换。这一层也很重要，许多手续上的讨论，都是为此，就是人民怎样才可以使政府负责任。
关于这类的讨论，如普通选举，直接选举，规定任职年限，修正选举法等等，其本身问题，虽然没有什么神圣，但都是朝这一个方向走。有许多手续自然是从政治常识经验得来的。这种种手续也很重要。人类知识经过多少困难才能得到这样一个使国家对于人民负责任，施用威权有限制的方法。所以这些手续，也是人类多少年来政治经验的结晶！
（原载《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0.20－1952.06.01），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均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曾是杜威的学生。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的教育主张，对蔡元培、晏阳初以至毛泽东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代表作有《民主与教育》、《自由与文化》和《人类的问题》等作品。
孙伏园（1894－1966.01.02），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绍兴人。他是现代散文作家，代表作有《伏园游记》和《鲁迅先生二三事》等作品。
题图为电影《克伦威尔》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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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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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篇先登在伦敦出版的 Nation 周刊，连登四期；纽约 Nation 登载的名为 Soviet Russian-1920 连登两期，共六章，章的先后，和伦敦 Nation 不同。傅君译过第一、二两章，登在《北京晨报》，即是从伦敦 Nation 译的，我现在继续译的便是依着伦敦 Nation 所标次序，共三、四、五（第五国际地位章，纽约 Nation 列在市镇与乡村之前，我未及见七月三十一号以后的伦敦Nation，不知有没有此章，不过看全篇的意思，国际地位一章应在末，所以便移了一下）三章。另有一章《列宁杜洛斯基哥尔基》，伦敦 Nation 不列游俄感想之内。另题，我看于全篇文义亦没有什么贯串，故把他放在最后。又纽约 Nation 第一章首尾尚有四五节，话都不重要，傅君原译依伦敦 Nation 无，现在也不替他加上去了。
雁冰 记
我于五月十一日入苏维埃的俄罗斯境，于六月十六日出境。俄国当权只准我和英国劳动代表团同游，此种条件我自然很愿意听从，劳动代表团也惠然许我实践。我们从边界上到彼得格勒及以后的游历，都坐在很舒服的专车上，车上写着种种关于各国“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格言。我们到处被军队欢迎，军乐队奏着《国际大同》歌，市民脱帽致敬，军人举枪行礼。地方上的领袖演说，表示欢贺，而伴随我们的著名共产党员答之。上车的道上，有穿着闪亮的军服的壮伟巴什克尔（Bashkir）骑兵护卫。总而言之，事事都做们觉着和英国太子出游一样。为我们布置了无数的仪典，如宴会、公共集会、阅兵，等等。
他们假定我们是来证明英国劳动界与俄国共产主义，利害休戚的共同，以此假定，遂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极顶的尽力用我们。便是我们此来，是欲尽我们所能的求出俄国的情形和俄国政治的方法，这个照皇室巡狩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和他们遂发生了友情的争论，竟有时弄成了捉迷藏的把戏：他们告我们宴会或阅兵将要怎么样辉赫，我们却试去解说怎么样宁愿在街上安安静静的走一走。我因不是这个代表团的一分子，所以比我的同伴们自由些，不如他们那么心须去听心里早已晓得的那种宣传主义集会的演说。因此我便能用无党见的翻译者作翻译（多是英人或美人），去与在街头上草地间偶然相遇的人谈许多话，发见平常不涉政治的男女对于现制全体所生的感想。头五天我们是在彼得格勒过的。次在莫斯科住了十一天。在这期间天天和政府要人接触着，所以知道政府对于现制的见解，并无难处。两地的知识界人我也尽我所能的见过。我们都许有去见反对派政客的完全自由，我们自然要尽量行使这个自由。门失维克派、各样的社会革命党、无政府党，我们都见过。见的时候我们并无布尔什维克派人在旁，他们起头虽有些顾虑，但这个念头息了，后便自由的谈论起来。我和列宁谈了一点钟，实际上可算私谈。我曾遇到杜洛斯基，但是同着别人。我在乡间和卡门诺夫消了一夜我还见过许多别的人，们在国外虽不大著名，在他们政府里都很重要的。
我们在住莫斯科的时期将完的时候，全想到乡下看看，去与农民接触接触，因为农民是占俄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政府表示最大的厚意应合我们的想望，遂决定了行程要沿夫而嘉河（Volga）而下，从年尼诺格洛（Nijutovgorod）至沙拉托夫（Saratov）中间逗留了许多大的小的地方，和住民自由的谈话。我觉得这部分时间特别与人以教训，因为这一行对于农民、乡村先生、犹太小贩，和各色人等的生活及见解，所得知道的，确实不料能有这么多。不幸我的朋友爱兰（Clifford Allen 代表之一，属独立劳动党）生了病，我的时间许多用在伴他。
但这却发生一个好结果，就是，因他病重不能离船，我却能在这船上直到阿斯多汗（Astrakhan）。这不特更给我许多乡间的知识，而且使我认识了代理运输总长斯佛洛夫（Sverdlov），他正在这船上料理运煤油由马枯（Baku）沿夫而嘉河上行的事，他又是我在俄罗斯遇见的最能干最仁慈的人之一。
《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封面
自从我经了苏维埃俄罗斯标界的红旗，在一片原始松林的铁网围络的中间，最先发现的事情的一件，就是布尔什维克实行派所持的理论，和我们国内一般进步的社会主义家间所流行的这个理论的翻本大不相同。此间（英）俄罗斯的朋友们想到无产阶级的专政“狄克推多"，以为不过是代议政府的一个新样子，在其中只有劳动者有投票权，其选举区域之划分，半依据职业为标准，不采用地方选举制。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却不尽是“专政"。此实恰是事实的反面。俄国共产党人请到“专政"时，他是照这个字的字义用的，但说到无产阶级，他却有一种专门的意思。他所指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阶级的觉悟"那部分（即是共产党）。他把并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意见对的人，如列宁、提且林等，也包括在内，而真正依工资生活，但意见不对的人，乃被摒除，乃被呼为有产阶级的跟随。真信共产党党义的人，很觉得私产是万恶的根源，相信之坚，竟至于对于无论何等方法，无论怎样严酷，但似于建设维持共产的国家是必要的，决不畏缩不敢采用。他的不自爱惜直与不爱惜别人一样。他一天做十六小时的工，礼拜六的半天休息也放弃了。凡社会上需要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或危险，例如清理高尔哲（Koltchack）尼金（Denikin）所留下一堆一堆的受传染病而死的尸体，等等事件，他都投效去做。他虽有权位，虽有食粮的管理权在掌握中，他的生活是极刻苦的。他并不为个人的营求，只尽力于创造新社会的秩序。但是使他刻苦的动机也就使他刻薄，马克思说共产党主义是像命运一样前定的要出现的，这种议论，充满以俄罗斯人的东方特性，遂造出了一种和摩诃末（Mahomet）的初世教徒的不无相同的心境。他们的人是被残酷的压迫的，而且竟不惜使用以前隶属俄皇的警察的法子，许多这种警察都仍然用来作他们的旧业。因为一切恶都是从私产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当它征伐私产的时际，所有恶点，一俟它成了功，是要自动的消灭的。
这种见解实狂热的信念之通常结果。对于英人，此实益坚其自一六六八年以来英人生活所依据的那种信仰，便是，仁慈与容忍值过世界上一切的教义。固然，这种见解英国人并不把他应用于他种民族或被统治的种族。
我们看见一个很新奇的社会，自然要在历史上去找一个类似的时期。现在俄政府的不好方面，最近法国革命后之统监治时 Directoire 好的方面。最近克林威尔的统治。诚信的共产党人（老分子的诚信已由多年受的逋罚而不改行证明），很像清教徒的军人，怀抱着严刻的政治、道德的目的。克林威尔对于巴力门（英国会）的处置，不为不似列宁对于宪法会议的办法。他们两个都是从民主主义与宗教式的信仰之结合发轨，后乃迫于无奈，把民主主义牺牲于以武力的专政厉行的宗教。他们两个都勉力逼着国民为一种高度的道德及勤奋之生活，这种生活实非一般国民所能忍受。新近的俄罗斯生活，和清教徒时的英格兰一样，许多地力，是违人本能的。倘若布尔什维克到了失败了失败的理由，也要和清教徒失败的理由一样：因为有一个地方人觉得戏乐安闲，比一切别的好处合在一起，都值得多。
俄国现状比与实际历史上的事物更相近的，便是与柏拉图的共和国类似。共产党正当书中的“保护者”（Guardian），俄国的兵便是书中的兵。俄国现在这种家族改造的试验，差不多像柏拉图所提议的。我想所有世界上教授柏氏著述的人，都要否认布尔什维克，而个个布尔什维克，也要认柏氏为“有产党'（"Bourgeois"）。但是，柏氏的共和国与现在好一流的布尔什维克人，所正在努力创造的制度，竟有极端的密合。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内是贤人政治的（就是少数专擅），对外是黩武的，凡一少壮的贤人政治国的好处坏处，俄国共产党人都有。他们一方实勇敢的，富于精力的，能施令的，无时不预备着为国服务；但一方，又是很专擅的，对于平民寻常的顾虑也没有。就如对于雇用的人，常使之工作过度，又每非常不留意的驶行摩托车，危及街上人的生命。他们实际上是唯一有权力的人，结果遂享受无数的利益。他们大多数虽决不奢侈，但比别人实吃的好。只有在政治上有些重要的人，才能有摩托车或电话。铁路旅行之许可，在政府商肆中购物之许可（其价只有市价约略五十分之一），往戏园之许可，这一类的事，自然是有权力的人的朋友比常人容易得到。许多方面，共产党的生活比一般人民是较快活的。且最要的就是，他们的行动，不怎么受警察和非常委员团的监视。
共产党关于国际问题的理论是很单简的。以前马克斯预言的革命，就是全世界废除资本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虽然在马氏的理论上推来的，应该在美国开始，然现在已在俄国暴发了。在革命未动的国家，共产党的唯一职务是快使革命发生。现在共产党及资本主义的国家所订之种种协定，只能作为一时权宜之计，在哪一方面都不能算的真实和平。共产党以为不经流血的革命，无论在什么国，不能有真好的事情出现：英国劳动党虽然妄想和平的进化是可能的，但将来定要见到他们的错误。列宁曾告诉我，他希望看到英国有劳动政府，且愿意那些赞成劳动政府的人急起去做，但做法也只要把巴力门的无用，决绝的暴露于英工人之前。他以为除非无产阶级都有了武器，有产阶级都解除了武装，没有事能做得好。那些不注意鼓吹这一点，而另有举动的人，非为社会之蟊贼，即为被骗之愚人。
就我个人的见解，把上述的理论仔细称量之后，一方面虽然尽承认了他们所攻击有产级阶资本主义之恶迹；但一方面我又很反对他们这个革命论。第三国际会议（ThirdInternational）乃专为促进阶级战争与革命而设的组织。我的反对，并非谓资本主义不若布尔什维克所说的那么坏，乃谓凡由战争得来的社会主义，不论是何式的，他的好处总要少些，因为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的恶果，是必有而且很大的。而由战胜所得的好处却是一个疑问，拼命战争下去，文化的遗物光景是要失掉的了，而同时恨怨、疑虑、暴虐等等，却渐渐要变为人类关系上的常态。想打胜仗，必须要集中权力，而集中权力所生的恶结果，和资本集中所生的简直绝无差别。我不能赞成世界革命之运动，主要原因就是这一个。一国之内，若因革命而致生文化上的损失，还可以拿没有革命国文化之传播而补足之；要是世界一哄而卷人革命漩涡，文化可就得沉落一千年。但我虽不主张世界革命，我却不能不承认现在资本主义领袖国的政府正在尽全力促成世界革命。他们对着法、俄、印度，都滥用权力（别国暂不提及），这种行为很可以使世界沦于堕落，而所生出的恶果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人看见了怕的。
真共产党是彻头彻尾世界主义的。例如列宁，照我所能判断的，他关心于俄国的利益，并不比关心于别国的利益更切，俄国在现在固是社会革命的主人翁，因此对于世界是很有价值，但若俄罗斯与世界的革命之间须牺牲一个时，则列宁还是要牺牲俄罗斯的。这便是他们的正宗态度，他们的多数领袖是真这样。但是民族主义本是自然出乎本能的，因革命成功而有得色，虽在共产党的胸中民族思想也不免重复发长起来。因为波兰战争，布尔什维克已得到民族感情做后盾，于是它们（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的地位已非常的强固。
我只于莫斯科歌院中晃杜洛斯基（Trotzsky）一次。那时英国劳动代表正坐在当年俄皇用的包厢内。杜氏在对面房中和我们谈过之后，随去到我们所坐的包厢前，双捥着手站着，其时全场对着打欢呼。他就说了几句，又短又锐，如军用语的简切，举手向大众说“为我们在前敌的勇敢伙伴三声欢呼“。于是大家立时三声欢呼，其应声而发就好比一九一四年秋天初开战时伦敦市民的样子。杜氏与红军现在实已有很大的民族感情做他们的后盾。亚洲方面视俄罗斯之重新征服，不免复活了所谓帝国主义的观念，虽然有许多人，我能指出他们是这样的，听到我这样说，要发怒否认，然终不能讳其实在。对于权力有了经历，不免要改变原来共产主义的理论。掌握一个大政府机关的人对于人生的观念很难得像他流亡时一样。假若布尔什维克仍继续着当权，他们的共产主义恐怕要渐渐褪色，并要渐渐地愈弄愈像一个别的亚洲政府一一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政府。
《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目录 《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目录
赴俄之先，我想这次是去看一个新式代议政府底有趣的实验。凡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兴趣的人都晓得与那个自乡村会议起直至全俄苏维埃止底一串选举，这全俄苏维埃便是俄国人民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的权利所托根的。这些制度都告诉我们：有一个新而完备得夺得制度可以决定及表示一般意志的，已经被人想出来了。
我们曾希望研究的问题便是：在这一方面（决定及表示一般意志）看来，是否苏维埃真能胜过议院主义。
这个研究，我们到底不会办到，因为这苏维埃制仅剩一口气罢了。不论是在乡村，或是在市镇，竟没有一个自由选举制度可让共产党得多数。种种方法无非采用来备政府的候补人得胜利。第一，投票是用举手法的，因而只有在出头露角的人才投反对政府的票（即举手）。第二，没有一个不属于共产党的候补人能发印刷品，一切印刷工程都在国家手内。第三，他（反对政府者）不能开会演说，因为一切大会场都在国家手内。全国的报馆自然也都是官办的报纸，不许有独立的新闻日刊。虽然有这些阻障，门失维克（Mensheviki 少数党即与布党立于反对者）也能在莫斯科苏维埃一千五百名代表中占了四十名，这四十名是靠某等几个工厂选出，被处的选举竞争许用口舌。
莫斯科苏维埃虽在名义上是莫斯科一地的至高政府，实则只不过是一群的选举人担任选出四十个执行委员罢了，四十个中又自选出“Presidium”，就是那日日开会，握有一切权力的九个人。莫斯科苏维埃全体原定是一礼拜开会一次，但我们在莫斯科时，不会看见他们开会。"Presidium"则相反，是天天开会的。从此可见政府欲实行干涉执行委员的选举以及"Presidium"的选举、当然是极容易，我们一定要记好，因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式绝对地完全受禁，所以有效地反抗是不可能的。结果是莫斯科苏维埃的“Presidium”只包含了正统派共产党。
卡满南夫（Kamener）是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他报告我们，说补选（Recall）是常有的事，在莫斯科地方平均每月有三十次。我问他补选根据什么主要理由，他举出四个来：饮酒、调赴前敌（这是自然不能执行职务了）。选举人方面政策的改变，还有一个，不能在每两星期与报告于选举人，这件事是苏维埃中一切会员都要做的。以我所见的俄人说，恐怕都要犯这末项的罪。这是显然的，所谓补选正给了政府一个干涉的机会，但是我亦不曾找出证据。
乡村用的方法又略有些不同。我们不能保险说乡村苏维埃会员都是共产党，因为据我所见，无论在哪个村中，照例是没有共产党的。但是当我在乡村时问他们怎样在（比村大一些的）代表，或是怎样在Gubornia （比 Volost 大一些）代表，我得的回答常是：他们简直不曾代表些。这句话我不曾证实真否，或者这是一句过当的话，但是有一句话是众口相同的，便是如果他们举出了个不是共产党的人做代表，这位代表便不能上火车，那就不能列席在 Volost 或在 Gubcrnia 苏维埃。我曾见 Sarator 地方的 Gubcrnia 苏维埃开会。议场中代表的座位特排列的使市镇劳工代表占优越的形式，而且在如此一个重要的农业中心地点，竟让农人代表的数目比之工人代表出惊的少。
全俄苏维埃在宪法上是最高机关了，人民委员是对它负责的，开会期却少，而且逐渐地变为形式的会议，现在它唯一的机能，据我所能发现的，是不用讨论即核准共产党所预先决定的事项（大概是关于对外政策），这些事项宪法上明定应归它决定的。一切实权都在共产党手内，共产党的人类，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中占有六〇〇，〇〇〇人，我从不曾偶然见过一个共产党：我在街上或在乡间遇见的人，我和他们谈时，大都是说无党的。唯有几个农人的话不同，他们公然宣称自己是俄皇党。有一句话一定要说一说的，就是农人不喜欢布尔什维克的理由很不正当。据说——而且我所见的可以证明这句话很确实——农人的情形·比从前好了些。我在乡时，不会见有一个人——男人女人或是小孩——像是不曾吃饱。大地主是没有了，农人都得了好处。但是市镇和军队仍旧需要粮食供给，政府更无别物，只有用纸币来换农人的出产，农人拿了纸币很后悔的。俄皇所发的罗布要比苏维埃发的贵上十倍，而且在乡间更为通用，这是实情。虽然这些旧币是非法的，然而钱囊里满藏着的人常公然在市场上夸耀。
但因此推想到农人们希望俄皇复辟，我也不以为然，他们（农人）只是泥守惯习和不喜新奇罢了。他们从不会听说对抗；多数人竟不大晓得本国和波兰正开战。因是他们也不懂为什么缘故政府不能拿他们所需要的布匹和农具给他们。他们既已拿到土地了，并不知道他们邻国的事情，他们就想望自己的村子独立，对于无论何种的政府命令都很讨厌。
共产党内当然也逃不了政治组织（Bureaucracy）的常轨分做好几派，虽然外界的压力一向是阻止他们分裂的。我看来似乎可分为三个阶级。第一是老革命党，他们的商标是受过多年的苦刑。此班人大部占着最高的位子。牢狱和刺刑已把他们做到坚强不屈，执着自信，和自己国家宁是不生接触了。他们都是诚实人，深信共产主义将改造出个世界来。他们自以为完全脱离感情作用了，实则他们是最易起感情作用，对于共产主义和他们手创的军队。他们不能觉悟到事实上他们所创的不是共产主义，也不觉这个共产主义为农人兜诅，农人只要自己的地，旁的都不要。他们若找见官吏中有腐败的和饮酒的，他们处罚一点不容情。但是他们建立的制度却很能引人到小小的腐败，他们自己的唯物论（Materialism），总也要引他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腐败是一定要蔓延的。
第二是占有极顶之下的政治地位底人，大都是后生新进，热心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看见布尔什维克主义底物质的成功。和他们一起的一定还得算警察、侦探，和暗探，这班人大都是从俄皇时代传下来的，他们就乘着只有破坏法律方能生活这事实的存在从中取利。这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一方面。举个例，就是非常委员会（ExtraordinaryCommission），这团体实际上是独立的，有他自己的军队，这军队喂养得比红军好。这团体有不经审判即以阴谋或活动于反动革命等等罪名收押任何男女底权利。已有千多个人被它枪毙，不经审判，现在虽然面子上它已经失去判人死刑的权利，实际上可不能说它完全失却。它有侦探在各处地方，没有人不见了心惴的。
第三类不是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固定后才归附的，他们有的是出于爱国心，有的是想借这机会来自由发展他们的理想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这一班人中，也有像已成功的商人一般模样的人，这些人的能力很像美国自做托辣斯的有名人底能力，不過目的却不在金钱，而在成功与权利。我们可信布尔什维克已经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一类的有能耐人编进政府，使服务公事，而不许他们得成大财主，像在资本家社会内所做的。这是布尔什维克除了战胜以外的大成功。由是我们可以猜想：如果许了俄国成就和局，一个可惊的工业发展就要做出来，使俄国成了北美合众国的敌手。布尔什维克一切目的都在工业；他们对于近世工业件件都爱，除却过度报酬资本家是不爱的。他们所以要给劳工们以严厉的训练，即在使这班一向缺乏工业上习惯和诚实的人们得到一些工业上习惯和诚实，工业上习惯和诚实底缺乏便是阻止俄国成为一个形挑工业国底唯一原因。
《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启事
劝导农人供给市镇粮食这问题是俄国和中欧共有份的，据传闻的话，俄国对于这问题比诸别国并不更少成功。这问题在苏维埃政府是吃紧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城，其余的市镇都不很大，而且有一大半是位置在富有农产的县分底中心。在北方呢，即乡村地方底人民也要靠南方的粮食来供给，这原是确实的，但是北方人口也是很少。人又常说，供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粮食这问题是一个运输问题，但据我看来，这话只是一半不错。铁道上用的机关车以及车辆等等交通具诚然是严重地缺乏，尤缺乏修缮完善的机关车。可是莫斯科的四周是很好的地。据我坐摩托车周游莫斯科临近地方这一天的所见，觉得母牛出的奶足以供给莫斯科全城的小儿，虽然我所见有这些地方时儿童病院不是农场，却已有这许多牛了。
出了重价，便无论何物都可出市场上买的。我坐俄国火车旅行，走的路着实不少，见有很多的好车辆。就这些理由，我觉得敢信那些说俄国运输问题响及粮食困难这句话有点过甚其词。自然的，彼得格勒的粮食短缺更甚于莫斯科，其缘故运输问题也占有一大部，因为粮食大半是从莫斯科以南来的。在彼得格勒街上所见得人大部显然有不饱食的神气。在莫斯科就少见此等人了，但可说，虽不至挨饿，总不能饱食，这现象无疑是几于普遍的。
凡在市镇工作的人，受政府供给一定的低值的口粮。公文上虽说是致府有粮食的专卖权，口粮是足够维持生活的。其实呢，口粮是不足的，而且只占莫斯科的粮食供给底一部。据有些人的怨言，我可不知如何的确实，甚至说口粮颁发全无定期；又有些人说，隔日发一次。在这当儿（口粮未发），不论贫富。几乎人人要到市上买食物吃，市上的事物可就要比政府所定的价格大上五十倍左右。一磅重的牛油值到一个月的工钱。人民用尽种种方法以求可得额外的食物。有在额外时间之外专做工的。因为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虽只每日八小时，而这八小时工的工钱却不是能活命的工钱，所以无法可以阻止工人们于正当工作之外另寻工作。但是普遍所用谋得额外食物的方法还是所谓“Speculation“这法子，就是“贩卖”。这是从前富有的人出卖衣服家具珠宝等物换取食物；买者从中赚了几个钱又卖给一个人，为此转辗贩卖，有时候多至经过二十多人，方到了一个真买主的手里，这买主非富有的农人，便是很富有的投机商人。或者那些有亲戚在乡下的，他们就时常下乡探望，回镇时便带了一大袋面粉回来。私人带着粮食进莫斯科是法律所不许的，所以常在火车上搜查，但是带粮食的都是腐败狡猾的人，便往往能不被查出。市场上卖粮食也是犯法的，警吏时时要来查抄，但也是照例躲过一刻即算了事。所以，禁止私商的结果反使私商买卖大增，比资本主义的国家更甚。须待很久的日子才或者能办得更好些，又因为是犯法的，莫斯科的全体人民简直是常在警察威权之下，仰化鼻息。还有一层，现在是全靠从来富有的人底一点藏货，将来一旦这种藏货一尽（额外粮食便绝对不可得），全制度将立现崩坏，除非到了那时，已经再造好，立于不败的基础。
这种情形不无满意很明白的，但是从政府的立脚点看来，便不容易看见什么事是应该做的。都会的工业的人民大部分是在进行政府的工作和制造军需给军队。这些是最要的功课，开支应在赋税项下支出的。如在农人身上收一笔适中的赋税，便很容易供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粮食。不过农人们对于政府或战争是没有兴味的。俄国土地太大了，此一部受人侵略，他一部简直觉不到；农人们又太欠缺知识，不能有什么民族的自觉，如英人、法人，或德人一般。农人不见得肯只为了民族的自卫，便情愿拿出他们出产物的一部分来，唯有为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如布，农业器具等等（才能够让他们情愿拿出来），这些东西，政府因为受了战争和封锁的亏，是供给不来的了。
当粮食短缺到极点的时候，政府会强制农人平均摊认输助粮食，红军会很严厉地执行这法令。现在这方法是已经废弃了，但是农人仍不是情愿地卖他们的粮食来，这是当然的，他们也见得纸币不值钱，况且私商的价格又要比政府定的高得多。
粮食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受人一致反对底主要原因，可是我竟不知还有什么四面玲珑的政策可以采用。布尔什维克不为农人喜欢，因为嫌它们在乡下拿了这许多粮食去。它们又不为镇上人所喜，因为嫌它们拿来的这样少。农人所要的就是所谓自由交易，就是农产物不受（政府）支配。如果这个政策见采用了，市镇就要完全饿死，不单是挨饿忍苦罢了。那猜想农人们对于Entenle条约含有敌意的，简直完全误会。七月十三日的《每日新闻》说的“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农人渐渐恨着各契约国了，而对于此邦（英国）尤其”一段话，要不是说的不对实情，倒是很好的一段评论文章。俄国真正的农人绝不会听人说过什么契约国或是英国。他不知道有封锁这一回事，他所知有的只是：他本来有六只牛，现在政府减少他至剩一只，把其余五只给更苦的农人了，此外又知政府用极低的价钱买他的米（除了他一家家族所需的米不买他）。至于政府此种行动的理由不能使他生兴味，因为他的地平线是限于他自己一村之内的。说得广泛些，可说每一个村是一个独立的单体。政府只要能得粮食和需用的兵，便可两不相犯，随着这古老的乡村共产主义自己存在，那是异常的不和布尔什维克相像，而且是完全依在极原始的文化阶级的。
政府代表的是都会及工业人民的幸福，他好像是一个营盘扎在农人民族的中间，他们中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政府的，倒不如说是外交的或军事的。譬如在中欧的经济地位是利于国家而不利于市镇的。如果俄国行使民治主义，依大多数的意见而治国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人民只好饿死。因为是如此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有了国中全部的内政权军事权应他们的需要，刚巧能够办到生活。
俄国厖然巨观的一个大而强有力的帝国，外相是极好看的，但是中心是糟的不可言。那些产业很小的人，权利却很大；他们能够活着，也惟在他们有过度的权利。这个情形，根本上是因两个事实所致：一是因为人民的工业能率几乎全部放在战争身上了，一是因为农人不了解战争的重要，也不知有封锁这回事。
我们若拿布尔什维克所不可能免避不满意而困难的情形来责骂布尔什维克，这话是废话。他们这问题只要在下面的二个方法中取得一个便可解决（而且也唯有如此方能解决），这两个方法是：（一）停止战争与封锁，那就可以使他们能够拿货物供给农人来换粮食；（二）渐渐儿发展一个独立的俄国工业。后一法恐是很慢的，而且也恐有许多困难，不过俄政府中的能干人相信这是可能的，如果竟不得和平。如果我们拒绝和平与通商，迫俄国上这个方法，我们将失却与俄联络友谊的唯一介绍了；这苏维埃国家将得借口以努力煽动各处的革命，我们反无言可以责它挑动革命了。但这是个大问题，最好是留在结论里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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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尝偶然说到布尔什维克派不满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得常常记好，这是全因为俄国的工业生活除却供给军队需要的工业而外，全都破坏了的缘故。也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得不尽力对付残酷的国内外战争以及不绝的内乱恫吓底缘故。由于这等困难自然生出剥夺，限制自由等等事来。无论如何，我是很信只要一个方子就可以医治好俄国所受的一切罪，这一个方子便是和平与通商。和平与通商可以止却农人们的仇视心，可以使俄政府立刻弃却武力来依靠民意。政府的品性也会立刻就改变。现在正推行的工业征调便也成为不必要了。那些求有更自由的精神底人们也能够露脸说话不被疑为帮助反动派或敌国了。粮食困难也就会没有，现在市镇上所用的专制制度也就随之没有了。
普通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底人都说在俄国建立他种形式的政府是很容易的事，这句话我们必不可相信它。依我想来凡新近曾到俄国去观察一回的人个个相信现政府的基础是稳固的。如无列宁，或许经过内部的发展滞后，便容容易易地变成一个“滂拿伯”式的军国专制政体。但是这个变换只是内部的变换——或许不是很大的变换——恐怕不大能够改变经济制度。以我所见底俄国人品性以及那些反对派而言，我竟因之很信俄国初无需强有力政府之必要，不用任何式的民治政体。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已宛然是西方急进社会主义联盟底代表，这一点是最受人严重批评的。依我的意见，他们并不成国际问题。但是若以一个民族政府，继彼得第一之后的，看他们，他们正干着必要的一一虽不为人所喜的一一功课。他们正尽其力之所能，引进美国的能率（Efficiency）到懒惰而又未经训练的人民中。他们正预备用国家社会主义这方法去开发国中的天然富源，这话在俄国是常听到的。他们在军队中正淘汰不学的人。如果和平成功，他们更要处处大做其教育事业了。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拒绝和平与通商，我也不以为布尔什维克会干不下去。俄国将忍苦耐劳于来日，如过去数年一般。俄国人习于愁苦，西方民族没有一个及得来；他们能在我们所不能忍耐底情形下生活做工。其政府将一日甚一日的由仅仅的自卫政策而进于侵伐政策，Entente条约逼迫德国解除武装并许波兰卷人不祥的战祸，实是完全把德国赤露出让它受俄国底侵略一一一军队的和印刷品宣传的侵略。亚洲也全部开着等布尔什维克的野心来。前俄罗斯帝国底亚洲的一部几乎全都在布尔什维克很紧握的手掌中。火车直通到土耳斯担（Turkestan），照常的迅快，我曾见有从那边来的棉花装到Volga汽船上。印度和红军接触也不过是几年内的事。如果我们尚欲继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哪一个政府能够止住他们在十年之内取了全个亚洲去。
现在俄国政府不是帝国主义为精神的政府，要和平，不要征伐。俄国是倦于战争竭于物品了。但是如果西方列强固执欲战，俄国政府底别一精神，那是已经见有端绪的，便欲变成极有势力。于征伐和降服二者之中挑一个，将只挑征伐来代替降服了。征服亚洲光景不是难事。可是我们完全糟了。大陆上有的，将是革命内乱和经济大变。所以，用武力压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底政策总是又愚笨且不正的政策。这政策现在已成不可能，满储着不祥了。似乎好像我们的政府已经起始觉着这危险，我们希望它的很真切，足够加强他的见解，去抗反对者。如果不然呀，此次大战便只算是将来大决裂一个引线，比较起来，仅是前哨的小接触罢了。
相信布尔什维克者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助者对于这将来的事，自是很镇静不怕的，因为他们相信终结能建立共产制度，把世界现有的罪恶一齐扫光。这话我却不能相信。我对于共产主义是信仰的，但不能信仰那种集中大权于少数人手内底共产主义。依我意见看来，公平分配权力正和公平分配物质原料一般地重要。一切的经验都指出：可长托以大权的人是很少的。如果俄国赢得了和平，则自由而得人心的政府在战时被压的自由思想将复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初期的劳工控制工业或者可以再见。但如继续战争，便不得不继续“迪克推多”，那些统治者便迟早终必要用他们的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特殊的经济地位。这事是已经有几分征兆；高位的共产主义者底生活，已比民众略为舒服安适了。不过就通体说来，俄政府委员得到这一些安适也不为不公，他们比诸西欧列强政府诸公自然工作的时间也要长些，负担也要重得多。
虽然如此，这也怕不是能长久的事。虽然现在在俄国握权的人大部是极热心的共产主义者，曾经表示愿为了他们的信仰牺牲一切。但此等人总有一天要让位给其它不甚热心忠于主义而甚能利用机会的人们，他们可就要和一般实行政治家一样，把地位当作实在利益般看待了。此辈如找得了兵队来济恶，便不难以一道命令，给统治者的贵族阶级以大薪俸和特别的私产。他们方在成功，那腐败和掠夺底机会也就继长增高地跟了来。这种的诱惑，我不信会能永久抵当得住。
布尔什维克有完全的理论包括在第三国际说（The Third International)内，据说，共产主义可拿努力的少数人（“迪克推多制”）的手段在各处建立起来，和俄国一样。这理论又补足一句道，当一切鼓吹主义的大兵器一一尤以教育及印书馆为最大的一一尚落在资本家手内的时候，要转移多数人心是不可能的。这一辩很是有力，能够切实指出用和平手段以建立共产国家是极端的难事原是不错的。错却错在说的共产主义一一任何稳固的或要得的形式的共产主义一一能够以少数人的“迪克推多制”来建立，这一句话。在政治理论上说来，这是必须顾到所谓心理的动力（Psychological Dynamics），就是说人的目的与信仰底变换是由于外界情形的先变换来的。人既有了掌握权力底习惯，得权力实在可喜，舍不得放弃它，这是差不多人人如此的。如果握权者本就不得人心的，他还欲自已怂恿自己，以为他握权在上，实在是为公共幸福所必不可少的。然而问他确是自己真不明白，或是假借这话来欺人，他一定要牢握这权柄，非到为武力逼迫放手是不肯放手的。共产主义的少数人（如俄国的），如果一旦得到了军事的“迪克推多"，虽然起意时是不想永握大权的，却终要走到这条路上，不肯放手了。设有几个能奋斗有能耐的人，有大帝国和大军队供他们玩弄，那他们一定会找个借口说明他不得不大权独揽的缘故。而且权力最大的人，倘然是要钱的，往往又能有最多的财产。他们是迟早要出于此途的，那时，共产主义的可望的好处全都失掉了。
因为这些理由，并因温和主义的理由，我不能跟了布尔什维克的哲学走，也不能使我相信他们所说的放弃民治主义的缓慢方法，信任民众暴动。
俄国是个后进的国，还不配用平等合作底方法，这方法是西方诸国所求以代替政治上和工业上底专断权的。在俄国呢，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或者是多少免不了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就他们大体下批评。不过可说这种方法不是合宜于先进国底方法，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要去看他们样，模彷他们，这可就是不必退化而退化了。如果我们的反动派人冒冒失失地迫得社会主义者去采用这种暴烈的方法，这就是不可恕的大错。我们所有一份的文化遗产和互让精神，那是我们所引以为重，亦是世界所引以为重的。俄国的生活往常本是可怖的残酷的，和我们的简直相差天渊，然大战之后，这种的恐怖和残酷竟有要变成普遍的样子。这是新来的危险。由于两方面的互让，我看英国有希望能免去这危险。但是我们且莫乐着，应知布尔什维克唱的浪漫喜剧不一定能收梢到底。他们既不是被人崇拜的天神，也不是受人驱逐的恶魔，他们只是勇敢有为的“凡人"，方用极大的智巧企图一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业。
《游俄之感想》原文
我到了莫斯科，立刻就见列宁。用英国话讲谈，列宁说英语说得很好。翻译是有一个的，不过难得用着他。列宁室内很简单，一张大书桌，墙上几幅地图，两架子书，还有一张安乐椅和二三张硬板椅，那是预备来客用的。显然可见列宁不喜奢华，甚至不喜安适。他很和气，显然是率真而全无一丝一毫排场的人。如果不认识他的人碰见了他，决不会想到他是握有大权的人，甚至决不会想到他是有一些名声的人。这样谦卑自下的人我从不曾碰到过。他很亲切地对来客看，他看时啖着一只眼，好像是賧了一只便可使他一只的透视力得到可惊地增加。他笑得很多，起初我尚觉得他的笑是出于好客和娱客的意思，但是渐渐儿我得他是狞笑。他是专断的，镇静的，不怕并独研不倦一个复合的理论。我觉得唯物的历史观是他的生命血。他在求知一个理论，并怒人误解或不赞成这理论时，好像一位大学教授，他的爱注释，也很像大学教授。我知道他蔑视许多人，他是个知识上的贵族。
我问他的一个问题便是他承认英国济情形和政治情形的特点到如何程度？我急要知道是否鼓吹暴力革命这件事是加入第三国际劳动党者所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因为别人还要正式问，所以我不直接提出这问题。他的答语不能使我满意。他认英国现在很少革命的机会，工人们尚不会厌恶巴力门政治。但是他希望这结果（革命），或可从一个劳工内阁带出来。他想，如果亨特（Mr.Honder Bon 英国劳工党首领）做了首相，一定不会做出什么重要的事来；于是己团结的劳工，他这样想并这样相信，就要转而革命了。据这理由，他愿他的助手在英国者，竭尽能力去弄得一个在巴力门的大多数；他不鼓吹不加入巴力门的竞争，但以为加入应抱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得巴力门成为显然可恶的东西。我们大半的人所见以为暴力革命在英国是不想望他来并且不一定来的理由，他不介意，而且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有产阶级人的成见罢了。我提起凡英国所可能的都不用流血得到这一句话，他听了时，他一句撇开，以为是妄想罢了。我又知道他全不知英国的心理见解。实在说罢，马格斯主义的全体倾向都是违返心理的见解，因为马格斯主义把一切政治上的事项都归到纯粹的物质原因上去。
其次我又问他，在含有如此大多数农人的国家内建立共产主义，以他想来，是否稳固。他承认这是很难的事，又笑着讲强迫农人拿出粮食来换纸币去。他看得俄国纸币之不值钱像是一桩可笑的趣事。但是他说，那是不用怀疑是确实的，一到有货物可给与农人的时候，自然一切事都会自己平定起来。要办到这一层，他想在工业中应用电气。他说，这是俄国最需要的，但需十年工夫方可以办得完成。他很高兴地（那是他们大概相同的）讲到用泥炭以生电力的大计划。自然他也看到开放封锁是根本救济法，不过他不很以为开放封锁能彻底办到或立刻办到，除非别国内有了革命。他说，布尔什维克俄国和资本家的国家间底和平一定是常常不坚固的。列国为了厌倦及相互间的不和，Entente得可引进和平，不过他觉得这和平只有短期的延长。我看出他对于和平及开放封锁这两件事的热心，不及我们这边热心多了，这是一切共产党领袖相同的。但他相信，除非经过了世界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废除，没有一件有真价值的事可以得到。我觉得他看得和资本家的国家重复通商这一件事仅仅是价值无定的缓冲策略而已。
他说明农人中间富者与贫者的分界，政府鼓吹贫者去反抗富者，指导暴烈的行动，他说来很似津津有味的。他竞至说，加于农人方面的“迪克推多"或者要继续很久，因为农人们都求自由交易（按自由交易是指不由官买官卖）。他说，他从统计表（那是我很相信的）上晓得农人们在这两年来，吃的东西一天富足一天，这是他们从来不会享受过的。“但是他们还欲反对我们"，他说这句话时略有些不愉快的神气。我问他如何回答批评家说的他（列宁）建立在农村的，不是共产主义却是、迪克推多。这一句话，他答道那个很不是实情，但他不说出实情是什么。
我最后问他，如果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重新通商这件事办成功了，是否会造成资本家势力的中心而使共产主义更难何持？以我所见到的说，愈热心于主义的共产党都很怕和外边的世界有商业上的往来，因为这件事能引进邪说的浸润，使现存的共产制度几于不能存立。我要晓得他是否也有这个感觉。他说通商后自然要生出难处来，不过比诸战争总要好些。他说，两年之前，他和他的同事都不会想到他们会在全世界的对敌中长命到现在。他以为这长命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各民族互相妒忌和利益冲突，也靠着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力量。他说，当布尔什维克拿传单（宣传革命的传单）来挡排炮的时候，德国人会大笑他们，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已经证明传单的力量要比排炮大得多。我不想他会承认劳动党和社会党曾在这件事里出过一份力。他好像不晓得英国劳工的态度确曾阻止对俄大战的可能，这态度实在是使政府不能不秘密做事，并且大声说谎否认的。
他说起Lord North cliffe的攻击很快乐，他愿意送一个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徽章给他。他又郑重说，掠夺的控诉也许能震骇有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却受到了相反的效果。
我想，如果我遇见他时不晓得他是谁人，我绝不致猜到他是一个大人物。他的太固执和狭义的正统派社会主义使我大吃一惊。据我的想象，他的勇力都是从他的诚实、勇敢，以及不可摇动的信仰出来一一这是马格斯福音的宗教般的信仰，代替了基督教殉道者天堂的期望，只除是更少些唯我观罢了。他不大爱自由，正和屈服在狄欧可里淫威之下而一旦得权便欲报仇的教徒一样。光仅相信有一个包医百病的药方能把一切人类的病根统统治好底人，和爱自由是格格不相人的罢。如果真是如此的，我不得不反觉得西方底王权式的温和是可喜了。我到俄国时自信是共产党，但是既和这些无疑于共产义义底人接触了，我反加多了一千个疑团，不但怀疑共产主义，并怀疑到人们不惜忍受许多愁苦以坚求达到的一切信条。
杜洛斯基(Trotsky)共产党不当他是和列宁同等的，他的知识和人才（虽然不是他的品性）对我所留的印象更多。不过我见他的次数很少，也许这印象是不中肯綮的。
他这人，眼是尖利的，有军人的气概，开明的知识，和磁石一般能感动人的人才。他生得很俊秀，有美丽的蜷发，妇人见了没有一个不爱的人。他不受人反对的时候，脾气也是很好的。我看他这人（也许是我看错），好名甚于好权力一一这是艺术家和名优所好的一种名。我不禁将他和拿破仑相比较。可是我并不含有要估量他信仰共产主义坚否底意思，他对于共产主义光景一定是很忠心很坚信的。
和这两个人大相反的便是哥尔基，我在彼得格勒时和他见过一面。他卧在床，显然是心绪悲丧而且快要死了。他求我，以后对人说俄国时，不论说什么，总要注重说俄国人受了痛苦了。他是赞助现政府。如果我是俄人，我也欲如此做，并非因为俄政府一无错处，乃是因为若再换上一个一定更要不好。人都可以觉得他是爱俄国人民，很感于俄国现在苦况的难受，很觉得纯粹马格斯派信仰之无谓。我觉得所见的俄人当中，他最可爱，最可表同情。我想多听他说些他的见解，但是他说话时很困难而且又咳嗽得厉害，所以我也不便久留：我所见的知识阶级人一一可怕地受着痛苦的一个阶级一一都表示他们对于哥尔基的谢意，因为哥尔基为他们做了许多事。唯物的历史观到处应用，但对于文明的高等出产物也要留神些，才是个救济。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在艺术上出过大力，但是他们除开保存已有的艺术外，我不能发现他们做的事。我把这问问题曾对一个布尔什维克说，他听了发怒道：“我们没有时间顾到新艺术，也没有时间顾到新宗教"。俄国现在的空气不能培植艺术，这是免不得的，因为艺术是“无政府的"而又反抗秩序的。哥尔基已把一人所能做的尽力做了，去保存俄国的知识和艺术之命脉。但是他是快要死了，或者俄国这命脉也快要死了罢。
听说罗素发表了这篇《游俄之感想》以后，受了各方面非常大的反响，守旧党大高兴，他大概很懊丧，英国首相鲁意乔治在下义院宣布对俄政策引他的话为据，他的懊丧可知。Soviet Russia 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很挖苦他，我们打算译登下期本报。罗素也在七月二十四日底 Nation 内有一段附白如下：“上星期六登出我的一篇文章底末句不意生出了一个误解，那就是俄国政府对于艺术不措意或竟有敌意。这不是如此说的。俄国政府善视艺术更甚于我国政府。我在那一句里提起底意思是说俄国人心理上的空气是很难长育艺术的，但我不曾说俄政府对于艺术家不好好看待。”
记者 附识
（原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05.18－1970.02.02），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很多人将罗素视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而与此同时罗素的许多政治立场却又富有争议。
罗素曾访问苏联，会见列宁；受梁启超邀请，他于 1920 — 1921 年间到中国讲学 9 个月，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推进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罗素热”风靡全国。
他一生著述七八十种， 1950 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雁冰，即茅盾（1896.07.04－1981.03.27），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
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子夜》《虹》《霜叶红似二月花》，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包括《春蚕》《秋收》《残冬》），散文《白杨礼赞》《风景谈》，文学评论《夜读偶记》等。
题图为罗素，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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